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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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学的近代误读与校验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4年第1期 发布日期: 2024-03-22 浏览次数:

作者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作为与近代(晚清民国)在时段上最为毗邻的清代史学,在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被频繁地拿来与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概念和现象进行类比和对接,难免造成了文化涵化中的“误读”现象。如新民本思想被误读为欧洲启蒙思想(特别是社会契约论),乾嘉考据学被误读为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则是当时学界的普遍认识,属于普遍性误读;而如王夫之“生计自由”观被误读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章学诚史学理论被误读为唯物论这样的认知,只属于个别民国学者的特殊理解,属于差异性误读。如果说差异性的误读只是属于学者个人的特殊理解的话,那么普遍性的误读则是一个时代学界的共识,常常形成学术思潮和社会浪潮。误读的产生是因为清代史学与西方史学之间存在着内容、形式、方法等多方面的相似性。“误读”在交流初期,客观上推动了中西史学的交流,促进学术和社会的近代转型,但在后期则造成中西史学深入交流和国人精准理解西方史学的障碍,于是对误读的校验随之展开。近代中西史学的交流,正是在这种误读—校验的发展中,不断得到提升。

一、清代史学普遍性的近代误读

近代中国人在用清代史学与相似的西方史学进行对接时,会出现两种情况:即普遍性的误读和差异性的误读。前者是指近代学界普遍认为某类清学与传入的某类西学相似,从而进行一致性的比附;后者是指近代学者由于个人经历、学术素养、政治立场等方面的不同,而对某类清学与外来的某类西学进行特殊的比附和认知,这种比附并未获得其他学者的认同。普遍性的误读,往往反映了近代学界在以清学对接西学上的普遍认同,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学术浪潮。普遍性误读的出现,是近代中西史学“碰撞—交融”潮流激起的主要浪花。第一,将清初“新民本”思想误读为“启蒙思想”。晚清民国时,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章太炎、刘师培等一大批学者普遍将清初思想史上的“新民本思想”误读为欧洲171 8世纪的“启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契约论”和“民主”思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反对君权、重视相权、学校议政的思想资源,被一致性地比附为卢梭社会契约论、君主立宪制甚至民主共和思想。除黄宗羲外,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的思想,也常常被晚清民国学者误读为欧洲启蒙性质的民主思想。第二,将清代“古学复兴”误读为“文艺复兴”。近代学者在描写清代学术史发展的曲折历程时,普遍将它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比附。第三,将清代乾嘉考据学误读为科学实证主义。受这股将乾嘉考据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相比附的潮流影响,章学诚、崔述这些在当时并不被考据学派所重视的学者及其观点,都被误读为科学实证主义史学。对清代史学的普遍性误读,是近代史学转型中形成的新学术浪潮的反映。在西学影响下,与之相应的清史现象被选择出来,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聚焦。

二、清代史学差异性的近代误读

近代学者在将清代史学对接西学时,既有上述普遍性的误读,也有差异性的误读。对于清学与西学之间的联系,不同的人,由于个人经历、所受教育、所站立场不同,会对同一现象产生不同的理解,呈现误读上的差异性或特殊性。对于王夫之思想的认识,在普遍视为与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相类的“启蒙思想”和社会契约论的同时,也有学者进行了特殊的解释。民国学者曾将王夫之的思想与西方哲学家费尔巴哈、德国近世理性派和17世纪“廉价政府论”派的思想进行挂钩。但是上述比附,并未得到其他学者的广泛认同,属于差异性的误读。

对于章学诚的思想,近代学人除了将其“六经皆史”误读为科学实证主义的观念“六经皆史料”外,还误读为与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相似的思想。留美归国的何炳松,用所学的西方概念解读章学诚的言论,进行新的认定。受到何炳松这类留洋学者的鼓舞,梁启超将章氏史学特性阐释为历史哲学。严格来说,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无“哲学”体系,将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解释为类似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个人误读的结果。还有学者将章学诚“记注”与“撰述”关系的理论,与德国、英国和法国关于史料与史学关系的理论相联系。罗家伦曾指出,西方选择和保存史料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长编”有相似之处。“记注”与“撰述”关系的论述,与英、法、德等西方各国的相关论述,固有部分相似,但其间的差异也大,罗家伦将二者相等同,具有误读的成分。

有的民国学者甚至将章学诚的理论误读为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观念。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理学家,他提出史德观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但民国李长之却将其思想阐释为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理论。

三、清代史学近代误读的原因

清代史学之所以在近代发生误读现象,是因为它与西方史学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往往并非本质上的相同,于是误读得以产生。第一,内容相似导致误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一致误读为中国的民约论,是因为前者在论述政治模式时,在内容上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君主立宪制、议会制等有某种相似之处,故而被误认为是中国的“启蒙思想”。王夫之在论“隋均田为虐民之政”所形成的“生计自由”的观点,被近代学者误读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市场调节观点。第二,形式相似导致误读。清代史学的运动发展方式与西方史学的方式相似,易于被近代学人比附和误读。如清代古学复兴的运动发展方式,是以向后的形式展开,这与欧洲文艺复兴的运动发展形式相似,于是晚清民国学者便将前者误读为后者。第三,方法相似导致误读。近代学者因为清代乾嘉考据学、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崔述的疑古考信等,均因方法与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相似,而将彼此直接等同,形成误读。第四,古汉语的言简意赅和模糊宽泛的特点,让赖此表达的清代史学中的传统概念、观念,容易让人与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发生联系,产生指向性的阐释,从而引发不少误读现象。清代史学在近代转换中,由于词语的简练模糊而容易被过多阐发,从而被误读为西方史学观念。

总之,由于近代西方史学强劲东传,清代史学只要在内容、形式、方法、语言上与西方近代史学相近,都极易被近代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甚至是对等关系,从而忽略清代史学所蕴含的民族性特色,产生误读现象。

四、清代史学近代误读的作用

“误读”虽然在两种文化的对接中未能达到精确的标准,但在学术和社会实践中,也常常起到重要作用。近代学者将清代史学误读为西方近代史学,导致后者在中国得以嫁接并迅速传播,进而促进传统史学的变迁和转型。第一,误读促进西学在中国传播,并最终落地生根。中西文化各有其独特的体系和特殊的运动轨迹,却因为晚清民国学者的误读,而产生密切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对西方相应历史和学术的了解。当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往往是陌生、隔阂和对立的,易于发生文化排异和文化冲突,但经过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国人便将两种文化中相似的内容和现象加以比附,建立联系,搭建了津梁。第二,误读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和发展。近代中国人对清史与西方史学之间的误读,有些是理解不够所造成,有些则是为了一定的目的有意为之。有意识地将清代史学误读为西方近代史学,能够加快人们对于某些外来史学的理解、吸收和传播,促使中国近代史学迅速转型。近代误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重塑了中国的学术体系。第三,直接推动了近代学人和政治家的社会实践。近代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亟需新的思想和学术动力加以推进。清代思想史中的先进思想,被误读为欧洲启蒙思想后,就促进了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和郑观应等人将清初“新民本”思想误读为启蒙思想和社会契约论,并广加宣传,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同盟会和国粹派常常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反专制思想,与欧洲启蒙思想中的社会契约论、民主思想相钩连,虽然理解并不精准,但却推动了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化。

清代史学近代误读的校验 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各有体系,两个体系不可能完全相同和相融。误读往往在最初阶段容易产生,随着中西史学交流的加深,国人会对误读现象进行校验。校验是对误读现象的校正和验证,能使中西史学的涵化和交融超越初级阶段的认识上升到高级阶段的认知。晚清民国时期,继中西史学误读之后,史学校验也随之跟进。就在梁启超、胡适、吴宓将清代复古之学误读为欧洲“文艺复兴”的现象时,傅斯年已经开始了反省。

1915年,梁启超对自己将黄宗羲思想误读为民主思想的观点作了校验,认为简单的比附会造成中国人进一步全面理解民主思想的障碍。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梁启超等清末进步人士,“称誉黄宗羲为中国式的卢梭”,把民权思想作了“急躁的和主观的假托”。对于乾嘉时期崔述的疑古考信思想的近代误读,1934年,朱谦之对胡适、顾颉刚等人把著《考信录》的崔述误读为科学实证主义史学家提出了质疑,还原了崔述崇经卫道的真实面貌。1940年,萧公权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近代阐释作了校验,认为其思想可能并非与西方卢梭的民约论相类,而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

对于章学诚史学的近代误读,也有民国学者作了校验。1938年,钱穆从中国传统史学内在理路上探寻“六经皆史”的本意,而非像胡适、傅斯年解释的那样“流水账簿尽是史料”。钱玄同对胡适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解释为“六经皆史料”,亦感觉有误读之嫌,他认为将“六经皆史”解读成具有科学实证主义特色的“六经皆史料”,有点太高估身处17世纪的章学诚了。事实亦是如此。校验是对误读的超越,有助于分别对清代史学和西方史学本质上的追问,加深了对清代史学民族特色的认识和重视,从而对初级阶段的简单比附予以纠偏。

“误读”在中西史学交流的初期,无疑起到了搭建桥梁的作用,使异质文明得以为国人所直观体验,并进而产生理解和认同。然而,这种误读虽有“郢书燕说”之功,毕竟对于中西史学的深入交流和精准理解形成障碍,因此在更高阶段,便有学者对之开展校验,加以超越,以臻化境。近代中西史学的交流,也正是因为这种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误读—校验的实践,得以不断发展和提升,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原文约20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