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逸超，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摘要】<正>政和年间徽宗逐渐强化并神化皇权，对此学界历来重视徽宗对道教的利用和改革。实际上，徽宗不仅依靠道教，礼制更构成了其神化皇权的基础和平台。北宋真宗以后确立的“三岁一亲郊”，是宋朝皇帝接受天命、昭示皇权合法性的固定舞台。徽宗的礼制改革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崇宁、大观年间（以下简称崇观年间）议礼局主持的仪注修定与政和年间礼制局的礼制改革。前者以《政和五礼新仪》的完成为标志，主要是为了继承父兄遗志。
政和年间徽宗逐渐强化并神化皇权，不仅依靠道教，礼制更构成了其神化皇权的基础和平台。徽宗的礼制改革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崇宁、大观年间（以下简称崇观年间）议礼局主持的仪注修定与政和年间礼制局的礼制改革。前者以《政和五礼新仪》的完成为标志，主要是为了继承父兄遗志。崇观年间的社会经济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宋徽宗需要通过礼制彰显他改革的成就，并且进一步在政治文化领域推进改革。因此他在政和年间围绕亲祭天地展开制礼作乐，体现其超越父兄的政治意图，其政治意义实际上大于《政和五礼新仪》。而亲郊典礼中空前绝后的礼器制作，则通过器物的方式具象地呈现出徽宗的政治意图与政和时代的政治文化。
徽宗通过礼器具象地呈现出“道”、三代之道与天地之道，以此神化皇权、彰显王朝改制和个人权力的正当性。由“新学”为“新法”奠定政治正当性基础，王朝改制至此才臻于完备。儒家礼制和经典义理既充当了徽宗实现神化皇权、强化自身权威的工具，徽宗也由此对北宋以来的国家礼制景观和儒家经典的面貌进行了改造。
一、太平与“道”：蔡京复出与玄圭的出场
宋徽宗第三度任命蔡京为相的目的之一在于为他推动新一轮的礼制改革，玄圭的出现正是这场改制运动的前奏。据说玄圭是颇受徽宗器重的宦官谭稹经营河东边事时获于晋州民间。玄圭的考证显然是徽宗赋予刚刚复出的蔡京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徽宗其实已经给出了他想要的答案，他所需要的只是蔡京组织人手为其进行论证。
玄圭的基本定位是三代礼器，承载着的是王朝政治所继承的三代之道，有其独特的礼制和政治文化意涵。首先，在亲郊典礼中象征着皇帝觐见上帝的信物。其次，利用“禹锡玄圭”的典故，彰显了崇观以来宋徽宗新法改革的成就和正当性，是对他完成父兄的改革遗志的总结。最后，玄圭的颜色还体现出其所承载的“天地之道”。玄圭是徽宗统治正当性的器物化表达，彰显徽宗自崇观以来社会经济改革的成就，获得玄圭后即可告成太平。
二、回向三代：礼制局的设立与政和三年亲郊的礼器展示
如果说玄圭是礼制改革的序幕的话，礼制局的设立则标志着礼制改革的正式启动，并与蔡京有着密切关系。礼制局关注的重点是“礼”，是关乎皇权合法性、王朝体制的重大礼仪制度，其核心就是徽宗用以接受天命和神化皇权的亲祭天地，并且采用了新学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全面改造唐代以来的祭祀礼器和仪制。
议礼局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天下古器，而真正铸造郊庙禋祀之器，复原三代郊庙礼制的盛况，则是礼制局的工作。徽宗在亲郊典礼上的降神活动将其受命的仪式推向了高潮。徽宗将国家礼制中的降神活动限制在儒家经典《周礼》的框架内，将其呈现为道教化的神祇，通过《周礼》场景的复原，将“道”在亲祭天地中用降神的方式呈现出来。
三、三代之道：新学与郊庙礼器
徽宗借助王安石新学所诠释的《周礼》，重现周代祭器的景观和形制，及其所承载的三代之道。徽宗最重视的改革内容就是坛壝、祭玉与车旗制度。其中祭玉、车旗的制造设计多受到王安石新学的影响，对祭玉的设计制造继承了新学的意见，具体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讨论：两圭之邸不用璧而用琮，两圭用黄琮之色，两圭有邸与黄琮并祭皇地祇。对于亲郊乘舆所用车旗之制，徽宗用“旗常并建”概括。祭玉与车旗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对元丰改制的延续，另一方面采用了包括王安石、陈祥道、陆佃在内的新学学派的学说，取代了以郑玄为代表的汉唐经学，展现出了新学对国家礼器形制和礼仪景观的重塑，彰显出新经学诠释下的三代之道。
四、天地之道与道：从乾坤之数到神霄礼器
如果说祭玉、车旗主要是礼制局根据新学所塑造的祭器形制，那么坛壝则是根据乾坤之数所塑造的祭祀景观，具象地呈现出徽宗政治所依据的天地之道。在《周易》乾坤易数的指导下，徽宗和礼制局改造了后周以来逐渐形成的圜丘、方坛形态和国家礼制景观。除了坛壝之外，祭地用玉的尺寸也是根据乾坤易数确定的。在位板的形制中也融入了乾坤易数作为创制原则。
不过分祭天地及其中的天地之道并非徽宗的终极目标，徽宗还要呈现兼有道教和儒家最高宇宙根源的“道”，这是其父兄所未曾有过的设想。徽宗将要利用道教神化自身的皇权，政治依据的宇宙秩序也从天地之道迈向了更高层次的“道”。祭天对象成为兼儒典与道教之“道”，徽宗成为这一“道”在人间的子嗣和唯一合法代表。徽宗既是“天子”，又是玉帝之子，当然也就是“道”之子。
在崇宁、大观年间完成了社会经济层面的改革后，徽宗在政和二年利用玄圭“告成功”，用以觐见上帝，在政治、文化层面宣示了太平之治的到来。玄圭也成为政和亲祭天地礼制的开端，其中蕴含的三代之道与天地之道成为此下礼制局设计礼制、制作礼器的指导原则。三岁一亲郊的礼制是徽宗神化皇权的实践平台，经典和新学则是其论证新法成就与正当性的学说基础，礼器制作则是在仪式中具象呈现徽宗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的载体。徽宗不仅实现了父兄未完成的亲祭天地活动，并且超越父兄，借助儒家经典中的“道”和新学诠释的支撑，完成了徽宗对皇权合法性的双重建构，实现了他在礼制层面对现实世界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掌控。
文章摘自《形象史学》2024年第2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