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英俊，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在不同阶段目标各有侧重。全面抗战爆发后，对于反蒋甚力、拥护国共合作且对桂系颇具影响力的李济深，中共通过多重管道与其联络，争取李的同时亦有增进与桂系关系的双重意图。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共一面加快在粤桂湘边发展的步伐，一面动员李济深开展敌后抗战。抗战胜利之际，中共主张李济深坚持自治自卫，发展武装力量，与中共一道制止内战爆发。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李济深的联络与争取，为其在解放战争中的最终选择埋下伏笔，并由此影响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进程。
全面抗战爆发伊始，中共中央就明确要求各地党部迅速、切实地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中，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国民党民主派，在抗战时期坚决要求联合中共共同抗日，反对妥协投降与分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支持者。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北伐前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1927年4月，李济深支持和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镇压广东革命运动。1933年福建事变中，他积极联共反蒋，开始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27—1945年，李济深对中共的态度经历了“防共→联共→亲共”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既是李济深的自我选择，亦是南方局及广东党组织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开展统战工作的成效，可以此管窥抗战时期中共对民主党派开展统战工作的若干经验。
第一，通过多条线对统战对象及其身边的人施加影响。一方面，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高层先后亲自出面与李济深晤谈做其工作。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还指示各级党组织要动员和说服有统战能力的党员和知识分子，“使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影响和接近国民党嫡系非嫡系以及非国民党的各个重要党政军领导人”。南方局先后派遣秘密党员或有历史渊源的民主人士到李济深身边工作，通过他们对李施加影响。
第二，团结与斗争两手并举。吸取大革命的失败教训，中共在抗战之初就强调统一战线要坚持以我为主，不能一味妥协顺从统战对象的要求。中共一方面为李济深设身处地着想，关心其安危，在危难时，中共从军事、经济等方面给予他实实在在的支持，以巩固双方关系；另一方面注重掌控统战工作的自主权，从而使统一战线沿着中共既定的目标行进。
第三，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齐心协力，默契配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研判十分精准，指示广东党组织应将军事斗争方向和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结合起来。此后，双方保持了密切的电报往来。至抗战胜利之际广东党组织欲扩大华南民主力量的声势时，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而及时，体现了中共中央的审慎和战略眼光。
抗战胜利后，对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政策，李济深抨击其乃中国祸根，直言唯有和平民主才是国家正途。在此背景下，李济深与中共之间的沟通渠道更加多元，政治立场也渐趋接近。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就曾多次与李济深密谈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策动国民党将领起义问题。1947年2月李济深秘密赴港后，周恩来指示杨德华负责与李济深的联络工作。194 8年1月，李济深在香港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其成立宣言痛斥蒋介石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出卖国家，宣布要联合各民主党派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李济深积极响应，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遵照指示通过“双周座谈会”的方式，加紧与民革在组织与人事方面的联系，围绕新政协召开等事宜展开磋商。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国民党军残余势力。1月22日，已奔赴解放区的李济深联合沈钧儒等55人共同签署联合宣言《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声明：“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至此，李济深彻底完成“革命化”过程，追随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4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