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莎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摘要】信息传递的安全、快捷是组织良好运作的重要因素。中共成立后，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和革命的进展，对信息安全、快速传递的需求越来越高。在当时人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中共主要通过当局邮政系统邮寄文件，但存在信息泄露等问题，会影响组织安全和限制革命工作的开展。中共为克服这些困难积极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此间组织信息传递的安全性。1924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利用当局邮政系统已无法满足信息安全传递的需求，中共开始创建自己的交通网。中共早期对信息安全传递的探索和局部交通网的创建，对中共内部的文件、人员、物资等的流转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交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信息传递的需要与方式
信息传递是组织运作的基础，是连接政策制定和行动实践的重要环节。早期中共党内传递的信息主要是上级对下级的工作指导、通告、训令、决议等各种文件，分发给下级的革命刊物、宣传资料，下级对上级的工作汇报、请示，平级之间代转文件、互相沟通的信件等。
中共成立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党的早期组织间就有信息安全传递的需要。如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用“平安家信”方式寄信给蔡和森，与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也是以“平安家信”方式投递， 信的内容使用了隐语。中共成立后，上级制定的文件是地方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指导，党内报刊、书籍也是地方党团员了解国内国际政治形势、进行理论学习和对外宣传的重要材料。地方党团组织经常请求上级邮寄文件和刊物。
在中共组织运作中，上级需要通过下级的报告及时了解地方工作进度和当地复杂局势，以便及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指导。中共中央多次下发各类通告要求地方按时作报告。1923年12月，中共中央要求各区及未成区之地方或组，务必每月将本地政治、劳动、党务状况详细报告，不得延迟。各处接到中央局通告后限一周内回复，并说明该通告所示是否可行及执行程度。1924年11月，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党内工作繁重，内部组织却没有显著进步，有些地方许久未作报告，要求每次接到中央局文件后，执行情况应随时报告中央，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向中央报告一次，内容为本周工作情况。上级要求地方及时作报告，下级也希望上级及时反馈。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省委普遍要求地方党部每周通信一次、每月书面报告一次。
面对上下级间如此多的信息传递需求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共采用各种方法保证信息传递的安全、快捷。中共成立之初人力、物力有限，难以建立自己的交通网，而20世纪20年代初是近代中国邮政的“黄金时期”，邮政系统已相当完善。此时中共信息传递最主要的途径是借助当局邮政系统，邮寄明信片、信件或刊物来传递信息。在中共内部往来的信件中，在信首告知对方最近通过邮局收到哪些文件、刊物等已成惯例。1924年后中共已着手建立自己的交通网，但在大革命时期交通网的使用非常有限。此外，中共采用各种非常规方式传递信息，如请船员携带。因船员、邮递员可以帮助传递信息，中共特别注意在他们当中建立支部，发展力量。中共还利用同志出差、开会、调动等机会顺便携带文件。由于发电报成本较高，电报使用的次数并不多。
二、邮局通信面临的困难及影响
通过当局邮政系统邮寄信件快捷、方便，是中共早期最主要的信息传递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组织的运作。然而信息的传递并非始终一帆风顺。翻阅中共留下来的档案、信件、回忆录等，关于邮局通信困难的记载随处可见。
通过邮局寄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信件、资料经常遗失。其次是信件被拆阅，导致信息泄露，给组织带来危险。信件、刊物遗失以及信件被拆阅，除了客观因素外，当局查获是首要原因。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设有邮电检查员，中共的活动和通信受到当局监视，严重影响信息传递安全。收信人的单位、学校等也会检查信件。
经费紧张是中共一直都存在的困难，尽管邮局通信相对便宜，但邮票、信封、纸笔等对地方党部而言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地方党团组织常以经费不足难以通信为由向中央请求经费支持。战乱、位置偏远也影响中共的信息传递。如因战乱邮局停运， 邮件难以收发； 因战争导致邮件遗失等。此种情况是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法避免的。当时邮件传递速度有限，像四川、陕西等内陆地区更受局限，信息传递不及时，容易耽误工作。以上诸种困难，给党的组织运作带来挑战。一是信息沟通不畅，影响工作效率。二是造成组织间隔阂与不信任。三是信息泄露会给党员和组织带来危险。
三、应对邮局通信困难的主要措施
邮局通信的诸多困难给中共组织运作带来巨大挑战，但是邮局通信方便、快捷的优点是其他通信方式难以取代的。为使信息安全、快捷地上传下达，中共以各种方式应对邮局通信困难，提高组织运作效率。具体措施包括：在信件中根据当地的局势相互提醒注意；采用药水信、代称、隐语等给信件内容加密；给信件编号以便及时发现信件遗失；使用双信封（即小信封外面套大信封）给信件形式加密；刊物打包成小包裹减少注意等。
为减少因当局审查导致的信息泄露，中共在邮寄信件时经常根据当地局势相互提醒注意。在局势紧张时期，中共尽量减少往来信件或不使用敏感词汇。中共还通过在邮务中发展同志以便信件安全投递、传输。
中共在信息传递中还采用药水信、代称、隐语等方式给信件内容加密，确保信息安全传递。用药水写密信是确保信息安全传递的一种常见方式。通常用甲种药水写信隐藏文字，信收到后用乙种药水洗信阅读内容。密信通常写在报纸、通俗小说的空白处，可用米汤、牛奶、安酸、五倍子等写信，用氯化铁、明矾水、碘酒洗信或用火烤显现文字。
写密信确实比寄明信更安全，但由于技术和资源有限，写密信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密信经常洗不出来或洗出来不清晰。信件看不清的原因很多，如药水质量不稳定、洗信技术不佳、纸张出现问题等。为确保信息安全，在信件中出现的人名多用代称、假名、笔名等。通常一个人有多个假名交替使用，一旦被检查者注意就及时更换。中共还采用男用女名的方式减少注意。以人名代替机关名也是一种规避危险的方式。还有用谐音来称呼地方机关单位的。
早期中共党员、团员多是学生、教师，中共还以学校里的各种名词作为隐语来代替党团组织及活动。这样在信件中不易引起怀疑。代称在人名、机关名中普遍使用，以至于当时有人建议中央局作一代称名词表分发各地以方便通信。除了关键的人名、机关名、地名使用代称和隐语外，在政治环境紧张时期，有时整封信都在使用隐语汇报工作。最常见的有家书、商业报告书等形式。使用假名和代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组织、信息的安全。信件在邮寄传递过程中经常遗失，寄件人与收件人无法及时发现，会造成信息沟通不畅，也有信息泄露而不自知的危险，因此中共采用给信件编号的办法应对此问题。面对邮局通信的种种困难，中共各级党部积极想办法应对，及时交流有效经验，想出很多措施，但这些措施并非永远安全，很多会被敌人发现而只得另想他法，这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四、建立自己的交通网
交通网是指派交通员前往各地运送文件和刊物等，由交通员、中转或接头的交通站、提前规划好的交通线等组成。
1924年中共就有建立交通网的动议，是年5月，中共中央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提到在组织部下设交通员，其任务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之所以要建立交通网，与此时政治环境更加复杂、组织规模进一步扩大、党内事务消息增多有一定关系。张国焘就提到，中共四大后中央有很多机构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需要加强保密工作，各机构和各负责人的联络以及由外地来上海接洽人的招待、财物的运送都需要交通员负责，交通制度应运而生。
1925年1月31日拟定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再次强调，中央组织部须设一交通干事。4月中共中央专门下达建立健全党内交通网的通告，指出因受邮局严查，本党一切印刷物完全不能邮寄，各地又不提早拟定妥当的交通负责人和接头地址，导致各级党部间断绝联系，党的刊物不能深入群众，为此中共中央提出八项发展交通的指导意见。这种情形之下，中共急需建立自己的交通网。
交通员是交通网的重要一环。交通员的任务在设置初期比较宽泛，也包括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其后交通员的任务逐渐固定下来，主要为各级党部送信件刊物，护送干部人员，运送重要物资经费等。交通按照距离远近分为市内短途交通和跨市长途交通，前者主要负责运送市内各机关间文件，称为 “内交”，后者主要负责各省党组织联系， 称为“外交”。在交通员选择上，以性别而言，内交因距离较近，女交通员较多，以男干部的配偶为主，但她们经常会遇到军警搜身和流氓捣乱。外交需要长途跋涉，以男交通员为主。为保证安全、便捷，在选择交通员时，除了性别外，对其忠诚度和人脉都有要求。交通员都有相应的社会职业掩饰身份。交通员所携文件，部分是用药水写的密信，将信写在纸上或白色衣服、手帕上。还有部分信通过隐密方式携带，如将信放在牙膏、鞋底、箱子夹层等里面。
为提高交通员送文件效率，中共有各项规定。除了制度规定，为提高效率还可以选择更高效的交通工具。交通网的进一步规划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当局的高压政策，中共依靠邮局通信非常困难。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各地准备武装暴动，破坏当地通信系统是暴动中重要一环，而中共自身又需要信息安全、快速传递，这推动了交通网发展。
在八七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的讨论中，任弼时强调“交通要弄好”，毛泽东补充说：“交通问题是一贯的问题，不单是中央与省的交通问题，应在全国组成交通网。”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通告第三号》，下达建立全国交通网的指示在23日《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再次提到，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秘密交通机关，以便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各省也应当有此机关组织，务必建立起全国交通网。针对中央下达的指示，各省制定了建立全省交通网计划。
1924—1927年是中共建立交通网的构想和初步探索时期，中共中央及部分省委对建立交通网作了详细规划，但实施情况并不理想，也存在地区差异。中共中央的交通网建设较为完备，据交通员王凯回忆，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与外地建立的秘密交通线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上海至北京、天津，一条是上海至汉口，一条是上海至广州。三条交通线中只有北方局交通是由上而下，其余两条是由下而上。地方上则以上海的交通较为全面。大革命失败后上海不少交通员被捕，交通网也遭到破坏。中共湖北、南京等地交通发展相对较差，交通费的预算和投入较少。其他各省在1927年之前交通员设置得更少。在1927年7月至12月的各省暴动中，交通网因军事需要临时建立起来，很快又随着暴动失败而破裂。在1928年甚至更晚一些时候，各省交通依然没有畅通，建立交通网仍是革命工作的重点。还有地方因交通网不健全直接导致暴动计划流产。
中共的全国交通网未能在大革命失败后迅速建立起来，原因之一是中共组织遭受巨大破坏，短期内无力建立健全的交通网，另一个原因是经费不足。建立交通网开支巨大，需要支付交通员生活费、路费，如果设立交通站还需租赁房子，为安全起见，一般会租赁商铺进行掩饰。与邮寄信件所需的邮票、信纸、笔墨等开支相比，建立交通网所需经费巨大，对处境艰难的中共来说是挑战。虽然大革命时期全国交通网没有建立起来，但地方局部交通网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邮局信息传递的局限。从交通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交通网的存在对当时信息传递起着重要作用。
信息传递是中共革命的重要一环。信息传递不畅会导致各地报告和统计材料不能及时送达上级机关，上级的指导政策亦不能及时传达。信息传递畅通，从中央到地方才能紧密联系，密切配合。信息传递是中共与当局政府进行非军事对抗的方式之一，是革命中的技术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将中共革命的成功更多归因于政治组织、主义信仰等，对技术在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所忽视。事实上中共在有限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对技术的发展与运用逐步达到了较高水平，助力了革命成功。面对早期信息传递的需求，中共起初通过当局邮政系统邮寄文件、报刊、书籍等，并用各种隐蔽方式传递信息。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当局的信息审查手段不断升级，中共着手建设自己的交通网。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建立苏维埃政权后，逐渐以现代通信技术来进行信息传递，通信方式变得更加安全、便捷、多样，如利用电报、电话等传递信息，并建立起赤色邮政。中共探索突破限制、安全传递信息的过程，也是其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力以推动革命的过程。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6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