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学科畛域与历史学的学科本位
作者：赵世瑜
无论是在历史学中还是在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中，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已经被提倡了多年，但在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实践中，这方面的探索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如何既是历史学的研究又是跨学科的研究，分寸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曾经撰写过一篇题为《论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的文章，送到一家权威的历史学研究刊物。原因很简单，一是长期以来我都是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者，二是这文章写的是历史上的现象，三是完全使用的历史资料，因此，我相信它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史学刊物来刊载。但是最后，这篇文章由该刊物转送到另一家同样权威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发表了。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这篇文章不太像历史文章。据我自己事后反省，大约是拙文观察问题的角度与传统历史研究有些不同，主要是从传统庙会的各种特征出发，去探讨它所体现出来的狂欢精神，从而涉及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因此，在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的人类学栏目之下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也是合情合理之事。然而，这一事例却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史学研究的入门者就应该试图回答的问题：这篇文章究竟是不是历史文章？什么样的研究才是史学研究？史学研究与其它学科的研究界......
王国维、陈寅恪片论
作者：何晓明
回眸20世纪中国史学纷繁的星空，王国维、陈寅格无疑是其中璀灿夺目的双子星座。以往研究者多以王国维与梁启超并论，而我却以为，就学术的宗旨、规模、路径、成就而言，王、陈二氏更为接近。虽然前者年长13岁，但二人相知相敬，用陈寅格的话说，是“风又平生师友间”。探究他们成功事业中具有共性的因素，或许更能为我们在世纪末反思中国史学的成败得失，提供可资继承的遗产，可为借鉴的启示。众所周知，不到本世纪ZO年代末，王国维就自愿辞世而去。陈寅格一生事业的重心，也在本世纪的前半叶（当然，60年代以后，陈氏仍有宏篇《柳如是别传》问世，其识见卓绝，更显炉火纯青。但就影响而论，显然不及此前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巨著）。但是，100年过去，人们检阅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总体阵容，仍不得不遗憾地接受这样的事实：能与王、陈二公齐肩并世的大史家，竟然如此寥寥！全面地分析个中缘由，涉及面太广，显然不是本篇小文所能担负的任务；若单就王、陈二氏自身方面而论，以下诸条，大约不可不察：首先，坚守独立专一的学者人格19世纪以后的中国学坛，风云际会，新思潮接踵而至，“新学家”层出不穷，昙花一现者更不知凡几......
我们如何研究文化史──兼评《中国鼓文化研究》
作者：周积明
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后20年，最热门的一脉大约要数文化史。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短短几年间，有关文化与文化史的丛书、专著、译著蓬勃出版，国际性的、全国性的、地区性的文化研讨会、文化沙龙、文化书院联翩而起，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与人生、文化与科学、文化与艺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理论问题以及区域文化、社区文化、雅文化、俗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青年文化、妇女文化等范畴在空前广泛的范围内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对象，由此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伴随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早在1985年，李侃、田居俭先生就指出：一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5页）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然而，文化史研究虽然声势盛大，却不太有人说得清文化史究竟是什么。由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不确定的概念，......
论中国古代广告发展及表现
作者：郭天昊,杨海军
广告的产生几乎和人类社会文明产生的时间一样久远。广告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广告产生、发展的轨迹，考察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对于正确认识现代广告的来源、特征及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广告的产生及初期表现广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原始广告的产生，是商品交换日益趋向成熟的必然结果。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古代商品交换活动日趋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商品交换的数量、区域和范围不断扩大。随着生产分工的深化，不同行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生产的物质品类越来越丰富。同时，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关系逐渐为以地域为纽带的村社或国家关系所代替，不同氏族、不同群体、不同行业的人杂居在一起，使商品交换的地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其次是商品交换的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而日趋成熟。商品交换出现伊始，是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形式，随后出现了实物货币。后来，人们在交换活动中发现实物货币太笨重，就逐渐以铜、布匹和装饰品作为等价物来进行商品交换，使交换活动更为简便。商品交换种类增多，商品交换方式简......
宋代厢坊制论略
作者：马继云,于云瀚
一“厢”的设立坊市制度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对城市生活加以限制的封闭型管理体制。在这一制度下，民居的“坊里”和店肆集中的“市”四周都筑有围墙，所有门户都设官把守，早晚定时启闭，夜间不准出人，且民居、店肆只奸设在坊市围墙以内，不许当街开门。坊市制度的优长在于使城区整齐划一、井然有序，且极大地方便了城市管理，但这一制度毕竟是城市自身还不够发达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及城市自身的发展，其过细、过死的僵硬规定，必然会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中国城市由封闭式坊市制向开放式街市制的巨大转折完成于宋代。由此，城市中新的行市与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市”，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并逐渐连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也逐渐形成，居民众多的小巷不再相互隔离而直通大街，从而使大街小巷的畅通结构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访里结构。发生于宋代的这一转变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为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维持好城市治安。对此，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厢坊制的实行即为最重要的举措。从秦汉至隋唐，城市治安多由县尉主管①。五代时军人当政，改设镇将主......
儒家经济伦理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建构
作者：胡成
一般认为，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者之一，其思想主要受西方近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如天赋民权、三权分立等欧美政治理念。不过，作为现实的政治家，孙中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道德和智慧，更容易找到切实的救国之道，所以他又多次强调欧洲驾乎中国之上的只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自有其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价值①。孙中山自己认为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民生主义，与儒家经济伦理有着十分密切的承继关系。本文着重探讨这一承继的具体内容、发展及其时代和历史意义。一西方近代解决民生问题的负面启示孙中山的时代是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急骤恶化的危机时代。为挽救危亡，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大都力求从西方近代思想中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受时代风潮的影响，孙中山对西方文化有过认真的研究。写于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称自己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最注意的是西方“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②。与同时代的革命人土，如陈天华、邹容等人相比，孙中山对西方近代政治理念，可能有更多的了解。具体言之，在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探析
作者：翁有为
中国地方行政管理，自秦朝统治者首创郡县二级管理体制，其后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发展演进中，有的时期实行地方两级制，有的时期实行地方三级制。就整体来看，总的趋向愈来愈采用地方三级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行政管理采取省县两级制。自1931年开始而后逐步确立为一项推及全国的地方“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使南京国民政府地方省县两级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在以往的有关政治制度研究中，对“行政督察专员制”论述甚简，有关此制的研究甚为薄弱。本文试对行政督察专员制创设的缘由、经过及这～制度的地位作一探析。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取消了北洋政府时期实行的地方行政省、道、县三级体系中的道一级，而采取省县两级制。所以取消三级制而实行两级制是由于三级制与孙中山手订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所定地方行政省县两级制规定不合。那么，为什么时隔不久南京政府又创设行政督察专员制而于事实上违背了省县两级制呢？考其缘由，有如下三点：其一，出于“围剿”南方诸省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现实需要。国共合作分裂后，共产党人并未被国民党的叛变和屠杀所吓倒，在南方诸省开始了建立工农红军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英勇斗争，工农革命力量和革命......
略论西安事变与中国的现代化
作者：王杉
多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是扭转时局的关键。笔者也同意这一观点，但同时认为，仅仅从这一角度考察西安事变，似乎不能完全说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历史地位。所以笔者不揣冒昧，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不平凡作用。一中国的现代化与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绝非偶然，它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结果。首先，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结果。鸦片战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西方工业文明的炮舰，即使中国人备尝苦难，又使中国人第一次感到“夷”的先进，萌发出向西方学习的观念，由此迈出了“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产生于国难深重之时，因此，学习西方现代军事装备，力图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成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课。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标志着中体西用论的穷途末路。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一跃成为东亚强国的事实，又使部分中国人意识到，封建君主专政的政体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于是转向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戊戌维新......
西安事变研究之介绍与批评
作者：吴天威
西安事变爆发后，正在北平的澳洲年轻新闻记者詹姆斯·柏察慕（Jamus厌rtram）与在事变前被西安当局放逐的苗剑秋二人搭伴离平，经太原辗转于12月27日抵西安。蒋介石虽亦被释放返京，但西安事变并未结束。在以后月余的变幻莫测的紧张局面里，二人均悉心参与不同的活动，直到“二二”事件的发生。柏氏将其目睹的西安事变真相立即成书，以“中国的危机”为题于1937年在纽约出版，对事变作全面之报导。翌年全书稍加修整再以《中国的第一幕》出版。西安事变及张、杨两将军已渐为西方媒体所熟悉。战后不久，另一澳洲人赛勒（EarlAlbertSecle）又发表《端纳与中国）｝一书。战后，在学术研究方面，由于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之研究，西安事变未引起学术界之瞩目。至60年代，因西安事变与中共之兴起有关，始逐渐引起一些学者之注意，但主要还是在讨论国共关系和国共第二次合作当中而涉及西安事变，在这方面当首推美国司丹福大学教授所著之《朋友与敌人）｝一书。继而有法国巴黎大学毕仰高及美国乔治城大学王冀先后以“西安之危机”和“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之少帅张学良”所作之博士论文；以后又有傅虹霖女士在纽约大学......
《岭南摭怪》的成书、内容及其若干问题
作者：郭振铎,张笑梅
一成书过程《岭南摭怪》的成书经历了一个较长而又曲折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一，该书在越南李朝（1010－1225年）和陈朝（1225－1400年）时，已有文学家和史学家从民间广泛搜寻、征集、编排和加工整理、编撰成书。正如后黎朝的文豪、史学家武琼在《岭南摭怪列传序》中所言：“斯传之作，其传中之史敏？不知始于何时，成于何人？姓氏缺不见录。盖其草创于李、陈之鸿生项儒。”可见，在武琼（1453－1516年）前，《岭南摭怪》早已经过许多高才博士之手编撰成书。其二，陈世法在李、陈两朝学者编撰《岭南摭怪》旧传的基础上又进行过搜集、修改、补充、整理而重新编纂了《岭南摭怪》，使其内容更加充实。文人邓明谦在1520年撰写的《越鉴咏史诗集·凡例》中指出：“吾于洪顺年间（指黎襄翼帝洪顺年间，1509－1516年）入史馆，窃怀述古之志，常嫌内阁藏书因遭兵受，缺失甚多。仅能见吴士连之《大越史记全书》、潘李先之《大越史记》、李济川《越甸幽灵》、陈世法之《岭南技怪卜…··。”由此可知，在16世纪之前，陈世法已重新编辑了《岭南摭怪》。18世纪的史学家黎资停在《见闻小录》中亦说：“《岭南摭......
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述评
作者：廖海敏
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其中50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是极为艰难的一步，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既主张“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①；对于中日经济关系，更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都极愿意在日本按照波茨坦协定实行非军国主义，而且是在民主化的条件下，和平共处，建立经济和文化的合作。”②这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提供了前提。当时，日本正值经济恢复时期，迫切需要恢复和扩大中日经贸关系。早在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之前，日本众多的贸易界人士就组建了日中贸易促进会，随后又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积极致力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然而，占领日本的美国军事当局认为，“如果日本继续像以前那样依靠中国的原料和市场发展经济的话，日本将成为红色中国的一个工具”③，因而禁止中日贸易。日本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把新中国看成威胁势力。这样，中日贸易的发展就遇到了人为的障碍。为了冲破封锁，寻找中日贸易的现实途径，中日贸易界人士便积极行动起来。早在194......
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作者：孟庆龙
苏联在其解体之前一直是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从40年代末到6O年代初，从杜鲁门到肯尼迪的各届美国政府对中共和新中国的政策都首先与苏联因素密切相联。对于冷战比较激烈的这十几年，人们大多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美国对中、苏两党及两国关系的态度，对反苏、反共、反华这三个方面往往一概而论，较少加以具体分析。实际上，反苏、反共、反华作为美国冷战外交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和重要性在这一时期虽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但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美国领导人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不完全一样，因此，不仅这三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在美国对华冷战中的优先位置及其作用在发生变化，而且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显然有别。反苏、反共、反华有时可以划等号，一概而论，大部分时期里则不然，苏联因素在美国对华冷战中的作用及扮演的角色不时在变化。无人否认美国决策者对中苏关系的态度是影响美对华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纵观这十几年里的发展，这种态度不仅复杂、常变，而且是人们不断争论的一个话题。学术界流行的基本观点是，该时期美国决策者对中苏关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
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
作者：龚留柱
编者按本刊从本期开始开设“史学评论”栏目，主要发表三个方面的研究论文：一、关于史学评论的理论研究；二、关于史学著作的研究性评论，特别是同类著作的比较性评论；三、关于某一学术领域研究状况的评论。此栏目创设后，原有的“图书评介”栏目取消，不再发表简单介绍或一味颂扬性的图书评介文章。内容提要半个世纪以来，相继有十多部断代《秦汉史》著作出版。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断克服“左”倾思想的干扰，逐渐走向成熟。实证派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的著作特色鲜明，与前者呈现出不同的旨趣和风格。随着21世纪的到来，新的《秦汉史》不仅要打破思想上的封闭性，更新治史方法，拓宽研究领域，也需要改造体裁形式，使之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让社会大众感到可亲、可爱、可信。关键词秦汉史断代史编纂突破大众接受我们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回首20世纪的史学界，无论是对秦汉历史的研究还是对断代《秦汉史》的编纂，都成果累累，蔚为大观。根据笔者能够看到的名为《秦汉史》（不包括单列的《秦史》、《双史》）的断代史著作，依其出版年代的先后次序排列，分述如下：1．担伯赞著《秦汉史人原题《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重庆大......
用全球史观审视1500年以后的世界──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作者：徐奉臻
人类进入20世纪后，由于通讯联系的加强和交通工具的改进，人们心目中的地球概念在加速缩小，逐渐变成一个“地球村”。在此背景下，历史学经历了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和转型。很多史学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大胆探索，尝试打破地区、国家、民族的界限，对历史进行横向诠释。历史学出现了重构的趋势和潮流。其中，站在前沿的，“最有推动作用的”①，当首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启的世界》。该书问世后，很快风靡全世界。在中国也受到一致推许，被看作是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的鸿篇巨制。奠定该书在国际史学界如此地位的，是作者贯穿始终的全球史观给人们提供了分析、解释历史的新视角。本文试图从中外传统的世界通史编纂的局限人手，以全球史观为基本出发点，对该书进行粗浅的评价。以150o年为中古和近代的界标，强调“地理大发现”对世界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以往的世界通史著作中，常常以某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开始的标志。其中，“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说”多年来一直是史学工作者的普遍共识。此外，还有“尼德兰革命说”、“法国革命说”、“商业革命说”、“文艺......
黄河文化论纲
作者：李振宏,周雁
一何谓黄河文化文化是一个很有歧义的概念。有人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有人认为，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产品及其有关的设施，它是人们精神生活领域的社会现．象；有人把文化定义为各种意识形态的总和，说它是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法律、伦理等具体意识形态的结合体；也有人认为，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及其结合体都不是文化，文化只是寓含于其中的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有人更抽象地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能力；有人则把文化具体划为几个层次，描述成一个立体的系统。这些是文化研究中略具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认为，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的内容、方式和特点。它既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如哲学、法学、宗教、史学、科技、文学、艺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又表现为支配民族生活的那些不易直接体察的民族的深层心理素质，如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前者是后者的外在形式或具体展现，后者是前者的内核或根基，二者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构成文化的整体。文化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是人的创造......
景教东渐初探
作者：张晓华
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汉译称景教，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原名聂斯托利派，由叙利亚人聂斯托利所创，公元5世纪，因主张基督二世二位说，被判为异端，此后聂斯托利的追随者便从罗马帝国撤出，逐步向东开展传教活动，景教随之传至波斯、阿拉伯、印度乃至中国，形成历史上的所谓县教东渐。是教东渐所涉及的内容相当繁杂，本文仅就它的形成，历史进程及其特点作初步的探索。一景教东渐的进程景教东渐的第一站是波斯。从地域上讲，波斯靠近罗马帝国，所以很早就受到基督教影响。3世纪时，基督教就由爱德萨（Edessa即现在土耳其的Urfa）传至波斯的尼西比斯（Nisibis）及塞琉西亚（Seleucia）等地。爱德萨当时是古代东方教会传教运动的中心，位于东罗马东部边缘。3世纪中叶，罗马征服叙利亚，许多基督徒东迁至波斯，受到安息王国的保护。但好景不长，当波斯的萨珊王朝取代安息王国以后，这里的基督教徒屡遭迫害。4－5世纪为争夺叙利亚、两河流域、亚美尼亚等地的统治地位，波斯萨珊王朝与东罗马时断时续地进行了2个世纪的战争。战争期间波斯境内的基督徒常常被当作罗马帝国安插的第五纵队受到残酷迫害，而作为波......
孙中山、黄兴比较散论
作者：石彦陶,石胜文
一能让孙中山从神坛上走下来吗？辛亥革命是一场推翻封建帝制的“国民革命”，而不是少数人、更不是个别人的个人行动。而今人纪念辛亥革命，多是纪念孙中山。对其他有功的一批战友，特别是曾和他平起平坐，凡遇大事、每与之联电、联函、被时人并称的黄兴，压得过低，低到只能承担“路线错误”责任，低到历史教科书仅见或不见，低到后来的年轻人甚至不知其为何人的地步。就在孙中山逝世的1925年，曾留学日本、亲身参与并目击辛亥革命和往后政坛、史坛风云变幻的鲁迅先生不无疑惑地说：“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①造成上述局面，有多方面因素。最重要的是社会、历史、特别是现实政治原因，个人的“自我包装”也产生了一定的效应。除此之外尚有：（一）主勋变故。一些开国元勋，或英年早逝，如黄兴、蔡愕、邹容、陈天华、赵声……或惨遭毒手，如来教仁、秋道、杨衢云、吴禄贞、陶成章、张振武…··城秉“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②的清高超然态度，作了进绵山中的介子推，如谭人风、李燮和③……而某些人因不必或很少亲临战阵，硕果幸......
宋美龄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述评
作者：唐曼珍,李军晓
宋美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在中国的长期抗战中，她于组织妇女、救护伤兵、照顾难重等活动之外，更以其特殊身份和地位在外交领域做了很多工作。这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外交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宋美龄人生最有价值的一页。一利用新闻媒介向世界直传抗战对外宣传是宋美龄抗战外交活动的一个主要方面。她利用报纸、杂志、广播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她的演讲和文章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由于她的特殊地位和非凡魅力，外国常视其为“中国政府的发言人”。“九一八”的炮声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面对日本的蚕食鲸吞和举国上下风起云涌的抗日怒涛，长期以来一直奉西方为典范的来美龄在内忧外患的严酷事实面前开始觉醒。她在1937年出版由其文章和演讲编辑成的《战争与和平的信息》一书中，对西方“民主国家”不援助中国的作法感到强烈不满，说自己无法相信眼中所见的这些国家自毁其带。但此时，她赞同南京政府“捷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政府一样期望着国际联盟的调停和干预。全面抗战爆发后，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件的《年，太平洋上风云变幻，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远东政策处于一个过渡期，呈现对日既妥协又......
裴其勋对民初边务的贡献
作者：雷近芳
一裴其勋（1864－1933），字尧田，河南光山县人。自幼人塾，博涉经史。光山又为江淮间一重镇，自古是南北兵争要地，浸渐日久，民间又盛尚武之风，所以青年时代的裴其勋骑马试剑，尚信义，广交游。他的父亲曾身历中法战役，更使他扶闻战事，韬略智谋秉自庭训。时值清朝日衰、列强不断对我蚕食鲸吞之际，大批仁人志士投笔从戎报效国家，裴其勋也追随时代潮流，丢弃了读经科考的人仕梦，走上效命疆场的征途。1885年，裴其勋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六年后，成为盛军军官，教习督操。1895年他又以中国驻日使馆武备随员身份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归国后，他曾将自己对日本军政新法的留心考察著成《留日考察军政报告书》，上秦朝廷，呼吁清廷效法日本、强兵御侮，对清末军事改革起了推动作用。此后他还曾在开平武备学堂督学数年，培养新军人才，“一时贤俊多出其门”①。作为旧时代的职业军人，裴其勋固然要为维护封建统治效力。他曾任江西督练处参议、江北巡防营统领，率部至海州“定法制、靖匪氛”，镇压江淮饥民暴动。但是清末民初外患严重，边疆多事，裴其勋主要军事活动则是督师东北，镇守边睡，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强烈......
“涿鹿”古地望考
作者：刘博
“涿鹿之战”是我国古史传说中炎黄集团与东克集团间一次著名的战争，因此多为史书所涉及。然此大战所在地之“涿鹿”，究竟相当于现在何地？古往今来，众说纷坛。本文拟就“涿鹿”古地名的地里门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识者。“涿鹿”作为古地名散见于《边周书》、《世本》、《孙股兵法》、《战国策》、《竹书纪年人《史记》、《汉书》、《帝王世纪》、《后汉书》、《水经注》、《括地志》及《读史方舆纪要》等众多古籍之中，又作“浊鹿”、“独鹿”、“蜀禄”、“林陆”及“杨陆”，可确切所指者：一为西汉时首设于上谷郡之球鹿县（今河北林来研山一带）；一为东汉山阳之浊鹿城（今河南修武北）。至于今日河北之犊鹿县本为元明清之保安州地，民国初年易名至今。按上谷球鹿县及山阳浊鹿城是否即“涿鹿之战”之“涿鹿”？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弄清源鹿之地望，首先必须从探讨“涿鹿”一词含义入手。“涿鹿”一词究为何义？对此王杨先生在其《释“涿”》一文中，释作“球水发源的山麓”（其文载《河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按：“鹿”固可与麓通假，然笔者总觉有望文生义之嫌。考“原鹿”之“啄”，《说文》曰：“流下、清也；......
略论东汉时期的中原教育
作者：吴宏亮
东汉时期，我国的统治中心由西汉长安转到河南洛阳，又由于东汉继承了西汉时的文化政策，中原教育飞速发展，不但经之而起出现了庞大正规的官学，同时更出现了普遍广泛的私学。东汉时是我国传统学术由今文经向古文经的转化时期，官学和私学是传授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最重要的场所和机构。中原地区自古就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居天下之中，得扶舆秀杰之气，钟灵独厚，而河治渊源尤为万世文字之祖”（《河南通志》卷十三）。一遇合适时机，便成为文化事业繁荣的中心。所以东汉中原的洛阳太学和私学，已成为当时我国教育事业的代表和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场所。东汉的官学代表是太学，它是西汉大学的发展。汉代太学，开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早在武帝元光元年时，董仲舒就向武帝建议说：“臣尼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上。”（《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不但提出“兴太学”，而且提出要“置明师”，其目的是“以养天下之士”。这就制定了要在“罢四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下，为国家培养应世人才的基本方案，同时也确立了开建太学和设立经学博博士的主导思想。元朗五年，丞相公孙弘向武帝再次建议，提出设立太学的具体规划。武帝下用，开始正式建......
英国有可能提出与太平天国结盟分地吗?
作者：陈宁
《李秀成自述》中谈到一件异乎寻常之事：“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上，其愿协之。……有我洋兵三、二万众，又有火舟，一手而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H，第838、839页）洪秀全断然拒绝，可是，这个“鬼子”是什么人？来自哪个国家？有什么样的背景、目的？《李秀成自述》中均未提及，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疑问。罗尔纲先生认为，该“鬼子”应是1861年12月到天京访问的英国海军上将何伯、驻华公使馆参赞巴夏礼，是他们代表英国向洪秀全提出了上述建议。（多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李秀成自传愿搞所记向太平天国提出平分中国阴谋外交的侵略者和时间的笔征）、《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太平天国粉碎英国侵略者平分中国阴谋考》）一些论著接受了这一观点，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对《李秀成自述》中有关记载有不同的理解（多见唐冶泽：《欲与洪秀全“平分地土”之“洋鬼”考》，《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笔者认为，《李秀成自述》可说是孤征，史料的缺乏，给考证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但我们不姑另辟区径，从新的角度人手，将“鬼子”言论中的要点：与太平天国结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