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自洋货开始在近代中国行销并占据市场优势地位后，与之相对的土货被认为需要通过仿造洋货加以改良，这种认识与民族主义思潮合流催生了“国货”概念。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机器工厂的普及，国货概念的核心逐渐偏向机器制品，着重以现代技术为规范。然而，因很多国货对外国资金、原料、技术等的依赖，加之城乡经济结构的失衡，国货代表的现代化路径一度遭遇质疑，因此有些人转而提倡限定为手工制品的土货，弃用与洋货难以分辨的国货。这些质疑源自城乡背离的危机，深刻体现了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困境，但未能撼动国货象征的工业化发展方向，且深化了国货与土货的分野，反向确认了国货为机器制品的概念。
一、洋货的传入与土货的改良
洋货是近代中国对外国商品的统称。与洋货相对，由中国本土生产的商品被统称为“土货”。五口通商之前，洋货进入中国的渠道虽十分有限，却因“新奇”等特征引起注意。实际上，此时洋货进口数量并不高，洋货的影响也有限，当时一些夸张的论断反映了传统士人对以洋货为代表的并不从属于华夷秩序的外国文明抱有天然的焦虑。
五口通商之后，洋货在中国的销路渐渐变广，种类也更为丰富，国人关于洋货的认识则开始分化。有些人认为洋货全无用处，因此继续倡言禁绝洋货。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有些人则认识到变局已到，洋货无法禁绝，但不尽是“洋害”。如郑观应曾把洋货分成两类，一类是对中国有益无损的，一类是无益有损的，但国人爱之、购之的是后者，恶之、诋之的却是前者，他希望国人能够认识到引进前者尤其是机器的重要性，称这对世道人心并无损害。当时，后者的市场份额并不高，只是奢侈型消费品的定位让它们很容易成为批判的目标，郑观应将其单列一类，实则是让这类洋货充当洋害的全部，“豁免”前者的“道德负担”，引导国人认可洋货的技术。从统计数据看，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洋布、洋纱为代表的大众消费品进口量增长迅速，占据了中国进口商品的最大比重。郑观应后来也注意到这类洋货对中国经济有更广泛的影响，认为其工艺值得学习，并列举了日本模仿洋货生产的成功经验。类似地，康有为曾在上书中称洋货为“奇技淫巧”，但他同时又为国内如何生产这类“奇技淫巧”提出了方案，并建议清政府设立考工院研究机器。郑观应和康有为的共通之处在于既把洋货视为外国夺我利权的工具，亦认可洋货是现代技术的结晶，认为无论如何厌恶洋货，都应学习其技术，这也是晚清有识之士的共识之一。
对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大众来说，他们购买洋货大多是因为洋货物美价廉、投其所好，特别是在洋货进口最多的沿海地区，洋货逐渐改变了社会消费习惯，民众崇尚洋货的心态日益滋长，究其背后的原因，无非他们对现代文明的追慕。土货则被排除在这个现代文明之外。虽然在大部分地区，它还是消费的主流，但时人认为土洋竞争的先例已预示了它的前景。所以，土货如要避免被淘汰，一个途径就是模仿洋货，与之竞争，这也是近代民族工业兴建的背景。
甲午战争后，民族工业建设进入了热潮。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与洋货争利的方式上，既着重采用现代技术，也善用保护利权的民族主义思潮，发起过多次抵制洋货的行动，但无论他们在运动期间受益几何，人们还是普遍认为改进土货制造才是长久之计。抵制运动结束之后，土货很难继续仅凭身份获得青睐。推崇仿制洋货的言论，把洋货视为理所当然的模范时，普遍倾向于把土货限定为低劣之物。虽然土货模仿洋货的改良之路已经开启，但这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何时可以“进化”完全，实未可知，而洋货与土货的文野之别已渐深入人心，这恰为正在改良的土货蒙上了阴影。国货概念是从1911年后开始广泛使用的，这一方面源自辛亥革命后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以“国”命名的做法更为流行；另一方面，改良的土货需要一个新的名称来命名走向洋化的商品，以与传统的土货相区分，方便确立新的规范推而广之。
二、国货的标准
洋货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生产技术尤其是机器生产方式。自洋务运动开始，机器就被视为洋货的本质，乃至西方发达的奥义，因此，土货改良的核心也是采用机器生产。洋务运动中，各省就兴办了大量工厂。新政时期，清政府更着意推广机器制造。
民国成立后，机器生产更逐渐成为本土商品改进的不二法门。1912年2月成立的工业建设会还喊出了“产业革命”的口号，不过，共和政体为国货带来的不仅是机遇，还有挑战。眼看南京临时政府的“易服”规定将会影响传统丝织品的销路，以江浙丝织业为主导的中华国货维持会展开了大量自救活动。其间，诉诸民族主义话语自不必说，加快向机器工厂转型更成为商人的共识。随着机器制造在各行业的普及，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于1927年应运而生，首批成员囊括了72家来自多个行业的知名工厂。在给工商部的呈文中，机联会表示了对机器制造业作为国货标杆的自我认知。在编选《国货样本》时，机联会收录的都是工厂制品，并自信地认为今日的国货与以往已有了质的不同。
彼时，国货展览会是宣扬国货的重要活动，相较于工业家的“自我标榜”，展览会上国货品类的变化更能体现社会对国货的普遍认知。1915年北京政府筹办的全国国货展览会选用的国货，既包括各类农牧产品、手工制品，也包括机器制品。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也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中华国货展览会，从分类与数量看，机制品开始占据主体地位，表达了对手工业生产进一步向机器生产演化的期许。1929年开幕的西湖博览会声势浩大，时人认为与1909年的南洋劝业会有实质的不同，因为这20年是“中国机制国货进步的时代”，机制产品已确定了其地位。此次博览会还特别设有“参考陈列所”，用于陈列外国商品。
更准确地说，洋货代表的现代技术文明才是机制国货的导师。洋货本质上是国货的对手，而在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这两个对手之间的界线慢慢开始模糊。国货的成功仿制让其与洋货外观上殊难分辨。有些模仿还会演化成借用洋名等误导消费者。很多行业仿制洋货都需要利用国外的机械设备、工业原材料、技术人才乃至投资等。国际化的生产方式让国货的身份更难清晰界定。
有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曾出面制定了一份国货标准，按照商品生产的资本、经营者、原料、工人四个要素的来源，把国货分成了七个等级，第一等是四种要素全源自中国，是最纯粹的国货。外国货则指四种要素中包括资本、经营者在内的三种要素及以上来自外国；还有一类称为参国货，组合要素为外人经营、中国原料与国人工作，资本不限。加上国货的七等标准中还有分类，这份国货标准一共有19种组合。标准繁复到如此程度，更可见严格区分洋货与国货之难，反之也证明了机制国货已经迈进了现代的世界，不再像曾经的土货那样与洋货有明确的文野之别。
三、国货与土货之争
虽然民国时期国货运动此起彼伏，国货工厂的建设也颇有进展，但国货仍然难敌更具优势的洋货。洋货的倾销从城镇扩张到乡村，对传统手工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当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大量农村濒临破产后，这类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思。在为农村筹谋出路时，一些人转向了工业化道路的背面，把希望放在了维护传统经济形式上，因此，国货的现代性特征在此反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当时推崇甘地者不在少数，有评论还就此将印度与机器业发达的日本相比，意在指出抵抗外国经济侵略的方法是要考虑国情的。
更多人在将目光转向内地与乡村地区的手工制品时，会予之以“土货”之称，并有意将其与“国货”对立起来。如果国货运动不能给农村经济提供补偿，不能让“国货的制造品与农村的原料”在价格上保持平衡，国货运动是没有光明前途的。机制国货确实加速了农村固有生产模式的破产。机制国货与洋货区分不易，可以想见，在偏远乡村，二者的界线更为模糊，清晰的是它们与土货的差别和共同对土货产业造成的冲击。
综合来看，提倡土货的主张在当时虽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但它对国货与土货对立关系的揭示与强调却颇具影响，其目的是教国人认识土货为何，实际上则反向强化了国货的主流定义——机制洋式的中国产品。
在国货诞生的过程中，脱离传统的“土”，向现代的“洋”迈进，是一以贯之的路径，它的发展正是近代中国向工业文明世界艰难前行的写照。洋货初入时，国人从纯粹视它为洋害到逐渐接受了它先进的一面；待洋货开始势不可挡，特别是深入到日常消费领域后，模仿洋货改良土货就成为无可置疑的路径，土货则一概被归类为低劣的产物。此后，随着工业的推广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催生了国货的概念，机制产品渐渐演变为国货的“样本”与民族的未来。国货对土货名称及其象征的传统生产方式的放弃，正是为了完成现代性建构的关键步骤——“断裂”，以更确定地建立现代工业制品的规范。机制国货一直自诩只有自己才是民族经济发展的未来——无论彼时它在与洋货的竞争中处于何等的劣势地位，未来的胜利却被认为是确定的，所以它树立的规范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不过，从西方移植而来的现代性，无法让国货回避关于其身份的争议与冲突，对西方工业化模式的路径依赖，在遭受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后，深刻地体现了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困境：民族工业尚未稳固，乡村手工业就已尽数衰落，而前者还在和外国商品一样以不公平的方式持续吸收乡村的资源，造成严重的错位与失衡现象。即便如此，提倡土货的主张于此局面亦不过是杯水车薪，其实际作用是提醒社会注意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即使垄断了国货名称的机器制品代表着民族的未来，它仍然无法解决眼前的经济危机。以方显廷为代表的经济学专家，则从专业知识出发，提出过更实际的调整中国工业化模式，扶植乡村经济的主张。可惜的是，计划还没得以施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就终止了这一切。
摘自《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