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
【摘要】郑和下西洋时期贡狮活动的历史记忆，其载体大致分为史书记录、民间小说描述和士人赋赞三大部分。明代“狮文化”的构建，蕴含文化思想和知识的递进。这一时期的“贡狮”以及“狮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通过来自西洋海路的贡狮活动，向南洋、印度洋包括东非展示了中国与其他文明交往以获得自我完善的天朝形象，把中国呈现给正在跃跃欲试走向近代的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其二，郑和下西洋随使行纪、士人文集与民间小说中的“贡狮”记忆，对于建立和稳定明朝中央政府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具有积极作用。其三，有明一代随着狮子的不断输入并圈养宫廷以供观赏，以往作为物种的狮子与作为文化元素的狮子二者在认识上由脱节到渐趋合一，形成了永乐、宣德时期开放政治之下中外动物文化知识交流再度复兴的特色。
一、“外夷以奇兽进”：郑和下西洋与随使行纪的“贡狮”记忆
明初海上的“贡狮”记忆，是与郑和下西洋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海上“外夷以奇兽进”前后大约有七次，出现在郑和下西洋第二阶段之第五至第七次，可能与船队寻找奇兽如麒麟、狮子有关。此后出现的相关海上贡狮活动，也可算下西洋的关联延展。
第一次“贡狮”是永乐十七年七月，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班师回朝。随同前来进贡的有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古里、爪哇等国使臣，一并到来的还有其贡献的狮子、长颈鹿、金钱豹等珍奇动物。明成祖命群臣在南京皇宫奉天门观赏，文臣纷纷作诗祝贺。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完成了第二次所谓“狮子贡”。这次带回的狮子并非源自非藩属国家的进贡，而是郑和船队派周姓太监到“阿丹”，即位于今也门和索马里之间的一片阿拉伯海水域亚丁湾购买的。冯贺军《明朝异域的贡狮》一文称明朝海陆明确记载的贡狮活动有十四次。
郑和下西洋随使行纪，如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有若干关于“狮子”和“贡狮”的记录。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促使自苏门答剌以西至忽鲁谟斯，共有十六国使臣携带狮子等各种宝物赴京朝贡祝贺，其中包括永乐十七年来朝未归的使者。永乐十九年明成祖命郑和等率领舟师第六次下西洋，护送十六国使臣回国。郑和到达南海一带，似未再西行。各国使臣由舟师分队分头护送，太监李克率领舟师送阿丹国使臣至苏门答剌后，命宦官周某率船三艘送至其国。明成祖在位期间，先后六次派遣郑和率舟师出使南海西洋以至西域诸国，远至今西亚与东非，见于记载的所经国度多至三十余地， 在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外国的贡狮活动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还有持续。
15世纪经由遥远的东非到中国这一漫长的海陆旅途，前后三次将狮子这一猛兽引进天朝。至于三次运送到北京的狮子每次究竟有多少，郑和船队究竟是采用何种技术手段运送狮子这一“异兽”，至今仍是一个谜。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15世纪以来，欧洲的热那亚、比萨、利沃诺和威尼斯这几个地中海与东方的贸易桥梁也促进了动物贸易的展开。长途运送动物需要相当大体量的船只，特别是大型狮虎之类的猛兽。直至20世纪20年代，运输大型动物都要多收一张头等舱票，因为这些巨兽在途中要消耗大量食物。海路运送狮子不是一件易事。诸如招募有动物运输经验的驯养人，每天狮子食物饲料的配备和喂养，制作笼子，将狮子安置在宝船的甲板上，相关的防护措施，船运过程中狮子的死亡等，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花销。遗憾的是，由于保留下来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资料非常有限，我们无法确切了解狮子这一动物到底是如何通过宝船被运送的。
郑和下西洋以前来华的狮子，主要是作为某国的朝贡品由其国通过陆路送来，而郑和下西洋时来华的狮子，除了忽鲁谟斯等国的“进献”，还有在阿丹和天方“买得”或“易得”，这种一去一回、一买一卖，使原本单向性的朝贡所维系的不稳定关系，转变为双向性的双边贸易关系。贡狮活动受到明廷的高度重视，周边藩属很乐意将贡狮作为外交乃至朝贡贸易的重要手段，以贡狮来提高朝贡国乃至贡使本人的地位。
二、“遥望龙颜自驯伏”：明代珍禽异兽的“御苑”和驯狮人
郑和率领数百艘舰船七次远航西洋，既是明初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也是一次震惊世界的伟大航海运动。明代中叶，皇帝的“御苑”中满是珍禽异兽，犹如一个“动物园”。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记述明朝宫内圈养着一些狮子、豹子、猎豹、猞猁狲以及吐蕃狗，携带“奇兽”的使团更像是一个流动的马戏团或杂技团，经常护送鸵鸟、猞猁狲和经过训练的猎豹入朝，最多的还是中国人很难见到的狮子。
阿里·玛扎海里认为狮子是第一重要的贡物。通过观赏这一异域进贡的奇兽，包括政治上层的下属以及普通民众，建立起对于政治权威的认同感和畏惧感，因为在观赏这一异兽的过程中，个体通过对自然界动物秩序的感受，逐渐构建起一种对政治权威的恐惧感和敬畏感。这种象征，不仅仅存在于政治上层所设定的典章制度的层面，也对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行为构成了规训和震慑。
明代宫廷大规模蓄养珍禽异兽，始于迁都北京后。这些动物主要蓄养在西苑及南海子，数量以万计，主要供宫廷贵族观赏，其中的珍奇物种还往往会被集中公开展示，皇帝还命大臣作诗赋歌颂，以彰显国威。这种情形多出现于明朝国力鼎盛、对外交流频繁的永乐、宣德时期。明代宫廷文人有不少有关狮子的“写生”之作。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曾据自己亲眼所见描绘了异域进贡的动物，约于1430年编有《异域图志》一书，存世一本，现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
关于明代贡狮的记忆，不仅有文字文献，也有图像。狮子作为周边国家进献给中央王朝的礼物，与异域胡人有天生的关联性。在明代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贡狮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色目驯狮人的相关记载。
三、“粲粲金毛映日明”：明代“狮文化”的诸面相
郑和下西洋的贡狮活动给中华狮文化留下了很深的印迹。狮子进入中国，首先是其形象进入朝廷的美学体系，成为政治文化中的威仪形象，然后向民间文化的各个方面渗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美学类型和文化趣味，可大可小，可威可玩，还以各种艺术形式呈现，成为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形象。所谓明代的“狮文化”可分成“护法狮”“礼仪狮”“辟邪狮”和“舞狮”等不同面向。“护法狮”延续了佛教传统，如早期的法海寺壁画中的护法狮，已经摈弃中国传统的狮子形象，描绘了十分传神的真狮模样。壁画系正统前期的宫廷画家所绘，此时距宣德末年西域国家进贡狮子才短短数年，该狮很可能在宫中展出过，画家应见过真狮。
在明代官书中，狮子是作为宫廷典礼中的陈设动物而出现的。据《明实录》《大明会典》记载，用吉祥如意的瑞狮作为陈列动物的宫廷典礼有皇帝登极仪、皇后皇太子册立仪、百官称贺上表笺仪、论功行赏仪、皇帝冠礼仪等。故宫保留的明清时期的舞狮形象都有类似戏狮的场景。舞狮既有传统歌舞节庆的场景，又结合大狮、小狮可谐太师、少师之音，有加官晋爵的寓意。不难看出，最初应该是皇家的用品采用胡人戏狮或狮子戏球之类的纹样，民间的舞狮风俗是从驱邪避害的“辟邪狮”发展而来的一种中华民俗文化。在广东和福建一带，每逢节庆或有重大活动必有舞狮助兴，旨在驱邪辟鬼。“舞狮”自明清以来长盛不衰，明清舞狮甚至还有“南狮”“北狮”之分。
明朝多地文庙寺庙都有镇殿铁狮子，且不断出现类似“去邪除恶”“镇安吉祥”的铭文。“辟邪狮”则以位于南京狮子山下的大报恩寺为代表。作为高大威猛的百兽之王，狮子不仅为宫廷所需要，镇压邪魅，也为百姓所喜爱。
狮子在古代中东和近东文明的政治和宗教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性角色，往往和王权联系在一起。猎狮在埃及是一项重要的王室仪式，因为猎杀这一兽中之王象征着埃及法老对自然界的控制力。地中海左岸地区的文献与考古资料也说明狮子在当地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是频繁出现的动物。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古代文献中，年轻的狮子也被用于称呼“武士”。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国王的形象常常由有翼狮子护卫出现。在波斯文化中，狮子是文学中常用于英雄身上的词语，最知名的名字如“真主之狮”，指古代英雄伊玛目。在今天巴勒斯坦巴赫提阿里山区发现了很多狮子形状的墓石，都是为了纪念阵亡的著名英雄人物。狮子也是帕提亚时代传奇式武士的象征，伊朗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哥达兹即以狮子持剑和权杖的形象出现。狮子因此进入了人类的政治和宗教生活，成为权力和权威的象征。中国自古以信仰龙为主，外来的狮子正好打破了吉祥辟邪异兽信仰的单一性。狮子成为皇家瑞兽，同时被赐予百姓镇宅，具有喜乐之功用，既可彰显帝王的尊贵，又体现其与民同乐。礼仪狮在贡狮仪式中出现，同样演示狮子造型的民间舞狮又作为狮文化的代表而东传，带有明朝向周边国家展现威仪并吸引他们加入天朝宗藩朝贡联盟的政治目的。明代宫廷绘画中有一系列写实狮子的图像，绘画水平很高超，这与明代宫廷长期豢养狮子密切相关。明廷对于外国进贡的珍禽异兽，多图绘其形，目的是歌颂祥瑞和记录史实，这类绘画被统称为《瑞应图》。
四、“彰圣皇之威武”“昭盛世之文德”：士人文集与民间小说中的贡狮记忆
在明代的对外关系中，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猫科的大型猛兽狮子，频繁地充当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以至东非间文化交流的“媒介”，中西亚以狮子为“贡品”的交往显得格外突出。狮子作为瑞兽的艺术造型也渐渐融入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成一种祥瑞的神兽，而进入宗教雕塑、皇家绘画和民间艺术，甚至融入民俗文化之中。随着明代自陆上和海上而来的贡狮活动，国人也有机会目睹鲜活的狮子样貌。明代士人关于狮子的赋赞无非想说明狮子尽管凶猛和威武，是众兽之王，但天子有伏狮之威，可以驯化狮子为己所用。皇帝接受异域的贡狮不仅有利于增强其政治合法性，也彰显其对外邦的怀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狮子作为一种外来的贡物，是明朝皇帝展示其仁政王道的有力工具。缘于亲眼所见，明代各种士人贡狮赋赞、题咏，对这种猛兽外形、特征的描述，可谓亦细亦微、惟妙惟肖，反映了明人乐意借由贡狮、驯狮赞颂皇恩。关于这一神兽的描摹，大多与为天朝盛世歌功和德及远方颂德的礼赞相结合。
狮子不是中国本土的动物，国人最早认识的狮子形象并非真实的狮子，而是艺术形象的加工品。明代“狮文化”反映了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这些猛兽进行观察所构建的历史经验、所总结出来的文化性特点，即这些猛兽是尊贵的动物，作为自然界的捕食者，掌握着在自然界动物圈创造新秩序、维持既定秩序的权力。由此，狮子也成为中国士人眼中“不待驯扰而能者”。
狮子在非洲、西亚、中亚、东亚等地是统治自然秩序的角色，类似于王权在社会关系中创造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以及维护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因而很自然地被人们用来装饰和象征政治权力。明代则通过礼仪狮、辟邪狮和舞狮等不同的美学形式建构起“狮文化”的不同面相，反映了统治者试图通过这些装饰和象征，使被统治者认识和接受这些政治符号和文化符号。
在中国传统的动物文化体系中，有两种文化最为突出：一是世代相传的龙文化；二是在与外来文化交流和互动中产生的狮文化。龙和狮在中国文化中，既占据核心地位，又普遍存在于文化的方方面面。狮文化的重要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即积极吸收、为我所用，最后化为本土不可分割且能体现自身精神的组成部分。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贡狮活动及其在明代所构建的“狮文化”，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和知识递进，值得深入探讨。第一，来自西洋海路的“贡狮”活动，不仅把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圈，呈现给走向近代的世界，也向南洋、印度洋包括东非展示了中国与其他文明交往以获得自我完善的天朝形象，显示了中国开放和面向世界的雄心，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第二，狮子自西汉传入中土，与华夏文化融合，形成独特的狮子文化。明代海上“贡狮”活动的记忆以及建构的“狮文化”，对于建立和稳定明朝中央政府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三，有明一代随着狮子的不断输入，宫廷圈养的狮子数量渐多，人们对作为物种的狮子与作为文化元素的狮子，认识由脱节渐趋合一。士人官员的文集中关于狮子外形、特征的描述，表明明人的动物知识有了迅速的增长。明朝贡狮活动推进了“狮文化”的重建和更新，在汉唐佛教“狮文化”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知识进步。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4期，原文约2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