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显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摘要】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各家媒体竞相报道。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在对该事件的初期报道中，连续几日转发其他媒体片面渲染、夸大原子弹威力的消息，一度偏离了“党报”的基本立场和中心任务，使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工作陷入被动。对此，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并指导《解放日报》对原子弹的后期报道工作及时回到“党报”的轨道，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而展开，体现了“党报”的基本立场：一方面，通过对原子弹的科学、客观报道，让人们对原子弹及其作用有了一个更加理性的认识和判断，并为后来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全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通过对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的正面宣传报道，让人们清醒认识到人民而非原子弹是左右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主动引领社情民意，凝聚党心民心军心，从而在与美、蒋的政治斗争中掌握了主动。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两颗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也让世人第一次见识了原子弹的威力。一时间，有关原子弹的报道几乎充斥大小报刊的主要版面。尤其是美国新闻处、美联社、合众社和英国路透社等美英两国的主要宣传情报机构和通讯社以及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等新闻机构，大肆渲染原子弹爆炸产生的破坏力和巨大威力，把原子弹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因此，这种带有“神秘性”的新式武器甫一亮相，就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对该事件也给予了极大关注。
一、《解放日报》对原子弹的最初报道
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美联社、合众社和路透社等世界知名媒体竞相报道。国内消息较为灵通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分别于1945年8月7日和8日对该事件进行报道。限于客观条件，《解放日报》对原子弹报道的时间则相对滞后，在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后的第三天，即8月9日才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在消息来源上，《解放日报》最初对原子弹的报道，主要是转发美国新闻处、合众社、英国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消息，接收部分美联社、路透社、中央社等的电讯。翻阅1945年8月9日、10日的《解放日报》，可窥斑见豹。在报道内容上，《解放日报》基本以摘编西方媒体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相关消息为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原子弹的威力，二是关于广岛、长崎被炸后的惨状。
这一时期国内其他媒体对原子弹威力的大肆宣扬，较《解放日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主要通讯社和新闻报纸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全力开动宣传机器，大力渲染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和破坏力。《中央日报》则极力渲染原子弹爆炸是促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
原子弹爆炸的巨大破坏力及所引起的灾难，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震撼。《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直面当时舆论焦点，对老百姓关心的与原子弹相关的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报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加强正面引导，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其职责所在。然而，《解放日报》对原子弹初期的报道，基本是转发其他各大媒体的消息，内容上高度同质化，报道手法上也有如出一辙之嫌。这显然偏离了“党报”的基本立场和中心任务，不仅有被美英等西方国家及国民党政府制造的反动舆论所裹挟的危险，而且在众声喧哗中也没有充分发挥中共中央机关报应有的作用。身处延安的人们没有更多渠道得到消息，这样的文章越多，就越会让人闻而生畏、不寒而栗，给普通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惧和不安。如果对这种错误的报道倾向不能加以及时纠正，必然使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工作陷于被动，也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二、毛泽东对《解放日报》报道的批评
面对国内外媒体对原子弹爆炸连篇累牍的报道，尤其是《解放日报》连续几日转发其他媒体关于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毛泽东认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也是他反对“唯武器论”观点的延续。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毛泽东关于战争胜负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武器固然重要，但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从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态势和轨迹看，基本上与其判断相吻合，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对“兵民”的信念。因此，对于《解放日报》过分渲染原子弹的威力，毛泽东是不以为然的。
在毛泽东看来，《解放日报》对原子弹的报道，看似是对一个新式武器的报道，实则是对事件背后美国的地缘战略意图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美国为什么要丢原子弹？其战略意图再明显不过：一是与常规武器相比，直接丢原子弹可以减少美国军队的牺牲。二是出于战后全球政治格局考虑。由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采取逐岛争夺的策略，所以很难抢在苏联前面实现对日本的单独占领。为了抢先，美国决定丢原子弹。毋容置疑，美国投掷原子弹所造成的打击，客观上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战大量消耗和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实力，迫使日本最后投降是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作为基础的。当时美英报纸、通讯社和国民党宣传机构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舆论导向，强化原子弹在迫使日本投降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宣传。对于这一点，《解放日报》显然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连续几日以较大篇幅渲染原子弹的威力。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一是对原子破坏力的过度宣传，给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慌，人们谈起原子弹如同谈虎色变；二是过于强调日本投降中原子弹的作用和美国的功劳，必然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的正确评价，在政治上对中国共产党是不利的，客观上抹杀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实，《解放日报》在1942年改版之前办报党性不够的问题就较为突出。1941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初期的《解放日报》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当时《解放日报》记者的素质有很大关系。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党对报纸工作的领导问题，从增强党性入手。毛泽东从事新闻报刊工作，几乎与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同时开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对舆论宣传工作一直极为重视，并提出了多项宣传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因此，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依然出现类似“错误”，这是他难以接受的。
1945年8月上旬，《解放日报》对原子弹初期的报道，显然又犯了党性不够的“老毛病”。当时正处于特别敏感的历史节点，美国原子弹突袭日本、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官方传出乞降消息，这三大事件在短短几天内先后发生。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为了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舆论斗争中取得主动，必然要通过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通过对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突出作用、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的正面宣传和报道。显然，《解放日报》这时还没有真正领会中共中央的精神和主张，在与美、蒋的政治舆论斗争中，使自己的宣传工作陷入被动。这必然引起毛泽东的十分不满和严肃批评。
除了上述原因外，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批评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即对战后所面临的新的战争风险的分析研判。考虑问题，总是想到最坏的可能性，是毛泽东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工作方法。其实，在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之前，毛泽东已对内战爆发的风险有了清晰预判。
在存在较大战争风险的形势下，战前的舆论斗争至关重要。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内容涉及党报宣传中存在的错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演讲，是对党内部分同志的批评，也是对《解放日报》错误的指正，并深刻分析了这种错误发生的思想根源。
三、《解放日报》对原子弹后续报道的变化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批评以及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成为《解放日报》对原子弹事件报道的分水岭，报道的方向和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一点，一方面可以从《解放日报》的报道中捕捉到，另一方面在胡乔木的回忆资料中也能得到印证。这是一种导向的变化，即不再盲目地转发其他媒体的消息，而是有了自己的倾向和判断。问题也不再高度聚焦于原子弹的威力，而是尝试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分析它在战争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回应，给读者呈现一颗真实的原子弹，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中的原子弹。《解放日报》这样一种报道的取向或方式，与当时其他媒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谁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更是成为舆论宣传或舆论争夺的焦点议题。毫无疑问，对原子弹威力的大肆宣传，势必会强化美国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因为对美国的感恩，势必会强化国民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抗日分量，这在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是不利的，对于争取老百姓也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解放日报》在后期减少了报道性文章，增加了评论性文章，尝试从多个方面进行引导。《解放日报》对原子弹和战争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明。原子弹在结束对日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在众多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媒体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这些“有立场”的报道，一方面有助于把一些沉迷于原子弹威力的党内同志和老百姓拉回来，另一方面有助于在为什么能够打败日寇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及时避免舆论宣传上的被动。
《解放日报》报道的另一重点是原子弹的威力问题。与此前报道不同的是，后期的报道着重阐释原子弹的威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除此之外，《解放日报》也侧重报道了一些国际社会关于限制原子弹使用的技术或消息。这些报道有助于人们克服对原子弹的恐惧心理。因为无论如何宣传原子弹存在的局限，在一些人的心中还是对原子弹有神秘感，恐惧其威力。因此，通过报道一些有关原子弹的防御技术和国际社会抵制原子弹的消息，告诉人们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存在反对原子弹试验和使用的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们对原子弹投入战争的预期，从而减少内心的恐惧。与此同时，《解放日报》进一步加大了对各根据地反击日本侵略者取得胜利的正面宣传和对蒋介石暗地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反动面目的揭露。
综上，正是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亲自指导下，《解放日报》对原子弹的后期报道工作才及时回到了“党报”的轨道，不仅报道的导向发生了变化，而且报道的内容和评论也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展开，真正体现了“党报”的基本立场。尤其在面对国际舆论大肆渲染原子弹实战威力之时，毛泽东没有被原子弹吓住，而是高瞻远瞩，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美国原子弹突袭和苏联出兵东北在迫使日本投降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判，发出振聋发聩之声，让人们清醒认识到原子弹并非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关于正确看待原子弹及其作用的相关论述，为后来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而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知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纵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则为《解放日报》对原子弹的后期报道作了一个完美的总结。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对党的报刊工作高度重视，要求党报以贯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使命，真正承担起“党的机关报”的责任。《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服从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是其工作的根本立场，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其工作的中心任务。1945年8月上旬，美国原子弹突袭日本、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官方传出乞降消息三大事件在短短几天内先后发生。在当时那个敏感的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能否在与美、蒋针锋相对的政治舆论斗争中取得主动，《解放日报》能否发挥其宣传舆论阵地作用至关重要。任何新闻媒体关于原子弹的报道都是有导向的，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怎么报道，都包含着其立场、观点、态度。然而，《解放日报》在对原子弹的最初报道中，连续几日转发美英报纸、通讯社和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片面渲染、夸大原子弹威力的消息，显然偏离了“党报”的基本立场和中心任务，尤其是对原子弹破坏力及原子弹在日本投降中所发挥作用的过度宣传，不仅给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慌，也必然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作出的不可磨灭贡献的客观评价，在政治上对中国共产党是不利的。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毛泽东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对形势的精准把握，指导《解放日报》及时纠正错误的报道方向，回到“党报”的轨道，从而避免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工作一时陷入被动。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6期，原文约2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