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钊，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历经四年多的探索，确定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群众性”武器。随后，中共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与军区、军分区、县三级武装力量体系相匹配的手榴弹三级制造体系，并以后两级为重点，发动民间能工巧匠加入制造队伍，实行“群众性”武器群众造。与此同时，根据地各级兵工厂简化工艺流程，想方设法就地取材，使手榴弹的制造本地化。手榴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符号，其制造和使用是人民战争理论的具象化。
【关键词】抗日战争;手榴弹;兵器工业;根据地;
中共从斗争实践中发现，手榴弹等“群众性”武器在敌后抗战中最为称手，将其普遍制造和广泛使用视为根据地存亡的关键。然而，对于这样一种重要的武器装备，学界研究得似乎还不够充分。21世纪以来，根据地兵器工业史日益受到研究者重视，尤其是有关全民族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工的研究，相关研究将兵工置于中共革命史的脉络中加以论述，着力探讨武器装备与军事斗争、中共革命的关系，比本世纪初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聚焦全民族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手榴弹制造，兼及使用问题，或许能够通过这个小切口一窥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图景。
成为“群众性”武器
手榴弹从发明之日起，一直是步兵常规武器的补充，而非主要武器；但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游击战上升为决定敌后抗战胜败的战略的背景下，却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群众性”武器。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前后，武器配置还是以各类枪为主，手榴弹相对较少。中共中央最初对兵工生产的规划是服务运动战，以造枪为主。但随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战方针的确立和实施，无论是前线将领还是后方统帅，都开始注意到手榴弹的重要性。不过，手榴弹制造虽被专门强调，一线的高级将领却仍以造枪为第一要务。抗战初期的内外环境为根据地大规模自制枪械提供了基本条件，国共关系相对平稳，中共可在西安、重庆公开采购兵工所需设备、材料，因此各大根据地相继设立造枪厂。
在枪的生产更受重视且发展势头良好的情况下，手榴弹制造自然难以成为各根据地兵工生产的重心，至多与前者并重。然而，枪的量产，工序多、技术要求高，所需工人多，对环境、原料供应的稳定性要求高。如何在抗日烽火中组织数百名工人开展生产，对根据地是很大的考验。1939年底开始，国民政府逐渐取消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弹药供应。1941年４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兵工建设“以弹药为主，枪械为副”，特别强调“大量制造”手榴弹。11月７日，中央军委作出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明确将手榴弹等武器定性为“群众性”武器，要求将极为有限的资源主要用于手榴弹、地雷等的制造，兵工生产的重心实际上发生转移，更加适合抗日游击战争的武器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相比地雷，手榴弹在便携性上更胜一筹，更具“群众性”，无论军人还是平民，无论战斗人员还是非战斗人员均可配备，几乎是武装全民的唯一选项。
“群众性”武器群众造
《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不仅提出“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武器的兵工方针，也指出了实现大规模生产的思路，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与军区、军分区、县三级武装力量体系相匹配的手榴弹、地雷等武器的三级制造体系，特别是充实军分区、县两级制造力量，实行“群众性”武器群众造。1940年底，日军加强对根据地的“扫荡”。各根据地的兵工厂一旦被获知具体位置，便成为其重点进攻对象，加之交通条件限制，相对集中的兵工生产越来越难以维系。手榴弹生产逐渐向军分区倾斜，华北各根据地各县也陆续建立小兵工厂。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的调整略微晚些。1941年初，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仿照八路军总部的做法，在军部下设军工部，集中人才、资源，准备批量生产武器。数月之后，新四军意识到这种模式不适合复杂的华中敌后战场实际，于是将军工部人才、资源下放到师部。华中根据地所辖各县积极设立手榴弹厂。工厂的普遍建立，为手榴弹增产打下了基础。到1944年下半年，新四军的手榴弹已实现完全自给。在手榴弹生产的重心下沉到县的同时，技术骨干也在快速群众化。同时工人的需求急剧增加。各根据地解决的办法，一是继续招募原国民政府兵工厂工人。二是从干部学校、战斗部队中抽调。三是发动群众，鼓动民间能工巧匠，尤其是木匠、铁匠、鞭炮工人加入。
工艺和材料的本地化
手榴弹之所以被中央军委定性为“群众性”武器，除了具有便携、易用的特点外，制造工艺相对简单、材料易于本地化也是重要原因。根据地各级兵工厂不断简化工艺流程，想方设法就地取材，使手榴弹的制造迅速群众化。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司司长李待琛在《军械制造》一书中指出，德式木柄手榴弹的弹壳需以生铁铸成，翻砂用的模具则是铅模；木柄采用干燥的洋松木，在木工车床上车钻而成。根据地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对于根据地兵工厂而言，手榴弹最好解决的原材料是木柄。不少根据地利用苦楝树、银杏树、“鸭脚麻”制作木柄。手榴弹弹壳由生铁铸成，国民政府兵工厂翻砂铸造手榴弹的模型多用铅模。在根据地炼铁所需的炉筒、焦炭、风箱都大成问题，遑论铅模，于是自制坩埚、化铁炉使用，翻砂蛋壳的材料也就地取材于河沙。由于无法制备生产黄色炸药所需的硫酸，根据地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装填的都是黑火药。但这仍旧不是易事，硝酸钾、硫黄、木炭材料的获取都依赖群众支持。各根据地在兵工厂建立之初，就在寻求制备硫酸的路径。例如，晋察冀根据，将华北农村常见的水缸组装成反应塔，创造出制备硫酸的“缸塔法”，并得到八路军总部兵工厂的引进。根据改造后的工艺，手榴弹生产不再需要现代化生产设备，农村的木匠即可造木柄，铁匠可浇铸弹壳，黑火药则由爆竹工人生产，黄色炸药也可在农村制造出来。工艺、材料的本地化推动了手榴弹产量大幅度提升。
综上，手榴弹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武器，是持久抗战条件下，游击战上升为根据地战略的结果；手榴弹的群众性制造与广泛使用，又是游击战得以坚持下来的重要因素。手榴弹的群众性生产和战略性使用之所以能成功实施，离不开中共强有力的组织和对技术人员的放手使用。强有力的组织可以充分调动、使用根据地内外的资源，可以在天各一方的根据地间共享技术；对技术人员的充分信任和放手使用，则恰恰符合现代技术发展的规律。两者相互配合，实现了某些关键点的技术突破，弥补了根据地兵工技术水平的不足，基本保证了根据地武器的供应。手榴弹的生产过程，也是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过程。手榴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符号，其制造和使用是人民战争理论的具象化。
文章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