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族冲突与征服战争:酋邦演进为国家的契机
作者：叶文宪
龙山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大概也处于这个时期,考古学家将其称为龙山时代①,即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一个时代。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龙山时代是一个创造发明层出不穷的时代。 文献记载把造舟揖、服牛马、制冠冕、作柞臼、造书契、制玉兵、冶青铜、造车辆、教稼墙、筑城培、挖水井、制漆器等许许多多发明都说成是黄帝时代的发明,这虽然不可全信,但以考古发现证之,这许多新技术确实都发明或成熟于龙山时代。 红山文化、大演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良洁文化和陕北龙山文化的大量玉器表明琢玉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裕泽文化和良诸文化的石犁反映出太湖地区农业技术的进步;陶寺类型文化的青铜铃说明冶金术首先成熟于我国西部地区;而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与蛋壳陶所代表的高超的制陶术则是我国东部地区的骄傲;续丝和影漆在良堵文化都已臻于成熟;良诸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先民都己掌握了打井技术,而山东龙山和河南龙山文化先民己能用夯筑法来建造城堡了。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龙山时代是一个社会分层非常明显的时代。 在已发掘的大汝rJ文化(晚期)、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晚期)、山东龙山......
楚东迁问题试析
作者：马世之
春秋战国时期,楚是我国历史上的“五霸”、“七雄”之一,其疆域之大、,势力之强,其他各国少有匹敌。但自秦军拔郭、顷襄东徙之后,楚在表面上虽然仍旧维持着大国的局面,但在实力上却今非昔比,最终导致灭亡。由此观之,对于楚国而言,“东砂无疑是其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现就有关间题剖析如下,以就教于诸方家。 东迁前的形势 楚自春秋以来,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北上中原争霸称雄,沸沸扬扬,不可一世。长期的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沉重的摇役负担。使各国百姓陷入沉重的灾难之中。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战国策·秦策四》记述兼并战争造成的悲惨景象: “夸组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鬼神狐祥无所食,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楚国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日趋腐朽堕落。战国晚期,楚已开始内外交困。《诅楚文》提及楚怀王时曾说:“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摇失其乱……内之则暴虐不辜,刑戮孕妇,幽刺亲戚,拘囿其叔父鬓诸冥室犊棺之中。”贾谊《新书·春秋》也说:“楚怀王心矜,好高人,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诸侯闻之,以为不宜,故兴师......
略论孔子的隐逸观
作者：周祥森
隐逸观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孔子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却被忽视。本文试作探讨。 孔子隐逸观的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关于隐士的衡量标准 孔子关于隐士的衡量标准是双重的,即政治标准和伦理道德标准,两者之间互为表里,并非相互分离。 政治标准即为士而不仕。在儒家看来,读书是为了做官。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曾说:“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则说:“三年学,不至谷,不易得也刀。(《泰伯》)因此,“学而优则仕”(《子张》),“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便是儒家指点给文人的一条虽非唯一但极重要的出路。可是,儒家关于读书目的之认识的另一面,却主张文人抛弃读书以求仕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做到为士而不仕。《论语》所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在周游列国途中遇见的隐士①,大多是为士而不仕的文人。他们都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特别是对时局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正如杨伯峻先生所说,a有文化,通风气,有自己的思想,绝对不是农业奴隶”⑧,也不可能是一般的自耕农,只能是隐居田园的文人。例如,长沮、莱溺虽是自耕农,但是他......
再论墨子是河南鲁山人——答张振衡、徐治邦先生
作者：郭成智
读了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墨子怎么又成了鲁阳人呢》一文后,甚感大惑不解,似乎墨子原是膝州人,是今天谁把墨子抢到鲁阳去了。那么墨子到底是先由滕州人而被谁抢到鲁阳去了,还是鲁阳人而被错认为鲁国人,今天又被强拉到滕州去的呢?这是一个史学问题,必须把它搞清。 一、墨子原本是鲁阳人,不是鲁国人 在清毕玩、武亿以前,没有一个人真正考证过墨子里籍,没有一个人指出墨子是何方人氏,墨子为鲁阳人,是毕沉和武亿实地考察以后的结论。 秦汉大统一的建立,墨家便被大一统的儒家思想所扼杀,董仲舒一计“天人三策”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即“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其后墨子便没有了声息,在西汉太史公作《史记》时,虽去墨子仅三百年,墨子就已生卒不明,籍贯无考了。司马迁只好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含混其词地称: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F--1并孔子时,或日在其后”。从此,墨子只落得个“宋大夫”,究竟何方人氏,已成历史悬案。 历史大约又前进了三百年,东汉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在《慎大览》篇云: “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篇,以墨道闻也”......
略论辽朝“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
作者：冉守祖
辽朝是十世纪初以契丹族耶律氏贵族阿保机为首建立起来的一个多民族王朝。辽朝立国二百余年,业进行了有效的统治,究其原因,与辽的统治政策特别是其民族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试就辽统治者在处理境内民族关系方面所推行的“因俗而治”政策作一粗浅地分析,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属东胡族系,是鲜卑宇文部的别支。活动于演水(西拉木伦河)和土河(老哈河)流域。最初他们是一个很小的部落。公元四世纪中叶发展为契丹八部,到隋朝时,契丹各部逐渐结束了各自分散活动的状态,部落组织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唐朝初期,契丹形成了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大贺氏联盟瓦解后,联盟的首领转移到遥辈氏手中,在遥荤的后期,阿保机所从出的迭刺部发展壮大起来,公元907年,遥举氏痕德茧可汗被罢免,“八部之人以为遥辈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①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太宗时改称“辽”),正式建立起奴隶制国家。 阿保机在统一契丹各部的同时,用武力先后征服了室韦、吐谷浑、于厥、奚、党项、敌烈、阻卜、斡朗改等部族。到阿保机晚年,又灭渤海。辽太宗时业入燕云十六州,辽......
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
作者：晁中辰
明朝后期,尤其是隆庆元年部分开放海禁以后,白银象潮水一样大量流入中国。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个间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即是对这一间题所作的初步探讨。 在隆庆以前,由于明王朝厉行海禁,私人海外贸易为非法,在走私贸易中虽然出现了白银内流的趋势,但还不是大量的。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后的近80年间,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 白银的大量内流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这时正值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世界各国差不多都陆续被卷入世界市场。16世纪中期,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发现了丰富的银矿,仅秘鲁的波多西一地,到16世纪末已年产白银达20余万公斤。这时的日本也有大宗白银出产,致使欧洲人称日本为“银岛”。在中国,自明初以来白银一直紧缺,明前期甚至禁止白银在交易中使用,也严厉限制银矿的开采。但是,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以及其它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却有着极好的声誉和销路。这时的欧洲发生了“价格革命”,物价飞涨,商品厦乏,经济陷于萧条,有些学者甚至称17世纪......
袁枚与乾嘉考据学
作者：暴鸿昌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成一代风气。梁启超曾对此描绘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①但当此风气最盛之时,也有少数文人如姚鼎、钱载等,逆此潮流斥考据学搜残举碎,不讲义理。但其时批评考据学最早的、文字最多的、内容最深刻的,要数诗人袁枚。尤其有趣的是,在这场辩论中,袁枚的文字最中考据学之弊端,也最偏激多颇说理,也颇意气;讨厌考据,却与考据家有着友好的交往;与考据家交往,却有每每加以挖苦嘲弄;嘲弄考据家,却又因自己文章中史实有误,反被嘲弄;虽一生反对考据,而考据家又常常劝其从事考据。因此,这位一生讨厌考据、不擅考据的诗人,和考据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袁枚当然不能力转一代风气,但从其批评考据学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袁枚与考据家之间,谁是谁非,谁长谁短。镣然这桩公案和趣闻,有助于我们对袁枚其人,尤其乾嘉考据学的认识。 1.以著述家、辞章家贬低考据家这是袁枚批驳考据学的主要手段。首先,袁枚以著述、辞章与考据出现之先后来划分......
资产阶级上层集团与民初社会习俗的改造
作者：梁景和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勿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勿以小恶为无伤而为之。”这是蔡元培谈及改造社会恶习时引用《易经》上的一段话,认为不要以为生活恶习仅为区区小事,它会导致 “祸及社会”的恶果,并以司马迁的“夏之亡也以妹喜,殷之亡也以姐己”作为佐证①。清末,社会弊习陋俗往往不受法律的约束,反倒以个人的志趣和势力而任意为之。民初,面对陋俗,“吾人不可以不自省”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曾作过集体的反省,认为改造社会恶俗,“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是 “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人所当自勉”②。他们认为,“我国素以道德为教义,故风俗之厚,轶于殊域,而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他们决意建立移风易俗的团体,身体力行, “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条举若干事,互相策励,期以保持共和国民之人格,而力求进步”⑧,擎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锋芒指向专制与迷信的封建习俗。民国初年,移风易俗的社会团体争相设立。而以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为骨干的团体主要有“进德会”、“六不会”、 “社会改良会”等。 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汪精......
义和团运动与民间风俗
作者：严昌洪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义和团以其坚决的反帝行动、盲目的排外情绪和独特的斗争形式演出了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1897年n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以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被封建统治者扼杀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而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羽毛未丰,尚处于初期的发动阶段;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农民的肩上。 中国农民深受外国侵略之苦,在民教冲突中又受中国封建官府的压抑,加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人们便把愤慈情绪发泄到外国传教士及其羽翼下的教民身上,发泄到外国侵略者在自己家园所修筑的铁路、所埋植的电杆上。遍及北方各省的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毁铁路、驱逐洋人的斗争,汇集成一场震撼世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尽管义和团运动最终被中外反动派镇压,但它毕竟使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破灭。 在这场斗争中,义和团穿着奇异的服装,扛着原始的武器(刀、矛),呼唤着从玉皇大帝到黄天霸的各种神佛、英雄的名字,施展着刀枪不入、手指火起的法术,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去对抗“万能的上帝”,去迎击武装......
关于《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质疑的答复
作者：郑剑顺
1990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拙文《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间题的“情”与 “理”》。(以下简称郑文)1992年,郭世佑先生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间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洋洋万言,其质疑之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之功实令人感佩。笔者从中获益匪浅。 历史问题,有不同评价、不同见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力求客观评价历史、说明历史。如果史学界出现郭先生所期望的,思路都如郭先生那样的“一致性”,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本来,对郭文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可以置而不论,可是郭文中有不少“帽子”式的措词,如“随意性”、“出现新的棍乱”、“颓废哲学和史学功利主义”、“繁琐史学”、“苛求前人或者改铸前人”、“重复性劳动”等等责难,以及曲解郑文原意之处,则不能不作出答复。 一关于历史评价标准问题 所谓标准问题,应该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间题。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评价的准绳。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来评价历史,才有历史学的科学性。这......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左玉河,王瑞芳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序幕。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后,必然经过一个与中国革命实际及中国文化传统结合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便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塑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和“改造”、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诸方面,评价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1917一1927)独特的贡献。粗谬之处,恳望学界同仁指正。 为了寻求改造中国的出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标志着他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1919年5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他已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不仅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最早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 第一,马克思主义许多结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矛盾和冲突一一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因。 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西欧大......
毛泽东与斯诺的交往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作者：袁武振,梁月兰
在埃德加·斯诺的记者生涯里,采访毛泽东并通过访间毛泽东了解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是其中最有声有色的一幕,而通过斯诺向中国和世界传播自己的思想,进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里的杰作。自1936年夏至1970年12月,毛泽东和斯诺共有五次相见。而每一次会面,都是在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进行的,其结果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1936年7月,陕北保安—红色中国的首都,毛泽东和斯诺在这里第一次相见。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致使东北陷落、热河失守、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也正处于艰难时期。两万五干里长途跋涉的征尘未洗,又面临着蒋介石驱使下的国民党各路军队的封锁、“围剿”。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进行了种种努力,但都收效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族抗战的一片赤诚宣之于世、告之于民,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经过千思百虑,最终认为这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的真相①。193......
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述评
作者：关海庭,陈夕
本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第一次直接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间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这次讨论中展现出许多良好的思想倾向和具有积极意义的开拓性见解,反映了时人要求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在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理论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1933年7月是《申报月刊》创刊周年纪念。为此,《申报月刊》编辑部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间题号”特辑。这个特辑收入了向社会各方知名人士约写的专题征文。编者前言明确说明,这次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间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哪几个先决条件多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种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及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①。 这次讨论会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樊仲云、吴泽霖、周宪文、郑学稼、金仲华、吴觉农等人。讨论中,对现代化的理解虽然不尽一致。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总的趋向性意见,多数人是一致的。相当一些人主张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或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方式。这次征文讨论可以看作是知识界的一次小型的民......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主要观点评析
作者：王福选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所开辟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全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全面地、深入地研究这一道路的理论,无疑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拟就近年关于这一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的主要学术观点作一分析,并就如何在分歧中求得一致的认识提些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进行了长时间地、全方位地研究和争鸣,所发表的文章多达200余篇,见仁见智,众说不一。归纳起来,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1930年1月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在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乡村的思想,构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内容,标志着这条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于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底,其主要标志是工农红军三次反“围剿分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建......
关于世界古代史研究中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
作者：汪连兴
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间题:有的初看之下颇有道理,但深入思考之后,却卒难令人信服,有的似乎已成不刊之论,但与近百年来科学发展所提供的事实材料相对照,则有圆凿方钠之叹,还有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陈陈相因,以讹传讹。本文即试图对其中几个间题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共同推进本学科的研究。 一“劳动创造人”—一 个被阉割了的命题 古猿之所以能变成人,是内因和外因、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相辅相成的结果。在这里,起根本性作用的是自然选择、变异遗传等生物学规律。没有这些规律,就不可能出现具备向人转变的各种内因条件的古猿,更不用说作为生物进化最高阶段的人类了。达尔文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正确揭示了人类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即其发展进化的生物学属性,从而基本上解决了有关人类起源的认识间题。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曾一再给予高度评价。然而,由于资产阶级宇宙观和阶级立场的限制,达尔文学派的理论成就同时又成了他们继续前进的沉重侄桔。他们始终从纯生物学观点来看待人类的起源,把人仅仅看作是生物学上的自然的人,而看不到人和猿......
罗斯福是否有自己的经济理论——读罗斯福“新政”史札记之二
作者：刘绪贻
战后以来,特别是到5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罗斯福总统没有经济理论。研究美国改革运动的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说法是较有代表性的。他说罗斯福对经济学所知甚少,他没有确切的纲领或基本理论,他的“新政”立法儿乎全是政治压力逼出来的和即兴之作①。罗斯福的亲密顾间弗朗西斯·拍金斯也相信罗斯福对经济学所知甚少,没有读很多经济学著作②。到70年代,仍有些史学家认为罗斯福“较喜欢满足于常识和直接任务”,“无力更深入地探索并提出少数基本间题”,“不能形成一种连贯而可行的政治哲学”⑧。 根据丹尼尔·R。富斯菲尔德对罗斯福经济思想相当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得出这些结论,是由于没有研究过罗斯福图书馆中大量的通信及其他文件、罗斯福的丰富藏书和他的一些最亲密顾间提供的证言的原故。他指出:“仔细考查一下罗斯福所受教育,他的信件、演说及其他文件,可以看出,他具有的经济思想与知识,是与历史学家们一般看法颇不相同的。”④富斯菲尔德从罗斯福图书馆找到一本罗斯福进格罗顿学校那年—1896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这个课程的学习,除教师讲授外,还注重讨论,而且是从讨论当时“银与金的比较”......
试论二战前希特勒的“总体战争经济体制”
作者：朱懋铎
希特勒妄图用战争手段达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是蓄谋已久的。打仗,既要有人,又要有钱。可是,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经济状况却是一团糟:外债累累,国库空虚。但是,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内,德国却又从经济崩溃边缘恢复过来,重新武装并快步地走上了战争的道路。希特勒是怎样在这个烂摊子上振兴德国、重整军备的呢?本文拟就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总体战争经济体制”的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1929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开始了。这场经济危机的风暴在年底就刮到了德国,德国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由于巨额的赔款和外债;群众购买力低下和狭小的国内市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丧失以及美国通过“扬格计划”把危机转嫁给德国,使德国的经济危机更为深重。 危机期间工业生产直线下降,1932年与1929年相比,工业指数下降了39个百分点,生产资料指数下降了52个百分点①。危机期间,几十万中小企业纷纷破产,一些大康采恩也摇摇欲坠,全部工业开工率仅为1/3,失业人数高达六、一匕百万人,将近占全国工人的一半,在欧洲各国居第一位。在工业危机的影响下,1931年7月爆发了货币信用危机,一时银行倒......
二战以来美国印第安人向城市的移居
作者：李晓岗
二战以来,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改善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多的美国印第安人离开保留地到城市定居。在从保留地向城市的移居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印第安文化和白人文化冲突带来的痛苦和困难;在城市定居后,他们又面临贫困、受教育程度差、酗酒和反向移居(回到保留地)等社会间题。从保留地向城市的移居是不是印第安人的又一条“眼泪之路”?印第安人向城市的移居会不会继续下去?只有通过对印第安人移居城市的原因、移居城市带来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分析,才能作出回答。 印第安人从保留地向城市的大规模移居是从二战开始的,是和美国政府推行的重新安置计划分不开的。 城市印第安人二战以前就有,但人数很少,1930年只占当时全部美国印第安人的9 .9%。由于这些人在城市就业机会少、报酬低、生活艰难,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望而生畏,不敢贸然移居到城市。这样,战前城市印第安人的数量不但没有明显增加,反而在大危机时由于城市生活的恶化、印第安人返回保留地而大量减少。 二战的爆发促使大批印第安人离开保留地。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卷入战争,国会立即通过了新的征兵法,规定从20岁到44岁的男子都有义务服役;由于战争中需要扩大生产,......
中国古都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
作者：范沛潍
1992年。月21日至25日,中国古都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大同举行。这次会议由大同市古都学会和云中大学等单位主办。参加会议的90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及文博、地方志、城市建设等部门,他们之中既有年逾古稀的教授、专家,也有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大会共收到论文50篇。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古都学:古都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它涉及历史、地理、文学、宗教、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经济、民俗、礼仪等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可以直接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门科学。史念海先生对古都与文化的关系及其重要性作了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无论在什么时期,都城都是首善之区,其中的文化最为重要。这是全国文化在都城中的显现,因而丰富多彩”;“都城不仅汇集了全国的文化,也还吸取来自域外的文化”;都城文化的向全国传播“为各地所效法”,使“整个文化都能显出宏伟壮丽,见誉于人口”,都城文化“甚而也可以向域外传出”。张志宏同志通过对中国古代城市产生的特殊途径和中国古代城市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等的分析认为,“我国古代城市无论从兴建及发展,都是为......
取精用弘 博约得体——《中外历史事典》评介
作者：辛夷
近十几年来,我国辞书的编写与出版呈现一派空前繁荣的盛况,门类众多,千帆竞发,萃萃学子获其专业知识,实惠而方便,受益匪浅。辞书是一位永恒的教师,是猎取知识信息、解惑答疑的朋友。 买群主编的《中外历史事典》1992年7月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装磺华贵,洋洋70余万言,汇集古今中外811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史占连98条,世界史占313条,中外辞条的比例为3:2,称之《中外历史事典》可谓名正言顺。这部《事典》以让释中外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史实为目的,使读者一目了然,涣然冰释。 《中外历史事典》是一部学习中外历史的工具书,它有四个特点: 第一,思想性。历史是进行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最好的教材,《事典》突出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目的份量,共259条,占中国史条目的52%。这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斗争的历史,经过109年的浴血奋斗,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江泽民说:“我想特别提出国情教育的问题,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在中国史(五四运动以前)中,有关文化史、科技史的条目占24条,弘扬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可以激发热爱伟大祖国的自豪感。 第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大学举行
作者：史青
1992年9月25日是河南大学80周年校庆的日子,河大历史系借此于9月26日在河大文博馆举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者近50人,有彭明、魏宏运、王桧林、王仲清、李良志、陈铁健、靳德行、秦英君、蒋建农、杨荣华、李占才、王冠卿、张同乐、张劲、王德木、马树功、吴玉文、翁有为等,以及河南大学政治系、历史系、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部分教师和研究生。 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放涛到会致词;历史系主任唐嘉弘、副主任马树功分别主持上、下午讨论;河南大学校长靳德行参加讨论,并作了最后总结。 讨论会的主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写体例、经济建设、文化思想等问题。会议以专门发言、众议穿插、书面文章交流等形式展开。一日之内.收效甚丰。集其要点,简述如下。 会议讨论了“国史”的“上限”和“主线”。关于“上限”,有人提出应该从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开始。因为有了战略决战的胜利,才有了新中国的建立。战略决战是创建新中国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究竟从何时开始?从战略决战、从进驻西柏坡、还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需要进一步研究。关于 “主线”,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