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部落联盟机关蜕化出的“公共权力”与早期国家的形成
作者：王宇信
我们曾经说过,军事民主制时期是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是国家形成的前夜。而作为与这一时期经常发生的掠夺性战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玲弋,就是氏族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组织逐渐蜕化出与民众相对立的“公共权力”,成为国家组织的雏形。“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①。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区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的程度也不尽一致。黄河下游大汉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特别是自大汉口文化中、晚期以后,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较其它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夷人少昊部落联盟,已出现了一定的与民众相脱离的“公共权力”。 《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记的“祝鸿伙;刁徒也,鸥鸿氏司马也,尸鸟鸿氏司空也,爽几氏司寇也,鹊鸡氏司事也”。司徒,杜预注 “祝坞,鹏鸡也。鹅鸿孝,故为司徒,主教民”。司马,杜预注:“鸥鸿,王鸽也。蛰而有别,故为司马主法制”。王鸥是雕类, “是猛武之禽......
中国古代县官制度初探
作者：刘鹏九
县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起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时期,形成于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立制于首次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两千多年来,尽管朝代更迭,社会制度变迁,地方行政管理,无论是实行郡、县二级制,州、郡、县三级制,还是省、道、府、县四级制,县作为基层政权始终没有发生变化。随着县的出现,于是就产生了县官和相应的县官制度。 内乡县衙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县衙建筑群,国内唯一的县衙溥物馆。笔者从事县衙研究,试就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县官制度作以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同行。 一县等与县官的名称和品级 县有等级之分,秦汉以迄宋元,以户籍多寡示等第,秦汉规定,“县万户为令,不满为长”①。唐宋时县的等级最多,分京、瓷、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等。元代分上、中、下三等。到了明代,改以粮赋多少示等第,规定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六万石以下为中县,三万石以下为下县②。清沿明制,县亦“区三等”③,但规定的内容更为详细,以“冲、繁、疲、难”四字作为县缺等级,“冲”是地方冲要,“繁”是管辖面积大、事务繁重,“疲”是民情疲玩, “难”是民风强悍难治,凡占四字者为最要缺......
中国古代法官会审制度
作者：巩富文
关于中国古代的审判组织,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印象,似乎只有独任审判,也就是由一个法官坐堂问案,而无合议制的形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只要我们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种种类似现代合议制的审判组织形式,在古代确实是存在的,法官会审制度即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一种形式。 会审,是指中国古代对某些重大、疑难或特殊类型的案件,采取由若干法官会同审理的一种审判组织制度。法官会审制度是中国古代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特色。本文拟就此项制度,试作初步的考察。 法官会审制度始于何时?从己出版的法制史和刑诉史方面的论著来看,均普遍认为始于唐朝①。然而,这与史实不符。笔者认为早在西周时就已经有了法官会审的制度。首先,从史料来看,出土的金文表明,当留法官在判决之前要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如《王周生篡》铭文中记载的争田土的诉讼,法官召伯虎在判决之前曾“讯有司”。讯,讯问,征讯。有司,泛指官吏。讯有司,即征求群臣诸吏对判决的意见,然后定判。《切龙医》铭文中记载的争奴隶的诉讼中,当法官伯扬父读鞠之后,并未立即宣布执行判决,而是“乃以告吏邦吏智”。就是说,把判决结果告诉给参加审判的另外两......
《史记》标点正误一则
作者：王强
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3137页《酷吏列传·张汤》中有一段文字:“汤(张汤)掘得盗鼠及余肉,劲鼠掠治,传爱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碟堂下。”事中于“并取鼠与肉”后施逗号,以为“具狱”为动宾结构词组。 按“具狱”为名词。具狱,《酷吏列传·张汤》裴姻集解引邓展曰:“罪备具。”又《汉书‘于定国传》:“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括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颜师古注曰:“具狱者,狱案已成,其事备具也。”宋唐注家尽释其为狱案成后其事之备具,为名词。古籍中作为名词之“具狱”多见。《新唐书.崔安潜传》:“安潜于吏事尤长,虽位将相,阅具狱.未尝不身听之。”是其明证。 据上《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中“并取鼠与肉”后当施顿号.以“具狱”为“取”的宾语之一于文义方可通.《史记》标点正误一则@王强< 正> 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3137页《酷吏列传·张汤》中有一段文字:“汤(张汤)掘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事中于“并取鼠与肉”后施逗号,以为“具狱”为动宾结构词组。按“具狱”为名词。具狱,《酷吏列传·张汤》裴驷集解引邓展曰:“罪备具。”又......
论西汉皮币
作者：洪煜
在我国货币史上,用金属铸造货币,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期间就已经在各国正式出现。尽管在以后几个朝代由于政治、经济等影响进行过不同的币制改革,但金属货币始终充当着我国古代社会基本货币的角色。尽管如此,西汉武帝时以白鹿皮作为货币的绝无仅有的先例,因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故仍有着自己独特的涵义。虽然,它只是昙花一现,但这种被称为中国纸币滥筋的皮币,在我国货币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皮币产生的背景、功用及其它诸间题作以简单的论述。 一皮币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功用 西汉是在秦末多年战争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为消除秦弊及秦末战乱带来的生产破坏、人口散失等等对巩固封建政权不利的因素,统治者力图“扫除烦苛,与民休息”①,力求安定,“治道贵清静”②,在此前提之下,黄老“无为而治”思想在汉初大为盛行。《风俗通义》引刘向言:“文帝本修黄老之言,尚清静无为,其后窦氏,又因好之。”《汉书·外戚传》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政治上的清静“无为”思想,表现在经济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放松政策,除减轻租赋政策外,在货币铸造方面,采取了任民铸钱、与民......
辽代契丹皇帝与五代、北宋诸帝王的“结义”
作者：张国庆
由契丹贵族建立的辽王朝,曾先后与五代时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及此后的北宋北南对峙长达二百余年。在这二百多年时间里,北南之间既有兵戈相见的战场撕杀,也有和平时期(包括战争间歇)的聘使往来。在北南交往过程中,北方辽朝的契丹皇帝们,从辽初开始,既受契丹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之影响,亦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分别一与南方中原五代各朝及北宋的诸帝王进行了“结义,,活动。所谓“结义”,一般是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拜成“亲戚”关系。纵观我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政权上层之间,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交往,一向都很频繁,但诸如辽代契丹皇帝与五代各朝及北宋诸帝王之间的“结义”活动,实不多见。这也是探讨辽与五代、北宋“外交”史及民放关系史中的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发现,在以往诸多的研究辽与五代及北米关系的论著,一1‘①,大多数都是从军事、政治、外交及文化、经济等方面去探讨双边关系的,而专门从北南政权最高层人物“结义”方面做研究的尚未有见。笔者不揣浅陋,试就这一问题,做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北方地区(以东北西部为中心)的契丹族逐渐强盛起来,在其首领耶律阿保机,的率领下,......
宋代体育与宋代社会
作者：黄伟
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文化现象,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有宋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璀灿的时代。在两宋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并举、传统文化与时代思潮共存、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使最能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体育文化呈现出特异色彩,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体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川句。 一深刻的社会矛盾与宋代军事体育、民 间习武热潮的高涨 在宋代统治的320年中,始终困扰宋廷的是深深的民族矛盾和激烈的阶级矛盾。可以说是内忧外患,聊无宁日。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军事体育蓬勃兴起,民间习武活动应时而生,构成了宋代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 1.兴盛的水嬉。早在宋太祖平定南方之前,为了适应南方多湖泽的地理特点,便十分重视对水军的训练,“观习水战者二十有八次”。统一南方后,仍将水嬉作为练兵的手段。朱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曾下诏引金河水筑“金明池”,大练水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练兵成了象征性的活动,而被健身娱乐的水嬉所取代,直至南宋与金的对峙阶段,才又重新用于军事。宋太宗于筑“金明池”的第二年在水殿观习水战时,就“谓宰相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
谭嗣同“合同志以讲明心学”
作者：吴雁南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运动的巨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心学呼唤人们投入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运动。如果说,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还停留在用心学的一些思想、言论来构铸维新理论的话,那么,谭嗣同则直截了当,要求讲求心学了。 谭嗣同(1865一1898),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自署东海寨冥氏。为湖北巡抚谭继询之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在湖南倡立学社,并遍游北京、上海、南京,吸收新学知识。1896年,在北京与梁启超会晤,得知康有为讲学宗旨和变法条理,认为与自己的见地十同八、九。是年,奉父命,纳资补为候补知府,在南京候缺,著《仁学》。1897年,从南京返长沙,协助湖南巡抚陈宝咸、按察使黄遵宪等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次年,又倡立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7月,被征入京,曾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陈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参预变法。戊戌政变发生,与陈旭、刘光第等六人被捕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是19世纪末维新运动中最激烈的人,也是为变法流血......
清末立宪派的“国民立宪”论
作者：刘伟
史学界对清末立宪派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阶级基础和政治活动方面,而对其思想研究极少。实际上,围绕着立宪运动,立宪派通过各种报刊阐发了许多系统的理论。只有对这些思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进一步说明立宪运动的全貌,才能真正了解多数立宪派人趋向激进的思想基础。这里,仅就“国民立宪”论作一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国民立宪”论的提出 20世纪初的立宪派和君主立宪思潮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兴起的。以1905年底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界,在此之前,立宪思潮的讨论中心是以日俄战争的结局敦促清政府及早立宪,之后,立宪思潮的议论中心逐渐转到对立宪步骤的探讨。有的认六立宪应先教育国民,“先颁令于国中,以六年为期,实行立宪,庶全国人民,皆得有所预备。”①有的认为“立宪之根本在地方自治”②,应“先立地方议会以富人民政治上之经验”⑧。梁启超于1906年初提出,中国国民程度不足,因此应由“开明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④。1906年12月成立的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则声称:“敬尊谕旨,使绅民明晰国政,以为预备立宪基础”⑥。_L述议论,或把立宪希望寄托于清政府,或以国民程度不足为前提,认为中国的立宪......
《三国会要》勘误一则
作者：周双林
清人杨晨《三国会要》卷10职官下载:“郡置太守.有垂、边郡承为长史;正心一人;都尉一人,大郡或二人;司马一人.……又有功曹椽、五官椽、上计椽、门下椽、文学椽、文学祭酒、督邮、主籍、主犯、门下书佐、纲纪、循行、干铃下伍伯,多者二百余人”(中华书局195G年版).此段材料中“干铃、下伍伯”当为“干、铃下、伍伯”之误断.如《三国志》卷15载“(刘类)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辄使小吏随覆察之,白日常自于墙壁间窥闪,夜使千廉察诸曹,复以干不足信.又遣铃下及奴脾使转怕检验.”另外.同书卷7张遨传、卷12司马芝传、卷13钟舔传等亦有“干、铃下”的记载,而“伍伯”或作“伍百”,与“干,铃下”,同为郡守所辖较低级之属吏(可参见《三国志》卷1。·仪·15)这些皆可证前述之误。 顺便捉出: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清人钱仪百《三国会要》,田钱著残缺,整理者辑引杨书补之。是书卷25职官“郡置太守”条,所录杨书仍沿袭上述断句,亦误。《三国会要》勘误一则@周双林< 正> 清人杨晨《三国会要》卷10职官下载:“郡置太守,有丞、边郡丞为长史;正心一人;都尉一人,大郡或二人;司马一人......
徐树铮与皖奉联盟
作者：杨德才,胡石青
历史发展有许多出人意料的结局,直皖战争中皖系的惨败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虽然后来人们分析了直胜皖败的众多原因,如人心的向背不同、战略战术的优劣不同等等①,但笔者认为,考察皖系失败的原因,最重要的应从战前徐树铮活动的角度着手,本文试图就徐树铮与皖奉联盟这个层面进行分析,以对皖系失败作一新的探讨。 一徐树铮与皖奉联盟形成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一时失去了中枢人物,随即走向分裂,主要有直系、皖系,另加东北的奉系、山西的晋系、西南的桂系等,而初期,争雄政坛的仅是直皖二系,其他派系的实力还不足以问鼎中央政权。国务总理—皖系首脑段棋瑞执中央政权之牛耳,各派军阀及政客基本上唯段棋瑞是瞻;皖系对中央政权的垄断,致冯国璋等“滋不悦”②,此后,在政治斗争中,直系与皖系总是南辕北辙,相差万里。双方的矛盾在对待西南问题的政策_h集中表现出来。当时,“冯主联和,段主用兵”③,发生了相持不下的争执,而地方实力派“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却与冯同声相应,通电反对武力统一、要求停止战争④。直玛与长江三督的唱和,引起皖系军侧的仇恨和恐慌,1917年n月,段祺瑞被迫辞......
试论国共两党在对待孙传芳问题上的合作
作者：经盛鸿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两个最重要的政党。在20年代前期,两党合作曾促成了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将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了一步。本文拟以国共两党此间在对待孙传芳军阀集团方面的合作为例,说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的真理性。 孙传芳军阀集团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它本属直系军阀,从1923年开始盘踞福建,1924年秋在江浙齐卢战争期间乘虚攻占浙江。当时全国政局大变:第二次直奉大战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使直系吴佩孚、曹馄大败,奉系大军进关后长驱直入,渡黄河,过长江,控制了从东北到上海的广大地区,前锋与孙传芳军在江浙沿线对峙。奉军所至之处,无恶不作,操纵政治,鱼肉百姓,镇压“五册”反帝爱国运动与一切民主进步运动,尤其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南方国民政府,“讨赤”之声甚嚣尘上,奉系军阀成为当时中国最反动的政治势力。同时,奉系的霸道也威胁到其他军阀派系,孙传芳集团更是首当其冲。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孙传芳终于先发制人,于1925年10月发动了“浙奉战争”,打响了反奉第一枪。不久,全国的反奉斗......
《明史·云南土司传》校正一则
作者：杨宝康
《明史》卷三一三《云南土司传一》顺宁府条载:“顺宁府,本蒲蛮地,名庆甸。……元泰定间始内附.天克初,置顺宁府并庆甸县.后省入府”(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079页). 同书卷四六《地理志七》载:“顺宁府,元泰定四年十一月置.”按:所说并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及一五九.顺宁府设置时间一说“天历初”,一说“泰定四年”。孰是孰非? 此为以元泰定四年置说为是.理由有三:1.《明史》除《云南土司传一》载顺宁府于天历初置外.它处不复见.而同书的《地理志七》明确记载“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十一月置。”《明太祖实录》也载此说。更为重要的是,《明实录》是《明史》的重要史料来源。《明史.云南土司传一》与《明实录》的记载出现差别.当是《云南土司传一》抄录《明实录》史料时发生鲜误. 2.《元史》卷三十《本纪》载:“泰定四年十一月辛卯,云南蒲蛮来附,置顺宁府、宝通州、庆甸县。”我们认为,云南蒲蛮归附元朝,即设府、州、县是可能的. 3.《元史新编‘地理志》载:“顺宁府……蒲蛮居之,元的泰定四年内附,置顺宁府,所属有宝通州、庆甸县.”《元史新编·地理志》补《元史·地理志》之缺,也持......
“五四”时期新村主义新探
作者：李少兵
新利主义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一度盛行的一种社会改良思潮。它的发源地是日本,其思想体系的创建者和实践活动的尝试者是武者小路实笃;它于1919年初由于周作人的撰文介绍而正式传入中国,并于随后的一两年间在知识界广为传播,还获得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支持。 国内一些涉及新村主义的论文和著作,都对周作人与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村的某些主张与思想,新村的性质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因此本文拟就新村主义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些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这些间题主要有:新村主义在中国一度盛行的内在原因,中日两国间文化思想的交流与新村,新村主义在中国从迅速传播发展到很快消逝的原因以及对新村的评价等。 新村主义做为一种空想艺术色彩很浓的社会思潮,在中国不仅对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而且对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这样一些文化思想大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在于新村的许多基本主张,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和迎合了中国人的心态。新村的根本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提倡过“人的生活”。武者小路实笃明确表示:“吾辈之愿望是协同全体人类,使凡是人都能过象人一样的生活”。......
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的若干问题——纪念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
作者：张笑梅
1492年哥伦布首次西航,使“两个大陆会合”的壮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从1492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巴哈马群岛中的瓦特林岛起至1992年已整整500周年。在这5个世纪里,世界诸国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乃至政治家对哥伦布及其“发现”美洲之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发表了很多论著,提出了多如牛毛的异议,其结果使这一历史间题复杂多变,良荞难分,莫衷一是。本文不拟对这多如牛毛的异议进行一一列举,只准备本着“力隶事情的相对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态度,根据近年来的历史资料,对其中几个重大问题作些介绍和论述,有不妥之处,尚望专家指正。 一是谁最先发现美洲大陆 关于是谁最先到达美洲大陆的问题,几百年来,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孜孜不倦地在探索和喋喋不休地在争论这个问题。截至目前为止,就笔者所知,归纳起来有6种说法。 其一,冰岛人认为:“哥伦布不是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个人,此顶桂冠应归于一个nq列夫·阿列克辛的挪威航海家,他在公元1000年就登上了美洲。如果联合国要举行什么纪念美洲发现的庆祝活动,那么应该是在2000年举行1,000周年纪念,而不是1992......
论武士与日本的近代化
作者：吴乃华
在日本的近代化中,武士曾经起过独特的作用。它既是倒幕的领一导者,明治维新后近代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又因近代化的推行而逐步衰落。然而武士道精神却并未随之消亡,而是在日本社会中长期延续下来,影响到其近代化道路的选择。 一从反抗者到落伍者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有着很大的关系。武士既是维新的思想领袖和政治领导人,又是讨幕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前驱、先锋队。 武士属于日本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在江户时代末期,其人数约40万,连同家属共约200万人。他们以佩刀为领主服务,并从领主那里领取禄米,是享有体禄和特权的世袭职业军人。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武士的傣禄往往遭到削减或停发,使他们入不敷出,地位日趋没落,内部发生了分化:有的转而经商,或者成为商人的养子;有的离弃领主,成为浪人;但多数人并没有摆脱困境的办法,因而对领主产生了怨忿和不满,甚至恨主如仇。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的黑船恰于此时来到日本,强迫日本开关,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加速了上述趋势。 有鉴于此,一些出身于一「级武士、不甘沦亡的有识之士开始探讨摆脱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道路。松代藩士佐久间象山吸取了......
楚文化研讨会第六次年会在河南淅川县召开
作者：张平 ,王凯
全国楚文化研讨会第六次年会.于1992年9月4日至旧在楚国始都丹阳—河南省浙川县召开,来自北京、河南、湖北、陕西等省市的专家学者184六参加了会议,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长俞伟超、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先生、武汉大学教授石泉先生等著名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100余篇(含专著)。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就楚族的渊源、楚都丹阳的地望、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以及其它问题作了专题讨论。同时,俞伟超馆长和邹衡、石泉、张西显(渐川县博物馆老馆长)等先生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使大家在楚史研究的一些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进一步论证并确认了楚都丹阳在浙川这一论点。 关于楚都丹阳的地望问题,历来史家分歧较大,有“当涂说”、“梯归说”、“枝江说”、“商县说”、“纪南城说”、“渐川说”、“迁徙说”等诸说。然而这次年会,与会代表通过对丹阳遗址—浙川李官桥的龙城(已被丹江口水库淹没)、以及下寺春秋楚墓群(主要是令尹子庚墓)与徐家岭、尚岭等楚墓遗址的实地考察,和参观近年浙川楚墓出土的文物及精品之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一些都为楚都丹阳在浙川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就连过去一直坚持“南系说”的南方专......
试析十九世纪末期英国工人运动衰落的原因
作者：关勋夏
从19世纪50年代群众性、政治性的宪章运动退出历史舞台算起,至19世纪末,英国政治性的工人运动迅速衰落,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其原因何在?本文试作解答。 首先,这是由于英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特征造成的。 19世纪末期是英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从70年代起,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虽然受到猛烈冲击,但在80年代末期以前,英国的世界工业霸权地位依然保持着。到了90年代,英国的工业霸权再也保不住了,但它还掌握世界殖民霸权,占有世界广大的市场,保持着世界贸易、银行资本和海军、商船的优势。英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殖民地占有方面,英国在1876年占有2,2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同2 .51亿人日。当世界瓜分完毕的时候,英国在1900年占有2,7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连同3.52亿人口。它是一个“日不没国”。它拥有的殖民地占世界首位。 在世界贸易中,英国所占的比重比50一60年代缩小了,但仍然占世界第一位。1870年它的出口总额为3.03亿镑,1880年为4.n2亿镑,1890年为4 .207亿镑①。1890年,其商 船吨位在世界......
早期在澳华人的经济生活
作者：王孝询
中国大陆华人飘洋过海到澳洲去谋生的事最早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去的人数也少。19世纪50年代由于澳洲发现金矿,才吸引了大批华人前去淘金。由于种族的、经济的以及生活习俗诸方面的原因,澳洲白人的排华活动愈演愈烈,终于导致20世纪初主要旨在禁止华人入澳与留居的“白澳政影的形成。此后,华人离澳的多,入澳的少,在澳华人数量陡降。二战期间,澳洲政府接收了一批华人难民。因此,20世纪初到二战前的几十年中,在澳华人的主体仍是淘金时期入澳而后来留居的那部分华人。二战后,澳洲政府允许一部分华人学者、留学生、商人、企业家入澳从事学术活动和经营工商业。1966年,澳洲政府宣布废除“白澳政策”,此后,入澳的华人逐渐多起来。根据华人移澳历史的阶段性及移民结构的差异,笔者把20世纪上半期以前入澳的华人划定为早期在澳华人。本文所涉及的只是这个时期在澳华人的经济生活。 首批华人抵澳的报道见于1848年。这一年,100个成年男子和21个男孩作为契约劳工,从厦门被运到悉尼①。此后几年,在澳华工不断增加,但人数并不很多,至1850年,在澳华人总共不过1,000人左右②。他们主要受雇于牧场作帮手......
防御俺答的名将翁万达
作者：傅玉璋
十六世纪的明朝,危机深重。北方的俺答不断侵扰晋冀北边,东南的楼寇经常侵犯沿海城镇,成为嘉靖时期的“南侨北虏”两大边患。加之以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尖锐,使明王朝逐渐呈现出动荡不多舶勺局面。由于戚继光等爱国将领组织人民保卫海防,翁万达等优秀将领率领人民严防俺答,才稳定了朱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戚继光的抗楼事迹扬名四海,而翁万达的御虏业绩却鲜为人知,不无遗憾!今撰此文,作为评价翁万达的尝试并以就教于方家。 一简历 翁万达(1498一1552年),字仁夫,别号东涯,潮州揭阳(今广东揭阳县)人。生长在知书达礼的家庭,幼年颖异,在祖父翁义曳、父亲翁梅斋的教育下“五岁能诵书”。年长“通古今,操笔顷刻万言”。嘉靖四年(1525年)乡试,考官批其卷日,“此子负弘济之才,当应大用”①。次年,考中进士,委任户部广西司主事,这是他政治生活的开端。十年(1531年),升署山东司郎中,议奏盐政利弊。十二年(1533年),出任广西梧州府知府。他为人“刚介坦直,勇于任事”,敢于打击权贵豪绅不法行为。他为政清廉,“处国是若其家”②。在郡四年,“威惠大著”③,深受梧州人民爱戴。 嘉靖十五年(1536......
张静江评析
作者：刘义生
张静江是一个在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史甚至中国革命史上都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二至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曾历任广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建设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等要职。他既曾追随孙中山大力赞助国民革命,又与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助其攫取党国最高权力。他功过兼有、情况复杂、单色一笔很难勾画其全貌。而以往史书对他多以 “国民党老右派张静江”一语带过,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本文拟对张静江其人作一初步研究、评述,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人的关注。 一张静江与孙中山 咬一)结识孙中山、慷慨赞助国民革命。张静江(1377一1950年),字人杰,浙江吴兴县人。吴兴盛产蚕丝,“为浙江财富之渊数”。张家以经营丝盐业起家,在江浙盐区设盐公堂,控制食盐运销。又在上海设通运公司,将吴兴细丝销往国外,成为中国最早沟通国际资本主义的巨富之一。 张静江20岁与苏州道员之女姚氏结婚,时张父以白银10万两为其捐二品候补道员。1902年,张作为参赞随清政府使法大臣到法国。随后他就在巴黎开设通运公司,经营茶丝,绸缎等中国特产,‘获利丰厚......
经济因素对北宋东京城的影响
作者：刘顺安
经济的发展,对北宋东京(开封)城产生了重大影响。地处大运河中枢、水陆交通发达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因素,使平畴沃野,无险可守,战略地位不如洛阳、更不如长安的东京城成为全国之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第一次把全国首都移出了西安、洛阳之范围多经济的紫荣、人口的增长,使五代和北宋统治者为适应城市经济诸因素发展的需要,分别对唐汁州(开封)城和后周东京城多次扩建整修;城内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突破了春秋以来的封闭并实行宵禁的坊市制,变成临街设店的开放性的新型城市①。城市的经济意义更加突出,进一步改变了城市是政治城堡的古典含义②,城市结构至此发生了空前变革,对中国的封建城市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北宋建都东京是当时的经 济形势和其“天下之枢, 的交通局面决定的 “论起经济方面,地理因素也相当重要, 并不稍次于政治和军事”①。东京地势坦荡 平旷,无险要的地势凭恃,就连战国时的张 仪也认为t.无有名山大川之阻”④,再加上 先后受到北方契丹和金的威胁,并不是一个 理想的建都之地。宋太祖赵匡)8L对此总是耿 耻“怀,建国之后甚至在开宝九年(976年)二:述洛阳时仍有先迁都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