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海燕，日本大学理工学部。
【摘要】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具有多重面相，既呈现出向西方学习的一面，也存在将自身的近代化经验向域外移植的一面。19世纪80至90年代，为摆脱边疆危机，强固传统中朝宗藩关系，清政府积极在朝鲜举办电报事业，开展了一场中国近代化经验走出去的“非典型性”尝试。这场中国式近代化的域外移植事业，运用了传统宗藩关系与近代条约形式相结合的策略，推行了表面上以企业经营为主体实则由国家掌控，表面上以属国“商请”为前提实则由宗主国“代办代管”的方式，强调的是中朝之间的命运联结，其政治军事意义远大于经济效益。在清政府兴办域外电报事业的整个过程中，技术移植是根本，维护中朝国家主权是核心，资金投入是代价，人才培养是关键；中国采取了规模上量力而行，方式上“来学往教”的策略。可以说，向朝鲜移植电报事业是晚清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支持了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维护传统东亚宗藩体制的战略，推动了属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虽然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但这一尝试的意义值得深思。
【关键词】晚清；朝鲜；中国近代化；域外电报事业；中国经验；电信条约
晚清电报的发展与朝鲜“壬午兵变” 由于具有前所未有的迅速传递信息的功能，电报被称为“看不见的武器”“帝国的武器”“文明的利器”。换言之，电报不但是近代科技，还具有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意义。
中国应用电报的时间相对较晚。有研究表明1860—1900年间，电报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为1860—1869年，二为1870—1879年，三为1880—1900年。经过多年的努力，晚清中国的近代通信体系初步形成，电报逐渐成为政府、商界、民间重要的通信工具。在此过程中，清政府积累了经营管理、技术运用、维权护利、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经验。
在1880—1900年间，清政府对电报事业的大力支持，除了基于“实利至上”原则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考量，即运用快捷的近代通信手段应对多处告急的海防危机、边防危机和中朝宗藩关系危机。1882年7月23日，朝鲜京城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依靠国内电报线路，迅速传递军情，及时调派水陆兵勇开赴朝鲜，顺利解除了危机。这是清政府首次利用电报技术应对外交突发事件的成功之例。李鸿章对电报在应对军事外交事件中的重要性有深刻认知。
日本对朝鲜电信权益的侵夺 进入19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的电报通信网络逐渐形成。但朝鲜半岛是世界电报通讯网中的空白地带。尽管清政府认识到电报在“保藩固边”中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发展域外电报事业并没有具体计划。中朝两国间的信息传递，仍然长期依靠包括水陆两种途径的传统驿站系统。
如果说1882年的“壬午兵变”让清政府认识到电报在处理外交事件中大有裨助，那么兵变之后日本建设日朝电报通信的举动，则极大刺激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部分官要的神经，促使清政府迅速将举办域外电报之事提上日程。
日本建设日朝电报通信的计划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实施于“壬午兵变”后。鉴于兵变时本土与朝鲜之间没有近代通信工具，以致不能及时掌握朝鲜情报而事事落后于中国的局面，日本外务省和工部省联合制定了构筑日朝电报通信网的对策，向朝鲜政府提出在“京城、釜山、元山、仁川”以及“其他各开港口和地区架设电报线”的要求。在日本积极推动下，日朝两国于1883年3月3日签订了《日朝海底电信线设置议定书》。这是日朝之间第一个电信条约，也是朝鲜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电信条约。
条约签订后，日本即刻出资并委托大北电信公司开工，由日本北九州经对马至釜山的海底电报线于同年11月建成，史称釜长线。1884年2月，日本在釜山设立电报局，开始接收电报业务。釜长线是第一条连接日本本土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报线路，外务省将其视为推行对外政策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日本之举促使清政府内部达成共识，很快，建设天津—旅顺—仁川—汉城电报线的工作被提上日程。可见，清政府在举办域外电报事业上决意果断、目标明确。
中国近代化经验在朝鲜半岛的移植 相比中日两国，朝鲜的近代化事业起步较晚。1873年，国王李熙亲政，结束了大院君摄政时代。在李熙带动下，朝鲜王朝摒弃了闭关锁国政策，逐渐推行一系列改革。1881年，朝鲜国王接受日本政府邀请，选派赵世永、鱼允中、朴定阳等朝廷重臣，组成6人“绅士游览团”，考察明治维新13年以来日本各个方面的近代化建设情况。日本工部省向朝鲜考察团提供了发展电报事业的详细资料。考察团成员通过实地考察和所得资料，对日本近代电报通信技术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知晓了如何发电、发报，如何架设海线陆线，需要何种电报技术人才等问题。这无疑对在朝鲜推行电报事业产生了积极作用。在技术层面之外，朝鲜人对中日两国和世界电报通信网的发展也有了初步了解。世界电报网络的发展，激发了朝鲜发展电报通信的热情。
同一时期，朝鲜国王向清政府发出请求，希望中国接受朝鲜留学生前往天津学习包括电报通信技术在内的近代军工技术。事实上，朝鲜在选择国家近代化前途时，政府内部始终存在亲中和亲日两股政治势力，清政府举办域外电报事业，也是在两种势力争斗中推进的。
清政府在朝鲜半岛共建成四条陆路电报线，覆盖半岛东西南北，实现了中国—朝鲜电报通信一体化，消除了传统驿站迟延的弊端，完成了近代电报事业在域外的移植。
1885年7月17日，中国电报总局督办盛宣怀，总办余昌宇、陈允颐三人，代表中国电报总局与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金允植，协办交涉通商事务徐相雨、深献求，在汉城画押，签订了中朝间第一个电报条约，史称《中国代办朝鲜陆路电线合同》，又称《中朝电线条约》《朝清电线条约》《义州电线合同》。签约的目的是保障清政府在朝鲜建设一条“自仁川港起，经汉城至义州，达于凤凰城”的陆路电线。此后，中朝两国又相继签订了三个电报条约。就这样，清政府以缔结近代条约的形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经验域外移植的序幕。
中国近代化经验域外移植的政治军事意义远大于经济利益。总体而言，经费是举办朝鲜电报事业时遇到的一大难题。朝鲜电报事业兴起之初，盛宣怀根据中国的相关经验，最关心的就是线路管理与维修问题，尤其是维修经费的筹措问题。事实上，经费短缺的原因还有两个。其一，朝鲜“商报无多”，电报线路没有产生经济效益。其二，中朝官员收发电报皆免费，进一步压减了朝鲜电报的盈利空间。尽管时常处于经费不足的困境中，对于中国而言，从境内延至朝鲜的电报线路，其政治军事意义仍然是不可估量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为建设和维护域外电报付出了相当的经济代价。
培养朝鲜近代技术人才，是中国近代化经验向域外移植的重要环节。负责电报具体事务的盛宣怀接受李鸿章指示，在与朝鲜缔结电报条约时，特别规定了培养电报人才事宜。可以说，为域外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是中国近代化经验移植域外的又一大特点。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清政府就不断劝说朝鲜国王富国强兵，学习西方近代军工技术。在此背景下朝鲜国王也拟拣选明干人员在天津等处学习军器武备。中朝两国的共识，成为共同培养“用器之人”的基础。
考察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在域外兴办近代电报事业的历史事实，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兴办域外电报事业，是清政府维护宗藩体制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清政府在兴办域外电报事业时，充分借鉴了中国近代化的经验。鉴于中国电报建设中遭遇的“三难”经历，清政府将重点置于维护利权和人才培养上。同时，鉴于特定时空下朝鲜的国际地位，清政府运用了传统宗藩关系与近代条约形式相结合的策略，在实践上采取了表面上以企业为经营主体实则由国家掌控，表面上以属国“商请”为前提实则由宗主国“代办”“代管”的方式。第三，在兴办域外电报事业的过程中，技术移植是根本，维护中朝国家主权是核心，资金投入是代价，培养人才是关键。第四，中国式近代化的域外移植，是中朝两国通力合作的结果。此举与朝鲜国王希望通过中国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的志向吻合，与中朝两国的国家战略吻合，正是这种目标上的共识，才使得中国近代化经验在域外移植成为可能并取得初步成功。事实表明，中国式近代化经验的域外移植，奠定了近代朝鲜电报事业的发展基础。
摘自《湖北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