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考察
作者：朱汉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形式。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这一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以此为起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已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实行了整整50年。本文试就这一政党制度50年来的发展历程，作一简要的历史考察。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条件下实行的一种完全新型的政党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共产党居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其它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和决定，共同管理国家事务。作为一种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共同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了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意义，因此，当中国第一个民主党派——第三党诞生后，中共就一直坚持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中，也逐步认识到只有与中共合作，并接受其领导，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历史结局
作者：李振宏
站在世纪末的历史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时代化，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的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本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田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犯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药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作是现实中农民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短短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成了一个陌生的话题，以至于翻阅10多年前的农战史研究，不免有惶若同世之感。的确，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显现时代脉搏，但那些历史的重大现象，在任何时代都会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不能将其作为过时的选题而抛弃。
乌托邦、末世论与西方历史进步哲学观念批判
作者：刘怀玉
在传统意义上，整个西方文化可以笼统地称为“两希”文化。上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1822－1888）曾为此感叹：“希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我OJ的世界正是在这两种影响点之间运动的。有时，我们的世界更强烈地感受到其中一点的吸引，另一时间则感受到另一点的吸引。”①因此，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近代以来西方一切关于未来社会理想的历史进步观念都来自于两个源头：一是希腊的乌托邦思想，二是希伯莱（犹太教——基督教）的末世论。被现代英语音译为乌托邦的Utopia一词，本出于古希腊语，意指“并不存在的地方”。据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考证：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首次将乌托邦这个希腊语引入近代政治词汇，指出它的双重内涵：（l）EUt0Pis——福地乐土；（2）OUt0Pi。——乌有之乡②。美国知名的毛泽东学专家莫里斯·迈斯纳据此系统揭示了“乌托邦”之目相矛盾的内涵特征：“在道德上，乌托邦或许是‘福地乐土’，而在历史上，它却可能是‘乌有之乡’。”③
试论战国相权的若干问题
作者：晁福林
战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反映在政治方面，一个重要的标识便是由卿权到相权的转化，从一个角度而言，可以说相机的发展实为战国时期政治发展的枢纽。本文拟对于战国相权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一战国时期相权与君权的关系战国时期，政事目繁，各级官吏山相取统领管理，实为形势所需。关于这方面的道理，苟子所论甚精。他说：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源），一物不应，乱之端也。放日：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卿相辅佐足任者然后可，其德音足以镇抚百姓，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做人主无便霎左右足信者谓之暗，无卿相辅佐足任者谓之独。①值得注意的是，苟子将辅佐国君的卿相与国君左右的“便劈”之臣分别论列，其间可能含有让国君依靠其足可信赖的左右近臣来牵制相权的用义在内。战国时期的相，苟子或称为“家幸”，他说：“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顺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家宰之事也。”②将国家的政务归之于“家宰”，这是基本符合战国时期各国官制情况的。
打虎亭汉墓壁画别论
作者：马新宇
打虎事汉墓位于新密市境内打虎亭村西，为两墓（M；、M。）东西并列，形制宏大，建构复杂，更因此的石刻画像壁画和外的彩、墨绘壁画为“已发掘的东汉墓中所罕见”，因此，该墓在1960年发掘后，弓I起了考古界、绘画界、史学界的瞩目。由于两墓壁画表现的内容极其宏大浩瀚，加之破损和滞温不清，使资料的整理难度极大。从1960年2月始，历时30余年，至1993年12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整理正式报告，才以书籍形式（书名为《密县打虎事汉墓》，以下简称《报告》）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面世。笔者于1992年应邀组织且参与了MZ的彩、墨壁画复制工作，并对风的部分石刻壁画进行了研究，因而对两基的情况略有线知，对《报告）｝的某些结论觉得不妥，且《报告｝）有数处遗漏，故不揣愚陋，简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报告》认为，MI的石刻画像均为先塞外完成雕刻，后墓内垒砌拼成。从人物在石块上造型位置的分布关系分析，这个结论并不适合于全部石刻画像。如南耳堂北壁画面，两个人物头部都恰好位于三石块的拼缝上，严重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完整与表情表现。人的面部位于二石块接缝处者更有多例。
论诸葛亮草庐决策的科学性
作者：任守春,冯振广
诸葛亮的《草庐对》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它既关系到三国鼎足之势的形成及蜀汉政权的兴亡，又关系到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后人对其评论较多，近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读后深受启发。但由于论者的视角不同，或溢美回护，或在缺乏确凿史料为依据的情况下随意地进行贬斥。笔者认为，在《草庐对｝）的研究上，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全面认真的剖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一对几种非议草庐决策思想观点的评述对《草庐对》持否定观点的大致有这样几种：夺取荆州是急躁冒进；跨有荆、益是不可能的；占据荆州与“外结好孙权”是矛盾的；两路出兵是行不通的等。下面从实际出发，作一简要评述。（－）夺取荆州不是急躁冒进按照《草庐对》的路线，首先是夺取荆州。从刘、孙关系来说，荆州既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又是建立联盟共同抗曹的交点。公元207年，曹操率大军南下荆州，这时刘表病逝，内部随之发生分裂。以长子刘传为首的一派倒向刘备一边，以次子刘琼为首的一派主张投降曹操。当时诸葛亮主张立即吞并刘琼，乘机占领整个荆州。
从“存天理,灭人欲”看朱熹的道家思想
作者：熊铁基
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者朱嘉，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大儒，“存天理，灭人欲”可说是理学的核心和纲领。乍看本文标题，似乎故意作翻案文章，其实这是对未募思想进一步深化的认识。未赢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儒家的，主要是他改造儒学使之符合时代的需要。他在宋儒周敦颐、程领、程颐等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儒学，形成被称为理学或道学的新儒学，所以现在有人称宋代儒学为新儒学。然而他的改造工作，采取和借助了释道二家的思想和学说，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其吸收道家和道教的东西犹多。例如先秦以来，儒家基本L不讲宇宙本体，道家从老子开始就讲宇宙本体，宋儒改造传统的儒学，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讨论和阐述宇宙本体问题，将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从本体论推衍出人性、物性等等。宋儒的本体论是从周敦颐的无极、太极之说开始的，朱惠继承其说，并且认为无极、太极就是理，如《朱子语类》卷94：问：“无极而太极，如何？”曰：“仔细看，便见得。”问：“先生之意，不正是以无极太极为理？”曰：“此非某之说，他道理自如此，著自家私意不得。
试论鸦片战争前300年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贡献
作者：彭顺生
16世纪中叶葡人占据澳门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时期。澳门凭借其在对外交往中的诸多有利条件，不仅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与交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澳门问题研究的深化，有关“澳门史”、“澳门与中国历史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贡献”之研究却很不够。探讨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贡献，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澳门的研究，而且对于澳门回归之后，利用其潜在优势，继续发挥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独门在“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中的地位16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这一时代在西欧经济领域内所显示出来的经济变革特征是；作为革命因素的商品货币经济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的日益发展，逐渐突破自然经济的严重京结和城市行会的控制，促使国内外市场相互联系加强和商品交换扩大起来。
中国封建社会的倡廉治贪及其历史反思
作者：单玉华
中国封建社会的治国方略系统、完整而独具特色，其中，倡廉治贪是治国安邦的一项基本举措。尽管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都伴随着社会腐败，但是这些倡廉治贪措施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度昌盛都产生过积极作用。以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份历史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是不无碑益的。早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之前，中国奴隶社会的统治者就已经把倡廉治贪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据记载，皋陶造律时就规定“食以败官为墨”，将贪墨之官处于死刑①。周朝则把官吏腐败概括为五种表现：惟官（官官相护），惟反（以个人好恶包庇或报复某人），惟内（搞裙带关系），催货（收受贿赂），谁来（接受过去有交情的人的请求），合称为“五过”。并据此监督文武百官的行为。凡在司法过程中犯有“五过”的，“其罪惟均”，要受到同样的刑罚；凡为官不廉者，就要夺其官、财，使其受到相应珠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封建中央集权，进一步完善了治理国家的各项制度措施，其中尤以加强吏治为治国安邦之根本。秦以“五善”、“五失”为束治的具体标准。“五善”所举为：“一日中（忠）信敬上，二日精（清）廉毋谤，三日举事审当，四日喜为善行，五日袭（恭）敬多让。”②
清代道光咸丰间吏治败坏情况述略
作者：石志新
清朝的统治经过了“康乾盛世”后，从乾隆后期以回．政治渐趋黑暗，吏治日益腐败。嘉庆余政后，欲力扭求治，诛除和神、严禁贵物、祖求直言，但终究难挽江河日下的颓局。至道光帝君临天下，面对“吏治做坏已极”①的局面，也曾试图振兴，整天忙于政事，临死前半年中还带病上朝。但清政府的统治核心已全面成朽．这就使得嘉庆和道光的振作显得疲惫无力。本文试对道成年间吏治败坏的表现作些具体考察．以便更好地认识清代后期政治黑暗的状况。一无官不食有重背污道光末年，赵光曾奏陈时务四条，指出“空治日坏，武备不修，缉捕废弛，亏额累积”②，是最大的时务。从而可以看出，至道光束咸丰初，吏治、法制及军备的全面腐败，已成为统治者无法避讳的政治问题。而克治的败坏则主要表现为官吏队伍贪风贿风日炽。官员嗜钱贪赃，亘古有之，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类如清后期那样，到了无官不贪、有空皆污的地步。从中央部院大员到地方首领，无不贪赃枉法。
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
作者：刘伟
社会意识，是社会群体心理的反映。社会意识的变化，一方面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直接制约和影响社会变迁。本文通过对晚清“省”意识变化及其影响的考察，反映当时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一晚清社会变迁与“省”意识的变化省制起源于元朝。元人说：“国制，中书总庶政，是为都省。幅员际天，机务目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晋有行台，齐、防所管置外州称行台尚书省，唐以话道事繁，准齐分置。今行省，其遗制也。”①可见元代行省实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其组织设置与中书省是一致的。但是，又由于每一行省都直接统辖一定数量的路、府、州、县，凡区域内“钱粮、兵甲、屯种、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省制经明清的演变发展，已趋固定化。清代省制仍具两重性质：既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又是地方最高行政区划。省之最高长官总督巡抚的权力非常大，总督“掌总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巡抚也“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群吏之治，会总督以诏废置；三年大比，献贤武之书，则监临之；其武科则主考试”②。
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
作者：张华腾
关于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与袁世凯的交往、康有为与袁世凯的思想、袁世凯参加维新运动及其对维新运动的影响，学术界虽无专文研究，但在几部影响比较大的专著里均有涉及，不过看法各异。肥年代初的一些著作认为，袁世凯是反对变法运动的，他参加维新运动完全是为了政治投机。80年代末至今，有部分学者仍坚持这种观点。但随着新资料的发现，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对袁世凯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袁世凯在甲午战后，是倾向变法维新的，其对于西法的了解，并不在康有为之下”①。“袁世凯热心维新，颇为康有为等赞许”，“袁当时与强学会、康有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但袁世凯品质恶劣，在变法维新斗争最激烈之时，为贪图个人名利，放弃了信仰、友谊，而向荣禄告密，其表现为“善始而恶终’，＠笔者认为，袁世凯参加维新运动，决不是为了投机，而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袁世凯和康有为的关系非同一般，一度相当密切。为挽救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他们亟谋变法，相互支持，堪称志同道合的同志。袁世凯是一个新洋务派。他久居海外，了解世界形势。他和康有为的思想确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又表现为明显的差异。
立本·“改造”·成新──熊十力复兴中华文化的探索
作者：吴雁南
滚十力（1885－1968年），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他痛惜辛亥鼎革以来“道德沦丧”人世风B下”，中年慨然脱离政界，潜心学术。“体道以立人极”①，增进国民之道德为己任；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他重新审视中华文化，对准呼精神有独特的生命体悟”②，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在此，拟就熊氏在20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对振兴中华文化的探索谈几点浅见。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为了激发国人助民族、民主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他致力振兴中华文化，并提出独具一格的立本、“改造”、成新的思想主张，为其复兴中华文化的指导思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他对“全盘西化”论深表不安，对那种“不识固有家珍”，“徒以一切扫荡是务”，“追随外人时下浅薄风会”，痛心疾首。感叹说：长此不变，“则将陷入西哲之网罗”，“中国人当万世为奴，深堪危惧”③。因而他要求在接纳西方文化中首先要立本，对此他打了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说：因如园夫接木，必厚培其根本，而后可以他木之技，接纳于此本之茎，使之吸收异质，发荣滋长，别成一新物事。④
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
作者：张洪祥,杨琪
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一个反动政治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荣”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沦陷区人民的反抗；同时，它控制沦陷区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各社会团体，举办各种训练班、讲演会等，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新民会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给当时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危害。因此，揭露新民会的内幕，对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及其罪行是有益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日本为了巩固对新占领区的殖民统治，镇压华北人民的反抗，在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达到“掌握民心”、麻痹中国人民斗志的政治目的，遂于1937年12月14日，扶植一批汉奸在北平建立了华北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又于同年12月24日成立了一个似党非党的“新民会”组织。新民会脱胎于伪满洲国的协和会。早在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关东军炮制了协和会的汉奸组织，宣扬“日满亲善”、“王道政治”、“民族融合”、“共存共荣”，对东北人民俗输奴化思想。
抗战时期河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作者：谢冰松
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国内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制造事端，掩盖甚至歪曲侵华史实，企图开脱历史罪责。历史终究是历史，任何歪曲掩盖历史的图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回顾那场战争，看看那段历史，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历史罪行，而且在思想文化上的欺骗宣传和侵略也昭然若揭。沦陷区奴化教育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思想文化侵略的铁证。河南沦陷区奴化教育是全国沦陷区奴化教育的一个缩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人类即将跨入对世纪的时候，重新审视和探讨抗战历史尤其是沦陷区奴化教育的历史，对于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沦陷区奴化教育的内容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了豫北重镇彰德（今安阳），11月20日组成了河南省自治政府。1938年6月6日，日军又侵占了河南省会开封，豫北全部地区和豫东大部分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4年4月18日，日军又发动了著名的河南战役，4月22日郑州陷落，至5月25日，许昌、驻马店、洛阳等地被敌占领，河南全省沦陷。
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
作者：牛淑萍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或接近完成工业革命，国内市场日趋饱和，为了开拓海外市场，他们把目标转向了远东地区，用武力强迫中国、日本等国家鉴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远东各国人民为摆脱西方的殖民压迫，进行了种种形式的反抗，其中日本最为成功，它用和平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修改了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第一个与西方有平等关系的国家，完成了国家主权的独立。本文拟对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作初步探讨。1543年与中国通商的葡萄牙船只因风暴漂流到日本种子岛，是为日本与西方国家接触之开始。1549年基督教传入日本，随后西班牙、荷兰也开始与日本交往。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教士向大名和农民传教，1637～1638年又爆发了由基督徒领导的农民起义，引起了德川幕府的恐慌。于是，1639年幕府颁布了加强对基督教的禁令，从此开始了所谓“锁国时代”。锁国时代西方国家试图与日本建立联系，据统计，1794～1823年间，欧美国家到日本活动有19次，其中俄国、英国各8次，美国3次；1824～1854年间有30次，其中俄国6次，英美各11次，法国2次①。
远东危机与“光辉孤立”的困境(1900～1901)
作者：邵永灵,王琛
19世纪是“不列颠统治下的时代”。与这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呼应，英国的外交政策被冠以‘恍辉孤立”的称谓，其含义是在和平时期不结盟，保持行动自由，它体现了大英帝国对世界政治的操纵和志满意得的心情。但到19世纪末，随着经济的相对衰落和新兴强国的出现，英国在世界许多地区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传统的“光辉孤立”政策已无法应付群雄四起、纷争不断的局面。其中，远东是英国窘境暴露最早、也最充分的地区。1900～19OI年的远东危机表明，英国已丧失维护“光辉孤立”的实力与国际环境，“光辉孤立’征走入困境。1899年开始的中国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因反教会而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到190O年春天，迅速波及京津、直隶地区，并于1900年6月围攻驻京的外国使馆。义和团运动的燎原之势使帝国主义列强大为恐慌，它们正面临被赶出中国的可能。于是，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派兵前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保卫其在华利益。这样，围绕中国问题，列强在远东展开了空前的矛盾与斗争，形成了1900～1901年的远东危机。对英国来说，这次危机来的不是时候。
美国女黑奴生活状况的历史考察(1661～1863)
作者：黄虚峰
在1619年首批到达北美殖民地的20个黑人中，一个叫安纳森的男子与伊莎贝拉的女子结婚，他们的儿子威廉·塔克成为第一位在北美殖民地出生的黑人，并于1624年在弗吉尼亚接受洗礼。在1619～1661间，北美殖民地出生的黑人皆为自由人或契约奴。1661年首先从弗吉尼亚殖民地开始，奴隶制成为合法，奴隶的孩子永远是奴隶，奴隶的母亲自然是肯定的奴隶。这种状况维持到1863年奴隶解放为止。从1661年到1863年的2O0年，美国的女黑奴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白人世界，在那里她是女奴，是主人的财产；另一个是黑人世界，在那里她是女人，是孩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本文试图考察女黑奴在这两个世界的生活状况。作为女奴和女人，这双重角色是不可分割的，并为从女奴到成为自由的女人进行斗争，构成女黑奴的独特性。在美国妇女史上，她们自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和较力。一在白人世界美国奴隶制的罪恶是馨竹难书的，正如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弗·道格拉斯揭露的那样：“美国的奴隶制就是授予一个人得以运用和强行把别人的肉体和灵魂作为财产的权利，奴隶的处境简直同野兽一样，他是一份财产……
试论宋代的专营店铺及其招牌广告
作者：郭天昊
由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城市规模得到迅速扩大，为了适应这种迅速发展的需要，城镇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有经济实力的专营店铺。这些专营店铺的出现标志着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与这些店铺共同出现的，就是门首悬挂着能显示自己经营特色的各类招牌广告。宋以前的商业店铺及其招牌广告不够发达，这是与当时的经营方式有着密切关系的。自汉魏以来，我国的城镇管理基本上一直实行坊、市分离的办法，“坊”是一种四面加上围墙的居民区，“市”也是四周加上围墙，专供商人在其中摆摊设点进行商品交易的贸易区，商人若在市以外的地域进行交易是被禁止的，若有违犯将受到惩罚。这种方法为的是城镇管理的方便，可是在这种狭小的区域里进行贸易，势必会影响乃至禁银商业的发展。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数量也急运增加，过去那种仅仅在“市”的区域以内进行交易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北来开封为例，常住人口就有100多万，加上京师的驻军，在京城的总人口已达150万之众，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
民国初期中国证券市场初探
作者：宋士云
清朝末年，我国的证券市场已经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到民国初期，我国不仅颁行了《证券交易所法》，而且也建立起比较规范的证券交易场所，从而使我国的证券市场步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阶段。本文拟就民国初期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做些探讨。一证券交易从茶会时代到公会时代我国证券交易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上海，早在1869年长利就已经从事股票的买卖①。之后，随着我国洋务运动的兴起、近代企业的增多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股票发行数额逐渐扩大，股票流通渐广，于是出现了华商股票据客，以洋行的买办居多，他们与洋商有密切的关系，对股票了解较多。他们人数不多，大都另营他业，而以证券为副业。起初，由于没有专门的股票交易场所，股票交易十分困难。于是，在上海便有些商人利用在茶馆喝茶品茗、人员比较集中之机洽谈交易，并相沿成习，形成固定在茶馆的聚会，俗称“茶会”。“宣统二年间910年），他们的茶会设在四马路大新街口惠芳茶馆”②。其活动惯例是：每天上午聚会以通消息，所有买卖亦就于品茶时口头成交；下午则奔走于银行帮及客帮，如京津帮、山西帮、广东帮等，以兜揽生意，间或也有顾客携带证券来茶会求售的。
孙武及其军事思想
作者：杨钊
孙武字长卿，春秋晚期齐人，生卒年月不可考，大致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97年）同时。齐国是周初姜太公的封地，那里有姜太公及其后继者所创造的战争知识技术方面最宝贵的遗产。孙武的出生约在齐桓公死后百年，此时齐虽不失为一大国，但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公室同田、鲍、栾、高四家大族的矛盾及四家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当四家大族阴谋作乱时，田氏的支属孙氏，担心田氏家族一旦失势会殃及自己，便离开齐国，投奔吴国去了。孙武逃到吴国时，吴国正处于上升时期。公元前514年，吴公子光利用勇士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夺取了政权，就是吴王阁庐。阎庐在伍子管的辅佐下，励精图治，进行了社会改革，奖励耕战，发展生产，致使吴国“始大，比于诸侯”。吴王固庐想要夺取霸主的地位，苦于没有中意的统帅人选。伍子前将孙武的兵法十三篇呈给吴王。阎庐看后，大为赞赏，派人把孙武请来。吴王让孙武用宫女演练。
王安石的人才思想体系
作者：张西方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学者、教育思想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列宁评价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在他的倡导下，曾成功地实现了从11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伟大改革。这与他的人才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王安石自成体系的人才思想，在我国古代丰富的人才思想宝库中也是不多见的，特别是他的一整套关于培养、选拔、任用、升迁人才的思想，至今还闪耀着光辉。一“方今之急，在于人才”，“得士则兴，失士则亡”——人才的重要性王安石通过对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考察，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了社会的主要症结在于人才太少而不才太多，“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食部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阅郡之间，往往而绝”。认为要除弊兴利、改革发展，就需要有大量的人才。他说：“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变更天下之弊法……甚易也。”
阳夏战役中的黄黎关系
作者：苏全有
《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94页）上有文章说，阳夏战役期间，“黄兴上有黎元洪，黄的命令不能统一；下面的人事安排不能尽如黄意。战时情况，瞬息万变，黄、黎往返磋商，不能当机立断，最后使汉阳失守”。其他论著如《武昌起义史》、章士钊著《论黄留守》文（《民立报》1912年6月18日）等多将黎元洪“掣肘”作为阳夏战役失败的原因之一。事实并非如此。黎元洪在阳夏战役期间对黄兴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黎元洪派军队袭击清军后方，以配合黄兴正面作战。11月21日，黎元洪在阅毕宾土礼、姚金镛对汉口的侦察报告后，即下令“拟陆海军共进，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领汉口港家机，然后向刘家庙满军旅行攻击”。陆军由成炳荣指挥，海军由汤乡铭率领，凤凰山、青山大炮予以支援配合。黎元洪“发下令后，又派参谋杨奎章、姚金情、宾主礼帮同成炳荣计画，又派参谋徐达明、王文锦、吴兆鲤帮同海军计画。”（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中，第307－309页）此次攻击虽然未能断敌后路，但起到了配合汉阳正面战场的作用。其次，派人到前线督战。“选九月初六我军失利，都督命令各机关和军事学者参与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