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特点
作者：秦英君
毛泽东早期思想从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入手,进而从维新派、激进民主派等众多思想流派中接受有益的东西并逐步改造和扬弃他们,最后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本文仅就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作以探讨。 一毛泽东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土壤并深受其影响 “大本大源”是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常常提到的命题,即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他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又说“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①。青年毛泽东究心探讨的“大本大源”类似宋明理学中“理”的概念,理学家的_“天理,观,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青年毛泽东对“天道”、“人道”等间题的认识上。 在“天道”问题上,1917年8月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外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⑧。这是一种气臼即理”的本体论,基本上与陆、王心学,“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刀的主观唯心主义“天理”观是一致的。对于“天道”与“人道”,即天与人的关系,毛泽东受传统儒学的影响,接受了“理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在《讲堂录》中写道:......
青年毛泽东与湖南思想界
作者：胡长明
湖南进入近代以来,一改往日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的旧观,翻转而为举世瞩目之区。在民族危机、社会动荡的刺激下,一代代湖南士子,任人力、重事功,关心国计民瘴,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然而,“五四”运动以前,湖南人的政治激情与教育事业的落后,思想文化上的相对保守和沉闷却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他们对救亡图存的关切远胜于对思想启蒙的设计,因而难以形成自觉的文化运动,即使有,也是随政潮的强烈波动骤然而起,喧闹一阵后便迅速走向沉葱。 1915年9月,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一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但初期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影响很小,仅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湖南一师的学生通过杨昌济的介绍,阅读了《新青年》杂志,感受到外界的新气息。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他们立志打破湖南思想界的沉闷局面,给“黯淡已极”的现实注入一线生机。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抵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定期讨论如何使个人和全社会生活向上的间题。新民学会的成立是湖南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它是“五四”后湖南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核心和湖南共产主义者产生的摇篮。 “五四”运动......
毛泽东家教观浅谈
作者：李杰
毛泽东同志为了使自己的子女不重蹈,’/又旗子弟”的覆辙,使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一代新人,对子女的教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教观。 严字当头、教子自立是毛泽东家教思想的根本原则。毛泽东认识到领导者的家庭地位尤其是自己的家庭地位易使子女产生“特权思想”和“优越感”。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易使子女丧失自力能力,脱离人民群众,如不引起重视,易重蹈,’j又旗子弟”的覆辙。“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这个间题我们必须警惕。”①1941年,毛泽东给在苏联学习的岸英、岸青的信中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样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②。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祖国,毛泽东让他到农村上“劳动大学”接受实际生活的锻炼。195。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又把他送到炮火连天的战场接受战火的洗礼。在毛泽东的严格教育下,岸英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因自己的家庭地位而骄......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初探
作者：廖富洲,李国胜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开创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就改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对于我们今天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改革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事业,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全面系统地丰富了毛泽东有关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是毛泽东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在新时期的进一步运用、突破和新的发展。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是从突破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开始的。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照搬苏联的模式建立了所有制形式单一,权力高度集中,以行政管理为主,忽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搞平均主义分配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对于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重点建设的进行,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一五”后期,毛泽东首先觉察到这种体制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和不足。他说,我们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惜惜懂懂的,只能基......
周太史儋谶语考
作者：晁福林
谬语之兴,盖在西周时期,至春秋战国而愈益增多,延及秦汉遂蔚为大观。过去对于徽语一类含有显而易见的迷信内容的东西研究得很少,往往只以荒诞无稽为理由而简单地摈弃之。其实徽语的产生多与那个时代的社会观念有密切关戚研究徽语的内容、性质及其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关联,应当是思想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的一项重要课题。不同时期的徽语,其特点亦各不相同。两周之徽与周朝史官很有关系,《国语·周语》所载周朝史官伯阳父、内史过皆为宣言徽语的嘴矢式的人物。此外,周烈王时期的太史澹见秦献公时所说徽语也颇为引人注目,它不仅对于说明周代徽语的情况很有作用,而且能从中看出秦献公时期秦国积极图谋称霸以及战国中期霸王观念转变的某些特点。前人对太史檐的徽语说解虽多,然众说纷纭,相互矛盾纠葛,实有辨析的必要。今试提出一些看法,供专家参考。 关于太史澹其人,史载仅谓他是周烈王时期的周太史。《史记·老子传》说秦汉间人在或日澹即老子,或日非是,世莫知其然否”。曾有学者力主太史澹就是老子,①但其证据还不足以服人。《史记·老子传》虽然录有两种异说,谓老莱子或太史檐就是老子,但司马迁还是肯定作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琳......
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作者：胡新生
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风气是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与“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以疑古著称的“古史辨”派在打破传统迷信、清除封建史学影响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与学派一样,它又带有自身的局限。“古史辨”撅的学术成就与局限在其古史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砚古史辨”学者提出的辨伪结论是否可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得失,是准确估价该学派学术成就的关键。 一“历史演进的方法”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领刚先生早年从戏剧故事的演变中受到启发,认识到从史书到小说再到戏剧,故事的情节和性质会发生很大变化,后来受胡适所著《水浒传考证》、《井田辨》等论文的影响,发现“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于是“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隙解”①,从此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古史研究方法一“历史演进的方法”。顾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将这种方法表述为:“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不久......
中原远古服饰文化初探
作者：肖红,彭景荣
中原地区是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的先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炎黄文化,中原服饰文化则是炎黄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中原远古服饰文化的产生 回首遥远的过去,中原地区曾是暖热湿润的亚热带雨林气候,森林覆盖,绿荫苍翠,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得中原地域成为中华先民和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中原地域的服饰文化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伴随着炎黄文化的产生而产生的。早在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刚刚摆脱动物性,以采集野果猎取野兽为生‘生产力非常低下,夏日裸身或拣取树叶遮掩阳光,冬天则将所获兽皮围裹身体以御严寒。(图一)这时的服装没有具体的形式,如《白虎通义》中记载:“太古之时,衣皮苇,能覆前而不能覆后。”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原始的纺织。《商君书.画策》日“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在中原出土的大量陶纺轮,石纺轮。(图二)骨针、骨锥(图三)等纺织工具和缝纫工具。在陶器的底部和口沿上还发现有布纹痕迹和服饰纹。如在河南三门峡曾出土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十根的布。(图四)这同《魏台纺议》所记载的“黄帝始去皮服布”是相符合的。纺织的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
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
作者：汪贵海
汉代,进入匈奴的汉人是很多的,其中有战败被俘的,有因故率军投降的,有戍卒边民被掳掠的,有出使匈奴而被留其地不回的,亦有扣当一部分是因种种原因非法越境逃亡匈奴地的。据《汉书·匈奴传》,元帝时侯应对匈奴事状云:,’.··…设塞激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牌愁苦,欲亡者多,日:‘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l’然时有亡出塞者。盗贼荣黯,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此涉及汉人逃亡匈奴之三种情况:一是因故没入匈奴之吏卒之子孙不堪贫困,投奔其身在匈奴之亲戚者,二是边人奴婶难忍煎熬者因近匈奴地而亡入,三是触犯律令之盗贼为彻底摆脱受追捕之窘迫境地,亡入匈奴,使追捕者“不可制。”侯应以防汉人入匈奴为设边塞屯戍目的之一,正体现了国家机器之职能,亦足见当时此一问题相当严重。居延、敦煌汉简作为汉代西北屯戍文献之主要来源,其中有相当部分简腆反映了这一间题,本文试图利用简腆资料谈一下汉人亡入匈奴之现象。. 在汉代,从军屯戍的士卒生活是很艰苦的,首先西北地区气候恶劣,冬日酷寒,夏日炎热,又多风沙。当时戍边士卒在书信......
论隋唐对外贸易的发展
作者：唐任伍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对来说,水平比较低,质量比较差。中国社会始终被禁锢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中,没有冲破这个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形态的“指示器”-一对外贸易,自然在中国历代的经济发展中,多数时间不占重要地位。尽管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看,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并具有相当的水平。但作为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系统,对外经济贸易却显得相当脆弱,与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传播相差甚远。{,这不能不是中国文化西渐中的一个畸形怪胎。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国内政策的外延,受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性质的影响。 首先,从对外关系来说,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极浓,“天朝大国,无物不有”的观念自秦帝国建立便开始滋生。历代统治者对待四邻各国的态度,通常是以同化或感化方式来对付。而厉代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一一朝责制度’,也把贸易这种经济联系交往政治化,作为驾御外夷各族的一种手段。因此,在所谓朝贡贸易的卵翼下,对外贸易多半是不受鼓励的,这种情形在明、清两代尤为明显。其次,就贸易行为而言,它是国内商业的延......
明人士、商互识论
作者：谢景芳
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明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异于往昔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的表现是那样明显,已不必象有些学者所探讨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异于传统的变化早已在十五世纪、甚至早于十四世纪晚期即已发生。进入明代,这种变化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有长足发展。当时的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并由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表达了一些被世人目之为“怪诞”或“异端”的想法和议论。而社会中人,则在他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中透露出了令人深思的信息。本文仅就传统社会结构的士、农、工、商层次,披取其中的两端:士与商的行为和其互相间的识论稍加分析,以期有益于明代社会结构变化的讨论。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经济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伴随农业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也自然随之逐渐发展起来。早在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便已逐渐在寻找各自的社会位置。在秦汉时期,在统治者的政治行为和统治政策不断的作用下,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便已作为传统的社会阶层和地位而深入人心,“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使得士、商两个阶层愈来愈向两极发展。士与官紧密的结合,成为令人侧目的优等阶层。而商在抑商的一贯......
马士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作者：王艳芬
马士·霍齐亚·巴卢(Mors。·Hosea ·Balo,1855~1934年),美国人。1855年7月18日生于加拿大的新科舍,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与同年毕业的同学墨贤礼(M-erril,Henry Ferdinand)、客纳格(Clar-h Charles C.)和司必立等一起考入中国海关。他在上海学了三年汉语,1877年后分别在天津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同文馆和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任职。在此期间,曾参与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包括中法战争时双方在中国的谈判①。1887年后,他历任上海、北海、淡水、龙洲、汉口、广州等地区副税务司,1909年退休回国,后择居英国剑桥附近,1917年入英国籍。 近代的中国海关应帝国主义之需成立,到王869年时已成了英法美德等国职员构成的由洋人一手遮天的所谓国际性机构了。它对雇员要求甚高,所招人员必须是才干十足的大学毕业生,要求勤劳敏捷,并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能考入中国海关的,决非等闲之辈②。马士在华30余年,工作卓有成绩,屡次受到嘉奖:1885年被授予二品双龙顶戴,1893年受一品镶红宝石顶戴……。由于在华工作地点频繁调动,他对......
辛亥谭延闿“因利乘便”督湘初探
作者：石彦陶
一聚讼纷纭一公案 辛亥湖南光复,不旬日间,第一任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同日被害,谭延间被举担任第二任都督。对于这一历史公案,聚讼纷纭,由来已久,莫衷一是,大体上有五说:兵变说,报仇说,私欲未逞说,自卫说,立宪派预谋组织发动政变说①。这五说尽管论说的角度不同,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焦、陈被杀是立宪派策划的。但近年有人持异议,他们从谭延间在被推继任都督时表现十分惊恐和毫无精神准备②;事件发生时正在长沙的革命党领导人谭人凤从未提出过类似的证据,当时的形势并不具有立宪派要发动这种谋杀的必要性;从而论证了立宪派策划说论据不足⑧,进而赞同革命党人仇鳌的说法:“革命派的焦达峰、陈作新两都督被反动分子杀害,原属宪政派的谭延闻因利乘便,继任都督”④,认为“可能较为接近事实”⑥。 这里所说的“因利乘便”,我的理解是: 吁叨”者,谭自身的有利条件,“便”者,即客观的时机。“因利乘便”,即谭利用了自身的有利条件,赶上了客观上的好时机。对此,迄今为止,似乎无人论说过,本文拟作一探讨,就正于方家。杭州知府、河南按察使、陕西巡抚、浙江巡抚、陕甘总督、署工部尚书、闽浙总督、署福州将军、两广......
《古代法》中的法典运动
作者：陈金钊
《古代法》是19世纪著名法学家梅因的代表作。可以说英国的“现代历史法学是随着这本书的出现而出生的”①。该书旁证博引大量的古代法律资料,探究了与现代法律思想相对应的古代法律观念,说明了法律的产生与发展。《古代法》在我国法学工作者中有很大影响。书中的很多结论直到今天仍为我国学者所论述或接受。但是,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论述的法典运动却一直被我国学者疏忽。笔者认为,梅因法律思想的最重要部分中应包括其关于法典运动的理论,本文试对此作一系统介绍与总结。 一、“法典背后,存在着许多法律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来源是习惯。” 梅因认为,“十二铜表法的公布并不能作为我们开始研究法律史的最早起点”②,在《荷马史诗》中就“可能隐含着法律在后来表现自己的一切形式,,⑧。如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法”观念、“社会契约论”之类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思想源头。虽然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自然法思想很盛行,他们的许多观点为人们偏爱,但是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家“很少有踏实地探究社会和法律的原始历史,这些理论不但使注意力离开了可以发现真理的唯一出处,并且当它们一度被接受和相信以后,就有了可能使法律学以后各阶段都......
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及其根源
作者：姚海
19世纪60年代,在俄国知识青年中有一种思潮迅速地流传和扩张,它因屠格涅夫在其1862年出版的小说《父与子》中首创的HH rH月H3M(虚无主义)一词的流行而被称为虚无主义运动。虚无主义运动出现之后,立即引起了俄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极端关注。具有保守倾向的人把它视为无视任何道德准则、“为破坏而破坏”的狂妄思想;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它否定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旨在实现科学、民主和自由①。长期以来,苏联史学界对虚无主义运动的研究很少,甚至尽量避免使用虚无主义这个名词来称呼当时青年中的思潮。而国内的俄国史论著对这个问题一般也都未提及。然而,对虚无主义运动的研究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不仅在整整十年间风靡全俄,而且在俄国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世纪60年代初,要求摆脱传统的束缚、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的情绪在俄国知识青年中十分普遍。很多人离开家庭,来到俄国知识和思想的中心一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大城市。他们在这里求学、谋职,很快形成了一些群体,以自修小组的形式组织起来,一起学习俄国和西方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著作,讨论青年一代面临的......
对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的几点考察
作者：袁征
1935年6月,英国在欧洲局势日紧的时候同德国缔结了海军协定,这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长期以来,对于英国缔结此协定的动机、其外交政策的走向及此协定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文试图围绕《英德海军协定》作出几点考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动荡。大英帝国的利益在世界各地受到挑战,这突出地表现在远东和欧洲。在远东,日本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的东三省,并有大举南下的势头,这不仅违反了《九国公约》,也威胁着大英帝国的利益。在欧洲,德国希特勒极力鼓吹和煽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叫嚣去争夺德意志民族一的“生存空间”,暗地里加紧扩充军队,强化军事训练,增加军事工业,而法西斯意大利在地中海周围一直要有所图,也是英国早已察觉的事实。面临德、日、意三个潜在的敌人,英国要保护它遍布世界各地的利益,同时对付这三国是不可能的,故需要找到一些盟友。而此时的大国中,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态度,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在英国人看来是不可靠的乃至邪恶的;唯一可靠的国家就只有法国,但法国当时困扰于经济危机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对德国的举止......
对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的若干评价的评价
作者：王宇博
在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始、以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为终的远东危机时期,由于英国“是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国家”①,因而,它的对日政策对事件的演进和局势的变化有着重大影响。在史学界,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和论文可谓是汗牛充栋,各种观点大都可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笔者拟就若干观点提出商榷。 一英国对日政策是否是绥靖政策 对于这一时期英国对日政策,在中国史学界,持否定观点者居多,认为:“英国的政策的实质是绥靖政策”,它“首先是在 ‘九一八,事变期间在远东对日本推行的……⑧。”对于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这种说法是套用英国在欧洲所推行的绥靖政策的概念和形式,等同了英国在欧亚两地的政策。从表面上看,两者都有姑息侵略者和牺牲他国利益的内容和手段。但是,绥靖政策是英国欧洲均势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具体表现,其目的是要在欧洲大陆上制造出“鹉蚌相争”的格局,用德国来牵制苏联和法国,又用法国来遏制德国,以牺牲小国来缓和和避免英德冲突。而在亚洲,英国则是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通过殖民侵略所获得的利益,力图限制和阻止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即日本)的扩张和竞争,以平息事端......
澳大利亚与西新几内亚争端
作者：周学军
第二次世界丸浅爆发后,澳大利亚在外交和防务上开始逐渐摆脱对英国的全面依赖,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战略重心从西欧转向亚太地区,改变了战前一切唯英国马首是瞻的附从地位,注重加强与亚太、尤其是与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印度尼西亚作为其最大邻国倍受重视,在荷兰与印尼的西新几内亚领土争端中,澳从自身安全利益出发起到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并与美英两大伙伴产生了重大分歧,但澳外交中固有的双重性和对美英的政治、经济和防务依赖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从澳大利亚在这一争端中的政策可以得出其战后总体外交和防务政策的‘些特点。 一西新几内亚争端的由来 新几内亚岛又称巴布亚岛二(印尼称之为伊里安岛》,位于赤道至南纬n度、东经131度至151度之间,面积为8117 7n平方公里,为太平洋最大岛屿,仅次于格陇兰岛,为世界第二大岛。西与印度尼西亚诸岛相望,南面通过托雷斯海峡和阿拉弗拉海与澳大利亚相邻,在地理上属于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群岛,是连接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的战略要冲,也是澳大利亚北部的生命线和出入澳大利亚北部的跳板,对澳大利亚的外贸和防务安全至为重要。早在5万年前,已......
略论曾公亮
作者：史爱君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二十五岁(仁宗天圣二年)中进士。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历官知县、知州、知府、知制浩、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封充国公、鲁国公等。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卒,享年八十岁,“帝临哭,辍朝三日,赠太师、中书令,溢日‘宣靖,,配享英宗庙廷”①。宋神宗曾赞扬他说:“公亮谨畏周密,内外无间言,受遗辅政,有始有卒,可方汉张安世”②。文武大臣祭奠他时说: “公相三相,十有二年,公言不出,出而不想,公事不为,为而必全,如砒之平,如玉之坚,……所好无二,惟德是常,……今莫公堂,况如明神,一南山取竹,戴公之文,北山伐石,勤公之勋”一”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公亮在北宋政坛上是一位深受皇帝重用,深受文武大臣信任,深得人心的人物。 曾公亮平生,“力厚壮重,沉深周密,平居谨绳墨,蹈规矩,及处大事,毅然不惑,”居家谨严,虽位高富贵,却非常清廉,常 “以清约自持”,并教导家人,不要骄侈。在他的教诲下,“子弟修廉,隅力学间如寒士,不知其为势家贵族也”④。在那“一人得道,鸡......
也论鸦片战争中的海龄
作者：刘五书
1840年,英国侵略军发动了一场“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①,从广州开始,一路攻陷定海、镇海,封锁长江日,攻打镇吐城,但在镇江却遭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发生了镇江战役。京口(今江苏镇江),副都统海龄作为战役的指挥者活动复杂,从而引起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人认为海龄“是个愚昧顽固的种族主义者”②;有人则认为他是“抵抗派”⑧;也有人盛赞其“爱国主义的行动”,是民族英雄④。本人认为,客观公正地评价鸦片战争中的海龄,不能简单地定论,而应该从镇江战役期前期、镇江战役初中期和战后期三个阶段对其表现具体分析、评价。 海龄(?-一1842年7月),郭洛罗氏满洲镶白旗人。曾任晓骑校、协中营守备、正定总兵等职,官至副都统。他一向“性耽安逸,不勤训练”,并曾因之而被降职⑥。他来镇江就任副都统后并没改变他原有的惰性。在镇江战役前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为怯于敌人,擅撤防守,摆出了被动挨打的架势。 镇江是南北嘈运的重要通道,是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为南京的屏障,人称镇江府“乃一大都会,为中国咽喉要地”⑥,而且“镇江依北园山以为城,以连河为嚎,形势险固,非宝山比。”⑦清政府也认......
晚清时期河南地权分配蠡测
作者：王天奖
土地问题一一核心是地权分配,是近代河南也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基本间题,新中国成立前百十年间中原大地的社会变迁和历史风云,都与这个间题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可是,由于资料散缺,已出的有关论著和地方志书对这个重要间题都缺乏正面论列,留待当今的史志工作者继续探索。为篇幅所限,本文仅就晚清时期(1840一1911年)河南地主阶级的上地占有然况试作盆测,民国时期的变化另文讨论。一在旧时代,承载着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的土地,是社会各阶级竞相争夺的对象,地权如同钱财一样,总是不停地在不同的所有主中间转移,其具体情况,则与各个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晚清时期,河南事变纷乘,社会动荡,无论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条件较以前的“太平盛世”大不相同,特别是以下诸因素对这了0多年的地权再分配的影响既深且广: 、1,,长期战乱。鸦片战争后,河南与其他许多省份一样,结束了近二百年的“太平岁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太平军、捻军)席卷了大河南北,前后十多年之久,给城乡的封建统治秩序,也给旧土地占有关系带来很大的震荡。起义农民提出, “三顷、五顷该咱钱,十顷、八顷还不完,十亩、八......
清代河南农村商业交流状况
作者：陈连营
商业是社会经济结构中重要一的组成部分,作为“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①的商业活动,其发达程度,往往被作为考察某个社会历史阶段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因此,考察某个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的整体水平,就不能不对其商业交流状况进行必要的考察。 在清代,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河南农村商业交流也有较大的发展。它首先表现在农村集市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从清代各县的集市情形看,绝大多数呈增长趋势。如涉县在康熙年间有集镇八处,嘉庆时增加了三处②多固始县明代有集市四十九处,乾隆时发展到六十六处⑧;罗山县明代有集市三十一处,顺治康熙年间发展到三十六处,乾隆时发展到四十三处④,中牟县乾隆时有集市十六处,同治时达十七处;永城县康熙时集市有五十九处,光绪年间达到八十九处多郑县康熙时有集市十二处,咸丰时达二十四处⑧。乾隆《光山县志》说,光山“合稽各乡之集视旧亦且三倍,”只举其设有牙贴餐贩颇繁者就有一百十九个之多。当时集市贸易网络的基本情形是,各地以县城镇为中心,乡村每隔一二十里必有集市,环布四境,以一定日期交易买卖。乾隆时光山县,县城“陈肆鳞次栉比,自旦迄晚不息,......
一部创新之作——读《天理与人欲》一书
作者：刘威
一部好的学术著作,既要对所研究课题的既有成果充分掌握,广泛汲取;又要勇于创新,不囿成见。王育济先生的《天理与人欲》就是这样一部“有述有作”,“既有继承,又有创造”,“足为一家之言”的学术力作(引文见漆侠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言)。 这当然首先表现在作者提出的儒家理欲观演变的三种形态,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儒学理欲观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发展进程上。对这一体现于全书中的独创性的研究体系,漆侠先生已有很高评价,本文不拟重复。现仅就该书对学术界争论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分析和回答,作一简要述评。 学术界的传统看法认为,宋明理学时期的“天理人欲之辨”主要讲的是人的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望的关系,近十余年来,又有若干学者,如冯友兰等认为,“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只是一个公私之辨”。由于双方都各有充足的史料为凭依,故对这一问题的界定,就成为学术界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该书的作者则认为,从本来意义上讲,理学理欲观主要是探讨有关人的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求的关系的,但是,由于道德理性总是表现为对一定的社会规范的认可,并总是维系着一定的群体利益,所以,理欲关系同时又可以是公私群己关系。作者又通过对程朱陆......
宋代城市研究的扛鼎之作——评介《宋代东京研究》
作者：张其凡
五年前,在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年的宋史研究时,笔者曾指出:“不把目光局限于热点研究,多做些‘垦荒,工作,多进行一些专题的或专门史的微观或中观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宋史研究也许能有突破性进展”(见《史学情报》1988年第3期)。如今,五年过去了,笔者仍然坚持当年的这一认识。令人欣喜的是,近五年来,宋代专题或专门史的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宋史研究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大大向前推进了。仅以91、92两年论,笔者所见所知,即有:《宋史职官志补正》、《宋史选举志补正》、《富国富民论》、《宋辽夏金经济研析》、《宋代教育》、《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宋代地域经济》、《宋代文化史》、《宋代司法制度》、《北宋文化史述论》、《宋代东京研究》等十几部专史或专题研究的著作间世。笔者已翻阅过其中的大部分著作,感到这些著作都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与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宋代历史的认识,是宋史研究繁荣兴旺的标志,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在这些著作中,《宋代东京研究》以其份量与研究的广度、深度而引人注目。作为研究宋代城市的著作,本书可说是扛鼎之作。 对东京开封府的研究,至迟在宋代己有著......
《毛泽东》传评介
作者：李光一
毛泽东是举世瞩目的历史伟人,早在3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就冲破国民党的层层阻挠,到陕北访问过毛泽东,后发表了著名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中有一部分毛泽东的生平记录,后被翻译成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自传。这是最早的毛泽东传,但斯诺的记录只能反映1936年以前的毛泽东,且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是毛泽东自传。斯诺之后,斯特朗、爱拨斯坦等国际友人也访间过毛泽东,写了一些毛泽东印象记。抗战时期,肖三写过毛泽东传略,篇幅很小,只一万多字,下限时间到抗战爆发前。 毛泽东逝世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热潮此伏彼起,出版了数以千计的毛泽东研究专著,但一直没有一本综合性的毛泽东传问世。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学者翻译了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和施拉姆的《毛泽东》等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生平的著作。特里尔和施拉姆的著作在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资料、国别等方面不能弥补的缺憾,这两种书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次在同彭明先生谈起毛泽东传的编写情况时,他推荐’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0卷、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吴正裕、蒋建农著的《毛泽东》。 据了解,吴正裕、蒋建农是专门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他们在......
《史学月刊》1993年(总第201—206期)目录索引
·中国古代史,部族冲突与征服战争:酋邦演进为 国家的契机··················……叶文宪(1,1)楚东迁问题试析··················……马世之(1:8)略论孔子的隐逸观··········,····……周祥森(1,15)再论墨子是河南鲁山人···……,’’…郭成智(1:23) —答张振衡、徐治邦先生略论辽朝“因俗而抬”的 民族政策···············……冉宁祖(1,26)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是中辰(1:33)袁枚与乾嘉考据学············,·,,·…基鸿昌(1,40)大汉口文化颖水类型为太眸 文化考··················……杜金鹤(2:1) “青铜时代”新论···············……杜建民(2,7)儒家战争观及其历史命运······……倪乐雄(2,14)评马援南征························……傅纯英(z:2。)试解《贞观政要》成书之“谜”……谢保成(2:27)宋代黄河上的三山浮桥·········……周宝珠(2,35)论清浦古镇未沉陷入江及长江 口沉石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