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五四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取向之一，就是将文化普及到社会大众。而普及的方式虽有多样，最见成效并且具有展示度的就是出版物的勃兴。开始主要是各种定期出版物即杂志，通常所说各地兴办了400种白话报刊，其实是将五四前新思潮时期所办报刊以及五四运动期间的学生刊物混同在内，真正创办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并以新文化为内容的，大约不到一半。在刊物的浅薄重复弊病引起普遍批评后，运动者和出版界又将目光转向编辑丛书。只是学术的平民化难免浮泛的流弊，出版很快陷于停顿。识者提倡批评与重视理科，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以专门化增强创新力，以挽救新文化运动的破产。
一、形式与内容
与多数亲历者即时的记载大不同，后来的历史叙述，大都将五四前后的新思潮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实则新文化运动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勃发，令不少参与其事者仓促上阵，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更不知如何才能进行新文化运动。所以最初鼓动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将宣传的重点放在解释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形式与内容上，只是对象各异，观念有别，所描述的情形大同之下，存在不小的差异。
蒋梦麟最初设想的新文化运动以酿成新文化的怒潮为目的，具体方法全部集中在青年身上。其江苏省教育会与北京大学的双重背景身份决定立场，以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为新文化运动的主体，设想的形式主要适合在校的青年学生。虽然也有通过学生向社会传导新文化的意向，只不过是客观效果，而非具体目标。如此，则新文化不过是新思潮的延续，仍然局限于知识阶级的思想启蒙。江苏省教育会提出的新文化运动显然是要再进一步，使文化普及于大多数国民，所以要推广注音字母，传播白话文，设立义务学校，组织演讲团。而新文化运动是以自由思想、创造能力来批评、改造、建设新生活，所以还要举办各种新思想出版物。
1919年12月，江苏全省中学以上学生演说竞进会在南京举行时，获得中学组第一名的暨南学校中学科华侨学生黄国元在演讲中提出，必须创造一种新文化以及创造一种顺应世界潮流的新生活。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方法非从教育入手不可，横向普及的方法除学校教育外，就是社会教育。而纵向提高的方法则有开办开放各种高等专门学校、大学校，举办巡回演讲，设立学术研究会，组织学界通信社。普及和提高双管齐下，就能加快新文化的推行。
此时新文化运动尚未完全展开，各方所描绘的新文化运动的形式和内容，却相当准确地呈现出后来运动的实际状况。
要将新文化从无到有地造成运动，形势与内容成为鼓动者不约而同重点关注的中心议题。杨文一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虽然用文言文写来，谈的却是新道理。中国的文体，历代随世道而变，不能古今强同，况且如今科学繁难，尤重创造，新文学主张简明达理，语言一致，别开生面。
各人对文化的认知理解不同，导致各自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有别。新文化运动要将五四前的新思潮从对知识青年的思想启蒙推进到社会改造的新阶段，关键在于能否将新文化传播给广大民众，报刊书籍等出版物是主要载体，注音字母和通俗读物是延伸，演讲、社会教育、新剧以及发展交通，都是为了进一步伸展文化传播的范围和层面，使得新文化形成运动。
最早鼓吹新文化运动的国民党人一开始就注意到，应该以普通民众为用力的方向，吴稚晖主张普及注音字母，就是为了面向不识字的劳动群众。而面向广大民众，自然就涉及文化运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虽然这始终是主张新文化运动者重点辨析的问题，认为二者应该相辅相成，却因为不赞成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强调提高轻视普及而更加引人关注，成为持续争论的焦点。文化如何向少识字不识字的民众普及，虽是许多人认定的新文化运动成败的关键，却始终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之道。
以普及为趋向，并不意味着开展新文化运动的难度降低。普及一事，说起来容易，做到却很难，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推行，比想象要困难得多。
二、杂志之学
从五四前的新思潮发展到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虽然由思想启蒙进入社会改造阶段，可是社会运动首先要求文化的普及，而且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改造，更多的还是由文化普及造成社会改造的普遍需求，在既定的政治社会架构下，很难落实到真正的社会改造层面。因而展现新文化运动的成绩，传播思想的出版物就成了主要的载体。1920年年初，郑振铎为已经过去的1919年度的中国出版界做了专文回顾，在他看来，过去一年的中国社会，简直没有一件事可以供人回忆，供人批评的，唯有出版界似乎还有些色彩，有些光明，可以研究。只是他既有乐观，也有悲观。郑振铎的无限希望在1920年一定程度有所实现。有人从总体上描述了新文化运动兴盛的情形。这样盛极一时的热闹落实到具体，能够拿得出手的就是报刊书籍等出版物。
清季立停科举后，清廷采取了各种善后措施，以免士人失去权势，逐渐被边缘化。可是科举制与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而近代的加速城市化使得教育及相应资源向城市集中，学生不回乡成为普遍趋势，由此加剧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各种新式机构为新兴知识人提供了继续留在中心地带的依托，教育和传媒就是其中要项。传媒的力量在晚清已经显现，民初急剧扩张。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改变其内容，一方面增强其形式。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之后，传媒的势力大幅度增强，知识人成为有力的社会力量。
关于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中，有一项重要数据被反复征引，却始终没有得到确认和论证，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催生了多少白话报刊。胡适在1928年说他于1919年之内收到过400余种学生办的白话报刊，或有可能，只是这些白话报刊并非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是受五四前新思潮新文学的影响，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创办。这类刊物，当时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学校青年学生发表意见交换信息的主要园地。不过，这类刊物存续的时间往往较为短暂，随着学生运动高潮过去，大都陆续停刊。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刊物内容集中于学生爱国运动，发行量有限，没有普遍阅读价值，所以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
算上学生创办的白话刊物，加之一些报刊相继改用白话，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报刊或许不少于400种。但是，不能简单地得出新文化运动催生出400种白话报刊，或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报刊有400种之多的结论。白话报刊的集中出现始于清季，只是很少能够延续下来。相当一部分白话报刊是受文学革命的影响，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经存在，有的由文言改白话，内容并不一定宣传新文化，甚至可能反对新文化。多数五四学潮中诞生的学生白话刊物，并不涉及新文化运动，而且大都不久便停刊。一些学生爱国运动保留下来的刊物，虽然延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内容仍以学生的团体组织及其爱国活动等信息为主，并未转到新文化运动方面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要求的学理研究，对于以中学生为主的办刊者而言，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因此，他们主持的刊物不能直接归属到新文化运动之列。由于五四时期出现的多数报刊持续时间较短，五四后宣传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报刊远没有400种之多，所以各地关于新文化运动报刊的统计，算来算去，主要就是那么几十种。
其中学生团体的机关刊物数量众多，且多用白话文，但并非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不包含新文化的内容，只因为采用白话文的形式，便被混淆新文学新思潮、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者不加分辨地当成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予以展示。
相较于其他方面，出版物的确最容易展示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成效，所以报道记述各地新文化运动的状况，出版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内容。关于各地新文化运动的调查，出版物即为重中之重。由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各地新文化运动有着明显的差距。出版物分为丛书和报刊两大类。1920年春，少年中国学会调查统计了中国各地的新文化刊物总共为40种，其中确定为新文化运动之前创办的有13种，加上1917年创刊的《教育与职业》（原为不定期），并非由新文化运动催生的刊物已有14种之多。而1919年7、8月发刊的《少年中国》等刊物，开始也不是响应新文化运动，稍后才出现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也就是说，将近半数的刊物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尽管这项调查并未覆盖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刊物，却能够大体反映新文化运动时期定期出版物的状况。
三、进入丛书时期
与定期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情形相对的，就是那些谈鬼神、论“先知术”的书籍的发达。
据统计，1919年问世最多的是定期出版物，其次就是黑幕及各种奇书小说，最少的却是哲学科学的书。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
定期出版物的种类虽多，专门研究的却绝无仅有；其言论固然都很正当新颖，但多是辗转得自别的杂志，都是出于直觉，有实在研究根柢的绝少。因此，虽然感到乐观，又恐怕成为“春雨后的菌”。还有一种毛病，就是各种杂志的材料重叠。译著和创作，必须以长期扎实的研究为基础，急切间难解燃眉之急。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办刊的门槛虽然较低，成本不大，难在保证稿源和质量，所以，创办较易，局限也很明显。有鉴于此，嗅觉敏锐的出版商把握机会，将目光投向丛书。
报刊之外，被纳入新文化范畴的图书包含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国际时政的翻译和作品，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新书和西书，都被当作新文化来展现。而判别报刊归属的标准，一是形式，即是否白话，二是内容。一般而言，二者居其一，就被视为新文化。丛书无论创作还是翻译，都不易速成。于是组织丛书之外，还有各种应急的编书。抓住新文化成为时尚的商机，上海广文书局编辑出版了号称“新文化之明星”的《新文精华》。上海专门成立了新文化书社。
为了满足社会对于理解新文化的普遍需求，1922年11月，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有“现代智识宝库”之称的《新文化辞书》。
四、破产及补救
不过，在新文化出版物盛行的热闹之下，也很快暴露出诸多问题，引起人们的批评。其中主要的意见就是指出版物内容浅薄，与新文化的应有之义以及社会各界的期待不相符合。提倡批评与重视理科之外，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还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的双重困境，北京大学的缪金源将这样的情势形象化为查抄与破产。所谓査抄，是指警察厅派人来将报章杂志封禁。所谓破产，是指各报刊的著者自己无文章可做，勉强做几篇塞责。“破产”的证据随在皆是。五四运动以来，国中的新报刊共有400余种，所讲除劳工问题、妇女解放、自由恋爱、无政府、废考、废汉字以外，有没有别种问题？文章的题目也破产。报刊的名称也破产。北京有《新潮》社，上海也照样办一个；北京有《晨报》，他处马上就效法。其余以地方命名的，例如《新秦》《新陇》《新四川》，诸如此类，总可以证明中国人模仿的技能特别巧妙。
报刊的名称和文章的题目雷同，尚不足为虑，内容千篇一律，就太不好看。连号称“新文化运动巨子”的人也没甚新颖的著作出现的学术破产。
就出版而言，内容的提高与范围的普及，理应相辅相成。善用与滥用出版对于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正负作用，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要想推广普及新文化，除了出版物的内容形式应该讲究改进外，经营的办法也不可忽视。其时代售方因为传播新文化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着眼于推广，希望出版方给予通融优惠；而出版方则表示新文化的书刊未必赚钱，而且已经打折销售，很难赔钱经营。如《新文化丛书》的出版方表示，现在出丛书要兼顾三方面，一是著作者报酬不能过高，也不能太菲。但程度愈高劳力愈大的书，愈要求著作者牺牲。否则销路不多，书局的牺牲太大。二是读者购买力有限，只求普及，定价不能太高。三是书局的营业，只求不受损失，决不能忘记为新文化运动尽力。这是一定的趋向，希望国内外著作家给予一种同情。
因为利益差异，出版和代售双方难免常常发生矛盾。出版图书毕竟有成本限制，《新文化辞书》刊行时，商务印书馆以6．5折特价销售，声称“其低廉为出版界所仅见”。即便如此，一般民众也很难承受2．6元的书价，所以还是难以畅销。
新文化运动推动新思想不胫而走，并不意味着出版新书就能够洛阳纸贵。清季梁启超办刊物可以获利，而保皇会的广智书局就不得不靠编制翻印科场书来努力扭亏为盈。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盛况之下，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各方都是千辛万苦。当然。由此带来的良好声誉，也会有利于运动家和商家，不是简单的盈亏可以计算的。
摘自《学术月刊》2024年第3期，原文约3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