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泛社会主义现象
作者：杨慧清
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约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到1927年被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所代替，持续长达十余年，文章、论著发表千余。论争双方阵线分明，一为东方文化派，一为西方文化派。他们在东西文化何优何劣、差异何在、能否调和、东西方文化各自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一为东方文化优，一为西方文化优；一为东西文化为性质之异，一为东西文化为程度之差；一为东西文化可以调和，一为东西文化如水火不能相容；一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一为西方文化有光明的前途，等等。然而，在激烈的对垒中，双方却在社会主义思想上达成暗中投合，对社会主义不约而同地给予了充分关注和赞许。陈独秀是西方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动者。他虽然是五四时期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在五四运动以前却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中国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取而代之，为建立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然而，也就在这时他已开始关注社会主义，井给予了......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反思
作者：张艳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它对传统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批判，对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的抉择，框定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科学，民主，虽不从属于中国传统社会，但它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所亟需；马列主义学说，是社会变革的科学理论，它能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使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它为中国发展所必需。五四时期（1915．9——1921．7），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全面兴起，在思想界激起绚丽的浪花，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精彩的一笔。在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问题一直关注较多，而对社会主义思潮——关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重视不够，尤其是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与此前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之不同，更少关注。这是应予改变的。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封建思想泛滥的狂潮。尊孔读经、复古思潮、帝制复辟，使中国又坠入黑暗的笼罩之中。鲁迅先生描述道：“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起，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把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①先进......
甲骨文“月比斗”的历日推算
作者：周靖
在殷商盘庚、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相当丰富的天象纪事，如日食、月食、恒星以及新垦的出现等记载。现发现：在这一时期的甲骨卜辞中，还有一些是关于月掩（犯或人）南斗的天象实录。本文根据卜辞中的日干支，利用月行周期规律，对甲骨卜辞的产生年代、卜辞内涵等问题进行了推测和探讨。一甲骨卜辞“月比斗”的产生年代推算这几片记有“月比斗”的甲骨卜辞是姚孝遂先生从甲骨文合集的原著录中，经过考证后认定的，现引录如下①：丙辰卜·月比斗。已四四0庚午卜·月辛木比斗。乙—一七癸亥·月甲比斗。己亥卜·月庚比斗，扯雨。二一三四庚子卜·月辛比斗。合二六二癸巳卜·月一比斗。乙四二九依我们后文所述推算可以说明，其中的“斗”是指南斗（本文的斗均指南斗）。“月比斗”实际上就是后来天文志中所说的“月掩斗”、“月犯斗”或“月人斗”。由于卜辞中记有日干支，而且，殷代以干支记日的顺序，很可能没有中断地连续使用到今天②。因此，只要选取一已知“月掩斗”或其它月行现象的年代、月份、日干支为计时起点，利用月行周期和甲子周期的公倍数关系，即可推算出甲骨卜辞“月比斗”天象的可能发生年代。本文依据现代天文年历所给朔望月......
从古代文物谈龙的产生、发展与古代文明
作者：刘顺安
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故龙的本初形象既有水生和陆生动物的某些特征，又有神态威严、超越两类动物之上且被视为神物的威严标志。它“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①，因而在桥梁建筑、金属②、陶瓷、玉石、漆器、服饰、帛画、石刻、碑首，甚至墓室之随葬品③等，古人大都雕龙铸龙、琢龙塑龙、绣龙绘龙，希冀得到吉祥和保护，使这个跨越历史时空，在中华民族文明史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且为封建统治者所尊奉的龙的艺术形象，充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通过艺术实体——文物，又使几千年来不同阶段的龙的艺术形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古代龙形文物对龙的艺术再现是探讨龙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故本文力求从古代文物人手，对龙的艺术形象的产生和发展作一分析，并简要说明龙在我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一龙产生的时代龙形成于何时？几十年来学术界围于考古材料匾乏之限制而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龙诞生于原始社会。具体地讲，它萌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成熟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就中原地区而言，至少成熟于仰韶......
《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料
作者：朱绍侯
尹湾汉墓简犊）｝（以下简称《简续》）的问世，对于研究汉代的地方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民俗有多层次、全方位的学术价值，而这种学术价值将随着对《简犊》研究的深人与发展，更加突现出来。作为汉史的研究者，能在二千余年之后，亲眼目睹汉代郡县级的原始档案资料，可以说是在文化上的最高、最大的享受，因此我在拿到印制精良的《简续》之后，真是爱不释手，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研读，读着读着感到《简犊）｝中有一种非常气息。当我认真领会这种非常气息时，就得出了《简续》是汉代东海郡非常时期档案资料的结论。所谓《简续》中的非常气息，就是有一种战后余波的气息。如在《简续》中收有《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永始是汉成帝的第五个年号。永始四年就是公元前13年，在此前一年，即永始三年十二月，爆发了震动汉廷的、由苏令领导的山阳铁官徒暴动。永始四年山阳铁官徒暴动刚被镇压下去，故在《简犊》中有多处反映出战后余波的非常气息。西汉在成帝时期（公元前33年——前7年），社会矛盾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农民起义和铁官徒暴动连续发生。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六月，发生了颖川铁官徒申屠圣等180人暴动，“杀长吏，盗库兵......
何休“仁义说”论略
作者：黄朴民
“仁义”与“礼乐”，是一切儒家所共同遵奉的基本立场，也是儒家区别于其他思想学派的本质特征。何体作为汉代公羊学的巨子，一个正统的儒家，仁义说与礼乐观同样是其社会政治思想的主体成份。本文着重探讨何体“仁义说”的特色与意义，关于其“礼乐观”问题则将另行著文考察。何体“仁义说”的提出和阐发，是紧扣着他的“大一统”理论这一根本前提的，即由“大一统”理论而派生衍化，并服务于这一政治最高宗旨。何体提倡仁政，推崇德化，强调“民为邦本”，着眼点落在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之上。因此，何休的仁义说和其“大一统”思想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源与流或体与用的关系，是其“大一统”理念在社会政治、伦理领域中的延伸与具体化。我们今天对它进行研究和总结，也不能脱离“大一统”这个根本前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何休“仁义说”的主要特点和历史价值，完整把握和理解何休的思想体系。何休的仁义理论，集中在他的伦理观上，同时，也必然在其政治观上有所体现。所谓“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时所必须遵循的一定的道德规范，其中有亲子、朋友、夫妇、君臣之间各自对应的关系。它同政治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关系建......
隋文帝的“雄猜”与开皇初期政局
作者：韩昇
隋文帝在统治的二十四年间，对元勋功臣进行多次整肃，《隋书·高祖下》批评他“天性沉稻…··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把政治清洗归结为文帝个人权力欲望而诱发性格上的猜忌，造成对功臣的无端诛杀。这一观点此后很少受到质疑，几乎成为定论。其实，文帝的政治清洗主要在开皇前期，大致在平陈以前，以及在开皇末年到仁寿年间。笔者另文对隋朝三省六部和禁军首脑的任免作过全面考察，可以看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倾向，那就是以平陈为分水岭，文帝居功自傲，不断加强皇权，进而发展到个人独裁。在此过程中，上述部门的首脑基本上都改由皇亲国威以及少数弘农杨氏出身者担任，国家政权集中到家族手中。此过程引起的政治危机，以开皇十九年（599）尚书左仆射高预罢官和翌年太子勇被废黜而尖锐地爆发，文帝已完全成为被一班野心家包围的孤家寡人。此期政治斗争表现为专制独裁对健康政治的躁路，孤独与老年偏执加剧了文帝的猜忌，诛杀功臣，自我否定早期建立的政治机制，颇合唐人所论。然而，在开皇初文帝励精图治时期，唐人所论似乎大有探讨的余地。杨坚篡周，事起仓摔，随即三方兵起，天下纷扰，朝野百官还来不及想清楚是怎么回......
《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牛致功
安元寿（606—683），字茂龄，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两《唐书》无其传，只有在《唐会要）｝卷72《马》中提到他曾为夏州群牧使，其他文献都未涉及，故而对其生平事迹少有所闻。但是，唐初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刚即帝位突厥就兵临渭水便桥等，都与他有重要关系。1972年，《安元寿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于陕西礼泉出土后，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对与他有关的问题开始有所了解。现根据《墓志铭》的主要内容，结合有关文献，对以下几个问题试做初步论述。一安元寿归唐据《墓志铭》载，安元寿的曾祖安迅，是北周服侯。其祖安罗，先后为北周开府仪同三司，隋石州刺史、贵乡县开国公。其父安兴贵，曾为唐初的右骁卫将军、左武卫将军、冠军将军、上柱国、凉公，别食绵、归二州，实封六百户。凉州安氏，原为西域胡人。《元和姓纂》卷四载：凉州安氏“出自安国，汉代遗子朝国，居凉土”。《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表五下》载：“武威李氏，本安氏……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遗子世高人朝，因居洛阳。晋、魏间，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避乱又徙武威。”两种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后者较前者更为详细。可......
清代前期棉花棉布的运销
作者：邓亦兵
前人已经对清代前期棉花、棉布的运销进行了很多研究，但从全国角度研究棉花、棉布运销的并不多，而且一般认为，棉花、棉布这类农产品、农副产品多由农家“自给自足”，作为商品买卖的很少。这与史料中记载的大量棉纺织品及其原料，作为商品在全国的流通相互矛盾。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清代前期全国棉布、棉花运销状况的探讨，来说明这一问题。一棉花棉布的流通棉花种植在宋末元初传人中国，到了清代前期，广差的土地上已经普遍种植。棉花生长需要在阳光充足，雨量适中，地势平坦的地方，因此，棉花产地多分布在河流中下游沿岸的冲积平原，低平的湖泊地带及滨海地区，那里土质细而松，排水良好。清代前期，东北的辽河流域，直隶的滦河流域下游，海河流域，黄河流域中部的河南，都宜种棉花。山东植棉州县“达州县总数的87％”①。黄河支流渭水和汾水下游沿岸，产棉花的州县“达三十八处之多”②。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苏松江府、常州府、太仓州、通州等地都是重要的产棉区。长江中游九江、湖广，湖北武昌、黄州、汉阳、德安府也都产棉花。在洞庭湖畔的长沙、岳州、常德三府和漳州多产棉花，辰州和永顺二府也有棉田。长江上游地区的......
试论宋教仁的民主革命思想特色
作者：刘洪英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仅次于孙中山、黄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人物，其“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与孙、黄有所不同。本文拟着重探讨来教仁的民主革命思想特色，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一从国家整体上观察重大问题宋教仁民主革命思想的鲜明特色之一，是从国家整体上观察重大问题，谋求救国方略。这种思想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不断分析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提出革命成功的正确策略和纲领宋教仁1882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在他1904年流亡日本前的22年中，正是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之际，而清政府却是残酷地镇压人民的反抗，对侵略者处处妥协投降，这使本来就对它坚持封建专制统治不满的人们更加认清了其腐朽反动本质，从而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904年，宋教仁和黄兴等人发起组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华兴会，提出“驱除挞虏，恢复中华”的政纲，决定联络会党及外省革命党人于11月16日（慈德七十大寿）在长沙举行起义。但因计划泄漏而失败，宋教仁遭清廷搜捕，遂逃亡日本。此后，他对长沙起义失败进行认真反思，认识到进行革命必须首先做好......
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秦英君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关于蒋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学术界多有记述。本文仅就蒋氏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关系略作阐述。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推崇，在他的论著、演讲、书信、谈话等文稿中随处可见，可谓崇尚有加，其中《科学的学庸》是蒋天对《大学）｝、《中庸》的解读，最能代表蒋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科学的学庸》，为蒋氏1959年在台北订正。其内容共分三部分：一、大学之道上篇、大学之道下篇；二、中庸要旨；三、政治的道理。并附朱衰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书经》、《诗经》、《礼经》、《春秋》，通称“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堪称中国文化学术的宝藏。其中《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的两篇，后人把《大学》、《中庸》从《礼e》中提出加以解说阐发，尤其是南宋大思想家朱衰为《大学）｝、《中庸》写了“章句”，为《论吾》、《孟子》写了“集注”，合为一书，称为《四书章句集注》。该书汇集了历代对四书的注泽，加上朱意的训沽、解释、阐述，形成了完整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正宗的儒学传统。蒋氏指......
张闻天经济管理思想的历史考察
作者：岳梁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人们惊奇地发现被忽视或被错误地批判的张闻天的经济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一江西时期：不可能实现的大胆论述1931年张闻天回国之时，正是苏联经验被教条化之际，但他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的独立探索、理性思考和大胆论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于对苏区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的认识，张闻天明确指出在管理上必须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手段。党和政府要按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市场，成立粮食合作社和粮食调剂局努力平抑物价；要组织生产与消费的合作社；大力发展公营企业，苏维埃银行应大力支持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竞争；要用有系统的管理来推动苏维埃经济的组织和建设工作；要努力节约，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来解决经济问题；政府要发行经济建设公债；要采取有力措施吸弓卜地资本家到苏区投资；大力鼓励苏区对外贸易。在这一时期，张闻天最大的经济管理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充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说：“工商业的发展，苏区内生产力的提高，周时即是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苏维埃“目前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还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用许多办法......
论英国都铎专制君主制的有限性
作者：阎照祥
一都掉君主制的多种名分纵观英国君主制度史研究，以对都择王朝君主制性质的分歧为最多。仅就名号而言，多数学者在承认它是专制君主政体（Allt。－”’“h”m”n。rCN）的前提下，还有“新君主制”（Newmonarchg）、一强大君主制”（Strongmonarchy）、“绝对主义君主制”（Absolutismmonarchy）、“有限君主制”（Limitedmonar－chy）和“混合君主制”（Mixedmonarchy）等不同提法。既然多数学者都承认都蜂王权具有专制主义特征，为何又提出诸多名号？答案也非一端，起码在于：第一，对“专制”这一概念理解的差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专制政体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政体。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君主专制的特征就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人按自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①。依照我国通行解释，专制是“专断”、“专横”的近义词，君主专制政体则意味着君权的至高无上和鲜受制约，帝王的恣意而为与残忍暴虐。帝王之下的各类政府机构也不过是君权的维护者、服从者、执行者和依附者。当我国学者带着这些传统意识和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习......
纳粹夺权时期的政治宣传初探
作者：梅义征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德国纳粹主义运动就其发展时间之短、规模之大以及所取得的胜利来看，堪称空前。对此，国内外学者从魏玛时期特殊的政治现实以及德国的历史遗产出发，就其兴起的客观历史背景，提供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拟从纳粹夺权时期的政治宣传人手，对纳粹运动发展的主观原因作一粗浅探讨。一纳粹宣传组织的发展纳粹宣传组织的发展大致可以192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25—1928年为第一个阶段，属于草创时期。在此期间，纳粹党全国范围的宣传网络开始形成，同时，希特勒也通过这一网络更加牢固地控制了纳粹党。1925年年底希特勒出狱后，即开始着手进行纳粹宣传组织的建设。他首先考虑的是基层组织的建设。希特勒认为，如果纳粹党要在议会政治中进行有效的竞争，就需要一个全国范围的基层组织。这样既便于招收新成员，又能动员选民。为了能在全国建立相互联系、高度一致的网络系统，纳粹党领导机构要求每个地方党组织于1926年3月20日前建立一个宣传小组，由那些“对我们的运动充满狂热精神的人所组成”，作为从事政治鼓动的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地方活动的集中指导，规定宣传小组可以越过区（Gau）与慕尼黑的......
论苏联出兵东北对东北根据地建立的历史影响
作者：李跃新,罗平汉
苏联出兵东北和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系，是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苏两党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此作一些分析和了解，对于我们全面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苏两党关系，了解东北根据地建立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意义。苏联出兵东北，为中共实现由南向北战略转移提供了可能。中共对东北地区的工作历来是很重视的。东北地区很早就有党组织的活动。但是，在从1944年到苏军出兵东北之前，党的工作重点事实上是向南发展。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河南、湖南、广西大片国土沦人敌手。为了扩大解放区，中共中央决定在陕甘宁等地抽调部队和干部，开赴河南、湖南，向南发展。同年7月25日，中央作出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11月，由三五九旅主力组成了以王震、王首道为首的南下支队，进行南征，进军粤北和五岭地区，创建华南根据地。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指示王震、王首道：“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河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①1945年6月，中共中央将刘连转、雷经天、晏福生领导的三五九旅在陕甘宁的留宁部队和文年生部，共......
“关余”产生的时间
作者：康之国
出现于中国近代关税史中的“关余”这一概念，其产生的具体时间究竟为何时，目前在关税史研究中还是众说纷纭。一般都认为它产生于鸦片战争后，当关税用来作为外债的担保时；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指一般的关税交出剩余。其实弄清“关余”产生的时间，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它关系到对“关余”性质问题的认识与否。因此，我们不能把出现于中国近代关税史上这个特殊产物的概念简单化了。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中国关税制度完全半殖民地化的一种表现。具体说就是“关余”的产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关税制度完全半殖民地化。至于“关余”究竟产生于何时，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需要考虑：一是当关税用于外债及赔款的抵押时；一是当关税税款的支配权为债权国（列强）操纵时。有些学者认为当关税用于外债及赔款的抵押时，就产生了“关余”。其实，关税用于偿还外债或赔款，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就有此项规定，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偿还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款，不得不对外先后进行三次大借款，这些借款均有以关税为担保之规定，但我们不能说这时已经产生了“关余”，因为此时的关税税款保管与支配权仍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也就是......
关于历史评价标准的反思
作者：邓京力
历史评价活动是评价主体向客体的对象性精神活动。因而，历史评价标准也是人们自己掌握的一种主体性的标准，它是人们在历史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但是，任何科学的历史评价活动的首要环节都是选择正确、适宜、客观的历史评价标准、历史评价标准的客观性，最终决定了历史评价的科学性。这里，我们要从历史评价标准的来源、种类、等级及特征来探讨这种客观性的基础。一历史评价标准的产生与来源我们用来评价历史的许多标准看起来都是来源于人们的主观世界。例如，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历史做出不同的评价；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会对同一历史现象持不同的态度；不同学识、文化修养，不同个性的人也会对历史有不同的解喻与看法。人们总是喜欢用“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用语来表示自己对历史所做出的价值判断。然而，我们一旦深人分析历史评价标准的产生和来源，就会发现它根植于两个客观的基本前提：一个是历史评价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另一个是历史评价客体的属性。第一，历史评价标准首先来源于评价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离开了主体需要，主体也就没有必要对客体进行评价，同时也使对客体的评价失去了根据。这一点强烈地显示......
绍兴堕民阶层的境遇新论
作者：俞婉君
一提起堕民这个贱民阶层旧时（指产生以来到解放时那段时期）的境遇，人们马上就会想到阴暗破旧的堕民坊、奴颜卑膝的“堕民相”、世人鄙视的目光，不由得同情其遭遇，认为他们“几百年来，堕民一直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①，“过着黑暗的生活”②。有学者还“根据史籍志书记载”，认为“堕民历来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③。笔者重读史志，再对堕民坊遗址进行社会调查，却发觉他们旧时的境遇并不悲惨。我足迹所及，既有城镇又有农村，既有原经济较发达地区又有至今仍较贫困的山区，既有曾是整个堕民坊又有只占据一角的堕民区，我认为从区域上基本上能反映绍兴堕民整体概况。所走访的原堕民坊遗址主要有原绍兴府下的绍兴城区三律街、绍兴县的马山镇上堕民坊、钱清镇郊外三里堂、王坛镇郊外肇湖村和上虞县松下镇上堕民坊、沥海镇上谢家楼、小越镇郊羊角沥和镇外十里的陈巷、章镇镇郊外五里的西坊。下面，我以实地调查为主要依据，结合史书的记载，就堕民对主顾的依附关系、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等三个方面谈谈自己对旧时堕民境遇的一些新的看法。一对主顾是寄生性依附堕民以做堕民而沦为贱民，所以我认为首先应剖析堕民业中的主顾（特指....
三K党与美国南部重建
作者：谢国荣
美国内战使400万南方黑奴成为自由人，给南部社会结构带来剧变，尤其是对南部白人传统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面对这场深刻的变革，南部白人作出了种种反应，三K党的兴起及其活动，可谓其中的革革大者。1865年12月，前南部同盟6名年轻的退伍军人在田纳西州普拉斯基镇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后命名为kukluxklan①，简称三K党②。三K党鼓吹白人优越论，主张恢复民主党对南部各州政权的控制。他们滥施暴力，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部重建的进程和结果，尤其是阻碍了黑、白种族关系的重建。三K党在美国内战后的兴起，可以说是南部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的产物，其骨干成员来自前南部同盟退伍军人。战后黑人地位的变化导致白人的强烈对抗情绪，而激进派的重建政策也刺激了白人有组织的抵抗活动的出现。托克维尔指出：“现代人在废除蓄奴制以后，还要破除三个比蓄奴制还要不好对付的顽固偏见，这就是奴隶主的偏见、种族的偏见和肤色的偏见。”③他的话带有敏锐的预见性。美国内战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它无法把实现种族之间的正义、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根植到白人的内心深处。战后南部白人根本不曾重建过种......
汉代城市规划及城市内部结构
作者：陈昌文
一城市建设的导向与规划汉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在城市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众多的城市建设上，颇具时代特色，体现出它固有的城建导向或指导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注重地理环境。汉代对于国都的选择除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之外，同时还考虑到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条件。《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说，在选择国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地理位置和水源条件，并因地制宜地规划城市的城郭和道路。在《汉书·张陈王周传》中就定都何地问题，有这样一段记载：“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骰邑，背河乡洛，其固亦足恃。（张）良日：‘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骰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嘈轴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
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
作者：王先明,尤永斌
教化是“个人社会化的客观条件，是生物的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一个人降生后，要成为一个社会的人，都将接受一定的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经过家庭、家族、邻舍、社区及各类学校的教育、训练，逐步懂得一定的社会规范，成为服务于社区、社会群体的合格角色”①。简言之，教化就是通过教育和训练使人们的思想符合既定的社会规范的过程，它为个人的行为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个人一切行动的最初原动力。教化的成功与否与社会的稳定是息息相关的。在高度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中，如何建立完善的教化体系加强思想控制，始终是封建王朝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人关以后，清王朝在接纳儒家文化和明朝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比较成功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用以对乡村社会的广大民众实行思想控制。但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剧变，从而也使得清王朝传统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发生了历史性变迁。在变迁过程中，清王朝基本上失去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从而，人心的离散便成了清王朝迅速灭亡的主要社会条件。为国之道，以教化为本。移风易俗，实为要务。诚乱者辑之，强者训之，相观而善，奸意何自而逞。......
习史偶得(二则)
作者：冯天瑜
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清人章学诚在唐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之外，还特别增加了“史德”一条，这实在是大有深意的。章氏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章氏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足以成就优秀的史著，他指出：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史德》）章氏反对将才、学、识简单理解为辞采、记诵、击断，他认为真正的“良史之才、学、识”还有深层的内涵──史德。他是把著书者的心术之正作为史识的前提看待的。这与刘勰的“文心”说颇相类似：“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文心雕龙·序志》）也直逼《周易》“修辞立其诚”之义。以往，人们多从道德论角度阐明章学诚此说的内蕴，这当然是正确的，却又并不完备，因为章氏之说在道德论之外还有知识论的意味在，这一点，参之章氏与“史德”相辉映的“文德”概念便得以显现。章氏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与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也，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战国时期
作者：王丽英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源远流长，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正式形成于秦汉时期。至于萌芽问题，则鲜有论述，或意见不一。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萌芽于战国时期。一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为监察制度的萌芽提供了历史条件战国是我国社会大变动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展开了变法运动，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首先，官吏选任制取代贵族“世卿制”。战国时，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即官吏由国君根据功劳和能力而任免，废除以前世族垄断官职的“世卿”制度。如楚国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代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上自中央官如丞相、御史，下至地方官如郡守、县令，一律由国君“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史记·赵世家》）。这种选官制度，有利于国君对人才的选拔，也方便了国君对官吏的监制。其次，棒禄制取代“世禄制”。各国普遍推行棒禄制，如魏国实行一食有劳而禄有功”（《说苑·政理》），秦国实行“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并“明尊卑爵秧等级”（《史记·商君列传》），根据所立的功劳给予俸禄。俸禄的多少，视官位的高低大小而定。这种俸禄制度“臣尽死力以与君市（交易），君垂爵禄......
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
作者：刘华明
上海原是我国江南滨临东海的一个县城。鸦片战争后，据中英《江宁条约》，1843年辟为商埠。随后，英、法、美等国资本主义势力相继侵入，先后派驻领事，设立租界，并以此为港口同中国通商贸易。自此，上海即陷入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并逐步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变化，上海地区（包括市区和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10个郊县──笔者加，下同）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也发生了显著变迁，且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性。诚如《上海县续志》所言：“上海特滨海一小县耳，而在明已为防倭重镇，在清又为互市巨埠，累枢南北，转输江海，交通贯于全球，聚族及于百国，京邑省郡或且逊之，因风会之所趋，亦地势利便之所致也。此近数十年中外交涉之繁匾，租界地址之扩充，水陆形势之变动，一切法制之兴革，风尚之迁流，既月异而岁不同”（吴馨等修，姚文用等离：《上海县续志》，井言）。一交通运输工具的变迁上海地处江南水乡，自古“有舟无车，陆地运输向用人力。”（吴馨等修，姚文相等纂：民国《上海县志》卷12，交通，轨）光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