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在华夏中心主义和天朝上国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的士人不屑于了解外部世界，这在明清两朝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欧美列强在19世纪初期纷纷东来叩关的时候，中国人关于朝贡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知识极为有限，用当时桐城派文人姚莹的话说，士大夫阶层普遍“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直到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外患日亟，一些士大夫才意识到“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开始收集关于域外的史地知识，出现了一批研究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的史地著作，包括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纂修的《瀛寰志略》，这是我国外国史研究的肇始。
在华夏中心主义和天朝上国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的士人不屑于了解外部世界，这在明清两朝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欧美列强在19世纪初期纷纷东来叩关的时候，中国人关于朝贡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知识极为有限，用当时桐城派文人姚莹的话说，士大夫阶层普遍“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直到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外患日亟，一些士大夫才意识到“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开始收集关于域外的史地知识，出现了一批研究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的史地著作，包括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纂修的《瀛寰志略》，这是我国外国史研究的肇始。
当时中国知识界收集和整理外国史地知识有两大目标：一是了解“夷情”以便更好地应对“夷患”；二是“师夷长技”，以便最终战胜夷人。这两大目标集中体现在魏源的思想中。魏源眼中的夷人“长技”还只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甲午战争后则扩大到西方的制度和观念。
如果用当代的语汇来概括19世纪中期中国人研究外国史的目的，那就是“洋为中用”和促进跨文化理解。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出于变法图强的需要，借鉴西洋经验以实现中国富强，即“洋为中用”，被置于首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维新变法时期，欧美和日本的改革经验成为当时救世之良方，翻译和编撰西方和日本历史著作成为一时之热潮。梁启超大力推荐西洋史书籍，编写《西学书目表》，康有为则撰写《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并进献给光绪帝，都是为了探寻欧美日各国强盛之道，以为中国之镜鉴。
从民国初年开始，中国一些知名大学的历史系陆续开设了外国史课程，那时还未有世界史这一学科设置，通过一手材料对外国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所开设的课程多为西洋史，少数学校开设了日本史和亚洲史，课本则多以翻译或编译为主。当时讲授外国史的目的除了开阔眼界，让国人了解外部世界外，主要是为了学习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的经验。“文明化”和“现代化”是民国历届政府追求的目标，“文明化”是以欧美的所谓“文明标准”改造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现代化”则是引进欧美的技术和资金，实现工业化。尽管这一时期有“入欧”“入美”还是“入俄”之争，但向西洋学习则是共同的追求，通过研究西洋各国的历史经验以实现“洋为中用”成为外国史研究的主要目标，而促进跨文化理解则居于次要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很快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外国史教学与研究的范围、功能与使命都发生了改变。西洋史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史列入大学课程，外国史涵盖的范围扩大，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基本建立。不过，更重要的变化是学科功能的变化，“洋为中用”显然不再是研究外国史的主要目的，即使这一目的仍有所保留，这里的“洋”也不再是西洋（欧美），而是苏联，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成为世界史学科的重要任务。在这一背景下，苏联史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比重得以大幅度增加，成为世界史学科新兴和最热门的领域。
实际上，1952年进行高等教育调整之后，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功能是为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需要服务，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性和侵略性、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以及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西洋史课程大幅度削减，在一些高校甚至被取消。虽然在教学中还保留一些西洋史的内容，报刊上也会不时刊登欧美史方面的文章，但主旨都是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性、垂死性和侵略性。关于欧美其他国家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也大抵如此，重在揭露和批判，而不是学习和借鉴。
这一时期世界史学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用唯物史观对旧史观进行改造以及对人类历史进行重新书写。周一良和吴于廑在借鉴苏联教科书基础上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是运用唯物史观重新书写世界历史的集大成者，其影响延续至今。当时世界史学科讨论的主要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学者的主要工作不是对具体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而是用史实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做注脚。总之，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中国世界史学科虽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但由于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世界史学科的功能既不是魏源意义上的“洋为中用”，也不是促进对其他文明与文化的理解，而是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需要，特别是配合国内阶级斗争和国外的革命运动。基于一手材料和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这一时期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主要成就是对亚非拉国家历史的重视。出于理解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一些高校开设了亚非拉国家历史课程，个别高校历史学系甚至建立了亚非拉史教研室，为后来非西方历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78年年底开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外国史研究的目标和世界史学科的功能也从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转向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这大体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国史研究者的共识，很多知名的世界史学者都有类似的看法。
大体言之，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晚期，中国外国史研究的使命和世界史学科的功能经过一个轮回，又回到了原点：一是“开眼看世界”，也就是促进国人对其他文明的理解，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和融入国际社会；二是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也就是“洋为中用”。而后者最为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时期与晚清和民国时期一样，都面临向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学习、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任务。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可以发挥现代化理论家所说的“后发优势”，也就是借鉴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吸取其教训，避免走弯路，在较短的时间并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现代化。而世界史研究可以发挥提供外国现代化经验以及让中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作用。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美国无疑是现代化经验的最主要来源国，“洋为中用”的目标在美国史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正因为“洋为中用”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最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外国史研究的重点是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亚非拉国家历史的研究则受到忽视，甚至出现逐渐衰落的趋势，一些原本从事亚非拉国家历史研究的学者也改行从事欧美史研究。近几年来，中国外国史研究和世界史学科正在发生新一轮的悄然变化，就学科功能和范围而言，以借鉴外国经验为宗旨的“洋为中用”逐渐让位于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跨文化理解，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改变是近年来国内外形势和国家战略发生变化的直接结果。
中国世界史学科功能发生变化的最重要背景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在2010年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仅规模巨大，实力雄厚，而且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官方话语中，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建立了具有显著优势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功带来的是国人的高度自信，使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对中国的意义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中西方关系从2018年起开始发生巨变，此前40年相对友好的关系已经被相互的猜忌、疏远和对抗所取代。中国网络空间和民间舆论弥漫着强烈的对西方的不信任乃至敌视的情绪，正面评价西方社会和肯定西方文明价值的言论经常遭到攻击。与此同时，经济腾飞和国力增长在中国民间社会催生了强烈的虚骄和自大心理，“西学源自中国”说、“西方伪史”论大行其道。在很多人眼里，西方历史上的所谓“成就”其实都是杜撰出来，根本不值一提，而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西方各国已经是中国崛起的阻挠者、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破坏者、中国安全与统一的威胁者。在这种心态下，向欧美学习不仅被认为毫无必要，而且极为有害，在政治上更是错误的。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成为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最重要、最热门的课题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显然不是为了借鉴其发展经验，而是为了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以便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正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中国近年来兴起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热潮，区域国别学在2022年还被列入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开展以理解非西方社会和促进第三世界发展为目标的地区研究和现代化研究异曲同工。内外形势和国家战略的变化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中国不再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至少这样做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中国未来的目标不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甚至是“中为洋用”。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史的主要目的也不再是“洋为中用”，而是理解中国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中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西方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中国人均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数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甚远，教育和科技的总体水平还不高，距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还会遭遇各种风险和挑战。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法治国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健全市场经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仍然需要启蒙。启蒙运动的核心是发现人的价值，重视个体的尊严和权利，崇尚自由和平等以及用科学和理性去除迷信和盲从，培养个体的批判精神，其实质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没有观念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也难以持久。中国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两次启蒙运动，但两次启蒙持续的时间都很短，在推动人的观念现代化方面依然任重而道远。欧美发达国家不仅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而且自近代以来逐渐在国内治理中将启蒙思想从理想变为现实，这一过程对我们无疑仍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对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世界史学科如何服务于国家需要有更加全面的看法。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仍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思想启蒙，“洋为中用”和跨文化理解是中国世界史学科功能的两翼，任何一翼都不可偏废。
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原文约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