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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
作者：叶文宪
关于古史分期的讨论至今已有７０年了。这７０年古史分期研究史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５０年数以百计的学者发表了８００篇（部）以上论著，形成了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和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八派观点。１９７８年长春会议和林甘泉等人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对“三论五说”和前５０年研究史进行了全面检阅和总结。后２０年虽然仍有几十篇讨论古史分期的文章问世，但都没有超出三论五说的范围。三论五说是前５０年古史分期研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既然它们不可能统一，那么只有突破它们的束缚才能取得新的进展。近２０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在探索这一问题。他们所做的工作可以分为反思和重构两个方面。 一反思与重构 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五朵金花之一，可是５０年过去了，经那么多学者众手栽培浇灌却始终只开花不结果。反思这５０年走过的路，大家意识到问题不在对古史的解读上，而是出在这个问题本身：中国有没有欧洲式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底存在不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问题？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根据西欧历史提出来的五种社会形态......
关于19世纪中国史学历史意义的思考
作者：徐松巍
１９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是一个中国社会发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对其后中国历史进程及其走向起过深远而巨大影响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１９世纪中国史学理应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尚无将“ １９世纪中国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置于一百年的时段里，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整体思考和综合研究的成果面世。总体研究无人问津，具体问题亦是研究者寥寥，研究中的“盲点”、“空白点”和“薄弱环节”俯拾即是，这同对１９世纪中国历史之研究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且经久不衰，相形显得极不相称。还有，从国际史学的角度讲，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古奇写了一部长达６０余万言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涵盖了欧美１９世纪史学主要流派、思潮、史家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甚至对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东方的埃及、巴比伦、波斯和印度等国史学亦间有介绍，惟独对１９世纪中国史学视而不见。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笔者以为主要是由于对１９世纪中国史学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缺乏全面准确......
钱谦益史学思想评述
作者：张永贵,黎建军
钱谦益（１８５２──１６６４）字受之，号牧斋，晚年自署蒙望，又号东洞老人，江苏常熟人，万历庚戌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右春坊中允、詹事府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后降清，任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仅任职六个月，即告回乡闲居至死。 活动于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学识渊粹卓绝，为当时东林巨子，文坛领袖，斯文宗主，可谓其时俊拔笃挚之士。其于史学，尤其明初之史学研究贡献甚大。钱氏一生著述卷跌浩繁，其中关于历史方面的著述颇多，诸牵革大端者──《国初群雄事略）、《太祖实录辩证）｝，治明史者莫能废之；至谓《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等其他著述中，亦可见其史学认识与见解。 学术界于钱氏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政治活动、诗文及文学批评，于其史学思想研究不多。其实，钱氏之学，其成就最大者为史学。本文在阅读有关钱氏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就其史学方面的见解与成就作一系统性表述与阐发。 一经史之辨 钱谦益对于史学之探讨，其切人点是由“经’吸“史”。在《牧斋初学集》及《牧斋有学集》诸《序》、《书》当中，钱氏对于“经”与“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充分的阐述与解释。概......
“始作俑”新解
作者：涂白奎
《孟子·梁惠王上》第四章云：“仲尼日：‘始作诵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其后的一些典籍文献也都有与之类似的记载。《礼记·檀弓下》：“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涌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在另外几种汉代人的著作里，则略去了孔子的具体语言，而更为具体地指实孔子对作涌的批评是因在鲁见以偶人送死所发的感慨。如托名老胭弟子的《文子》，其《微明篇》便说：“鲁以确人葬而孔子叹。见其所始，即知其所终。”《淮南子·谬称训》也说：“鲁以倡人葬而孔子叹，见所始则知所终。”两书所言的“知其所终”是指什么呢？《论衡·薄葬篇》说得很清楚：“故鲁用倡人葬孔子叹，睹用人殉之兆也。”这些都可以算是《孟子》所载仲尼之语的传闻异辞，而实际上这些传闻异辞很可能都是渊源于《孟子》的。 孔子的这句话，按传统的诠解，翻译成不雅驯的现代语言便是“最早用偶人随葬的人，是要断子绝孙的吧。”但要细细玩味《孟子》的这一段话，再综合多方因素进行考究，则其中似乎并非简单如是，还真需要认真地作一番探讨。 首先需要解决的应是仲尼语言的历史背景。孔子何以有此言呢？据东汉赵歧说：“诵，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
汉代的“发兵”制度
作者：陶新华
汉代的“发兵”，就是指汉王朝或地方郡、国对于军队的调动，主要是指中央对地方军队的调动。这是军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然而，却没有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多数与军制研究有关的论著对它根本不提，少数学者对它所作的论述也极其简略，而且互不相同。如宋代陈傅良说汉高祖刘邦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①。宋人钱文子说西汉“材官、骑士，非虎符不得辄发”。其门人陈元粹说：“（西汉）兵皆散于郡国，有事，则以虎符、檄召而用之。”②现代学者程树德说：“汉时发兵须有虎符。”③《中国军事史》说：“（汉代）发兵时，必须有皇帝的虎符和竹使符。”④《中国军事史辞典》说：“虎符，中国古代调发军队的一种信物”，“羽檄，汉代调发兵士的一种凭证。例同虎符。”⑤以上记述的互相歧异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迄今还从未有人将汉代“发兵”作为一个制度加以研究。为弥补这一缺陷，我准备对汉代的发兵制度作一初步的探讨，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一汉代发兵的几种信物 汉代发兵的第一种信物是虎符。《汉书》卷 ４（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颜师古注引应刘日：“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
《庆元条法事类》研究
作者：孔学
由窦仪等人于建隆四年（９６３）编成，并于当年颁行的《重详定刑统）｝３０卷（《宋刑统》），是两宋行用的一代大法。这部《刑统》主要是根据以《唐律疏议》为蓝本的后周《显德刑统》增删而成，绝大多数条文沿袭唐律。“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①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编敕成了宋代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编敕繁多，有全国性综合编敕，一路敕、一州敕、一县敕。一司敕、一务敕。据笔者统计，仅全国性综合编敕，两宋共编纂了１９部②，多达３０００余卷。其它一司、一务、一州等敕不可胜数。敕的地位则逐渐升高。但两宋所编敕，除以《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庆元条法事类》残存外，其它大都已失传。因此，对《庆元条法事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宋代编敕的内容、体例等一系列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宋代立法工作的认识。 一宋代编敕体例的变化及《庆元条 法事类》的编纂 宋代编敕体例大体上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宋初的编敕，主要是补律所未备，以《刑统》作参照进行刊修，补其未备，删其重复，刊去一时权制。到真宗朝柴成务《咸平编敕》时，“准律分十二门”.....
劳乃宣法律思想略论
作者：郭婕
劳乃宣（１８４３—１９２０年）字玉初，自号矩斋，晚年又自号韧望。浙江省桐乡人，人称桐乡先生。同治十年（１８７１）进士，在直隶任知县多年，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开始，先后充任宪政编查馆参议、政务处提调、钦选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授江宁提学使，人称劳提学。宣统三年（１９１１），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是礼教派中仅次于张之洞的重要人物，当时有“劳党”之称。 劳乃宣一生以儒学为宗，受中国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颇深，在清末修律中他坚决主张维护纲常伦理，被称为礼教派的代表人物。从变法思想上来看，劳乃宣是清廷修律的忠诚拥护者，他对法律的起源和分类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循序渐进、立足本国国情的变法修律主张。另一方面，劳乃宣主张部分保留秦汉以来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继续维护“亲亲”、“尊尊”的宗法思想，提倡儒家的“德治”，强调人在法律中的重要作用。“更向广场争礼律，任他举国目为狂”①。他是清末继曾国藩、张之洞等之后的“中体西用”的又一位代表人物。纵观劳乃宣的变法思想，既有合理性的一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批封建立大夫的心态。 一札学......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作者：张连红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厘定是现代国家整合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最为重要的前提与关键。民国之前，封建帝制时代，一家天下，财政集权于中央，全国收人与支出，概由中央统筹办理，地方则无独立收支可言。辛亥革命后，为解决中央财政困难，袁世凯时期曾一度效法日、法两国，划分国地财政收支，但遭到各省地方当局的抵制而未能真正得到贯彻推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１０年期间曾三次制定与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结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现代财政体制的初创时期，研究总结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划分的原则、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平衡情况及其收支规模等，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厘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所辖省份日益增多，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如何厘定成为财政当局刻不容缓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２日，财政部长古应芬在南京召集苏浙闽等省财政官员商讨中央与各省的财政关系，并拟就国家地方收支划分暂行标准①。７月１９日，南京国民政府讨论通过了《划分国家地方收人暂行标准》和《划分国家地方支出暂行标准》两案，并定即日起公布施行。 根据上述暂行标准案规定：在收人方面，......
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起动之历史透视
作者：张涛
１９５３年，中国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或准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１９５６年全面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而１９７８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明确以市场为取向，逐步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１９９２年进一步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迄至今日，计划经济体制已在许多重要领域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没有１９５３年的过渡，当然也不会有１９７８年的过渡。问题是：为什么市场经济被放弃２０余年之后，又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对经济学来说，如果１９５３年直接就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也许是最经济的。事实是，当初否定市场经济而向计划经济过渡，是大多数人的选择①。当一个民族在经济衰落时又经历了外族人侵和战争，人们对强国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他们就会确立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其制度保障只能是计划经济，他们也就会赞成政府对经济各个领域的干预，实行计划经济。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责难人们当初作出的这样一个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选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经济总量水平经过５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的增长有了巨大的提高。统计资料表明，１９５２......
16世纪后期英国的外贸公司及其历史作用
作者：杨美艳
１６世纪后期（约当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１５５８—１６０３），英国人开始积极组织远洋航行，从事海外贸易和新的“地理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对外贸易公司纷纷成立。这些外贸公司成为商业扩展、地理发现和海上掠夺的工具，在资本原始积累中起了杠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出现的贸易合股公司这一组织形式，还是１７世纪英国人对北美洲和印度实行殖民占领和统治的过渡的组织形式。可以说，外贸公司对英国当时和后来的经济发展以及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创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弄清这些贸易公司产生的历史背景、活动情况及其历史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１６世纪的英国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阶段，社会经济正在发生激烈变革，农业、工业生产在变革中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商品化，是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稳步发展和长期繁荣的前提。 英国农业中，畜牧业，主要是养羊业占有较大比重。英国养羊业历史悠久，羊毛供销售达几个世纪之久，造成了英国农业生产商品化起步早、程度深的特点。圈地运动以及教会财产的没收和拍卖，加速了农村土地关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个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场......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与法国的反应
作者：梁占军
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是３０年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法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为德国近邻，同时又是德国的夙敌的法国，其最初的反应不仅会直接左右两国关系的前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未来欧洲国际关系的走向。本文拟分析法国政府在希特勒上台之初的反应及其成因，借以分析德国纳粹化时期法国外交的基本脉络及其特点。 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希特勒就任魏玛共和国总理，标志着德国纳粹化进程的开始。尽管从政府成员构成来看，希特勒领衔的内阁最初只是纳粹党和中央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而且纳粹党在政府内并不占优势：１１名部长中有５名是前巴本内阁的成员，而纳粹党（除希特勒外）只拥有２个部长职位①，因而严格地讲，希特勒的上台远非真正意义上的纳粹政权的建立。但是由于德国纳粹党极端仇视它的近邻法国，所以对于法国人来说，德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无疑是一个危险信号。 在希特勒眼中，法国是“德国人民不可调和的死敌”①，是实现其扩张计划的首要障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明确指出：“彻底消灭法国是保证德国人民最大限度地扩张的惟一途径。”②但是希特勒深知......
战后东南亚华人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作者：张静芬
一东南亚华人问题的表现 １９９７年７月至１９９８年４月，印尼经历了长达１０个月的金融危机，到处是不景气的景象。５月初，政府宣布大幅度提高燃油和电力的价格，更使深受经济危机打击的人们不堪重负，不满情绪随之加剧。５月１３日至１５日，印尼发生了大规模的针对华人的流血骚乱。暴徒袭击、哄抢和焚烧华人的商店、银行、办公楼或住宅，甚至丧尽天良地对华人妇女施以强暴。其实，过去数十年来，华人一直是印尼社会动荡时暴徒首当其冲的袭击目标。 然而，印尼的“五月骚乱”只不过是东南亚华人问题的一个方面。反华排华一直是东南亚的普遍性现象。１９５３年，泰国政府关闭华人的学校，将华人从许多部门驱逐出去，同时修改国籍法，主张只有父母都不是中国人的孩子才以泰籍人看待。１９５８年５月，印尼政府颁布禁止各地外侨经营零售业的法令，其目的在于排斥垄断印尼农村商业流通组织的华商，让他们把商店转让给合作社。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印尼政府开始采取强制的手段逼迫华商离开，结果酿成原住民暴徒袭击、抢劫和砸毁华人的商店等各种暴行的大惨案①。到了６０年代原住民与华人之间的冲突仍时有发生。１９６３年５月，在爪哇岛的一些主......
现代大众政治的兴起与其欧洲国际政治效应
作者：时殷弘
国家是近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而其对外政策的性质和内容、为贯彻这些政策动员和运用国家资源的方式，以及可用于对外行动的资源的规模，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同国内社会的基本政治关系，或者说取决于参与国家政治（包括参与对外政策在广义甚至狭义上的形成）的社会成员的范围，还有这参与的程度和方式。被相当大一部分国际体系理论家所漠视①的这一类因素，实际上在国际政治总体面貌的塑造方面有巨大的意义。在１８世纪的欧洲（除英国、荷兰等极少数国家有所不同外），国家同国内社会的基本政治关系是王朝政治，即平民极少参与国家政务，国家利益大致或完全由君主利益来定义，而自１９世纪最后３０年起，经过欧美国家一般都有过的上层有产者代议政治这一过渡阶段，现代大众政治──“一般公民或臣民广泛参与政治事务”①──成为越益广泛乃至近乎普遍的国家政治形态。因此，如同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其他一些基本要素（包括其基本环境、界限、结构等）经历的变更一样，现代大众政治及其国际效应的兴起是１９世纪开始出现的世界政治重大趋势。 现代大众政治出现并流行以前的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有其首要特征，那就是不受公众舆论影响，不......
宋代粮商的粮食投机
作者：姜锡东
宋代商品经济固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毕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商品交换和流通领域，不等价交换极为普遍，奸商贪贾到处都有。与其他各种商贾相比，宋代粮商的投机性最厉害。南宋李之彦在《东谷所见》一书“谋利”条中讲： 最是不仁之甚者，莱朵一节。聚钱运本，乘 粒米狼戾之时，贱价以朵。翘首企足，俟青黄不 接之时，贵价以祟。其来也，多方折挫以取赢；其 祟也，杂糠批而亏斗解。天生百谷，以存活一世， 而谋利之徒，不欲其丰而幸其歉，不喜其饱而愿 其饥。 李之彦将他们称为“最是不仁之甚者”；有的官员将其特别恶劣者定为“不义户”①，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对宋代投机商的典型代表──粮商的投机性进行一番剖析，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宋代商人的真实面目。 一向官府贩某军雳粮草中的投机行为 诚然，宋代官府在市来军需粮草过程中，存在强迫摊派、不支钱、少付款等问题，对一般民户危害很大。学者们对此论述比较多。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祟卖者不乏奸诈之徒，不正当手段也很多。 早在宋太宗端拱二年（９８９）九月，允许商旅向京师官仓人中粮食的诏令中规定：“所有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并不得人中外斗、及与人请......
从《部门报告》看战前港英政府的社会福利事业
作者：王章伟,罗金义
一被遗忘的历史 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予英国，香港问题也紧附于晚清历史之上，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香港自身的历史仍不为人所看重；而少数研究香港历史的学者，亦多未能摆脱“精英史”的藩篱，研究香港社会史的专著并不多见①。至放民间记忆方面，由放港英政府的教育刻意回避本地史的问题，加上自鸦片战争至１９４９年前后移居香港的华人，由始至终抱有暂居异乡的心态，故对香港历史也不感兴趣，其对香港历史的认知，往往只建基于模糊的记忆或“想当然”的偏见之上②。 有关香港社会福利（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的议题，最能突显这种偏差。精英史家既忽略此等问题，民间记忆则以为港英政府的剥削性格必无社会福利可言，研究香港社会福利发展的学者也因为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史学论述，又不惯于从陈旧档案或民间记忆中提炼真相，遂以为战前港英政府的社会措施微不足道，在福利发展史Ｌ并无位置可寻。香港回归前后，国内学者出版了几部重要的香港史著作，对香港研究作出很大贡献，但其中不少著作对战前港府的各项重要社会福利措施，或无一语道及①，或指香港政府对此“漠不关心”②。但事实是否如此７ 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由来已久，除......
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
作者：李金铮,邓红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是近代中国乡村经济组织、乡村借贷关系转型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①，是中国乡村借贷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在当时即为社会各界所瞩目。迄今虽有部分成果问世②，但对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尚缺乏全面的分析，尤其是对合作社的重要业务──借贷活动鲜有探讨，对合作社借贷的社会经济效果更未做辩证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华北乡村为中心，对此做一系统的实证分析。 一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 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乡村合作社的崛起和发展，是从２０年代初华洋义赈会办理河北信用合作事业开始的。可以说，２０年代几乎是华洋义赈会一枝独秀的独立办社时期。 华洋义赈会，全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ｎｅ Ｒｅｌｉｅｆ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原是一个由中外人士组成的以赈济中国灾荒为宗旨的慈善团体。１９２０年，冀、鲁、晋、豫、陕五省大旱，受灾地区达３１７县，灾民３ ０００万人左右③。各界人士纷起救济，大大小小的义赈团体涌现出来，各国驻北京公使也组织了国际对华救灾会。１１月，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邀集各地义赈团体成立了......
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
作者：张富祥
“海岱”之名，先秦已有，大致是指今日山东全境及其邻近地区。本文拟略按时代顺序，对上古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历史关系作一概要的叙说。因是宏观的鸟瞰，故引用各家研究成果之处恕不详注。 上古海岱文化，若按族系称谓，也可称东夷文化。东夷民族的远源，迄今已可上推到大约与北京猿人同时的沂源猿人。就目前考古所知，东夷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在鲁中泰沂山区，相关的；日石器遗迹几乎全都集中在泰沂山脉中段。 东夷民族的新石器文化，已确定的考古谱系是北辛文化、大汉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三个前后相续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时区间，如果宽泛一点说，大体在距今８５００年到３９００年上下；其中前两个阶段各持续两千年左右，后一个阶段约五六百年。海岱考古文化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大汉口文化中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如：（一）高超的制陶技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鸟造型的陶署和黑陶高柄杯，这两种器物都可称是东方文化的“标准化石”。特别是在龙山文化阶段，陶骛发展成多种极具艺术美感的新型式，黑陶高柄杯则衍化成通体内外漆黑油亮、质地极纯的“蛋壳陶”。高品位的陶蕾和“蛋壳陶”都是被......
文化边缘地区与边缘文化──明代女真地区文化特征探析
作者：赵毅,栾凡
有明一代，女真族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即今黑、吉、辽三省境内，虽然经过数次迁徙，仍未能超越这个大的范围，只是一次迁徙比一次迁徙更缩短了与中原地区的距离。从当时女真族居住的地理位置看，与辽东地区和朝鲜的北部相邻，自然要受到他们的影响。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辽东地区和朝鲜属于较先进的农耕文化，而女真民族则属于落后的渔猎文化，由于双方交往日趋频繁，加之明政府与朝鲜政府的招抚与安置，农耕文化不断地向女真地区辐射。这种辐射在女真地区的影响程度如何？贸易及掠夺经济的发展与明代女真地区文化特征的形成有怎样的关系？在两种文化碰撞的边缘地区出现了什么样的边缘文化？试论述如下。 一由农耕经济发展看农耕 文化在女真地区的辐射 明代女真族是以渔猎采集为基本生产活动的民族，居无定所，随着季节和渔猎活动的需要不断地迁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活水平都处于一种极其低下的状态。同时，也正是由于不断的迁徙，才越来越接近农耕区域，接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其迁徙的原因，从表面看是明政府和朝鲜政府的招抚、安置以及北部“野人”女真的侵袭，实质是边疆地方民族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原文化的一种向心......
“京观”及其文化表现
作者：周建江
“京观”是古代战争中胜利的一方用来纪念自己功业的标志性建筑。所谓“京”者，《尔雅》训曰：“绝高为京。”至于“观”者，则一为台榭，一为示于四方。因此，“京观”即是高高的台子，为四方所瞩目。 问题是“京观”绝非一般性的高大建筑物，不是一般性的土木工程，固然它的性质和作用同于“勒石纪功”，但“京观”的构筑乃是以战争中失败一方的士兵尸骸堆积而成的。《左传》“宣公十二年”（前５９７年）曰：楚国伐郑，晋师救之，在邲地展开激战，结果晋师败绩。楚军中的潘党提议：“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目的在于：“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这或许就是“京观”的由来。潘党的提议虽然没有被楚候所接受，但结果却是产生了“京观”这一形式。此举一开，立刻风行，影响到对战败一方士兵尸骸的处理方式，不再单是以前的就地掩埋一种方式了，乃至有战国年间的燕国在燕昭王２８年（前２８４年）的燕军大败齐国，燕王开出的赏格是以敌军士兵的头颅计，于是燕军士兵纷纷携带齐军士兵的首级回国，积于京师，筑成“骷髅台”，土盖泥封，极为壮观。今天燕国故都（河北·易县）遗址内还有数十座这样的“骷髅台”，骷髅当在数十万以上。当......
唐代桂州戍卒起兵的性质
作者：戴显群
懿宗咸通九年（８６８），爆发了庞勋为首的桂州戍卒起兵事件。这次起兵历时一年九个月，攻取宿州、徐州、濠州、滁州、和州、寿州、庐州、沂州、海州、沐阳、下蔡、乌江、巢县等地，控制了唐江淮地区，切断了江南财赋通道，队伍发展到一二十万人，其影响是深远的。《新唐书·南蛮传》赞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可以说，唐末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是由桂州戍卒起兵揭开序幕的。历来学术界多认为，这次起兵虽以兵变形式出现，实质上仍是农民起义性质。笔者提出质疑，并作分析如下： 唐代徐州一带“土风雄劲，甲士精强”。懿宗成通四年（８６３），南诏攻陷安南，唐王朝命徐州节度使孟球召募三千人赴援，其中八百人戍守桂林，初约定三年替代归还。到了咸通九年，戍卒在桂林已经成守六年了，他们屡次请求代返。当时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生性严急，朝廷“以徐军骄，命彦曾治之”（《旧唐书·崔彦曾传》）。崔彦曾听从亲吏都押牙尹勘的话，以“军努匮乏，难以发兵”（同上）为理由，要求戍卒再留守一年。于是，戍卒家人飞书桂林，引起成卒愤怒。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杀都头王仲甫，立粮......
利德尔·哈特关于波兰会战的几个错误
作者：倪乐雄
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Ｂ．Ｈ．Ｌｉｄｄｅｄ Ｈａｒｔ）在西方军事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是在战后走访了交战双方高级将领、查阅了缴获的德国档案并实地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主要战场、积２２年之心血的一部力作，在西方二战战史研究领域有相当的影响。中国学者在研究二战战史时，这是一部必备的参考书。到１９７９年为止，已有两个中文版本：台湾军事译粹社版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版。前者已出了三版，后者出了两版。这部战史著作的重要性和权威性由此可窥一斑。 笔者在撰写《帏幄与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会战述评》（上海人民出版１９９５年出版）时，在比较、对照二战战史资料中，发现该书第三章“侵吞波兰”中有几个明显错误，先将英文版原文录下： 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Ｇｕｄｅｒｉａｎ’ｓ ａｒｍｏｕｒｅｄ ｃｏｒｐｓ（ｔｈｅｓｐｅａｒｈｅａｄ ｏｆＫｕｃｈｌｅｒ’ｓ ａｒｍｙ） ｈａｄｐｕｓｈｅｄ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Ｎａｖｅｙ ａｎｄ ｗａｓ 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ｇ，ｉｎｒｅａｒ ｏｆ Ｗａｒｓａｗ．①（括......
近十年义和团运动研究综述
作者：余支政,张二平
经过百年的历史沉淀和几代史学工作者的艰辛努力，进入９０年代以后，义和团研究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笔者根据９０年代以来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特点，归纳收集整理了近百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将其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作以概述。 一义和团基本问题 １、关于义和团的产生渊源及特点。路遥考察了义和拳的组织演变及它同义和团之间的历史联系，指出乾嘉年间五伦起义中的“义和（合）拳”可以称为“义和拳教”，光绪年间的“义和拳”同它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和组织的传承关系①。欧阳跃峰认为“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不仅与 １９世纪末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有关，还与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山东地方官员大力倡导办团练有关②。阮芳纪认为义和团发生的条件是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的暴政、民教冲突、水旱灾害、经济波动等天灾人祸，运动具有分散性、自发性及正义性的特点③。 ２、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陈业强认为义和团运动已不是旧式的农民战争，而是革命运动。理由是：义和团属于合法团体，没有政权观念，最高领袖为清朝的皇室贵族，它与旧式农民战争所处的时代不同。无论从推动社会生产力方面，还是当时所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