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历史记忆与社会意识研究中心。
一、“生命记忆史”的提出
近年有学者提出“生命史学”概念，其要义是“关注生命”。“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记忆史进入中国史学界以后，相关实证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记忆的原初理解，即人的记忆，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学术研究加深，诸如文化记忆、公共记忆、社会记忆、记忆空间等新词应运而生，似与“人”逐渐游离。这些记忆本质上均应有“人”，才能显得鲜活并且生动。记忆史似可与生命史学勾联而成“生命记忆史”。
“生命记忆史”并非强调诸多记忆史研究中应该有“人”，而是一种专门的记忆指向，即生命记忆的实现与实践，每个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理应受到尊重，皆有留下生命记忆的权利与价值。“生命记忆史”强调“人的记忆”，其主体是生命个体，换言之即“人”。中国历史关于人的书写从未缺席，《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等，皆以人物为中心，但其所谓的人多为帝王将相，且属于被书写的对象，而非书写者，故传统史学体系下，“人的历史”或是重要内容，尤其是近现代中国，更以提倡书写普通人的历史为要。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其个人指英雄，而群体指普通人组成的社会群体，故要求注意普通大众的历史。无论如何，这些观点尚停留于改变书写对象，书写者依然是历史学者或知识精英，换言之，仍未触及谁最有资格书写“生命记忆史”的根本问题。20世纪70年代，英国伦敦东区下层民众发起的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或能提供某些启示。他们主张社会民众直接参与口述史写作，使普通民众相信自己不仅可以利用该方法确立历史，也让他们相信自己有撰史能力，印证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史学已非史学家专利。这从根本上颠覆了史学研究的归属权问题。
“生命记忆史”的客体是个人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从宽泛意义而言，所有历史书写皆可归于记忆范畴。当然，“生命记忆史”的书写并非只有自己才能完成，但对生命的认知、体验与表达的确只有自身才最具资格。或许当前流行的心态史学值得关注。
二、“生命记忆史”的实现途径
“生命记忆史”从本质上是记忆实践而非记忆研究，换言之，记忆实践不仅是“生命记忆史”的起点，亦是其内核。“生命记忆史”要求个人应留下记忆，能够关注到其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口述史为“生命记忆史”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口述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也是天然联盟，不存在没有记忆的口述。记忆为口述史的核心，而口述史的目的是收集记忆，体现出口述史的温情维度。某种程度上，历史往往以冷冰冰的面目出现，若掺杂太多情感、立场、情绪、态度，则难称“历史”。口述史是为数不多的使史学工作者还能与普通民众沟通交流的渠道。口述史通过记录访谈的形式收集他者记忆，该过程正是一场“心灵对话之旅”，使生命记忆得以保留。
当然，到底有多少人能真切感受口述史的魅力，该问题显然难以回答。毕竟现今从事口述史研究者，因各自目的与出发点有异，存在将之异化的嫌疑，本属知性温情之物变成了功利被迫之途。口述采访过程中，只有用心聆听感受正在口述的受访者，与之实现真正的心灵对话，才能达到口述的目的。若心不在焉，那就难以保证真正感受“口述”。现实中的口述采访，仅仅为了实现某些“目的”，难以让人产生温情之感。或许不应过分苛求口述史的理想状态，毕竟还有太多仍处于进程之中，无暇顾及原本的优雅和温情。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口述史对于“生命记忆史”的意义，则不得不从口述史的属性说起。
口述史具有生命属性。口述史的开展有赖于活生生的生命个体，难免予人“私属”之感，某种程度上表达的仅是个人记忆。诸多研究者也纷纷凸显口述史的如此特性，留下个人属性的深刻烙印。“温情”或许是人文社会科学理应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意义之一，如何解决人活着的意义问题，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人与人的交往，如何对待生与死的到来等，都牵涉“人何以为人”的终极命题。人类历史上不乏饱含智慧的答案，但也有不少随生命消逝而灰飞烟灭。口述史的理想追求是成为人类智慧的集合体，让每个人都能留下其“口述资料”，形成“人类个体记忆库”，让“生命记忆”的温情发挥至效。
口述史具有社会属性。口述史的社会属性，与生命属性并不对立。生命属性虽强调口述者的个体生命体验与个人记忆，但生命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体现其价值和意义。个人口述并非空穴来风，所讲述的人生与故事均被置于社会或群体中才能获得意义，而个人生平口述史即“生命记忆史”的实践，本身即有语言、风俗、道德、认知、观感等迥异于动物属性的内容，此皆社会性的表现。
口述史具有实践属性。从口述史的概念或定义出发，实践属性指口述必须进行“记录访谈”，意味着应该有某种“行动”，而非仅仅停留于思考。口述史要求研究者踏踏实实地行动，往往还要求能说会道，与受访者保持良好互动和关系，留下不错印象，才能使之“敞开胸怀”畅所欲言。实践属性还指口述史讲究技巧训练与规范化操作。
口述是个体生命记忆的诠释，但口述史落脚于社会层面，不仅口述唤醒的记忆源于社会，且口述史是一项社会实践工作。概言之，口述史尤其是个人生平口述史是个人生命记忆的社会实践，这恰恰是“生命记忆史”的实现。
三、“生命记忆史”的出路
个体生命记忆的脆弱不言而喻，口述作为个人生命记忆的表达，时刻面临被遗忘、移植、筛选等挑战。口述史固然要求唤起受访者回忆，使记忆更连贯，似乎也可以让历史更清晰。但真正具有贡献意义的是，要解决“我们应该记住什么，我们可以忘记什么，我们必须忘记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口述史更具价值。就目前而言，口述史的重要目的在于保存记忆，尤其是某些受访者或出于某些原因导致选择性记忆，或对某些事件出现遗忘，这时采访者往往会选择“刺激”或“交心”以求能获取记忆。我们应该质问，这些记忆是属于受访者？或仅为采访者内心所需？采访者为了能收获自己所需要的记忆而有不择手段的权利？得到的生命记忆或许本即受访者内心预设，仅为求得印证而已。
当我们重视个体生命记忆时，有没有思考过受访者与遗忘的关系，那些或许经历万般痛苦的口述受访者，当他不愿意回忆，或因过于痛苦而选择性遗忘时，是否应该受到尊重？这些牵扯记忆的道德问题，也正是当今口述史面临的重要挑战。有些个体生命记忆可能消失，且有其消失的理由与正当性，这时候口述的正义感何在？不能仅仅是为了保存个人生命记忆这个理由。换言之，个体生命有忘记的权利，但是没有记住的义务。虽然全体人类记忆工程具有理想上的完美，但记忆遭遇遗忘、筛选等均属常态，也不可能留存纯粹的没有任何遗忘与筛选的记忆。在该意义上，口述也面临如何处置与对待个体生命记忆的挑战。
口述史在书写过程中还面临其他挑战，如口述记忆的竞争。个体生命记忆固然重要，但也存在一些相当明显的竞争可能。个人在事件中的立场、地位，个人的知识背景、成长环境以及诸多因素皆可能使不同个人的记忆存在竞争。这可归纳为“权力”影响记忆，此处指泛化的权力。当面对竞争时，应遵循怎样的原则以辨别真伪？甚至也有人会质疑，记忆果真有真伪之别？其实，这里涉及的是遗忘与“谎言”应被如何对待的问题。遗忘的问题前面已有所回答。口述史中的谎言应被如何处理，这在口述史研究中可被当作一门单独的学问，乃至成为一个“学科”，涉及心理、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常言道，“谎言也是真相”，这或许是口述史研究中如何对待谎言的最佳答案，但同时也可以说这句话是简化乃至敷衍。谎言的产生应该追寻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即权力如何影响谎言。
本身充满温度的口述史在这些挑战面前易乱阵脚，从而引发“何去何从”的追问。个体生命记忆实践与谎言虚假信息的矛盾难以调和，但真实性追寻的难度或困境并不能给口述史不作为提供任何借口。口述史更应迎难而上，尽可能地保存个体生命记忆以提供其力所能及的人类智慧。
人类记忆的保存使口述史的意义、性质、功能和价值得以凸显。口述史的生存之道，即起到传承记忆的作用。从实质而言，口述史即采访者对受访者个人记忆的挖掘和记录，离开记忆谈口述史难免造成空泛。从该意义上而言，口述史属于个体生命记忆的实践，但若仅停留于此，则在人类记忆库建成之前，随时皆有被抹杀的可能。更何况，人类记忆库除技术层面的难题外，将面临更多伦理方面的困境，突破与处理之难，层层“权力”的牵扯更是将那些原本已形成且愿意公开的个人生命记忆化为灰烬。如今口述史要解决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并非深度挖掘那些尚未被人知晓的个体生命记忆，而是如何保存已经获取的个人口述，使之得到传承。
口述史中有属于个人生命记忆实践的部分，而文化记忆目前作为相当流行的记忆理论，其面向为这部分个人生命记忆的保存与未来提供了相当启发。作为个体生命记忆实践的口述史，在走向建构文化记忆的道路上尚有不少荆棘，但这也正是未来口述史的生存之道。文化记忆虽然也有被抹杀、篡改的可能，但相较之下却更利于保存与传递，也更能体现其价值和意义。
“生命记忆史”的原初形态属个体生命记忆实践，但这些记忆稍纵即逝，只有文化记忆才能稳定个体生命记忆。个体记忆对于自身而言相当重要，是自己身份的建构基础。因此，口述史操作作为主动措施，在唤醒个体生命记忆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口述史的本意即要求唤醒被采访者的记忆，但是这些个体生命记忆存在碎片化、流动性等特点，也不连贯。
个体生命记忆作为口述史研究成果，若非将之转换成“文化记忆”，只能停留于被束缚的过去。个体生命记忆应有明确目的和指向，或存于图书馆或档案馆，或用于教学或博物馆展示，或呈现于戏剧表演或互动视频。但不管如何，这些皆属“公开展示”，亦即将用于社会实践。所以，那些随意或暗中的录音，那些窃听或私人录音日记，那些没有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的录音，皆不能归于口述史范畴。
文化记忆需要物质载体，具有跨代性特点，若非意外能无限延续，文化记忆化即将短暂之物转化成永久之物。文化记忆的获取往往属于象征与符号性，且其个体记忆在其中的作用亦不容忽视，没有个体记忆的展示很难有文化记忆的丰富。个体生命记忆只有文化记忆化，才能得到长期保存，才能产生积极意义。口述史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使个体生命记忆得以表达和公布，但是否能成为文化记忆，则需要正规化操作与事后恰当处置。
口述史有一套完整的规范的操作程序，只有严格遵循，才能使个体生命记忆得到尊重，实现其价值，赢得其地位。这些在口述史学科内有较多讨论，包括如何进行个人口述、如何进行问题设置、如何处理谎言问题等，均影响到个体生命记忆能否有效成为文化记忆。故活生生的记忆通过口述采访者的操作，有望得到妥善保存，从全人类生命记忆而言，使之皆成为“文化记忆”显然不太可能，但就某些具体个人而言，则有望通过个人生平口述，使其记忆获得永久性保存机会。文化记忆应该是个体生命记忆的最佳归宿，其实现却面临重重挑战。
“生命记忆史”提出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都应该得到尊重，皆有留下记忆的义务和权利。因此，个体生命都应该通过口述史留下属于个人的生命记忆，并通过文化记忆化得到永久保存的机会。如此才是人在现代社会中主体性的凸显，展现个体价值，亦是现代社会的温情所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之道。
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原文约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