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网上史学信息资源粗探
作者：路振光
在信息时代来临的今天，社会的发展、科学研究的进步等日益取决于对信息资源的及时获取和利用。谁能在较广的空间和较短的时间范围内，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和资源，成功就在谁的身边。我国史学要想在新世纪里获得更大的成绩，进一步走向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此。而因特网，这一现代化的信息海洋，为我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窗口、一片新天地。如何开发、利用和获取网上史学信息资源，已是摆在我国史学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一因特网的历史与现状因特网，英文称Internet，它是按照规定的网络协议控制，通过电缆、光纤、卫星等通讯技术手段，把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计算机网络连接起来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结合的全球计算机网络。计算机互联网络起源于本世纪60年代末。1969年，美国国防部为保证在核战争爆发后，仍能成功地保持通讯联络系统，遂建立了军事实验网络。当时，这一网络里只有4台计算机互联，却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计算机网络。后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航空航天局、能源部等，纷纷建立了各自的专用网。进入80年代后，这些独立的网络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网络为主干，进行互相连接，形成了现今因特网的雏形。与此......
《左传》占梦、占星预言与春秋社会
作者：张卫中
一部18万余言的《左传》，记载了大量的龟卜、占览、占梦、占星等神秘的预言。这些预言与当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对国家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产生影响。本文试图对《左传》中占梦与占星预言进行剖析，探讨春秋时代人们对神奇的梦的认识，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一春秋时代占梦的方法在殷周时期，占梦是与角卜、占筵相行并列的重要的预测方式，《汉书·艺文志》甚至说：“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据《周礼·春官》记载，不仅总领占卜之事的太卜直接掌管三梦之法，而且当时还有专门释梦、圆梦的占梦官。《周礼）｝对占梦官的职掌作了如下的解释：“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日正梦，二日噩梦，三日思梦，四曰辑梦，五日喜梦，六曰惧梦。”这里不仅对占梦的方法作了说明，而且对梦的种类进行了划分，可见在当时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占梦理论。《左传》中有几十条关于占梦的记载，内容涉及亡国、立君、战争、生育、疾病等等。从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是怎样进行占梦的。1。在梦法对梦象直接加以解说。当梦象所预兆的人事十分清楚明白，无需作另外的分析，往往......
关于《周礼》书名、发现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作者：杨天宇
一关于《周礼》书名《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日：《周官》曰：“冬日至，把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抵。”又日：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请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礼仪，而群儒采封弹《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祖射牛事。《汉书·礼乐志》亦称之为《周官》，曰：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矣，《殷颂》尤有存者。周诗》既备，而器用张陈，《周官）｝具焉。又《汉书·王莽传上》载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征天下“异能之土”，其所列书名，亦称之为《周官》：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IL））、古《书》、《毛诗人《周官》、《尔雅》、天文、图诺、钟律、月令、兵法、《史播》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土，至者前后于数。至《汉书·郊把志》记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改南北郊祭礼时，仍称《周官》，其奏文有日：《周官》天坚（地）之祖，乐有别有合c同年五月，公卿、大夫、博土、议郎、列侯九百余人奏为王莽加九锡之礼，犹称引之为《周官》，日：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以汉书·王莽传上》）以上所记，皆在王......
北朝中央护军制度考索
作者：张金龙
《魏书》卷113《官氏志》载太和十七年《职员令》官品表，有护军将军（二品上）、护军（二品中；侍臣带者加“中”，与护军将军不并置），其品级仅次于领军，而居于左卫将军之上；太和二十三年《职员令》官品表，亦有护军将军（从二品）、中护军（三品），其品级亦仅次于领军，而高于左右卫将军。此外后令中又有四中郎将，位次左右卫将军而高于武卫将军。前令无四中郎将，是因为当时尚未迁都洛阳，四中郎将乃是迁都的产物。下面对北魏后期以来的中央护军相关制度作一探讨。一北朝护军将军始末北魏前期曾见到中护（军）将军一职。《魏书》卷44《伊编传》：“世祖贤之，遂拜中护将军、秘书监。”同书卷94（阁官·段霸传》：“稍迁至中常待、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领寿安少府。”时亦在世祖时。据《官氏志》所载前、后《职员令》，护军将军与领军将军并列而位次于领军将军（中护军亦同），其地位当与魏晋以后领、护之间关系相似。护军将军（中护军）是在孝文帝太和前令中确立的。孝文帝末年，其弟北海王详“除护军将军、兼尚书左仆射”①。此前孝文帝另一弟高阳王雍担任此职，《魏书》卷ZI上《高阳王雍传》：“拜中护军，领镇北大将军……
中国古代的催生药俗
作者：吴成国
在长期的生育实践中，中华先民逐渐认识到产妇分娩是件危险大事，民间俗语“生孩子如过鬼门关”，即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古人特别是古代医家不知从何时起（今人已无法确知）开始在产育中使用起催生药来。所谓“催生”或“催产”，是指用药品或其他方法（如针炙、巫术等）催促孕妇生产。而药是人类长期与疾病斗争的产物。药材的应用又伴随着各种药俗。药俗的形成不仅与岁时月令习俗相关，而且受道、佛及巫等的影响，带有一定的民间宗教色彩。催生药的使用所表现出的药俗，本文谓为催生药俗。从中华传统医学史的角度看，唐代产生了许多有关妇产科疾病的医籍，妇产科在当时的医学中占有显要的地位①。也正是从唐代起，有关催生药的服用不断见诸医籍药典、方志史书的记载中，唐末成书的《经效产宝》对难产就提出了“内直用药，外宜用法，盖多门救疗，以取其安”的主张，表明“用药”催生早已施行。沿着自唐而下的历史轨迹，寻绎先民们使用过的主要催生药，挖掘其药俗及文化意蕴，也不失为一项颇有意义的文化研究工作。让临月待产妇服“滑胎药”，以使顺产，这是唐前期医学大家孙思迫在其《千金要方》卷二中记载的药方：“十月诸神备，日满即产......
宋代院体绘画的发展及其影响
作者：王彦发
公元960年，宋太祖平五代之乱统一了中国，为了建立和巩固封建大统一的正统王朝，实行右文政策，设立翰林图画院，集四散在各地的画家晋京加以禄养。如后蜀的黄签父子、高文过父子以及袁仁厚等，都随蜀子盖胡来到京师。南唐的周文矩、董源、徐崇嗣等随后主李径来到东京。加之中原一些知名画家如郭忠恕、王道真等，均八翰林图画院，成为全国实力最为雄厚的皇家院体绘画中心。宋代初期由皇家主宰画院，帝王规定绘画样式。当时黄整、黄居条父子的繁花富贵、珍奇艳丽极其精细的花鸟画作品正迎合了帝王特别喜爱的华贵画风。所以，来太宗命黄居条鉴定历代名画，以黄体画标准选用画院画家，即“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①，形成了宋初院体绘画的写真风格。活跃在这一时期的花鸟画家还有赵昌、崔白等。他们都以认真观察动、植物的结构、生长规律和特点，把最为生动之处呈现在画面上，达到了“所画无不精绝，落笔运思即成，不假手绢尺，曲直方圆皆中法度”②的熟练程度。山水画作为宋初绘画的主流，表现关中和北方山水的有李成、郭熙、范宽等。他们无论在表现山水的体积结构、外形质感上，还是在构成画面的空间气氛、虚实关系上，笔墨技巧的运用......
论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
作者：庞天佑
明末清初，中国学术界群星灿烂，大师辈出。黄宗益、顾炎武、王夫之即为这一时期的三领学术明星。这三大学者的家庭环境、个人生平、学术渊源、师承关系、治学旨趣、研究领域等虽存在巨大差异，但相同的社会环境和类似的亲身经历，使他们对明末的黑暗腐败有着深刻认识，对清廷人主中原结纲纪伦常与文化传统带来的巨大冲击有着深切感受。他们在投身现实斗争报效国家无望之后潜心学术研究，其治学较之以往任何时代的学者都更为讲求经世致用。考察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对于把握这一时期学术发展之大势，体察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一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直接性与外显性经世致用虽然是历代学者治学的传统，但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社会稳定的盛世，经世致用往往是间接的、内在的；在社会动荡的乱世，经世致用则表现为直接的、外显的。一般说来，前者隐微，后者强烈①。明末清初是天崩地解、喧嚣动荡的乱世。纵观其社会演进过程，明末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这些矛盾与不断上升的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明朝统治崩溃瓦解。清统治者在重建封建统治秩序过程中的民族压迫与此伏彼......
晚清地学巨子徐松
作者：郭书兰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国势日渐衰微，出现了“俄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①的严重局面。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多究心于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其中对北方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最早的是祁韵士、徐松。祁韵立和徐松都曾因罪流放新疆，而徐松被判刑六年，给他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机遇，使他成为西北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徐松一生著述累累，身后却十分冷落，其家世、子女均不显于世，遗稿大量散佚，以致级基孙修顺天府志时，采访他的事迹而不可得。徐松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幼时随父官居京师，入籍大兴县。综观其一生，从乾隆46年出生到道光28年去世，68年的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嘉庆十七年32岁以前，仕途顺利，任职京师；32岁到40岁，流放新疆，游历天山南北；40岁以后重回京师，整理平生手稿。徐松在青少年时期，因其才学出众为时流所推，9岁考中秀才，20岁中举，25岁应会试复中式，又以殿试二甲一名成进士，朝考一等一名为庶吉士，28岁投翰林院编修，人直南书房。明清两代，科甲都以入稳林为重，选庶吉上上人翰林是土子追求的最高理想，翰林入直两书房（上书房和南书房）更为显贵。嘉庆时，南书房翰林掌文词书画之事，是皇......
清末巡警与辛亥革命
作者：詹延钦
1901－19if年，清王朝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局面，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新政”。如果说，清末“新政”中废科举，兴学堂，发展近代教育产生了新兴的学生群体的话，那么，作为新政之一端的警政改革，则在统治阶级队伍中形成了庞大的警察武装。过去，论者对资产阶级、学生群体、新军、会党等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研究的多，而对巡警与这场革命的关系则未问津，本文在此作一探讨。从最高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一场殊死决战，而革命派展开斗争的舞台则主要是在统治阶级的中心区域城市。这就决定了巡警必然要与这场革命直接交锋。辛亥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学说的滔滔横流，引起了统治者的惶恐不安。革命党人着重发动武装起义外，还重视对国内人们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以扩大反清斗争阵营，进一步孤立专制政府。《革命军》、《警世钟》、《黄帝魂）｝等革命书籍的发行，引起了官方的恐惧，各地官府下令巡警道出示严禁，并“派侦探多名扮作购书之八分途直防”①。特别是报纸，既是社会舆论的喉舌，又是导致民情激愤的催化剂。19OS年清政府正式在全国颁行《大清报律》，对于开设报馆者，必须预先呈报备案，发行前须经巡警......
显微镜与康有为哲学思想的形成
作者：任军,余桂芳
1904－19O7年，康有为曾三游德国，在参观“要拉尼新器院”看到展出的“微生物镜”时，他感叹到：“有自一而可拓大至百万倍者，昔人矜视虱如轮，今则赤蚁不止若象矣。物之大小无定可于是推之，盖知至大之无尽，至小之无常。吾昔于显微镜得大道焉，他日更增精微，则可由百万倍而加倍，则新理益日出矣。……盖显微镜之为用至大，变化万物技也，而进于道者矣。”I此时，离他1884年第一次看到显微镜已逾ZO余年了，尤有感触，不能忘怀，可见此物对他影响至深至大。遍阅康有为遗稿，他曾著杂文《显微》，对显微镜大加称赞；在《日本书目志》、《自编年谱》及《戊戌轮舟中绝笔书及戊午跋后》和一些通信中多次提及显微镜以及由此所悟得的“大道”。显然，显微镜的出现对康有为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变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一显微镜与康有为的宇宙观康有为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披阅佛道典籍，畅游于传统文化之中，对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自然界、生物界产生的实证性认识结果混然不知。待他游历了香港、上海，观殖民城市之治法、政教，深有感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梁启超说：“......
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
作者：王续添
一民国社会的地域性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1912一1949年中华民国的38年，仍算是一个短暂的转型初始阶段。38年间，民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某些方面甚至是剧烈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动，但从总体上说，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社会为主体、一个微小的城市社会和庞大的乡土社会的组合。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离散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对此，毛泽东曾作过具体形象的表述：“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又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①这种特性从另一种意义上反映了民国社会所具有的很强的地域性。从经济结构看，这种地域性表现尤为强烈。整个民国一代，基本上并无太大的变化，占据绝对优势的始终是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其极强的独立性、封闭性和自足性，......
论盛世才政权与苏联同盟关系的基础
作者：谢承国
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取得了新疆合法统给者的地位，但他却仍处于马仲英、张培元、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东土）等强大敌对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为击败对手，盛于1933年IO月派外交部驻新疆办事处处长陈德立、新疆航空队队长姚雄赴莫斯科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12月，斯大林调驻塔什干外交特派员阿布列索夫为苏联驻迪化（即今乌鲁木齐）总领事，借陈、姚来迫与盛世才直接谈判①。斯大林给阿布列索夫的指示是：“告诉督办，苏俄的政策就是给他支持与援助，使他能够镇压内部的一切纠纷和混乱”②。阿布列索夫到迪化后，盛与之立即达成秘密协议。目前，笔者还没有搜集到有关该协定的原始文件，但各种资料显示，其主要内容如下：苏联售盛3O0万卢布的军火，包括30架飞机及飞行员、机关枪、步枪、通讯器材等军用品，苏联装编“阿尔泰归化军”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剿灭马仲英、张培元等反盛势力，平乱后该军立即撤回③。盛世才则表示在将来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准能够接受共产主义时可以实行共产主义④，新疆对外重大事件商诸于苏联领事或征求其同意，重要官员之进退须征求苏联领事的意见或经其考查⑤。盛世才答应......
论汉密尔顿在美国建立之初的积极作用
作者：杜明才
汉密尔顿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13岁被送到北美求学，此刻正是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的矛盾日益尖锐之时。独立战争爆发前，他不仅撰文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且参加军事操练，做好了投军的准备。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战争，并表现了出色的指挥才干，立下了大功。战争胜利后，他又为巩固美国独立，建立一个强大而富裕的美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一美利坚合众国创始人之一早在独立战争进行时，第二届大陆会议就着手制定宪法，1777年大陆会议通过了《邦联条例》，并于1781年开始生效。传统观点认为，这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其实不然，因为“根据这部宪法建立起来的美国，实际上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地理上的概念”I。《邦联条例》的第二条就明文规定：‘’各邦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因此，现代意义上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当时确实是不存在的，要使美利坚合众国名副其实，就必须改变邦联的松散体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汉密尔顿就力主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安娜·罗彻斯特在其《美国资本主义》～书中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的联邦党多半是夸大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困难，借以证明他.....
论非斯大林化的复杂起因和多重后果
作者：时殷弘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联历史发展中公认的主要里程碑之一。这次大会以临近终了时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最重要内容，正式地、并且实际上是立即公开地发动了一般所称的“非斯大林化”。其核心，在于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从30年代中期起在苏共和苏联国家机器内部、尤其是在高级官员内部进行的大小规模的清洗，揭露和批判多半依靠国家保安部门专权妄为和恐怖行动来贯彻的斯大林绝对个人独裁，并且由此一举打破斯大林在苏联尚存的崇高伟大、基本无误的形象。这么一种由赫鲁晓夫宣布的苏联历史图景大变动，自然为其否定斯大林制定并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贯彻的内外重大政策及其指导思想提供了很大便利，也势必间接地贬损了那些曾比他更深更广地卷入历史罪过的、现领导集团的异己力量，从而有助于加强他赖以推行体制和政策改革的政治地位和权势。然而，像绝大多数西方研究者那样，将苏共二十大发动非斯大林化差不多单纯地归因于赫鲁晓夫个人的政治利益或思想感情，或仅把它当做苏联领导集团内权力斗争的结果来考察，是非常偏狭的I。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看，苏联历史的这一重大事态还有其广泛的社......
试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与行为(19O3-1927)
作者：宋美云
现代化是一种人类追求理想社会与幸福生活的全球性运动。这一运动最早源于西欧的英国，至少早在150年前即已开始。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典型的后发外生型。中国在外来影响或压力下开始感到有现代化的需要，但真正使中国人感到外来的重大挑战，则始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失败后订立中英南京条约。自此之后，列强迫使中国不断订立不平等条约，先后长达100多年，在列强瓜分的形势下，几乎国不成国，在这样的惨痛历史背景下，在现代化方面先进的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破中国自我中心的美梦，激发以自强运动为基调的现代化历程。现代化是一种抗拒与变迁的历程。在抗拒与变迁之间，必有其错综复杂的因应策略与因应反应。在近代中国从实现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扮演主角的资产阶级，因应策略为何？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化的反应即是中国人对现代化反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深刻地影响了一般社会大众对现代化的反应。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编纂和研究的十几年中，我们认识到，商会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它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特性。商会从开始到发展壮大，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自身适应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的官吏经商
作者：郭莹
做官的利用职权涉足商业，既富又商，且官且两，官商结合，以刮财射利，并非是有了近世所谓“官僚资本”以后的事。公元前140年，汉代大儒董仲舒就曾将官僚、贵族凭借他们的势位作买卖，做生意，“和小民争利”，作为导致社会危机的严重问题奏告朝廷。如此说来，官吏经商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刚。在古代中国，当官的人虽然有权有势，但俸禄是有限的。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必须另觅生财之道，正如俗语所云：“马元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偏钱的法子固然不少，但强取豪夺，易引起民愤；索贿受贿，又有贪赃之名：唯伺机经商，最为波澜不惊。故官吏经商，历代流行不辍。在汉代，许多官吏都热衷于经商之道。东汉时，此风尤盛。当时流传着一个家宏不与民争利的故事，说的是东汉司空来宏曾用俸禄买了一批盐，让手下门客拿去卖。由于盐价太贱，门客们不愿当即就去卖，想囤个好价钱。来宏大怒，说他们眼中只见利，不知义。随后，宋宏将盐全部卖掉，不与民争利。这个世世相传以为盛德的故事，不仅说明当时官吏是可以公开经商的，而且恰好说明官吏经商贱买贵卖牟取暴利者多多，如宋宏者则难得。及至三国时期，以官为表率，颇有“全民经商”之风。吴国......
英国政府在战后住宅业发展中的作用
作者：蒋浙安
在战后西方国家中，英国住宅业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国有住宅比例很大，二是居民自有住宅比例很高，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政府对住宅市场采取了程度较深的干预。本文拟对英国政府在战后住宅业发展中的作用、地位以及面临的问题作一探讨。英国是最先开始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的社会经济得到飞跃发展，人口也开始持续增长，由1911年的4O83．1万增至1931年的4479．5万人①。同时城市人口急增，19OI年英格兰和威尔上城市人口已占SO％，伦敦人口从1851年的23O万人增加到1911年的45O万②。19if年，英国已出现了七个“大城市区”，如大伦敦人口达73O万；。这一切带来了严重的城市住房问题。如伦敦有3000人住在8个或更多人一间的房子里，有SO万人住在3人以上一间的房间里，而且这些房子破烂不堪①。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英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如在1919年制定并实施了《住宅法》和《城镇规划法》，对用于出售或出租的私人建房者政府提供26O英镑补贴，鼓励住宅建设，结果建成20多万套住房⑤；1924年的《住宅法｝）又称《威特列法》（Wheatley......
深思放胆有新篇──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作者：刘集林
从总体上较系统地论述晚清政治革命的著作，在近年来的出版物中是相当少的。这跟晚清政治革命史一直是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不无关系。旧题新作，难度自然不小。唯其如此，郭世佑先生4O余万字的近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新论》）的面世，颇令人注意。而读毕《新论》，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解放，视野开阔，不但在历史观上、在近代政治革命史的宏观问题上，不回成说，大胆提出了一系列颇富新意的见解；而且在微观研究中也做了扎实细致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新论》给人的一个明显印象是全书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对唯物史现妇熟而灵活的运用中，体现了作者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更值得称道的是，《新论》并非简单地将马列理论用之于具体的史学研究，而是加以全面理解，灵活运用；同时，又积极借鉴西方政治学、革命史的新理论和新成果，在具体的研究中，坚持“史论结合”，贯彻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故而，全书思想活跃，视野广阔。在全书构架上，作者没有局限在将晚清政治革命等同于“辛亥革命”的传统看法上，而是将以梁启超、张春等为代表......
一部颇具特色的抗战史专著──评《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
作者：宋镜明
发生于1938年的武汉会战（中国方面一般称武汉保卫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队正面战场20余次会战中的最著名会战之一，亦为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这次大会战投入兵力最多、作战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抗日战争结束战略防御阶段而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前期。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近十余年，史学界虽然陆续有一些论文发表，但其视角较为狭窄，史料多为第二手资料，有些观点仍欠公允。敖文蔚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以下简称《武汉保卫战》），以开阔的视野、翔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内容，对这次大会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探索，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创新和突破，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抗战史专著。挖掘原始资料，史料翔实可信。凡信史，其史料必须准确而翔实。《武汉保卫战》的作者不辞劳苦，早在8O年代中期就在一些大型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和搜集了大量有关武汉会战的档案资料和其他第一手重要材料，为本课题的宏观考察和微观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该书附录所列的52种主要参考文献中，主要为参加武汉保卫战的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和上层军事组织的作.....
建国以来“门户开放”政策研究述评
作者：金卫星
早在1949年I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华社即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连发了六篇评论①。建国后学术界油然兴起清算美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罪行的高潮，此前半个世纪美国在华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则是国内学者重点揭露、批判的研究课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又于1979年再度对美国的这项政策展开争论性研究；截至1999年国内学者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深度，但在一些细节和关键性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和争议。值此建国SO周年之际，本文拟对国内“门户开放”政策研究状况作一系统回顾，并对相关问题作粗浅评析。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建国前夕新华社六评白皮书到1966年十年“文革”开始以前，是新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初创阶段，也是揭批、剖析“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里，不少对帝国主义列强环伺压迫、民族危机严重有着切身感受的知识分子，即写出一批列强侵华史、国难史、外祸史以及近代中国外交史等论著。其中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呈两个极端：早期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从不同角度......
汉高祖名邦字季略说
作者：刘新光
东汉班固（32—92年）断代为史，所著《汉书》于《高帝纪》云：“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是《汉》不言汉高祖名字。又西汉司马迁（前145一约前86年）通代为史，所著《史记》于《高祖本纪》云：’‘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是《史》不言汉高祖名，而言汉高祖字季。其言汉高祖名者，唐颜师古《汉书高帝纪注》引东汉荀悦（148－2O9年）曰：“讳邦，字季”，南朝宋裴《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东汉末应劭《汉书音义》：“讳邦。”然则及唐，司马贞《史记高祖本纪索隐》进而指出：“《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亦又可疑。按汉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是名也。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后因讳邦不讳季，所以季布犹称姓也。”按司马贞所谓“《汉书》‘名邦字季”’，实不见于今本《汉书》，事属可疑，此其一；其二，《史》、《汉》都仅言汉高祖“长兄伯，次仲”，此“伯”、“仲”是名抑是字，并不清楚，而贞径定为名，且论定“季亦是名也”，又属可疑；其三，司马贞既引东汉项岱之说，而又依违于季是名（贞说）、是字（岱说）之间，参以颜师古引东汉荀悦“讳邦字季”，则唐......
北宋名将高怀德家世考
作者：高路加
北宋开国元勋高怀德，字藏用，生于后康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卒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享年57，附葬宋陵（在今河南巩义市）。高怀德家族是典型的武将世家。高怀德之父高行周，字尚质，两州（治今河北怀来东南）人氏，世代为怀戎县（妫州州治）守边将领。行周于五代时期后、晋、汉、周4朝为将，后汉、后周两代封王。行周之堂兄行挂为后唐节度使，追封太尉。行周之父高思继兄弟三人皆以武勇称雄北方边疆，唐朝末期在幽州（治今北京）节度使李匡威麾下为将，后为晋王李克用所害。高怀德家世探源古代姓氏书和民间高氏族谱多尊高怀德为高姓宋初始祖。今河南淮阳、江苏宜兴了山两支自认是高怀德后裔的高氏均传说高怀德之父名叫高平州。自认是高怀德后裔的还有江苏扬州、南京一带的一支高氏。关于高怀德的兄弟，民间有三种传说。一是怀德有一兄名怀玉，河北景县（即古渤海艺县）和江苏常仰等地均有此说法；二是怀德又名文怀，有二弟文汉（永能、水事之祖）、文玉（居延州），广东揭西有此说法；三是怀德有弟名怀亮，评书《杨家将演义卿来此说。河南淮阳一手抄《高氏族谱》中说：“因高平州于赵匡民登基有大功，故宋朝封其子孙世......
对包惠僧“一大”代表问题的再认识
作者：吴兴农
包惠僧作为“一大”代表，目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他是陈独秀的指派代表。但笔者认为，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厌其烦地申明自己是广东代表而不是陈独秀的指派代表的回忆是可信的。认为包惠僧不是广东代表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强调包惠僧不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而是武汉小组的成员。然而，这个在逻辑上说得通的推论却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我们将考察的视角“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一大”召开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很大的流动性，而且也往往认可这种流动的事实。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那时谁也不懂什么组织原则”（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页人因此，“一大”召开前的50多名党员，虽然分属8个共产主义小组，但他们的归属是相对的，并没有严格地固定在某个组织里，对组员的流动也并没有加以严格的限制和手续上的要求。比如，张申府，他原是北京小组的成员，但1920年12月赴法任教后，就成了留法小组的成员；施存统，他原是上海小组的成员，赴日后就成了留日小组的成员。显然，我们对他们的流动和最后的归属是认可的。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周佛......
信托在英国的起源与演变
作者：耿勇
当代世界上有信托制度的国家的信托制度都是从英国移植而来的。英国的信托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关于它的起源，众说纷坛，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罗马法说，认为信托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中的委托遗赠（fideicommissum），其代表人物有斯宾思（Spence）和斯托雷（Story）。当时的罗马法禁止罗马公民通过遗嘱将财产赠与某些人（如罗马公民以外的人），罗马公民为规避罗马法，在实践中创设了委托遗赠，将财产遗赠给有权接受该财产的人，同时要求他将其移交给指定的依罗马法无权接受该赠与的真正的受益人。这种信任关系与信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它在最初出现时仅仅适用于遗嘱；而且，其受托人往往并不实际占有受托财产，更无权对受托财产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我国的一些法学专家仅承认其与信托制度的相似性①。第二种是古日尔曼法说，认为信托制度起源于古日尔曼民族的委托赠与（treuhand），其代表人物主要是霍姆斯（Holmes）。他认为，在实质上，“古日尔曼法中的受托人（salman）和英格兰的封地受托人（feoffee）一样，他们接受委托人让与的土地，然后按委托人的意愿，将该土地再.....
回顾与展望:迈向21世纪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作者：周祥森
1999年5月18－20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了“全国世界近现代史学术研讨会”。应邀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章辉研究员，北京大学郭华榕教授、徐天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淑慧教授，南京大学沈汉教授，复旦大学金重远教授，南开大学李剑鸣教授，武汉大学陈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李宏图教授，郑州大学许永津教授、于兆兴副教授等专家、学者。与会者围绕会议中心议题“回顾与展望：迈向ZI世纪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就百年来中国世界史研究里程及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状况、世界史教材建设、研究课题的拓宽、世界近现代史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史学工作者主体素质、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三天紧张而热烈的讨论，与会者认为，百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经历了解放前的萌芽和初创、新中国建立至1978年的奠定和遭受曲折、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三个阶段。改革开放20年间，中国世界史研究无论在地区国别史还是在专题史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版了一批史料和研究专著。但明显不足的是：（）各地区国别史研究比较分散零乱，彼此之间缺乏密切的学术联系，没有宏观视野的学术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