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成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1949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和全面胜利，国民党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入的华南地区获得了解放。作为新解放区，华南乡村旧政权改造和新政权建设工作因快速解放而根基不稳。对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适时废除保甲制度、适当留用保甲人员，以满足解放战争仍在进行的战时需要。但这一政策一度导致乡村政权劣化，出现了旧保甲长控制乡村新政权的局面。华南分局为此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乡村政权和保甲长改造策略，下大力气分阶段、有步骤地对乡村旧政权和保甲长群体进行全面整顿和彻底改造，进而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培养新干部。因华南的特殊区位和新解放区的特殊情形，华南分局对保甲长等乡村旧势力的改造有不同于华北地区的表现和特点。
一、保甲制的适时废除与保甲人员的适当留用
华南乡村一经解放，基层政权的体制模式和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废除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是乡村政权建设的首要环节。因应各地解放基础和实际情况的差异，废除保甲制度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在措施上有侧重点之异。但废除保甲制度是大势所趋，取而代之的是各乡村纷纷建立的区、乡、村三级政权，成立农会或村民小组等基层组织，明确“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权组织模式。农民协会代替旧保甲政权，新干部队伍代替保甲长人员，乡村人民政权建设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为之后乡村诸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提供了干部队伍。
有些较早解放的地区先成立农会后废除保甲制度；有些地方先废除保甲制度再建立政权组织。有些地方先保留保甲制度，经过多次调整乡村政权后始废除，以村农会或村民小组代替之。还有些地方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在乡以下设村、里组织。从1950年开始，华南分局原则要求各地“摧毁保甲制度，实行人民的专政”。分局在中南区的要求下，确定了适时废除保甲制度和适当留用保甲长的策略。华南分局要求各地执行中南区决定，适时废除保甲制度。1950年4月，广东省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搜集“保甲的利用与摧毁，及群众优势的树立情形”等信息，为新乡村政权的建设做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1950年6月，各乡村相继废除保甲制度。经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被组织和发动起来的群众逐渐增加。10月，广东宣布基本上“摧毁了旧保甲，建立起人民政权和人民团体，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性”。在中国长久存在的保甲制度的废除，在乡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华南乡村虽已陆续宣布废除保甲制度，但这条制度链条上的保甲长并未被立即清理出去，反而被新政权暂时保留，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寻其原因，乃系新政权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紧迫的形势和繁重多艰的任务的综合考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面临的首要考验为严峻的粮食供给。其时，全国各地区的存粮远不能满足解放后人口迅速增加以及诸项建设事务的实际需求。为解决这一紧迫问题，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中央号召下，将征收公粮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与粮食形势同等急迫的问题是新解放区干部队伍严重不足。
急需一批新干部是形势所需，废除旧行政人员就不能操之过急。这就意味着，旧制度的废除和旧行政人员的弃用不能一刀切，尤其当解放区还处于青黄不接的军事时期，处于新制度尚未建立的特殊困难之际。于是，在华南新解放区的基层行政队伍中，除了有长征干部、抗日干部、解放干部、起义人员，还包括留用人员。保甲长便是留用人员的一种。这既跟解放初期紧迫的支前、征粮工作以及基层干部紧缺有关，也跟其熟悉地方情况便于工作开展相关联。保甲长在支前和征粮工作中仍然被需要。新政权尚未建立和巩固之前，适当合理利用保甲人员，有助于迅速完成征粮支前工作。在华南分局指示下，各县开始布置征粮工作任务。
使用保甲长等旧势力，可能出现新风险。在华南分局改造利用基层政权和其行政人员的过程中，时常出现地主、恶霸勾结保甲人员等以多种方式规避和抗缴公粮之事。这也不是华南地区的特有现象，《人民日报》 对其他新解放区出现的这些征粮情况也有所报道。出现诸多征粮弊端，原因有二：其一，大部分乡村政权尚未彻底改造，政权仍掌握在地主恶霸以及被其操控的旧保甲长手里。其二，工作队对征粮缺乏正确认识。因此，在个别地区征粮的任务一时无法完成。
总之，华南分局在对保甲长等旧势力的利用策略上，一方面因应华南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借鉴老解放区吸取利用旧保甲人员改造利用的相关经验，相当小心地推进了此项工作。
二、保甲长等旧势力控制乡村新政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南乡村通过废除保甲制度、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一系列方法，已经搭好了一整套的基层行政架构，建立了区、乡、村三级基层政权结构，并组织了农会、村民小组等组织。但这一套政权架构和组织显得尤为“杂”而“弱”。究其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就内部原因而言，是旧残存势力的盘踞破坏。其时，广东省内仍有大量土匪未被肃清，遍布于全省各地的会道门组织仍未根除。由于当时干部十分紧缺，分配干部只能采取“由上而下，先主要后一般”的办法。人员成份复杂导致人心不稳，基层政权一时无法稳固亦属必然。就外部原因而言，是敌对势力的渗透挟持。华南地区毗邻港澳，面向海外，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掩藏之地。而经英、美、葡等帝国主义所培养训练的匪徒时常窜入沿海地区，尤其盘踞在各岛屿，以此作为“反攻大陆”卷土重来的温床。他们与地主恶霸、土匪特务等多股势力混杂乡间，时常联合起来，组织破坏或篡夺新生基层政权的反革命活动。在这些破坏活动中，部分乡村保甲长是直接参与者。有保甲长参与组织庞大、名目繁多的会道门组织。还有的地主则利用保长身份掌握村政。有些村政权和基层组织则被保甲长直接掌控。被地主恶霸和保甲长等旧势力控制的大部分村政权和组织，给新政权的建设带来了严峻考验，这实际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南乡村基层政权和组织的基础甚为薄弱，一套稳固的基层政权管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这无疑严重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影响社会治安和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华南分局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的政策思路
建立健全和巩固基层政权，是民众认同服膺新政权的关键环节。当基层政权所面临的这些治理危机不断反映到华南分局时，华南分局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不断提出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的政策思路。次年1月，华南分局专门召开各地党代表会议，分析讨论华南乡村政权建设状况和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对广东乡村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就为下一步的中心工作找准了方向。
1950年9月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召开广东首届民政工作会议，中心议题为基层政权建设，涉及建政思想、工作方针步骤等方面的内容。叶剑英提出要把建立乡村政权和组织作为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务。此次会议为广东的民主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鉴于广东乡村社会给予封建势力打击的老区太少、封建势力原封不动的新区太多之事实，华南分局认为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应该成为此期革命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务，做好这一工作将为此后的土地改革以及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做出基本的铺垫。为此，华南分局下大力气进行了基层政权的整顿和旧势力的改造。首先，华南分局把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确立为其时革命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务。自广州解放以来，华南分局一直高度重视基层政权建设问题。广东的新区占极大部分，而新区群众没有发动和组织，乡村政权仍掌握在地富手中或在地富影响之下，土匪、恶霸仍在欺压人民。因此，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是革命工作，争夺基层话语权是对敌斗争，这需要党组织自身的强固。
其次，华南分局认定改善基层领导层，提升基层干部水平是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的关键环节。加强党组织建设，首先要抓住基层组织领导这一关键少数。通过加强党的坚强领导和组织的保障有力来筑牢乡村组织基础。对基层干部队伍的持续教育和培养尤其重要。乡村政权建设需要出色的干部队伍作行政和组织的支撑。华南解放后，为加强对乡村政权的整顿和建设，就需要对乡村新干部进行素质培养。其时，华南解放时间短、地区新、情况杂、任务重、工作紧、干部少、经验缺，而求成心又切，加上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和留用的旧人员在政府干部中所占比重大，新政权需要对干部队伍进行长时间的教育和改造。本着改善基层组织，提升干部素质的目的，华南各地区、县根据本地区的主观情况和客观条件，有计划地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及时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依靠召开代表会议的方式逐步推广。鉴于农会和农会所领导的民兵是基层政权的支柱，华南各地从建立农会、民兵组织入手，点面结合波浪式地推进基层政权建设。在此基础上选取最好的积极分子去掌握政权。其间虽然发生一些偏差，但党对干部的重视和教育一直是中共党组织的重要经验和优势。它是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的前提环节和关键保障。
最后，华南分局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农民代表会议来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南乡村工作一度严重脱离群众。为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到基层政权建设当中，华南分局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召开农民代表会议等各类群众参与性强的会议，以此动员群众自己起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华南分局基于农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明确了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做法。华南分局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整顿和保甲长等旧势力的改造工作。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华南分局全面分析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干部教育培养的具体原则，实事求是制定整顿基层组织的方针策略，为整顿基层组织的具体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了政策思路。
四、分阶段有步骤地整顿、清理、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
是否依靠旧政权，如何利用旧势力来解决新问题、建设新政权，是广东乡村改造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这种对旧基层政权既区别对待，亦教育改造或淘汰清洗的方法在华南各地的具体实践中普遍可见。在此基础上，华南分局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将基层旧势力分阶段有步骤地加以改造、整顿和清除，从而建立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第一，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简称“八字运动”）整顿乡村旧势力。根据华南分局要求，新区一经解放便应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的群众运动。但是，反霸不可成为一个独立阶段，它必须结合减租和合理负担来推进。于是，致力于改造旧势力的八字运动在华南各区展开。由此可见，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新政权将减租退押与剿匪、肃特、反霸、反轰炸斗争联系起来。因为恶霸是地主当权派成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特务为其领导骨干，必须打破这一组织，才能从根本上改造旧政权。各地执行分局和省府新指示的开展减租退租运动，把斗争的火势引向地主阶级、封建势力在八字运动中，旧恶势力受到严厉打击，基层政权彻底整顿，干部得到充分锻炼，农民的觉悟得以提高，农会也在运动中迅速地建立、扩展和健全起来。八字运动基本上打破了旧基层政权，揪斗了乡村旧势力。
第二，通过镇压反革命清理乡村反动旧势力。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遗留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在大陆。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对新政权进行种种威胁和破坏。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从 1950年 12月开始，一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由于特殊的地缘环境和新解放区的特点，广东匪特相当严重。通过剿匪斗争，广东地方社会治安得以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新政权进一步巩固，为其后各项政治经济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第三，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改造乡村旧势力。解放初期乡村的各项群众运动，其中心任务都是为了顺利进行土地改革。毫无疑问，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村政权，整顿基层组织都是为土地改革做前期准备。其时，旧势力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影响土地改革进程。但群众一度成为清理旧势力的旁观者。土改工作队刚下村清理旧基层势力，经常吃闭门羹。为了加快土地改革的进程，工作队下乡后的重要工作内容是通过不同方式清理基层旧势力。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访贫问苦选根子，扎根串联找恶霸。经过反复诉苦后反霸斗争，农民队伍强固了。这种工作方法不仅发现了根子，也打击了反动旧势力，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整顿基层与八字运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众运动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整顿基层为各项群众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政权和组织基础，而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基本上清除和改造了乡村旧势力，进而让贫下中农逐渐成为基层政权和组织的主人。
保甲长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最终销声匿迹，或者被清除出群众队伍，或者被改造成新国民，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不仅使中国乡村传统的旧势力趋于消灭，也培养一批乡村新干部，巩固了乡村新政权，准备完成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最终为革命时代建政的完成和人民政权的完善巩固开辟了新场域，迎来了新时代。
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1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