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家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明代科举同年关系相较前代愈加受到重视。同年关系建立以后，逐渐分化为信—助型、礼仪型和对立型三种，其亲疏关系递减。前两者属于正面同年关系，在官场会给同年带来默契配合、良性建议、助力申救、推荐和提携等诸多积极的效应。后者属于负面同年关系，在官场易招致祸端，甚至倾轧陷害。身处同年关系网络中的官员，大多都乐于经营与同年的关系。
一、科举同年之“名”与关系建立
同年本义指同一年份，当它代指同一年出生之人时，与同岁、同庚含义相同。自进入科举时代以后，又多用于科举考试中同榜中式者之间的互称。明代科举鼎盛发展，科举考试体系不断完善，科举同年含义相较前代愈加丰富，科举出身之人对“同年”观念的认同也更进一步。另外，由于“同年”观念广泛传播，使得“同年”一词也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衍生出不少非科举层面的群体以“同年”互称，其内涵也随之逐渐扩大。
明代的同年分为科举同年与非科举同年两类，以科举“同年”为主。明代以前，同年主要限于同科中式的进士间互称。逮至明代，乡试、会试和殿试同榜中式者，皆可互称同年。一般会试中式者都会立即参加殿试，亦即两榜中式者几乎相同，统称为进士同年。但常有个别会试中式者因各种原因而未参加当科殿试，俗称“告殿”，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会延期至下科或更后的时间参加殿试。换言之，这部分人会有会试和殿试两榜大不相同的同年群体。
嘉靖以后，同一年入贡的岁贡生、恩贡生和选贡生各自之间也逐渐互称同年。与举人和进士同年一样，贡生同年群体也会编纂《贡士序齿录》，或称《贡士同年录》。此外，除了同一年的同一类别贡生之间会编纂序齿录，并互称同年，还出现不同类别的贡士合在一起编纂序齿录，两者既同登一录，自然亦互称同年。此外，同省直之人，同一年在不同地方乡试中式可以同年相称。这种情形多数是其中一人中式于两京乡试，又因是一省同乡，故仍以同年相论；同一年在不同的省直乡试中式，但却非同省之人，亦可称同年。实际上，在明代绝大部分时间，因此而互论同年的情形并不多。
在科举同年之外，另有一些附庸风雅之辈，也因各种关联或关系而互称同年。究其原因，无非旨在拉近彼此间距离，显得更加亲近。除此之外，一些同时授职的胥吏，竟然也互论同年，甚至效仿科举同年刊刻序齿录。更有甚者，宫廷之内的阉宦之辈，相互之间亦论同年。不仅如此，一些有权势的太监竟然与科甲进士亦讲同年之谊。
某种程度上说，自科举考试发榜的一刻起，中式者之间就已经存在同年关系。即便一些中式者在发榜前后不久就已离开，也并不影响同年之间的后续交往。若要论“同年”关系的完全确立，则应该要等到中式后一系列庆贺活动的结束。首先，科举考试结束后，都会刊布依照中式名次排序的《科举录》，中式者均列名在册。自此以后，中式者之间就已经存有一种契约关系。至迟在成化年间，新中式的举人和进士就相继私下编纂以年齿排序的《同年录》，又称为“年谱”，以此来申明同年之间的兄弟情义。此外，《科举录》的社会传播度较高，尤其是在官员和士子之间，这等同于将中式者的同年关系置于公众视域之下。因此，同年间交往应存的基本道义也化作无形的道德约束，至少在同年之间会形成一定的道德监督。其次，乡试、殿试之后都会有庆贺性质的大型官方宴会，官宴之后往往还有中式者私下的庆祝聚会。这些聚会让“同年”能够面对面地认识和交流，尤其是官方聚会一般有内外帘官员列席，这些列席官员也就成为中式者确认关系的见证者。最后，全体进士在殿试之后还要参与上表谢恩、谒国子监、谒孔庙和行释菜礼等一系列仪式。一系列的“恩荣”活动过程，进士们都身穿吉服，庄重的仪式和亲身感受天恩的喜悦，势必令人印象深刻，也塑铸了进士之间的集体荣誉感。
二、科举同年关系的类型
同年关系确立之后，多数同年之间仍不算熟悉，甚者仍有未识其面者。就进士同年而言，因为一榜人数众多和各地任官等原因，通常呈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交往状态。就交往的普遍状况而言，因每个人的能力有差，际遇亦各不相同，聚散升沉之间，每一对同年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朝向不同的轨迹发展。若依据同年关系的亲疏程度，可大体分为三大类型：礼仪型同年关系，信——助型同年关系，对立型同年关系。礼仪型同年关系，指同年双方虽有“同年”之名，但极少乃至并无实际交往，仅在心理上存有对同年的最基本道义。信——助型同年关系，指同年双方交往密切，彼此信任，并伴有互助行为。此类关系超越了一般的礼仪型关系，完成了从闻其人到识其人，再到知其人的转变。对立型同年关系，指同年双方关系处于不和甚至敌视的状态，部分同年还会进而采取各种方式打击对方。就其关系前后变化而言，一般有着由密变疏、由礼变怨，乃至由爱变恨的转变过程。
同年关系从建立到加深，抑或交恶，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无论是从社会交往的常态，抑或是从史实来看，同年之间关系最常见的衍变过程，不外乎由相识到相知，再到亲如兄弟，即由“礼”到“密”，是一个关系强度逐渐加深的过程。但也有不少同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走向异化，即由“礼”变“恶”，或由“密”变“恶”，属于关系强度减弱，甚至失去信任，甚或转而憎恨。因此，在对同年关系进行判定和分类时，不能贸然地将其归于某一种类型，有时需要加以时间维度的限定。这三种同年关系类型，仅仅是挑选关系演变过程中的典型形态加以命名定性。
三、科举同年关系的官场效应
同年关系的官场效应，大抵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与之大致对应的是关系性质也可分为两类，即信——助型和礼仪型为正面同年关系，对立型则为负面同年关系。正面同年关系的官场效应，根据不同的情景和活动，大抵可分为：默契配合和良性建议、官场的助力和申救、官场的提携和推荐、官场的牵累四种。
当同年在相同的地方或部门做官，往往更容易产生默契的配合，有利于各自取得更好的官绩。官场配合不仅是同级官员之间，也存在于上下级官员之间。如沈一贯与同年陈于陛同在内阁时，良好的关系让双方得以破除阁臣位次的常格，同心辅政。相反，若官员到新的地方任官，既无故旧，又不善经营关系，自身的社交需求难以满足，则可能对个人的官场表现产生负面影响。除了官场的同心配合之外，同年之间的良性交流和有效建议，也是官员在官场立于不败之地所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初入官场或初履新职之时。一些精明能干或拥有极强政治嗅觉的同年，往往是解决官场棘手问题和避免祸端的重要帮手。如嘉靖年间，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被下刑部大狱审问之时，严嵩授意刑部堂官欲置杨氏死罪。杨继盛同年进士史朝宾时任刑部员外郎，为杨继盛与堂官据理力争不得后，仍甘冒风险为其向世宗进言，结果触怒严嵩而被贬三级等。
科举入仕，虽为同年，亦是升沉各异、位有高低，而身处高位的同年，往往对关系密切或十分敬重的同年多有提携。如李贤和张居正等，当他们手握重权，难免会提携自己信任之人，同年好友自然是他们容易想到的对象。当同年为吏部官员或有推荐之权时，同样极易出现同年相助的现象。关系良好的同年，在官场之中亦常被视为同党，有时会带来祸端。当同年触怒皇帝或其他权势朝臣，与之关系密切的同年可能受其连累。当同年关系恶化甚至绝交、敌视，也会因此招来官场祸端。这其中尤以得罪权贵同年为甚。如严嵩、高拱和张居正等在当国之时，同年好友稍有失礼或拂意，便辄加黜退或刁难。甚者，同年间表面相待以礼，私下却互相对立甚至因忌生恨，乃至必除之而后快。另外，明代党争复杂，同年双方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会置身于不同的阵营之中，不免政见相异或针锋相对。若双方是礼仪型和对立型关系自不必多言，但若是信——助型关系时，则变得复杂且值得玩味。
综上所述，同年关系的正负差别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官场效应。正面同年关系，在官场多以积极的效应为主，同年双方或相待以礼，进而互相配合、规谏；或以义相结，进而互相帮扶，甘心救助。这些官场效应在具体形式上，多数是权力使用时偏向同年，或超越官员自身职权的相助，又或是利用自身权势带来的官场受益。负面同年关系，则带来消极的效应，同年双方轻则断交绝问，重则相争互害，甚者不择手段、滥用权势。深究同年关系及其官场效应间的具体联系，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阐释“关系”与“权力”之间的纠葛。社会学学者业已指出，“关系”是极容易跨越制度的，且关系没有边界，会引发处于关系网络中的权力也无法限定，它是扩散的、广泛的，甚至是可以转移的以及流通的，明代又是人治色彩浓重的时代，因此，“同年关系”导致同年双方产生联系并开始交往，而不同维度的“同年关系”更使他们在使用权力时容易因人而异、差别对待，甚至常常逾越常格，这也致使官员的行为往往带有多样、失范乃至复杂的特征。
结语
有明一代，科举是最重要且最优越的入仕途径，科举中式既是绝大多数人求之不得的荣誉，也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一旦在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便意味着士子在名义上立即获得座主和同年两大“科举关系”。尤其是乡试和会试，数量可观的同年群体会构成强大的关系网络，对个人乃至家族来说都是令人艳羡的人脉资源。因此，“同年”是每个科举中式者，在官场生涯乃至人生中都难以拒绝的身份标签。实际上，几乎每个士人也都会乐此不疲地去编织同年关系网，特别是与那些位高权重同年的关系。而当难以通过“日久生情”和“倾盖如故”等正常方式建立深厚同年关系之时，许多官员便有可能选择异化的方法。这种通过异化方式与同年之间建立的关系，显然是一种畸形且脆弱的“信——助”关系，但往往可以快速达成政治目的，权力也在这种关系建立之后实现转借。
摘自《史林》2024年第1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