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
【摘要】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必须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不仅是对基本原理的推广或应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摆脱普世主义叙事的束缚，在细致缜密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发现并还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必须从“苏式”教条的笼罩中真正解放出来，走自己的路，克服长期存在的惯性和惰性；必须以国际化为基础，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改造和转化；回归学术化，走高精尖路线，参与国际前沿问题研究。
一、走出普世主义叙事
不得不承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一种强烈的普世主义色彩。德里克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非现代或反现代的，而是太过现代了。马克思主义蕴含了一种现代历史观，流露出强烈的普遍主义、进步主义、理性主义倾向。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一种对普遍规律的执着，一种对普世主义叙事的钟情。而寻求普遍规律是19世纪实证主义的信念和思维。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追求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但一般性是第一位、具有优先权的；特殊性居于次一级、从属的位置。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地位是非对等的，两者的次序不容颠倒。即便认可特殊性、多样性，但最终强调的仍是殊途同归。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例外，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这表面上与“国情特殊论”针锋相对，实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逻辑使然。与客观历史进程的发展相表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对一般性的体现和构建。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延长工作”。但是，侯外庐仍以欧洲社会历史演变的要素——氏族、财产、国家等为依据，力求在普世主义叙事中更恰当地安放中国历史特殊性，未能从根本上反思和质询普世主义叙事。
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走出普世主义叙事。现有的普世主义都名实不副，普世其表，西方中心主义其里。脱离普世主义叙事的研究并不等于低等的、非科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要反对包括“西方中心论”在内的任何中心论，而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本身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中国历史不是西方历史的复制版，西方历史也并非中国历史的附庸。近代以前的中西方历史有着各自的发展路径和特点，人为地将其归入一种模式只能导致对真相的背离。
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也蕴含着大量非普世主义的内容，值得重视和发掘。当然，走出普世主义叙事并非拒斥理论构建和概念化。概念、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多言，关键是对概念、理论的态度。任何概念、理论都不应是僵化的，而应是可以调整、修正和变化的；它们是历史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不容置疑地凌驾于史料和史实之上，走向玄学化、公式化。就目前而言，摆脱以往的普世主义叙事的束缚，投身于细致缜密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从中生成具有弹性、可塑性的理论系统，发现并还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务之急。
二、摆脱“苏式”教条的笼罩
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西方史学及其在中国的代言人为对手，实际上，真正困扰和制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与其说是西方理论，不如说是“苏式”理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经由日本转述和输入的马克思主义居于优势地位。李大钊等人将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史观即是受日本学者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留俄知识分子的归国，苏俄开始成为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苏式”理论成为中国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津梁，乃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代表。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奠基阶段，主要是对域外论著的模仿和移植，本土化尚未提上日程。随着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深度介入，“苏式”理论的实际影响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势。即使在“学术中国化”运动中，苏联的影响也体现得非常显明。既不甘心一味尾随人后，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国学术的影子，这是近代中国史学面临的尴尬和无奈，不独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然。1949年以后直到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未能完全跳出苏联模式的影响。
不可否认，“苏式”理论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原本模糊和有歧义的论述清晰化、固定化，为马克思主义构建了一个严密精巧的体系。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苏式”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个刚性结构，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化和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染上强烈的目的论和决定论色彩。马克思主义原本具有的丰富性、开放性已不复存在。“苏式”理论已与国际学术潮流格格不入。当然，“苏式”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地位也不可一概否定、一笔抹杀，其中包含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真知灼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增益，都是应当继承和吸收的，只是不能再将之视作不容置疑的权威结论而全盘接受。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实现本土化，走自己的路，克服长期存在的惯性和惰性，首先要从“苏式”教条的笼罩中真正解放出来。
三、以国际化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端于19世纪中期，以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领袖的相关作品为代表，于20世纪中期进入专业化阶段，成为“新史学”潮流的重要分支。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形态，既有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具有与生俱来的世界向度。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跨国性流动中的一环。由此不难理解，强调自主性不等同于自我封闭、孤芳自赏，不能因为反对“言必称外国”就走向另一极端，闭门造车、与世隔绝，而要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否则，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一种片面的、狭隘的中国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日本及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像潮水一样，几乎同时涌入中国知识界，呈现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在“社会史论战”前后，苏联、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史研究更为本土学者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范例，催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诸多概念、范畴和体系，大多能从海外追寻到源头。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面貌、甚至缺陷都与海外的中国研究类似。由于此时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正统与异端的对立并未被国内知识分子普遍感知，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接受呈现一种复杂多元的局面。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国际化的高峰之一。同时，由于理论资源的多元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也分为不同流派，各流派之间展开激烈论辩，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一股飓风，显示浩大的声势和蓬勃的生机，推动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崛起。显然，域外理论的引入、与国际学界的互通，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活力源泉。
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国际化而存在，甚至可以说，必须以国际化为基础，离开了充分的国际化，中国化就无法达到理想的高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必要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一种良性的竞争和对话机制。总之，要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局面，必须主动敞开大门，迎接八面来风，与各种思潮、学派展开广泛对话，不拘一格地兼容众家之长，使之为我所用。
四、批判、改造和转化传统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离不开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就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问世之初是以传统史学的挑战者、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五四时期，在批判传统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胡适派实证史学结成“同盟军”。到“学术中国化”运动时期，传统史学的价值才被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新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改造转化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编纂方法多有肯定。其二，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也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尊重和称许。其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史家的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精神进行了阐释发掘。其四，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颠覆了旧史观，但仍利用传统史学中蕴藏的巨大的史料宝库，以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原料。只是在处理和利用这些史料遗存时，置换了一种新的眼光，剥离了附着在史料上、渗透于文献中的旧思想、旧观念。总体而言，传统史学已成为塑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但是，传统史学毕竟处于从属地位，全面系统地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进行清理和总结的工作尚未启动。
在改革开放后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张和实践中，传统史学的角色再度凸显。最有代表性的是白寿彝关于“建设一个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设计方案。白寿彝提出，应从四个方面总结继承中国史学遗产，推动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此后，瞿林东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的阐述则借助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机结合起来，指明建设的原则和路径。自此，传统史学的权重大大提升，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支柱。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依据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传统史学，发挥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功用；也不是回归传统史学，将传统史学直接安置嫁接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之中；更不能出于“温情与敬意”一味美化和拔高传统史学，满足于古董式研究。其实，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是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化。也就是说，应当经过一个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对传统史学进行整理、加工、激活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再将之熔铸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分。民国时期，实证史学特别是“古史辨”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视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化工作。当前，这一工作包含的内容无疑会更为丰富。换言之，传统史学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史学的会通中实现升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基也将更为牢固。
五、回归学术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纯学术发展的产物，其诞生和成长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革命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它既是整个左翼文化的一部分，又被作为中共从事意识形态宣传、开展理论斗争的工具。抗战时期，革命理论文本直接被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在许多研究者心目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的结合，更是与中国现实的结合。这铸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鲜明的实践品格。
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现实而研究历史的意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过度膨胀，淹没了学术求真的宗旨，使自身陷入危机。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学术化为根基、为底线。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还是契合于中国的现实，都不能背离学术求真的本性。与革命年代不同，和平时期的学术事业当以专业化的常规建设为主，学术化是主流，革命史学、政治史学已成过往。以往求致用于当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迫切需要走上专业化之路，坚守书斋，潜心耕耘，产出令人信服的上乘之作。当然，参与现实、呼应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于其他史学流派的优势。这一优势不能废弃。但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现实的方式必须有所变化，必须遵循学术运作的基本规则，维护学术本身的相对独立性，不能违背学术良知。简言之，学术化是生命、是根基，离开了学术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难成大气候。
学术化的另一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首先致力于学术品位的提升，迈向学术前沿。延安时期曾涌现大批通俗性史学作品。这些普及读物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势，发挥了宣传教育、动员民众的作用。不过，在语境业已转换的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目标和路径也应当做出调整。在一如既往地立足民众立场，关注和书写普通大众的生活的同时，更要坚持学术品位，走高精尖路线，向一流水平看齐。从事高精尖的研究、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乃是首要目标和重要使命。一段时期内，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过度纠缠于一些陈旧的命题，知识结构停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动向缺乏敏感。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意识地主动追踪参与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对国际学术新说作出积极回应，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在全球史、新文化史等新潮流和新领域中显示身手、有所建树，力争成为世界学术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唯其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实现蝶变和升华。
总之，今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不同于“五老”时代的新面目、新气象、新格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路进行研究，建立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基本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还要更上一层楼，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更新升级作出贡献。归根结底，我们若能扩大心胸和视野，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作为一项创造性事业，大胆突破以往种种陈腐教条和思想桎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实现构建中国历史主体性的宏愿。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