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自明末以降，特别是清中叶以来，徽州、赣西等地先后出现了图会、图局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兴起，似与周期性的赋役加征滥派乱象颇有关系。由于各地生态环境、地域权力结构等因素有别，这些组织的形态也各有差异，不过它们具有共同之处，即采取组织化的形式，专门处理本群体的钱粮、差役等事务。这种居于图甲组织之外，又主要处理图甲事务的组织的兴起，体现了清代图甲职能的乡族化走向，即图甲制度依托图局、图会等乡族组织形态，来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的发展趋向。在不少图会建立的过程中，本无密切社会联系的人群，为了共同应对王朝国家对资源的汲取聚集在一起，它们属于制度“打造”的社会，体现了王朝制度对明清社会的型塑，也是明清社会演进颇值注意的新动向。
自明末以降，特别是清中叶以来，徽州、赣西等地先后出现了图会、图局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兴起，似与周期性的赋役加征滥派乱象颇有关系。
一、婺源十六都一、二图图局
十六都位于婺源县北部。明初，十六都设置三图，康熙二十九年（1690），徽州推行增图，十六都增设一图，形成了一都四图的格局，并延续至清末民初。由于史料所限，这一制度如何确立，图甲组织在清代前期如何发生演变，目前还无法理出清晰的时间线索，但其建立年份似乎不会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光绪《婺源沱川余氏宗谱》（以下简称《余氏宗谱》）收录了几件图甲文书，均是此前学界未曾介绍过的。
根据《余氏宗谱》收录的二图重定图规禀文，在太平天国前，该图已建立了负责催征钱粮的图局；并立有“成规”，规定了钱粮缴纳的比限和方式。从县衙的角度看，建立图局后，不必再担心钱粮征收不足的问题；从粮户的角度看，只要本图粮户扫数完纳钱粮，就可免去粮差的扰累，催征钱粮的事务，就从此前由各甲轮值，改为由图局专门负责。各粮户的钱粮，或由图局征收，或由粮户自行赴县衙缴纳。这一格局维持了相当长时间，至19世纪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其后的钱粮抗欠问题，对图局的运作带来较大的冲击，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契机。
甲午战败后的巨额赔款，给清政府的财政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钱粮征收办法亟待改革。在这一背景下，安徽、江苏等省先后发起清赋，试图增加税收，或展复旧额，新图规应运而生。新图规是以“整顿粮弊”为目的，由县衙下令议立的。一图的图规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不过《余氏宗谱》有光绪二十八年立《沱川十六都一图十甲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十一条，应与该图图规基本相同。图规第一条是有关甲催催征的办法；第二条是有关征收小费以供图局运转的条款。第三条是抗粮花户送官提究产生的相关费用的摊派办法；第四条是有关缮书的补贴办法；第五至八条和第十条与过税有关。二图新定图规收录于《余氏族谱》，其具体内容有四条。第一条涉及钱粮征收的货币类型；第二、三条处理的都是抗欠钱粮问题，第三条尤为重要。所谓“既办扫甲章程”，应是指该图在呈请县衙允准建图局、立图规时做出了完粮承诺。
光绪后期婺源图局权力的扩张，不仅体现在钱粮征缴单轨制的实行，在赋役文书上也有所反映。清代中后期徽州的税票，由县衙门出具，税票样式由雕版印刷，都图、花户、钱粮等信息留空，由粮差、缮书临时填写。从光绪朝后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式税票，这种税票的出具主体不是县衙，而是图，因为这种税票的版式中，都图也是预先印好，而不是临时填写的。跟常见的晚清税票相比，这种税票最重要的不同，是其出具主体不是县衙，而是图局，更具体地说，是图的善后会经收粮局。
二、婺源十六都四图十全会
到了嘉道时期，十六都一、二图已建立了由绅耆控制的图局，订立了图规。跟十六都前三图相比，新增的四图所涉聚落的分布相对分散，社会构成也较为复杂。故而其权力格局不同于一、二图，显得较为分散，这一格局对该图的运作方式应有较大影响。为了讨论方便，姑将增图主体称为“四图集团”。为了确保申请的顺利开展、更好地界定参与主体的权责关系，四图集团的成员订立了合约。合约规定，各甲轮流催办钱粮，钱粮由各甲自行缴纳；抗欠钱粮者将受到处罚；册书由各甲轮充；合约还确定了各项公费照甲均出的原则。四图增设成功后，以合同为依据建立的运作方式，很可能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战乱，不仅影响到一、二图，对四图也有冲击，为此十全会重订了图规，《十全会会簿》就是在这次重整过程中写就的，该件册籍保存了一份落款为同治元年的记录，较为详细地交待了太平军兴以来该会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之道。此次整顿的重点，是十全会公产田租的经营方式。首先对道光十六年以来的账目进行清理，内容大致包括追讨佃户租金及佃户已交但尚未进行分配的部分。其次，是完善账簿制度，共立账簿十一本，十甲各执一本，另一本存于该会保存相关文书、册籍的公匣内。再次，重申了余租由充首人收取的规定。最后，规定每年十一月十五日，当年轮值的经理人同各甲结清收支账目，结算清楚后交给轮值下一年的经理人。
十全会成立后，在原有以赋役事务为核心的图务之外，增加了以维持该会运转为核心的会务。综合道光、同治两个时期的记录，可以看出，十全会在图务和会务方面进行了一定分工，图务方面的执事人员，包括甲催／粮尊、缮书、“善算者”等，这个班子负责与县衙派出的图差进行对接，办理钱粮催征事务。甲催是图甲制下的一种常见执事，主要负责本甲钱粮的催征，道光十一年合同明确提及这一执事。同治元年合同没有提及甲催，提到的是一种被称作“粮尊”的执事，从合同看，其职能与甲催基本相同。缮书应即康熙合同提及的册书，负责保管全图册籍（鱼鳞图册、实徵册等）及钱粮过割，五年一轮。道光十一年合同还提及“善算者”，负责协助缮书“设局收贮”，即帮助进行钱粮的征收与贮存，这应是临时指派的。
三、图甲职能的乡族化走向
应该指出的是，明清时期赋役加征滥派问题及王朝的应对，呈现出某种周期性，与此相应，图局、图会的发展，也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明中叶和明末清初，曾先后出现过赋役征派的乱象，早期的图会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明中叶至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改革，清初对赋役制度的整顿及摊丁入地、耗羡归公的施行，都致力于整顿赋役征派乱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图甲组织承受的压力。不过雍正年间确立的赋役与财政格局，仅维持了不到半个世纪，乾隆中期以降，在财政收支结构性变动、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下，各地赋役加征、滥派问题又渐趋严重，至道光朝中后期达到极致，图甲组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粮户被置于与明末清初相似的困境。各地义图的兴起，应置于这一脉络进行理解，而包括婺源十六都图局、十全会在内的各地图局、图会，也应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
在这些组织当中，图局和图会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组织形态，在组织结构、钱粮催征方式、田产购置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在组织结构方面，图局采取的是较为集权的运作方式，由专门的组织（图局）办理本单位的钱粮催征事务；而图会采取的是相对平权的运作方式，各甲保持着某种独立性。在钱粮催征方式方面，图局大多不仅负责钱粮的催办，而且负责甚至垄断钱粮的征收和投柜，其做法有包揽嫌疑；而像十全会那样的图会，仍将自身的职能限制在催办钱粮上，钱粮的完纳似仍由各粮户自行承担。在购置公产方面，图局的运作，可透过征收陋规来解决，田产似非必不可少；而图会则似乎更趋向于购置田产，作为本会、本图运作的开销。不同图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组织形态，应与这些图所在地域的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
文章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