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续)
作者：范毓周
三除了殷墟之外，5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的不少地方还曾发现过一些商代和西周时期的甲骨文。这些新的发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学者们对于甲骨文的认识。河南郑州的二里岗，是一处商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其时代早于殷墟文化并与之相衔接。1952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兴办的考古训练班在当地发掘时曾发现卜用兽骨375片、卜用龟甲11片，但均无文字。随后河南文物工作队在这处遗址发现了3片带字甲骨。其中一片牛肋骨上刻有练习契刻的10个字，是1953年4月在被翻动的地面上发现的，文字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大体相似，可能和殷墟甲骨文属于同一时期。另外一片是1953年9月在CIT30探沟内发现的，为一片呈扁圆状的牛防骨骨片，出土于离地面大约半米左右的地层中。其一面平底，一面凸，凸起的一面刻有一个“出”字。第3片是1954年4月发掘时发现的，上面也刻有一字①。1954年，山西洪赵县坊堆村的周代遗址中也发现了有字甲骨，人们开始认识到甲骨文并不限于商代。洪赵坊堆发现的有字甲骨仅1片骨的背面臼部被削去三分之一，靠近日处有钻窝16个，呈不规则排列数行，其正面相当于背面钻窝处有经过灼烧后显出的......
释“于”
作者：国光红
甲骨文、金文有从于、从带尾（撇）“弓”形的字．“弓”形或省其起笔之“横折”（图—一1），本文用字母X代替；用作偏旁的带尾“弓”形（或省其“横折”）（图—一2），本文用字母G代替。G，说者多以为装饰性符号，其实不然。甲骨文、金文都有“于”字（图二一1），与X每通用，古文字家多以为此二字为异体字。陈邦福先生《殷契琐言）｝以为X字“盖吁字本字假作于者”①，甚是；所从之G，陈先生以为“有吁气之象”，亦近乎是，而未能中的。对于、X、G三字形中的任何字形之真正认识，都有赖于对其他二者的正确认识。因此，必须对以上三者作全面论证，而不能孤立地就某字说某字。为达此目的，本文将略大其范围，而说及5、零、阳请字。一从零字看X之本义小篆“于”字（图二一2），《说文》释云：“放也，象气之舒于。从5、从一：一者，象气平之也。”《说文》以放字为乌字之古文，释乌字云：“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放，象古文乌省。”《说文》以“放”释于，而以“放”为乌字古文，则以“放”释于，犹若以“乌”释于，也即犹若以“乌呼”释于。于字“象气之舒于”，而吁字从口、从于．是二字意相关。《说文》释吁字为“惊语”......
试析商代巫、史以及贞卜机构的政治意向
作者：陈智勇
巫、史以及贞卜机构是商代宗教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由它承载着有商一代神权意识的传承与运作。同时它又与商代的国家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直接并渗透到商代的政治生活之中，有着很强的政治意向，对有商一代政治机制的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商代的巫与巫术、史职建置和身份以及贞卜机构的内部构成等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发表了很多颇有见地的文章工。但是对于商代巫史贞卜机构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政治意向，却很少有人专文分析。本文不揣浅陋，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商代这一社会现象作一分析，以求引玉之效。一商代的亚官合一现象在商代，巫官合一的现象十分突出。殷商社会虽已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但是商人事无巨细常祈祷于鬼神，这表明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仍保留有上古巫文化的浓重气息。梁漱演先生认为：“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为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以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至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②可见，巫文化作为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它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陈梦家先生早已指出：“殷代的社会，王与巫史既操政治的大权，又兼为占卜的主持者。......
古秦、楚两族同源疏证
作者：龚维英
据《圣经·旧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亚伯拉罕的胤裔。但此二族在中东地区相仇不已，至今犹然。我国上古两国（族）秦和楚于东周（春秋、战国）之际，亦势若水火。秦楚兼并小国最多，刘向《战国策·叙》言：“横则秦帝，从则楚王。”可见两国都有统一天下的力量。而秦、楚两族的族源相同，则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秦、楚同源，久久湮没在历史的误会中。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时代，对此认识即若明若晦。《史记》的《秦本纪》和《楚世家）｝对秦、楚族源的叙述，分录如下：《秦本纪》如是言：秦之先，帝颗硕之苗青孙日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日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舜）锡玄圭。……大费……是为柏留。舜赐姓赢氏。《楚世家》则称：楚之先祖出自帝撷项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重黎……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害命曰祝融。……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拆剖而产焉。……六日季连，华姓，楚其后也。太史公司马迁似已隐约知悉秦、楚的族源相同，皆出于帝颗硕。由于所谓“顽项高阳氏”并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致使《......
缠足再议
作者：高世瑜
缠足作为中国古代妇女最独特的一种习俗，历来为世人瞩目。自元代以来就不断有人推究它的起始，至近现代，不仅中国，一些外国学者也致力于研究它，80年代以来，缠足又成为社会史、妇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经过研究，对于缠足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的看法渐趋接近。对此，不再赘言。现仅就尚存疑义和尚欠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略陈管见。一缠足之滥衡关于缠足起始年代，曾有十余种说法。①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北宋时期始有缠足之风。笔者赞同此说。但是，此风究竟起于何时？风源何在？尚存疑义。在关于缠足起始的诸多说法中，有一种说法为较多人接受，即缠足始于五代时期南唐国主李径——他曾命宫人育娘缠足跳舞。此即传统的始于五代说。有人因而认为李后主作为缠足的始作涌者，荒淫无耻，是千古罪人。也有的研究者反对此说，认为这是后人附会，李后主之为只是一孤立事件，与北宋的缠足之风没有直接关系，并认为李后主作为亡国之君，育娘作为卑贱宫妓，其所为不会为宋人仿效；同时提出缠足风应源起于北宋某一时期，但是因为找不到线索，也说不清究竟起于何时、何处。②关于李后主命人缠足之事，据元人陶宗仪《辍耕录》所言，首见于《道山新闻》......
浅析明清商业文化中的儒家伦理精神
作者：段超
明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业已复兴的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相适应。一批“藏褓有至百万”①，“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②的商人兴起，商品交换也发达起来。商人的活跃，商业的发达带来了商业文化的繁荣。商业文化作为一种以商业为依托，追求高昂消费、倡导多种娱乐方式的市民文化，其内容极为丰富。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化除有注重商业宣传、追求高昂消费、倡导多种娱乐形式等特点外，还有这样一个重要特点：商业文化中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因子，儒家文化的许多伦理思想为商业文化所吸纳。本文试就这一特点的表现、成因以及社会意义加以分析。一明清商业文化中儒家精神的表现明清商业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儒家文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如下：第一，讲求“信、义、诚、仁”。商业活动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人经商就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商业活动的竞争性也要求商人最大限度地取得商业利润，明清时期的商人，靠囤积居奇、“坐握物价”、欺诈哄骗等手段而获取利润、发家腾达者不少，但也有许多人在商业活动中，“‘绝机诈”．“杜巧法”，用儒家的“仁、义、诚、信”来从事商品生产和......
略论嘉庆帝的用人思想
作者：陈连营
中国古代社会是个地地道道的人治社会，用人政策的得失，直接关系着封建国家的治乱兴衰，因而“为政之要，莫若得人”也就成为历代封建君主特别是那些有见识的君主所遵奉的共同信条。而用人政策得失的关键则在封建君主们对人才的认识和选择。本文试图对人们经常忽视的嘉庆帝用人思想问题略作分析，以期加深对嘉庆朝政治得失的理解。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嘉庆也非常重视用人问题，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来看待。他指出：“自古帝王未有不用贤而能成治者也，是故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必有皋驻稷契伊傅周召之臣相为辅佐，若无贤才，安能真区夏立万世法哉！”他还把贤才比作利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其所以能使本固者，措施合宜则事简政清，无疆荣庆，惟人君举错利其器也。若器用不精，乖张紊乱，日削月，则本摇政杂，必致败亡矣。”①“器用不精不成其器，贤才不进不治其国。善理国家者以贤才为器用，终成部治矣。”②他常说：“虽尧舜之君不能独治，必赖股肽耳目漠明粥谐，天工亮矣。三代迄于汉晋，莫不用贤则治，任邪则乱”；“人君治平之道，其要不出于知人安民。”③在他所发布的一篇《甄别贤愚以澄吏治谕》中也指出：“知人安民，古今通谊......
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
作者：关爱和
“——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这是1927年初夏，饱经沧桑而潜心于教书著述的梁启超，以清华研究院导师的身份，对研究院中率本学子语重心长的告诫。此时的梁启超，已将数年前“舆论界骄子”、“新思想界勇士”所特有的路厉风发、咄咄逼人的气势敛藏收起，而丰富的社会阅历与教书著述之余的闲暇，使他对于“做人”与“为学”的思考，变得更加通达从容。“造成不逐时流的新人”、“造成适应新潮的国学”，这既是步人夕阳之年的梁启超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待，又是他晚年学术追求生活心境的写照。一年多后，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文化巨匠，在北平溢然长逝。盖棺举悼之时，国内知名学者与文化名流，追忆他襄助变法，维新蒙难、海外流亡，倒袁讨张，历经成败之风雨，“日在仿惶求索”①中的一生，最为青睐最为推崇的是梁氏以书生救国，以文学新民的功绩。梁启超政见多变，但其“维新吾国，维新吾民”②的宗旨始终如一；梁启超为学博杂，但其为“新思想界之陈涉”③，“尽国民责任于万一”④的志向始终如一。梁启超以他特有的敏感、热情、勤奋以及充满自信、轻灵锐利、富有情感的文笔，......
论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先民”
作者：尹全海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谈及民族主义时说：盖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铁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①这段话明确指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渊源于“先民所遗留”。但是，“先民”是谁？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解释，各援其据，众说纷坛。有人认为，“先民”系指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也有人认为，“先民”应该是“驱逐异胡，即位南京”的明太祖朱元津；还有人笼统地把“先民”追溯为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那么，“先民”到底是谁呢？笔者认为，明确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演进阶段，是追溯其渊源，寻找其“先民”的前提。民族主义在三民主义中萌发最早，成效最大，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它包括：反满、争取民族独立、五族共和、民族融合、民族自决、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必须承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一个演进过程，其丰富的内容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比如，在19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孙中山民族主义范畴中就不可能有“民族融合”的内容；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以前，民族主义中又很难包括“联合世界上以平......
商人与袁世凯政权
作者：谷小水
“商人”在中国古已有之。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开始产生，中国商人逐渐实现自身转型。这时的商人已不仅用来指认位于四民之末的旧式商人，更包括一切具有近代生产方式，从事货物的生产与买卖，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人。随着新式商人在近代中国的萌生、壮大，以及与旧式商人的汇合，商人在本世纪初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经济实力的增强必将导致政治上的自主性要求，商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踊跃参与正是这一阶层为改变自身发展的外在环境而作出的努力。．民国第建，大多数商人功成身退，重操旧业。然而，南京临时政府的若干政策和对南北对抗可能性的恐惧，致使商人很快又不无顾虑地倒向袁世凯一边。对这一历史现象的剖析，以前的研究过于纠缠商人求稳怕变的心理作用，往往缺乏在此基础上的深层探询。本文力图在梳理商人对袁世凯政权的态度之后，分析中国商人所面临的两难抉择。本文之所以选用“商人”这一概念，而不是“资产阶级”，是因为近代中国商人阶层中还函括了相当多的资产阶级的异质；同时也考虑到资产阶级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指称，不太有利于文章的集中阐述。一商人对袁世凯上台的态度商人对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政......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1928—1937)的地方党政纠纷
作者：钟声,詹森树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在一党制的政治框架下，国民党中央以党统政，高度专权，而国民党地方党部和政府之间却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关系。在地方党政分开的原则下，地方党政双方由于利益的驱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党政纠纷。目前，史学界对此很少论及，本文试图对南京国民政府洲政前期（192一1937）的地方党政纠纷进行具体的考察，分析它产生的原因，揭示其地方党政纠纷的实质及其影响。一地方党政纠纷之表象192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军政结束，训政开始。在训政时期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国”在中央表现为“以党统政”，即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国民政府；在地方则实行“以党监政”，即党政互相监督、互不统属。与地方上这种党政关系相联系的是党政纠纷不断。在党部方面，许多人常常干预行政，“不认识党部与政府间的分际，致使党政间的争执与纠纷”①；在政府方面，“因为现在有许多做了训政的人，往往就忘记了党，非但政府不能与党合作，甚至于不时有冲突的情形，这是很矛盾的现象”②。有人在谈到地方党部工作情形时指出，地方党部“无非意气用事，与人捣蛋”，“或......
论力行社的日本观
作者：徐有威
力行社，这一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之极端秘密政治团体，在其1932—1938年存在期间确曾震撼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乃至海外。作为蒋介石黄埔军校毕业的“天子门生”，蒋介石耳提面命的“党中之党”，这一具备了特殊背景、特殊经历和特殊使命的群体，它在30年代对日本的认识，遂成为我们的兴趣所在。因篇幅所限，本文拟以力行社与日本关系的理论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得以悟察30年代中国政局中某些尚为人忽视的层面，进而深化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史和抗战史之研究。或许是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出身，力行社提及日本时总喜欢以“三岛小国”、“区区三岛”这类或多或少带有蔑视意味的词语来描述东流“那样小小的一个国家”、“东亚一个墓尔小国”、“一个极小的国家”。但偏偏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弹丸岛国，在明治维新数十年后便骤然称霸东亚进而傲视全球，这又使力行社成员不得不作冷静思索，探究其成功的秘诀。据力行社看来，日本在教育、军事、民族意识等方面均有可观之处。日本普通教育成发达造就了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严格良好的军事教育更是最终影响了日本军人的素质。“良兵是良民的模范，良民是良兵的基础”。因此日......
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作者：胡文澜
20年前，全党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载人了史册。它能有这样大的影响，是因为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发展进人一个新时期。在这次大讨论中，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驾驭着形势的发展，支持和引导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之成为我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影响之久远，意义之重大，完全可以和“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相比翼。邓小平这一伟大历史功绩也同样载人史册。一拨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大历史进步。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途面临新的选择，即处在究竟走什么路的重要历史关头。当时主要有两种选择：一种坚持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在理论形态上，即“两个凡是”。一种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完整、准确地把握，即掌握其精髓“实事求是”，走一条新路。“文化大革命”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实践，是失败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另开辟、探索新的道路。华国锋作为毛泽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定的接班人，虽然在粉碎“四人帮”时作......
康德国际关系思想刍议
作者：石斌
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康德无疑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政治思想领域最重要的著作即以国际关系为主题，这在伟大的哲学家当中，也是一个例外。按照国际关系学说史上惯常的（因而有时也不免是武断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类的二元划分，康德属于前者，然而这并非一个完整的康德。实际L，康德的和平哲学与其说是乐观自信的，毋宁说是慷慨悲壮的，启蒙运动的乐观精神并未消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而且，无论在人、国家，还是国际体系的层面上，他的一些具体看法也远比深受其影响的当代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一般信条来得复杂。在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再度行时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康德有关文本的解读，辨明他与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此外，欧洲率先实践的区域一体化建设，如今已成为一股世界潮流，这使那些轻易嘲笑康德和平哲学的人多少有些尴尬，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康德与这一趋势不无关联，甚至可以说是其理论上的前驱，尽管作为哲学家，他从未、也不可能给这种“自由国家的自愿联盟”设计具体的组织程序或运作机制。在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的今天，康德国际......
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1934—1935年英国“和平投票”的政治影响
作者：梁占军
1934年11月一1935年6月发生在英国的“和平投票”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其正式名称为“关于国联与军备的全国声明”。它由当时英国国内最有影响的和平组织——国际联盟协会发起，历时近8个月，先后吸引全国1000多万人参与，规模浩大。作为集中展示当时英国公众舆论倾向的一项社会调查，“和平投票”在30年代英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当时英国内政外交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试图就“和平投票”的结果公布前后英国政府在意埃冲突问题上进行的政策调整及其动机展开深入探讨，借以揭示公众舆论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限度。“和平投票”的发起及其运作始终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0年代初，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动荡加剧，国际关系日趋紧张。然而，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秩序的捍卫者的国际联盟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使其权威受挫、声誉日衰：1931年日本制造远东危机，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国联在制止侵略方面束手无策，只以一纸李顿调查书敷衍了事；1932年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后国联的无所事事更暴露了国联的无能；同年国......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学科化进程
作者：侯云灏
20世纪中国史学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踏上了建设新史学的途程。回首近百年的历程，我们发现历史学大致经过了重新界定历史（历史是什么）、如何认识历史（历史理论）、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史学理论）以及历史学社会功能（史学价值论）的探讨等不同的阶段。这四个阶段近百年史学走过的历程，同时也是历史学学科化建设的进程。总结这一进程，不仅对于完善历史学的学科化建设有重要意义，对20世纪中国史学也可以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一学科化的起点：历史是什么肇端于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是19世纪末期以来批判旧史学的必然结果。近代史学的先驱龚自珍、魏源等人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传统史学进行过批判。龚自珍自身的经历就典型地说明了这种变化。他毅然放弃有深厚家学渊源的古文经学而转向今文经学，表示“从今烧尽虫鱼学，甘做东京卖饼家”＊。批评古文经为琐碎虫鱼短订之学，表露了对今文经的向往，而今文经学正是新史学思想的来源之一。梁启超批判旧史学为“君史”，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帝王之家谱”，是一部“相讥书”人对传统史学的批判虽不免过激，但在某种意义上，击中了旧史学的要害。梁氏认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知有朝......
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作者：侯树栋
伴随20世纪前半叶世界的动荡和战后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20世纪西方史学经历了重大的危机和变迁。本世纪初，西方史学承受的主要遗产是19世纪的兰克史学。兰克史学形成于19世纪中期，它一经形成，就居西方史坛的“正宗”。它“提供了一种史学模式，直至20世纪，这种模式仍然支配着历史研究”①，被当代西方史学家视为19世纪西方传统史学的主要代表。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史学发展跨入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兰克史学在西方史坛上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以“年鉴学派”和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美各国兴起的新史学分支、被当代西方史学家统称为“新史学”的史学流派蓬勃发展。但是，兰克史学的影响并未消失，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所谓传统史学仍是现代西方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高举着批判兰克史学的大旗登上现代西方史坛的“年鉴学派”和“新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兰克史学思想。所以，20世纪西方史学和兰克史学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阶段简单地否定另一个阶段的关系，而是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本文主要目的就是阐述这种批判与继承关系n尽管兰克在人们眼中是一个性情温和、思想保守、远离政治的学者②，但产生......
试析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来沪绅商社会观念的嬗变
作者：陈文彬
一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日益松动，重利轻义思想开始慢慢影响来沪绅商的行为方式自西汉以来，中国长期处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为了稳定封建统治，历代儒家都力倡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①。西汉的董仲舒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利道不计其功。”！明代黄宗亲则认为“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矣。”③而宋明时期的理学大家们更走向极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禁欲观。儒家这种正统的义利观是建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和封建尊卑等级制度之上的。然而，在19世纪50—60年代的上海，情形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随着大量人口的涌进，上海城区（包括租界和县城）出现了极度繁荣的局面。尤其是北面的租界，市面更盛。据时人毛祥激《墨余录》所述，这一时期的租界，“南北地广十余里，洋房联络，金碧万状。期间里巷纷坛，行人如蚁，华民多设肆于中，铺户鳞比，百货山积。茶坊则楼架三层，……戏馆大小三、四十处，……妓院则无地无之，……浦滩上下，多集舢板”④。商业的繁盛，必然使上海社会的商品化程度日益加强......
一部新型的地域通史──读余太山主编之《西域通史》
作者：高敏
1996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余大山同志主编的《西域通史》，凡71万字。我粗读此书之后，深感此书选题得当，材料丰富，结构新颖，考证精审，论述透彻，新意迭出，堪称佳作，因而乐书读后感以求教于同好。放眼中国史学界，各种不同类型的中国通史屡有出现；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中国通史，又有不同单位不同层次的多种面貌；此外，还不乏各种断代史、专门史及人物传记等，却缺以中国范围内某一地区为中心的通史著作。然而要真正写好一部中国通史，应当以对全中国各个地区的通史研究为基础。只有深入了解了部分及其个性特征，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和把握其共性。因此，余太山同志主编的《西域通史》，正抓住了深化中国通史研究的契机，符合了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作为一部中国通史，应当是中国历史上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与奠定祖国疆域、发展物质文明和创造精神文化的历史。但是，毋庸讳言，目前的许多《中国通史》都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究其根源，同若干《中国通史》的作者、编者并不熟悉我国古代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族源、演变、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状况、文化思想特征等有密切关系。余太山同志主编的《西域通史｝），对我国古代各个......
浅谈佛教石窟艺术的汉化过程
作者：申平
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并断言：“每种艺术品种和流派，只能在适当的天时地利中生长，并适应社会环境，满足时代要求，否则就要被淘汰。”（博雷：《艺术哲学·译者序》）石窟艺术作为宗教的衍生物，其生存空间大都限定在寺庙和佛窟中，但龛中的“佛”却是综合了各种美的、理想化的、人的观念中的“神”，它要符合民族的审美时尚。佛教石窟艺术在中国从被接受到被汉化，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综观佛教石窟艺术的“改梵为汉”过程，它所涉及的文化层面是一个综合工程，其地域由北到南，由浅而深，渐次发展演变；其时间约始于公元4世纪．盛于5—8世纪，一直到12世纪完成汉化过程。一北魏云同期（386—494年）：昙曜五窟，西域风格，胡貌梵像——汉化微露肇端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人中国到魏晋南北朝，其间300余年未得到大的发展。究其原因，就在于佛教的不孝、弃亲、捐妻、无后、行乞等思想行为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战乱不息，国无宁日；在这个充满着恐怖的黑暗世界里，人们期盼着救星。而佛......
《清史稿·吴三桂传》考证
作者：郭超
《清史稿》成书于民国初年，由于撰述人多为清代遗民，其修史之主观目的在于“修故国之史，即以思故国”。故在撰述过程中难免“以先朝的欲想为取舍”。加之史稿成于众人之手，各人观点互有差异，水平亦有高低，所下功夫也不尽相同，结果造成史稿问题甚多，尤以史实错误为重。兹以良所撰《吴三桂传》为例，考证如下：吴三桂……遣副将杨，游击郭云龙上书亲王名师。案：《东华录》卷四：“明平西伯吴三桂遣副将杨坤等自山海关致书。”《皇清开国方略》：“明平西伯吴三桂遗副将杨坤……”《清史列传·吴三桂》：“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来我朝借师。”故“”应为“坤”。（顺治十六年）二月，三桂与尚善、卓布泰合军克会城，破文选。案：《清实录》卷123：“顺治十六年已亥春正月……三路大师俱人云南省城。李定国、白文选与伪永历奔永昌。”《清鉴易知录·正编三》：“顺治十六年春正月，我军三路入滇……”故而，磨盘山伏击战时间当在顺治十六年正月。顺治十四年，可望反明……三桂等发汉中……遂下遵义，克开州。案：《东华录》卷8：“顺治十五年六月，吴三桂奏：臣等自重庆进发……收复遵义并所属州县，随抵贵州，克开州城。”《清史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