【作者】刘相美，河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街头诗运动成绩突出，街头诗作为媒介算不上性能优良却仍风行一时，原因正在于其战斗性、诗性与人民性的特质。“破壁人”的存在使街头诗在易于湮灭的同时获得战斗性内容与媒介意义，“造壁人”的书写、张贴行为被视作战斗的一环，成为街头诗最具说服力的信源佐证。街头诗的“悬置”诗性使自身呈现多种样态的同时，也赋予其承担不同宣传任务和因时而变的可能。借助以墙壁为主体的媒介符号矩阵，街头诗最终得以通过多种转喻机制作用到为人民赋权的革命进程中。政治性、战斗性、诗性最终统归于人民大众，人民性成为作为媒介的街头诗的终极价值指向。
作为战争环境下一种特殊的文艺形态，街头诗首先出现于延安。“1938年8月7日，由‘战歌社’和‘战地社’发起的第一个‘街头诗运动’”，而“晋察冀的街头诗运动成绩最为突出”。作为媒介的街头诗到底如何运载信息，观念如何通过媒介化为实际的战斗力量，其作为媒介有何主导特性，仍是一个值得作进一步探讨的论题。
一、“破壁”下的“造壁”：街头诗作为媒介的战斗性
学术界对“街头诗”所指代的内容已有共识，但就其载体性质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有的研究者认为街头诗写在“易于湮灭的介质上”，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街头诗的物质载体质地较重、耐久性较强。
街头诗到底是“易于湮灭”还是“耐久较强”？笔者认为，处在晋察冀边区历史现场的街头诗是易于湮灭的。街头诗易于湮灭的原因在于“破壁人”的存在。以下史料可作依据：我们在涂得粉白的墙上写上：“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敌人出来扫荡，把它擦去，另写上：“剿灭共产党八路军”；我们把敌人赶回王八窝，把他们的标语擦掉，又写上自己的。在接敌区，敌我形成拉锯，一块墙上，擦标语和写标语反复多少次。
墙壁固然质地厚重，可以穿越时间，但在战时历史语境下，街头诗是极易被敌人察觉、摧毁的。“破壁人”的存在导致街头诗作为媒介的易逝性，这一特质影响了街头诗传播的每一个环节。媒介即讯息，在民族危亡之时，被反复争夺和书写的街头诗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这不仅体现在街头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别具有的反抗性内容上，更体现在以党和群众作为“造壁人”的书写行为中。
因战争形势的变化，街头诗媒介所处的阵营空间易于变更，街头诗便具有了“守城”与“破敌”的战斗性质。在我方军事控制区域，“造壁人”主体将其书写行为视作战斗行为。在这里，街头诗作为媒介被重用是因其经济、便捷、易于传播的特质恰好满足了传播者的需求。
造壁人在战争前线乃至敌占区张贴的街头诗，是极易被撕毁的。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因“破壁人”的存在，传播链将在短时间内被阻断。但绝境之中的张贴行为本身就将作为信息被传递出去，引发更多的讨论与传播。可以说，在晋察冀边区正是因“破壁人”的凶残致使街头诗易于湮灭，反而更加激发了街头诗的战斗性。
二、诗性的嬗变与悬置：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街头诗
在街头诗的发展中曾出现概念化、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在街头诗发展初期，人们对其艺术性重视不够，往往将街头诗等同于标语、口号，强调其政治性、通俗性，短时间的盛行之后，便引起了受众的厌倦。“人们忽然产生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即：街头诗不过是一种充满说教味的政治空喊，是对大所共知的形势和政策的肤浅解说。”诗性的缺失使得街头诗无限趋近于标语、口号，受众因而渐渐感到厌烦。
而街头诗之于标语的不同正在于其特有的诗性，尽管强调政治性、通俗性，但街头诗的根底仍旧应该是“诗”。这在《街头诗歌运动宣言》中有清晰的表述：“假使要我们情绪更来的丰富，内容更来的具体，而且可以使人容易了解的话，那末，一首抗战大众诗比一句政治标语，在某些地方，就更能发挥效力了。”相比于标语口号来说，街头诗情绪丰富、内容具体、更易接受，这直接触及了街头诗的诗性内涵。
政治性与文学性的纠葛始终存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无论是对街头诗的公式化概述还是批评反思，都建立在现代性的诗学范式之上，换言之，对街头诗的倡导与省思均是以印刷文化和文字阅读为核心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街头诗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历史的“中间物”，在战争环境中呈现出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悬置”状态。《讲话》的发表与深入群众的经验无疑是影响街头诗诗性发展的重大因素。街头文学与口传文化的基层诗学地位得到了合法性认同，这也使街头诗开始回首汲取民间诗学传统。
民间诗学范式的显性回归，是以群众固有的听觉与身体记忆为媒介，嫁接以新的宣传动员内容。街头诗在借鉴民间小调等传统形式的同时，仍然坚持着现代性的大众化诗学探索道路。如果说民歌小调体承担着普及的使命，那么从五四顺流而下的自由诗体则承担着提高的任务，群众化的诗学道路不能“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群众也需要提高。
晋察冀边区街头诗的写作贯串整个抗战时期，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群众的效仿参与，这与街头诗的多质性密不可分。正是这种“悬置”的诗学状态，让街头诗能够承担不同的宣传与教化任务，同时又具有因时而变的可能，也为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众打开了诗的大门。经过文本通俗化后的街头诗，在满足教育者对群众的启蒙的同时，也为由此展开的群众化诗学探索提供了范本，其他诗体（例如枪杆诗）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三、赋权与撒播：街头诗作为媒介的人民性
将街头诗视作媒介，应聚焦于街头诗与同时期其他媒介相比不同的特性。当然，无论是战斗性、诗性还是人民性，并非特属于街头诗，分析其媒介特性是要探究其独特的内生逻辑。
从人民性的角度来看，街头诗最根本的指向在于组织与动员群众实现自我觉醒，并将主体地位赋予人民。史塔说：“街头诗（墙头诗），就是要把诗歌贴到街头上，写在墙头上，给大众看，给大众读，引起大众对诗歌的爱好，使大家也来写诗。”可以说，组织与动员群众参与街头诗的创作和阅读是街头诗人的一致目标。组织、动员群众自发写作与欣赏街头诗，从根本上讲是让群众觉醒并获得文化乃至政治上的主体地位，是一个“让无声者发声，为无权者赋权”的过程。
街头诗在媒介层面到底有何人民性优势呢？“传播媒介的固定化与传播受众的流动性”是街头诗与其他同期媒介相比较突出的传播特征。受众的流动性将街头诗与纸张、书籍等可被随身携带的媒介区分开来；依托于墙壁、岩石等固定物体，街头诗能够以不加复制、矗立等候的姿态静待参阅，这与广播、电视等现代化大众媒介的无限复制、主动呈现又有极大不同；进一步讲，与同样张贴、粉刷于墙壁上的标语、口号相比，街头诗又以诗性与其各分轸域。街头诗的独特撒播模式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媒介特性之上。
出于节省纸张和油墨的现实需求，传播者选择了这种经济、可行、便捷的传播媒介，尽管街头诗风行一时，但始终是作为印刷品的替代物而得到重用的。环境越是严苛，墙壁越能够派上用场，可以说，墙壁宣传物是形势严峻时的最后一道媒介防线。对于街头诗书写的相关派生行为——在张贴街头诗后就地围观、朗诵、讲演，吸引大批群众进行讨论、传播、再创作，将街头诗辑录成书、刊载登报等，应视作对墙壁媒介撒播模式中不利因素的弥补与改进，同样也是“悬置”诗性的归宿所在。田间说：“群众能懂得街头诗，虽然这懂得的程度有限。但是如果把街头诗朗诵出，很少不能懂。”街头诗的书写现场往往也是群众围观下的朗诵与演讲现场。
与宣传标语的确定性、理性化表达不同，街头诗以其个性化、情感化、具象化的表达吸引受众。街头诗的信息传递可称作一种“寓言式”的撒播，它通过个性表达直接诉诸人的情感和人脑中的“拟态环境”，从而产生感性的集体政治文化认同。此外，街头诗工作的开展又尽可能地依靠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获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体验，从而激发其政治参与、抗战救国、建设边区的热情。
总之，以街头诗作为研究对象，并非仅仅发掘并论证其媒介优势，而是要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找出传播的本质逻辑，描述媒介的主导性质。在20世纪上半叶，广播已登上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街头诗作为媒介实在不能算性能优良，但街头诗仍风行一时正在于其战斗性、诗性与人民性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最终全部指向人民大众，人民性即是作为媒介的街头诗的终极价值指向。
文章摘自《河北学刊》2023年第6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