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详情
《述善集》选注(二篇)
作者：
大元赠敦武校耐军民万户府 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并序 （元）潘迪撰朱绍侯点注 敦武校尉左翊蒙古侍卫百夫长崇喜，状其祖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府君行实，请曰：“囊在成均①，深蒙教养，获脐上舍②，积分人等，已豫会试，侯贡有期③，奈户隶蒙古兵籍，为门户计，弗获已，俯就武职。荷祖宗之积累，叠蒙思宠，一门之中，父子昆弟，成膺武爵。褒封祖考，荣及存殁，诚子孙之至愿也。然先世潜德，苟不托矩笔铭诸疏浚④，不惟无以示后人，而百世之下，亦安知余庆之所自哉。敢再拜请。”余素嘉其有志嗜学⑤，且从游久，固不敢以不敏辞。谨按府君讳间马，唐兀氏③，其父唐兀台，世居宁夏路贺兰山①，岁己未③，扈从皇嗣昆仲⑤，南收金破宋，不避艰险，宣力国家，尝为弹压四，累著功效，方议超摆，年六十余，以疾卒于营戍。其妻名九姐，年五十余卒，时府君甫十岁许，别无恒产，依所亲营次以居，即崇喜之祖也。及长成了，优于武艺，攻城野战，国打襄樊四，诸处征讨，多获功赏，然性恬退，不求进用，大事既定＠，遂来开州消阳县东，拨付草地，与民相参住，坐后置庄于草地之西北官人寨店东南，十八郎寨两堤之间，卜劳于本宅之西北，堤南道北爽暇之地，亲劳家扩，栽......
试论《述善集》的学术价值
作者：朱绍侯
《述善集》是西夏后裔唐兀崇喜（即杨崇喜）所编的一部文集。这部在民间珍藏６００余年的历史文献，共分《善俗》、《育才》、《行实｝｝３卷，卷后附有《伯颜宗道传》。全书虽然仅有５０ ０００余字，但对研究西夏后裔唐兀氏迁居淮阳后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及其汉化过程，对研究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史以及相关的其他历史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仅就管见所及，分述于下。 一保存了西夏一支邀民的完鳖历史资料 唐兀氏本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异称。王国维在《拨鞍考》一文中说：“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①按唐古即唐兀，亦即党项。《新元史·氏族表》：“唐兀者故西夏国，自赵元吴据河西与宋、金相峙者二百余年，元太祖始平其地，称其部众日唐兀氏。”如此说来，唐兀氏又成为蒙古人对西夏国遗民的代称。元人吴海在其所著《闻过斋》卷１《王氏家谱序Ｂ中又说，酉夏为古代羌族，李元吴据河西以为边患，“元初得天下，赐姓唐兀氏”。据此则又说明，唐兀氏是元灭西夏之后，元对西夏遗民的赐姓。以上三种说法虽不同，其实并不矛盾，实际都是对党项的异译而产生的误解，都说明唐兀氏是西夏的后裔。 １２２７年蒙古军灭西夏，唐兀人绝大多数仍......
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
作者：王彦辉
乡里政权是汉王朝派出的最基层政权组织，乡宫里吏尽管大多不是国家正式命官，但职责重大，承担着摊派摇役、征收赋税。率民为善、受理诉讼、监督户口年纪等职能。他们既是乡里政权的执掌者，又是邻里乡党的“长者”，不仅平时影响乡党舆论，而且政局动荡还能左右人心向背，构成汉王朝最基本的政权基础。伴随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演变，异军突起的豪民地主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逐渐把持了乡里政权乃至郡县右职，他们既是汉王朝对庶民百姓实现封建剥削的依靠力量，也是渔内乡里、破坏封建秩序的罪魁；既是汉政权维系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也是滋生地方分裂势力、瓦解刘氏王朝的掘墓人。 豪民在两汉书中或称豪富民、豪强、豪右、豪大家、大姓、著姓、强宗等，后避唐讳亦称家人。豪民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封建私有制经济的不断深化而形成的一个新生社会阶层。其本质特征有三：一是“无寻尺之禄”①，即司马迁所谓“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的“素封”①，仲长统形象地喻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②。即不享有赋税援役优免特权的非身份地主。......
从《帝鉴图说》看16世纪末的中国帝政
作者：牛建强,汪维真
《帝鉴图说》是１６世纪７０年代内阁首辅（或称元辅）张居正率领一干学问讲臣为小皇帝朱翊钧（即明神宗）编纂的帝王教材。书中国、说结合，绘编出一轴帝王历史长卷，用作皇帝的借镜。该书虽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历史故事缀合而成，然却寓含了所有传统的儒家理念体系和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所以，每则故事文字的丰富或简单、内容的实有或虚构都显得无关紧要，而唯有其中所贯串的用以“塑造”皇帝的封建传统政治理念才是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的。下面我们试图以《帝鉴国说》为中心来探求１６世纪末的中国帝王政治面貌。 一人们对小皇帝教育问题的普遍关切 隆庆六年（１５７２）五月二十六日，年仅３６岁的明穆宗去世。六月初十日，年方十岁的小皇帝朱诩钧登基。这时，小皇帝的年龄还小，性格尚未形成，正处于接受例行的传统帝王教育的阶段。当时，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和其他官员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迫切和重要。 在小皇帝即位后刚五天的六月十五日，都察院广西道御史胡浮上疏，希望小皇帝“时临便殿，召二三辅臣以资启沃”，而侍讲诸臣也应对其严格要求，时时“令其执经诵说，一如出阁之日”，这样才能“圣学日进，庶足开太平之治”①。十九日，朱诩......
中国古代戏曲音乐的历史流变
作者：张纯
中国古代从宫廷到民间的诗、歌、乐、舞，无不为戏曲艺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汉、隋、唐、宋初的音乐、歌舞、诗词很发达，却迟迟未能产生完整的戏曲文化。大约到了十二世纪的末期，才算有了戏曲的雏形。宋代的诸宫调说唱艺术逐步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转化，向人物表演方面过渡，进而向戏剧化方面发展。直到金、元杂剧（北杂剧）的出现，才算诞生了较为完整的戏曲形式。 所谓戏曲音乐，即指唱、念、做、打依靠音乐将其综合、统一于舞台之上。戏曲音乐的主体是声腔艺术，而戏曲声腔艺术，则萌芽于金、元时期的北曲与南戏。 一北曲的形成与发展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说：“先君尝言：宣和末客京师，街巷鄙人多歌着曲，名日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中原音韵》说：“且如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虽字有外讹，不伤于音律者，不为害也。”①这都说明，不管是汉族民歌，还是少数民族民歌，都为北曲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曲调来源，而且有些已锤炼成了北曲的曲牌。 北曲的形成与发展，同诸宫调与院本戏的结合密切相关。《霸王诸宫调》就是诸宫调和宋金杂剧相结合的主要......
论广告的起源问题
作者：杨海军
广告的起源问题，是广告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历史广告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区分“商品广告”和“社会广告”的不同含义，依据“广义广告”和“狭义广告”的不同概念，结合对广告发展、演变规律的探讨，对这一问题做出初步回答。 关于广告起和问回的两种基本观点 目前，国内广告界对广告起源问题有两种代表性的看法。 第一种基本观点认为：广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出现的。① 这种观点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在部落与部落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剩余产品的交换。为了把交换的产品交换出去，交换者或发出啥喊声以引起别人注意，或把产品带到交换场所进行展示或陈列。随着产品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交换的日益频繁，原始形态的广告──口头广告和陈列广告也就产生了。 这种观点把广告产生的时间定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把广告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显然是把广告作为一种促销手段来看待的，这里所提到的广告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商品广告”。但我们也知道，广告的促销功能是其主要功能之一，但不是惟一功能，现实......
晚清无业游民与政府救助行为
作者：彭南生
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传统产业模式逐步瓦解，原来在自然经济结构中隐蔽起来的那部分隐性失业人口日益显性化，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影响到封建统治的稳定。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采取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救济政策的措施，实行以教代养、教养兼施，解决了一部分失业人口的再就业问题，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本文拟就此略作铺陈，请学界先达指教。 晚清无业游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结构性失业。在传统产业模式，即农业与小手工业在家庭内部牢固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下，中国农村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那么，晚清时期究竟有多少隐性失业人口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考察近代农民的劳动生产力，即在劳动力充分使用的条件下，一个农民耕种多少土地才能达到理想的产出，超过这个数量或增加劳动力都不会影响农业生产水平。从历史上的记载看，中国近代农民的劳动生产力因不同的自然条件而产生较大的差异，北方旱地较多，农民从事粗放式种植，南方多水田，集约化经营占主导地位，“北方一人的耕作面积，普通为２０亩，最大为４０亩”①。在东北的黑龙江垦区，“壮健单夫治二、三......
南京临时参议院立法活动的若干考察
作者：李学智
立法，是南京临时参议院（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８日至４月６日）最重要的职权和最主要的活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陆时约法》）第１６条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①；在《临时约法》第１９条所规定的参议院的多项职权中，第一项即为一议决一切法律案”民参议院正式成立之日，孙中山亲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前往祝贺，称其ｙ所议者国家无穷之基，所创者亘古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祸”③，表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南京临时参议院立法工作的特殊重视。南京临时参议院在其存在的７１天中，进行了积极的立法工作，成果卓著。 一立法活动的现则、程序及出行情况 规定南京临时参议院立法活动规则、程序的最主要的文件是《参议院议事细则》。临时参议院在１月２８日正式建立后，为使议事活动有所遵循，即停止了其他一些议事日程，抓紧制定《参议院议事细则》，并于２月２日议决施行。此外，们临时约法》和《参议院法》中对参议院立法活动的规则、程序，也做了一些规定。下面的考察即以这些文件为依据。 法律案的提出。 关于法律案的提出， （临时约法 ｝）第 ３８条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抗敌思想研究
作者：李少兵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歹始则错认事件为“局部冲突”，仍幻想以妥协退让来解决，草率下令“不抵抗”；继而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无胜利信心，希图保存实力依靠“国联”解决问题而迅速撤退，致使东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的凶焰大张，逐步步紧逼。中华民族日益危机，抗日救国渐成时代潮流。关注时事、深具爱国心的佛界有识之士很快行动起来①，主张“国联”应对日本“加以有力之裁制，以绝人类之乱源”②；呼吁“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③；强调佛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抨击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佛教联合会、佛教青年理事会的佛徒“只知有日本的国家，而不知有世界的全人类”，“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①。并公开宣传中国需要“武化”，以战争来收复失地；为此有必要强化一切组织和活动，统一政治，统制经济，一般的民众生活也要军事化纪律化，使整个国家像水泥钢筋那样结实耐久，以迎击日本的侵略。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佛界人士一方面在行动上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分赴战地服务，组团到东南亚揭露日人欺骗宣传，布施募款劳军，甚至从军，参加地下工作或游击队，冒着生......
张自忠与临沂战役
作者：王冠卿
１９３８年春，在鲁东南的临沂城及周围地区，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场血战，是为临沂战役。这次战役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也是台儿庄会战的外围战。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下，号称“铁军”的日本板垣师团一败涂地，其主要兵力被迟滞于临沂防线，从而为台儿庄会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石。指挥台儿庄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临沂大捷的意义作了如下评价：“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矾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矾谷师团孤军深人，为我围歼的契机。”①蒋介石通电嘉奖参战部队，称临沂之战为“开抗战胜利之先河，振国军之士气”②。 在临沂战役的前期和中期，张自忠奉第五战区命令，率第５９军两次驰援临沂战场，与守卫临沂的庞炳勋第４０军密切协同作战。作为主力部队的第５９军广大官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日军浴血苦战，数次击溃板垣师团，两次扭转临沂战局。李宗仁称赞道：“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５９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ｏ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日本侵略军相继攻陷南京、济南。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华中与华北战场，日军大本营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
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分析
作者：朱金瑞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处理来自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因素，曾经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不同革命阶段的需要，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从“鼓励论”、“节制论”、“绝种论”，到“再搞论”、“绝种论”，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今天，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制成分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分析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思想变化的历程，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三大改道以前： 从“鼓励”到“利用”加“限制” 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的主体，但它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自党成立以后都比较关注这一问题，但在一个时期内对其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一是陈独秀提出的“二次革命论”，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加人一个资产阶级掌权的时代，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一是王明主张的“毕其功于一役”，即民主革命反帝反封的任务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任......
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
作者：潘迎华
１９世纪，英国的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为妇女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向社会，赢得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妇女借助文明进步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争取自身权利，不仅为２０世纪妇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推动了英国政治变革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就法律与道德规范而言，在工业化以前，英国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当时有人描写的那样：“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锅台。男人佩刀剑，女人掌针线。男人有头脑，女人有心地。男人发号令，女人愿听命。”①她们在家服从父兄，出嫁依附于丈夫，丈夫既是主宰者又是保护人。所以，妇女完全没有财产权、订立契约权和离婚权。勃兰克斯顿有句名言：“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丈夫。”因此，妇女的生活中心就是男人与家庭，“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密且愉悦”①。工业化开始之后，激烈的社会竟争使中上层阶级认为，工作是社会上的竞争和拚搏，而家庭是一个罪恶、丑陋和致命性竞争的避难所，也是一座围着墙壁的花园。女性是营造与维护这一美好环境的天使。妇女的主要责任是管理家政、相夫教子。但是，１９世纪的......
杜波依斯对解决美国黑人问题道路的探索
作者：张聚国
杜波依斯是美国黑人运动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都在努力探索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道路。他对美国社会的积弊──种族歧视有着精辟的论述和深刻的剖析。研究他的思想和活动不仅对于了解他本人的品格、贡献、黑人运动的发展轨迹，而且对于了解美国黑人问题的历史演变及其症结所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杜波依斯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策略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美国黑人问题自身特点的变化以及他本人对黑人问题认识的加深，他对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思路也相应作出调整，因此他的思想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一解决黑人间同的初步尝试（１８９４—１９０２） １８９４—１９０２年是杜波依斯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初步尝试阶段。刚刚跨出校门的杜波依斯带着解救黑人民族出水火的强烈使命感和振兴黑人民族的雄心壮志，从欧洲留学归来。他希望能利用他所学的知识使白人不再受偏见的羁绊，使黑人能获得真正的平等。 身处其中的杜波依斯对于当时黑人民族的恶劣处境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识。１９００年之前，美国９０％的黑人生活在南部。因此，可以说，１９００年之前的美国黑人问题主要是一个南方问题。对于美国白人来说，１９......
试论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作者：孙君健
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０日，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十分热望将中美关系推进一个新的十年。然而，在他执政的四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动：“冷战”结束，两极世界格局瓦解，中美两国内部的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布什政府开始全面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调整极大地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继续调整确定了基调，奠定了基础。因此，研究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出过泪 纵观布什政府四年中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其调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８９年１月布什政府上台至１９８９年６月北京“六四”事件之前。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一方面继承了里根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调整。 里根政府当政时期，中美双方在 １９８２年《八一七公报》签订后达成共识，即把美中关系中 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原则当作两国关系的基础。待里根政府任期届满之时，中美关系经过十年的发展，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已形成了友好合作的发展趋势，双方都有愿望把两国关系向......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作者：周国栋
清代学术是现代学术由以建立的基础，又构成了现代学人们重要的知识资源，亦与今天的学术息息相关。如何估价有清三百年学术史关涉重大。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部同名的讨论清学史的名著，都叫《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部是梁启超写的，一部是钱穆写的。两书的范围大体相同，但主旨、组织、内容等却大异其趣。虽然前贤们曾对二书异同有过评论，但总体而言，学界尤其是从事学术史研究者“在许多方面对清代学术的研究等还基本停留在较为初步、粗疏的，包括对梁钱二公草创之作仍顶礼膜拜的阶段”①，所以将它们作个比较仍有必要。这也许对说明近代学风的膻变，以及学术的内在转型有所助益。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后简称《学术史）｝）原是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时所编的讲义，约撰于１９２３年冬至１９２５年春之间，在作者生前，全书似未以完恢形式公开发表过①。 本书的体例渊源可以追溯到刘师培所作的《周末学术史序户。因为正是从刘师培此书开始，中国学术史上才有了以“学术史”为名的著作。此前梁启超虽然著有《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它只是以学术思潮为单位，来叙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总体脉络，是一部思想......
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
作者：王昌焕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政治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特别是自唐太宗即位后，但武修文，恢复战后创伤，出现了“贞观盛世”的繁荣景象。在物质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唐代诸帝在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同时，又无限追恋现实生活，幻想长生不死，永享天年。道教所宣扬的只要服用长生不死之丹药，就可以延年益寿、返老还童的说教，恰好符合唐代诸帝的口味。唐代清帝多笃信丹药，至死不悟。上行下效，封建士大夫及武将、宫人和平民百姓，对神仙也莫不顶礼莫拜，推崇备至。本文试图对唐代三组人群的神仙信仰作一剖析。 一皇帝的神仙信仰 最信仰神仙之说者当推某些皇帝。与历代帝王一样，唐代诸帝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唯不死难求。道教宣扬的神仙说正对其口味。皇帝的信神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炼丹上。神仙之道，以长生为本。金丹一粒就可以长生。因此，从唐太宗起，唐代皇帝就热衷于炼金丹服饵，以求长生。本来唐太宗是不信神仙的，他认为“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所诈…… 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①。为了表示不重蹈秦皇、汉武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
作者：侯建新
对于２０世纪中国农村，我前几年因做中西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接触了一批资料，结果印象和感触都很深，其中之一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上下对农村的热情关注以及各种形式的农村调查研究，现在似有必要做一扼要归纳与评述①。 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尤其是１９２５──１９３５年的１０年间，中国掀起了一股对农村社会经济颇为关注的热潮。农村问题不仅经常见诸书刊报端，而且还第一次出现了用现代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群。到农村参加调查研究或实施某种“建设”的人们，不仅有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还有政府机构和外国学者。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日形严重，出于对农村前途的关注而调查农村；二是西方的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传人中国，“秀才不出门”的传统学术作风发生变化；三是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争论的表现和反映。例如，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五四”以来关于“孔化”还是“西化”、“农化”还是“工化”争论的继续，乡村建设运动很像是中国式的“民粹运动”。又例如，陈翰签先生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为了以事实来......
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
作者：高凯
关于秦代商人满戍岭南问题，学者们从文化南播、人口迁移和统一全国的意义等角度谈得较多，但很少关注滴戍岭南的商人在商品经济领域里对秦汉、乃至秦汉以后的岭南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中所产生的特殊作用，有鉴于斯，我觉得有必要提出自己浅薄的见解。 我认为：秦始皇采取的强制商人滴戍岭南的举措，无意之中对秦汉时期的岭南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作用：它不仅使得自战国以来中原地区积淀已久的丰富的商业经济思想得以在岭南地区发扬光大，而且，也使得岭南出现了商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同时，通过这些商人广泛的商业活动，促进了岭南商业经济的萌芽，促进了西汉前期南越国的巩固，也促进了两汉时期岭南商业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形成。那么，秦代商人到底属于什么时期的商人？他们满戍岭南后，又带来了怎样的商业经济意识呢？这些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又是怎样促进秦汉时期岭南商业经济发展的呢？下面将分别论述之： 一秦代商人的商业经济意识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始皇第一次滴戍岭南的举措开始于“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年），发诸尝速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
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作者：岳庆平
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体现在众多方面：从时间方面说，不同的地域在不同时间段中的农业发展速度上有所差异；从农作物方面说，不同的地域在农作物的种类和经营方式上有所差异；从农业技术方面说，不同的地域在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上有所差异；从某一特定的郡或县的范围说，郡或县的治所周围与离郡或县的治所较远的偏僻山区在农业发展水平上有所差异。本文在论述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时，不拟面面俱到，也不拟斤斤计较，只想突出重点，择其大端，将汉代岭南地区按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依次分为东部、中部和西南部等三大地域进行论述，并由此比较和探讨这三大地域之间的基本差异。 一东部地域 东部地域主要指南海郡，这是汉代岭南地区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域，其中尤以番禹一带更为突出。这一地域的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表明其已脱离了“人耕水镇”的落后阶段和在农业生产技术的许多方面皆达到了先进水平的实物。特别是自西汉后期起，这一地域流行以陶制牛模型随葬的现象，牛的形象塑造得相当生动逼真，真实地描绘出广东人民对牛的喜爱和重视。东汉时期随葬陶牛更为普遍，几乎较大的墓都有陶牛作明器。从文献方面看，《百越先......
《集韵》与中古音韵
作者：杨雪丽
《集韵》是宋朝人修纂的一部韵书。它完成于宝元二年（另有说成书于治平四年，一般认为成书于宝元二年），即公元１０３７年，比《广韵》的问世只晚３１年。宋朝在短短的３０年中相继刊行两部大型韵书，是有其原因的。《集韵·韵例》云：“先帝时，令陈彭年、丘雍因法言旧说为刊益。景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太常丞直史馆郑戬建言：彭年、雍所定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戬与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为之典领。”（《集韵·韵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由此可见，《集韵》编纂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弥补《广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之不足。 《集韵》首先对《广韵》原来的反切切语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反切上字。《集韵》在韵例中明确规定：“凡字之翻切，旧以武代某、以亡代茫，谓之类隔，今皆用本字。”当时，轻唇音已经基本上从重唇音中分立出来，所以《广韵》中原来轻唇音与重唇音互为反切上字的情况，《集韵》就根据实际读音将其改变了过来。此外，《集韵》的作者在重新选择反切上字时还尽量顾及到声调和洪、细因素，把《广韵》中许多反切上字与被切字之间不同......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土耳其观与其联英策
作者：戴东阳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外交主张是以联英著称。以往学术界一般认为，他那联英策的提出，是缘于两个因素：一是针对当时清廷以慈禧、奕为首的统治集团对俄国的严重幻想；另一是由于英日两国武职人员，尤其是日本参谋部人员的结盟游说。很长时间里，它们一直是理解康有为外交主张的两个重要视角。然而，如果把视线从这些外部因素回到康有为自身，将会发现剖析康有为的联英策另有一个新的视角，即他的土耳其观。这是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的。 康有为的联英主张，是在胶州事件案发，德国企图瓜分中国的危局下，向清政府提议的。在三国干涉还辽后朝野上下炽烈的联俄气氛中，它最初还以与联俄相辅助的面貌出现。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当时他通过代为两位御史杨深秀和陈其璋草疏，提请联英。康有为指出：“今若北联俄矣，南更结英，上可以制德人之死命，即俄亦不敢包藏祸心，持两端以观变，矧他国而敢生觊觎乎？”（杨深秀：《请联结英国，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孔祥古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０９页） １８９８年３月，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湾，内外情势更形危迫，康有为放弃联俄一面，单提联英，向清廷明确......
张百熙“跪请”吴汝纶考析
作者：张艳
张百熙（１８４７—１９０７年），字秋，又作冶秋，湖南长沙人。清末“新政”之际任支部尚书、管学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重建工作。吴汝纶（１８４０－１９０３年），字挚甫、挚父。清桐城南乡高甸人，“桐城派”后期大师，早年辞官隐退，后主讲于河北保定莲池书院。目前史学界对流传甚广的张百熙“跪请”吴汝纶一说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有再度考辩之必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据粗略统计，载有“跪请”字样的史料主要有：吴 生编辑的《吴汝纶尺牍》及《桐城吴先生日记》，徐世昌纂录的《明清八家文抄》（下函，第８册），朱有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２辑，上册）。吴汝纶最早得知张百熙欲聘自己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是在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４日。此前，吴已至京城。“今年初三，吾以李文忠建祠，节略须查案创稿，前未办完，复来京办此事。”（《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０８页）“今年初三”指辛丑年腊月初三即公元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２日。１月１４日这天，曾任中国议会干事，后张百熙留任为京师大学堂杂务提调的汪立元前去拜会吴汝纶。吴便是从汪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吴随即当面辞谢。１月１６日，张亲自登门拜访，......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
作者：王开良
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国际确定了关于中国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即把国民党由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转变到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再进而转变为工农联盟，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一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是从１９２６年底开始逐步付诸实施的。 １９２６年底，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突飞猛进的发展，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亦日趋激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急速地向右转。帝国主义看到了统一战线的分裂，开始插手进来，干涉中国革命，企图从统一战线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策动资产阶级右派叛变，以便从内部破坏革命。共产国际觉察到了这一变化着的形势，预计到资产阶级将叛变革命，因而提出要把国民党和政府转变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和政府的任务。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力争革命的领导权，改组国民党，使之转变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