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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历史学特性的回归──历史认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
作者：邓京力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史学界迎来了“史学理论 热”。在这一热潮中，历史学一方面开始全面反省学 科自身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总结中国史学的丰厚 遗产，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诸多成果；另一方 面，纠正了思想上长期的偏差，确立了史学理论真正 独立的学科地位，奠定了其学科的基本体系。①随 即，历史认识论之为史学理论学科主要的理论范畴 倍受学术界的瞩目，它所昭示的历史学向其学科特 性回归的趋向集中体现了“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史学 的重新觉醒和“重行定向”。对此，有学者认为新时期 历史认识论问题的讨论“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 论建设”②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变革与创新，历 史认识论研究不仅为中国史学的成长注入了理论上适的活力，推动了研究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且成为 新时期完善、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长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提出与其时中西方史学的发 展状况、趋势乃至于思想上的误区、理论上的困惑均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使中国史学界直接、迅速地面对自身的痛疾，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不同方向的西方史学理论、历史哲学思潮的挑战。 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随着中国史学“......
论历史学的客观性原则
作者：雷戈
历史活动是客观的，这没什么问题。恐怕百分之百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但历史研究是否也因此而需要坚持一种客观性原则却成了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颇为关键，是因为它同时还涉及到一系列相当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同历史活动的客观性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究竟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究竟有无一个明确的限度？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同中国古代的“直书”与“实录”有什么异同？ 一客观性不等于直书 在我看来，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与历史活动的客观性不是一回事。所以，历史活动的客观性不能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直接提供根据。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肯定不是从历史活动的客观性中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来的。它必然有其自身的内在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历史学的理性基础即史学观。史学观把历史学从历史活动中区分出来，赋予其一种思想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意味着，历史学既非高于历史的一部分，也非外在于历史的一部分，而是内在于历史的一部分。所谓内在于历史的一部分，并非说，历史学比历史本身更内在，而是说，历史学只能是历史本身中最内在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
周公东征史实诠说
作者：杨朝明
调公是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周武王时期，在剪灭殷商的过程中乃至武王去世之前，他已经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但周公的历史功绩还是在成王时期。当时，周室初定，成王年幼而立，周朝的统治尚处在风雨飘摇之际。为了姬周统治的大局，周公毅然担负起辅助成王的重任，从而暂摄国政，经略天下。在稳定周朝统治的过程中，“周公东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学术界虽有人加意探讨，但尚存在许多模糊认识。《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不少人遂以为周公东征即包括救乱、克殷、践奄的整个过程而言，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且历时亦非三年。人们通常所谓的“周公东征三年”，可能仅指征伐商奄的三年而言。本文拟就此试作诠说，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一成王初立时的局势 周人自歧周兴起，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利用商朝末年商纣王统治的危机，团结“西夷诸侯”①，终于一举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商朝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它毕竟已立国数百年，殷遗势力还顽强地存在，并且时时威胁着新兴的周朝。另一方面，武王在灭商后不几年便生病而死，这对新得天下的姬周来说，形势就变得更加严......
商鞅法哲学研究
作者：曾振宇
法家是伴随成文法的颁布和法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学派。现实之法是其研究对象，论证“法治”的合理性和努力使法理“法制”化，是其奋斗之目标。商缺法哲学前承李俚、尸子而后启韩非等人。在法理上，商勒提出了“一断于法”、“刑无等级”、“轻罪重罚”等观点，并且设想人类至善至美的未来理想社会形态应是经过长期“法治”训导之后而出现的政治道德化社会。困于历史的局限，尽管它较早地具有了“以罪定刑”的成文立法形式，但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哲学相比仍有性质上的差异。因此，就其实质而言，商勒法哲学还只是一种王权阴影笼罩下的古代刑罚理论。 一“重刑主义”的立法原则 从现存文献分析，最早具有法学理论萌芽的作品是周初的《康浩｝）、《酒浩》和西周后期的《吕刑》。这些文献中关于法的理论，大抵还只限于施刑原则问题。春秋中晚期，随着社会变革运动的萌芽，社会变法实践和法之理论也逐渐发生与发展。司马子罕、子产、邓析等法家先驱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对法与法制的认识，为法家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料。但是，这时法家思想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迄至战国，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和立法运动的发展，经过李......
关于《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州吏”问题的剖析──兼论嘉禾五年改革及其效果
作者：高敏
１９９９年９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前》上册，在其《嘉禾吏民田家前解题》中说：“各种身份的受佃者通常按上述定额交纳租税，只有州吏的情况较为特殊，其二年常限熟田缴米定额常见两种情况：一、按上文所见常规之收米一升二斗缴纳……二、按亩收米五斗八升六合缴纳……以上两种情况中，第一种当为常规佃田之‘税田’，第二种称‘租田’而收米定额较低者，是对州吏的一种优惠。当时两种情况并存。”《解题》的这段话，对“州吏”的特殊情况作了扼要说明，对人们认识“州吏”的有关问题很有启迪。不足之处是，对“州吏”的有关情况，言而不详；对嘉禾四年、五年官府给予州吏的优惠之差别未能揭示。有鉴于此，特作此文，冀图从四年、五年前券的内容出发，对“州吏”的有关特征，补充予以揭示，并藉以显示嘉禾五年的改革措施，进而论述改革的效果，以求教于方家！ 一嘉禾四年吏民田家热中“州吏”租佃 官府土地和缴纳租税的状况 要弄清嘉禾四年“州吏”租佃土地与缴纳租税的状况，只有从“州吏”租佃土地和缴纳租税的蓟券人手。据我个人的不完全统计，在四年田家刘中涉及“州吏”者凡２０份券书。把这些与“州吏......
试解《吴越春秋》的“不可晓”之谜
作者：金其桢
《吴越春秋》约成书于东汉初年，是一部记述春秋末期吴越两国史事、特别是关于吴越争霸斗争的著作，历来被列为杂史。尽管史家对其有“字句间或似小说家’ｏ、“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②的评说，但由于其资料丰富，具有补充正史不足的价值，且“词颇丰蔚”，因而历来仍颇受重视，《四部备要》、《四部丛刊》、《汉魏丛书》均收有该书，成为历代学者研究吴越历史和吴越文化的重要文献。 在现存《吴越春秋》的本子中，刊刻较精的是元大德十年刊本，共十卷。卷一为《吴太伯传》、卷二为《吴王寿梦传》、卷三为《王僚使公子光传》、卷四为《阎阎内传》、卷五为《夫差内传》、卷六为《越王无余外传》、卷七为《勾践人臣外传》、卷八为《勾践归国外传》、卷九为《勾践阴谋外传》、卷十为《勾践伐吴外传》。 看了《吴越春秋》各卷的题目，人们头脑中都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同一部书中，同是记述吴越的史事，各卷却要有“传”、“内传”、“外传”之分呢？其实，这个疑问并非始于今日，而是一千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弄清原委的未解之谜，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千年悬案，历代学者曾对此屡次提出过质疑。元代进士徐天枯在其考订并作音注的大德十年......
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
作者：张全明
古代历史与现代科学都告诉我们，人类要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尤其是保护生物资源。保护生物资源，既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又是人类及其子孙后代能够维持良好的生活状态的基本条件。一般而言，生物资源不同于非生物资源，如果能够做到合理利用和妥善保护，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不断更新、长久利用下去的。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在生物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而为现代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经验与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 一家代保护植被资源的措施 宋代保护植被资源、尤其是森林资源的措施，主要有：设置管理、保护机构，进行林木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制定保护林木的法令，鼓励植树造林，不仅注重农作区的经济林与江河水道的护堤林的建设与保护，而且同样注重交通驿路的行道树栽培与边界地区的军事防御林的营造与保护；同时还十分注重营建、保护园林、苑圃，并重视森林防火与防治病虫害等。 宋初，中央王朝即设立了隶属工部的保护山泽、林木的最高机构——虞部。史载：宋代工部“掌天下城郭……山泽、苑围、河渠之政”。其所属“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山泽、苑圃、场冶......
明代河南土地丈量综述
作者：马雪芹
有明一代，河南省共进行了三次土地丈量活动：第一次是在洪武二十年前后，第二次是在嘉靖十年前后，第三次是在万历八年前后。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是在朝廷号令下，随全国统一行动，第二次是河南省的局部行动。三次丈量土地的原因各不相同，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本文拟对这几次土地丈量活动进行综合论述。 丈量土地，一般来讲都是针对土地制度和土地数量的混乱而采取的行动，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明朝初立之时，由于“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①，赋税征收无从进行。所以朱元津在即位之初，就派遣周铸等１６４人，核实浙西田亩，定其赋税。然后令户部核实天下土地数字。洪武二十年又命国子生武淳等人分别到全国各个州县，丈量土地，编制鱼鳞图册，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 河南由于元末明初残破太甚，人力稀少，开垦唯艰。在洪武二十年全国开始丈量核实天下田亩数字时，尚有很多荒地没有得到开垦，引起明朝政府的极大重视。当时朝廷“以中原田多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①。洪武二十一年后，明政府还多次将山西泽、潞等州的无田百姓迁往河南省的开封府、河南府和彰德府境内进......
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郑剑顺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长足发展，受到史学界的一贯重视，取得丰硕成果。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有所降温降调，而且提出一些贬斥、否定太平天国的观点和不适当评价的见解。笔者拟就有关的几个问题也陈述管见，以供进一步讨论，并求指教。 一洪秀全早期思想的政治性问题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者，是起义的发动者、组织者。他的早期思想是指１８３７年至１８４８年这一时期的思想。学者们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是：洪秀全何时开始有反清革命思想？他早期的宗教宣传和活动是否具有政治意义或革命意义？有学者提出，洪秀全１８３７年至１８４８年这段时期并无反清革命思想，反清革命思想是１８４８年才开始有的。他早期的拜上帝宣传（如三“原”）没有任何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想，是“纯粹的宗教宣传”。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能苟同的。 我们认为，洪秀全的反清革命思想是１８３７年第三次科举考试失败梦游天堂后萌发的，１８４３年开始确立，并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几年中他所写的宗教宣传品“三原”和所作的拜上帝宣传不能说是“纯粹的宗教宣传”，而是具有为起义而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政治意义和伪装自己、......
中国近代工业道路的历史反思
作者：刘洪英
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于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道路呈现出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近代工业道路形成的前提条件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人中国腹地，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迅速解体，给中国近代工业造成了产生和发展所必须的三个条件。 第一，商品市场的扩大。毛泽东分析指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①外国资本主义大量向中国倾销廉价商品，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促进了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及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上海、汉口、天津、青岛、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市场，上海更是集散商品数量最多的中心市场。例如，１８９０年，全国棉纱、棉布进口值为４５００多万海关两，其中汇集于上海的外洋棉纱线和棉织品总值即达３１５９．ｌ万海关两，占全国棉纱棉布进口的 ２／３。显然，中国工业产生所需要的商品市场在逐步形成和扩大。 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取得一系列特权，其机器制品潮水般地涌人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使大批......
关于宋教仁评价问题的再探讨
作者：宋月红
一对宋教仁的评价面面观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宋教仁是一位颇有争议的政治人物。首先，与之处于同一时代的人们，且不论宋教仁的政敌，即使是国民党同仁也对其无有定论，评价不一。其中，宋教仁在世时，章太炎就曾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①。在内阁制问题上，章太炎也指出：“至于建置内阁，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忠、亦伯仲于房、杜；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今其成效察然，卒为功首，犹复劳心综核，受善若虚，上宰之任，不患无人矣。总理莫宜于宋教仁。”②而胡汉民则认为：“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③宋教仁辞世后，孙中山挽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①但他在晚年对宋教仁却几多非议。１９２０年５月，孙中山认为，宋教仁虽然有政治手段，但一心想当“大官”。②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孙中山又说：“光复时有一种谬说，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说倡自热心赞助革命之官僚某君，如本党党员黄克强、宋渔父、章太炎等，咸起而和之，当时几视为天经地义。’（ ......
台湾光复后日本移民的遣返及征用
作者：褚静涛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奉令对日本移民予以遣返，其间，设法征用了一批日籍技术人员。几十万占据重要位置的日本移民的突然离去，对台湾社会的正常运作影响很大。笔者根据有关档案史料，试图理清遣返日本移民的经过，探讨征用日籍技术人员的影响。不当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对日本移民的基本方针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开罗宣言》发表后，蒋介石批准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作为收复台湾的筹备机构，任命国民党内有“日本通”之称的陈仪为主任委员①。陈仪曾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到台湾实地考察，对日本治理台湾的绩效感触颇深。他主张，收复台湾后，应考虑到台湾的特殊性，而维持其原有的运作模式，以保持台湾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②。 １９４５年３月由陈仪等人研拟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颁布，规定：“接管后之经济措施，以根绝敌人对台民之经济、维持原有生产能力、勿使停顿衰退为原则（其违法病民者除外卜…··各机关旧有人员，除敌国人民及有违法行为者外，暂予留用（技术人员尽量留用，雇员必要时亦得暂行留用），待遇以照旧为原则……敌国人民居留在台省，依照对于国内日本侨民处......
新中国为什么“一边倒”──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点
作者：李海燕,潘正祥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什么为新中国制订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外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仍然难以达成共识。对中苏关系颇有研究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辟有专门章节《一边倒：毛泽东与斯大林》，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一边倒”的政策。其中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也有某些不太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和我们不敢苟同的观点。本文就《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一边倒”的原因，根据确凿的史料，力图实事求是地、客观地予以评析，以就教于该书作者，也供海内外学者参考。 一为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而倒向苏联纯属主观臆测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由东京大学教授中岛岭雄执笔撰写的关于新中国对外关系一章中提出，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原因，除了在经济方面需要苏联援助这一“总体考虑”外，还有若干特殊因素。其中一个特殊因素就是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故要“采取亲苏路线”①。在我们中国学者看来，这种说法缺乏历史根据，是站不住脚的。 众所周知，自从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之后，毛泽东就一直在党中央发挥......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议会与王权的斗争
作者：陈祖洲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１６０３－１６４２），以国王为代表的王权与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代表的议会之间围绕着王室财政、宗教、外交等问题，由矛盾到冲突，再到决裂，呈现逐步升级之态势。本文拟对这一过程的发展原因及其实质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王室的财政问题是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工权与议会屡屡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詹姆士一世即位时继承了４０万英镑的债务，为举办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和自己的加冕礼又耗资无数，加上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严重和王室开支增加，致使王室财政陷于严重困难之中。到１６０６年，王室欠债达７３．５万英镑①。 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不同，英国君主的财源有限。王室的收人主要来自征税、王室土地和其他渠道，如出售专卖权等封建特权。相ｔＬ较而言，１６世纪下半叶起，国王从王室土地以及封建特权获得的收人的重要性下降。１５５９年，伊丽莎白女王开始统治时，这些收人仍占王室日常收人的４０％，到１７世纪３０年代初只占１４％②。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初期，王室日常收人的更大部分来自关税以及对基本消费品尤其是啤酒征收的货物税。詹姆士一世为抵消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岁人，被迫对王室财政进行改革，......
英国旧殖民体制的特征及其瓦解的原因
作者：郭家宏
从１６０７年英国在北美第一个永久殖民地的建立到１８世纪中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英国的殖民地不断扩大，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在长期的殖民过程中，英国形成了一套殖民地管理体制。美国独立，宣布了英国旧帝国的崩溃，同时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英帝国。本文将着重论述英国旧帝国的殖民统治体制的特征及其瓦解的内在原因。 一英国旧殖民体制的形成及其特征 １７—１８世纪中叶是重商主义盛行时期，重商主义成了英国的国策。重商主义特别重视母国同殖民地的贸易，要求独占殖民地作为母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及主要原料供给地；认为一旦母国控制了殖民地同母国的贸易联系，一个新的商品销售市场就产生了。整个第一英帝国就是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产生、发展、壮大的，重商主义成了旧帝国最主要的特征。 重商主义追求的是贸易与财富，因而这一时期英国对殖民地统治的特点就表现为政治上控制松弛、经济上严格限制。 英国在政治上对殖民地控制松弛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第一英帝国与其他殖民国家不同，它的殖民地不是由政府组织拓殖的，而是由私人冒险公司或个人创建的。英国建立殖民地最初的动机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而非领土扩张①。......
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有形帝国”政策(1874──1880)
作者：张红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随着欧洲各主要大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工业化的展开，英国的经济霸权开始受到挑战；同时，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人，英国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面临日益严重的高失业率和人口过剩等社会问题。为了保持英国的霸权，以迪斯雷利为首的保守党人大肆谴责自由党政府的“无形帝国”政策①，提出建立“有形帝国”的新政策；并将“有形帝国”视为提高英国国际地位的极码，冀图重塑欧洲均势操纵者的形象，抗衡正在崛起的欧洲大国。因此，１８７４年保守党政府执政以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履行建立“有形帝国”的承诺。 一重建“有形帝国”的思想渊源 重建“有形帝国”的主张最初是由迪尔克提出来的。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当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思想仍然主宰英帝国政策的时候，当戈尔德温·史密斯疾呼宗主国与殖民地分离的时候，查尔斯·温德沃思·迪尔克（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 Ｄｉｌｋｅ）＋ １８６８年发表了宣传建立“有形帝国”的作品《更大的不列颠》。 迪尔克继承了分离主义者①的某些观点，但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了建立更大的不列颠的理想，这使他成为上承自由分离主义、下启帝国重建的代表人物，被称为.....
略论杜勒斯对苏战略的早期思想背景(1919-1952)
作者：石斌
杜勒斯是本世纪最有哲学气质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美国国务卿，其对苏战略思想很系统也很复杂。至少从参加了巴黎和会时起，杜勒斯就开始关注俄国和共产主义问题。他长期订阅有关苏联的出版物，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人的研究。他反复阅读乃至出口成诵的两本书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他的《战争或和平卜书的第二章就是对《列宁主义问题》的研究心得。由于其思想言论富于哲学意昧和理论色彩，杜勒斯获得了冷战理论家、战略家的名声。有人甚至认为：“５０年代普通美国公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看法——包括它所构成的威胁和美国应该如何对之作出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杜勒斯那里得来的。”①那么，杜勒斯究竟怎样看待美国和西方在战后所面临的基本现实——东西方的冷战和他常说的所谓苏联的“挑战”，以及在此基础上美国和西方所应选择的反应方式呢？ 一“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 哲学系出身、早年受家庭影响曾立志当一名牧师的杜勒斯，对人、社会和国际体系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的看法。在讨论他的苏联观和对苏战略观之前，有必要先扼要地谈谈他在３０年代后期就已经基本形成的那套政治......
借鉴,还是抄袭──评《对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意义的探讨》
作者：任厚升
陈立旭发表在《社会主义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上的文章——《对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意义的探讨》，其主要内容是抄自李心华的《列宁“一国建成”思想新论》一文。 李文写成于１９９３年初，是李心华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后因忙于写作《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一书而没有及时投出。１９９５年，他的书出版之后，他把该文作了修改、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寄给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编辑部；八个月后没有消息，他又于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５日托人将此稿转给《东岳论丛｝）编辑部；三个月后也没有消息，他又于９月１日托人将此稿转给《齐鲁学刊》编辑部；又过了一年多时间，他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将此稿寄给了《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 这篇文章命运不好，屡投不中，但令李心华不解的是，经过他多年辛苦写成的这篇文章，竟被人不知通过哪个渠道窃走，稍加改动之后便拿出来发表了。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２日，李心华在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阅览室发现了《社会主义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刊登的作者为陈立旭的文章——《对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意义的探讨》，阅读之后，十分惊愕。陈文共２４个自然段落，......
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与特征
作者：杨升祥
城市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在我国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城市化是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地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经济要素的过程，它主要表现为城镇数量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①。目前，由联合国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将居民在２万以上的集中地区称为城市。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产生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它也必然引起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虽然，城市和城市化如同文化一样，很难定义，可谓是众说纷坛，但从历史学的视角来观察，人类所有伟大的、不朽的文化大多是在城市中产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世界历史就是人类的城市发展史。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则使大城市主宰了世界。城市作为一个具有组织能力、功能齐全、能量巨大的有机体，超越了地理、行政区域或经济单位的概念，超越了凝聚、积累、组织周边文化的被动状态，而成为融合、更新、创造新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造就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优秀人物的熔炉，....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
作者：袁洪亮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即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性改造的紧迫性、内容、方式等重要问题都做了大量扎实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建性的思想，在近代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国民性改造思潮。在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而人的改造再次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的今天，加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研究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对建国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的概述，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建国前，国内对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没有任何专门论述，只是在对康、梁、严等维新派的文化思想研究中略有涉及，但一般也归于政治思想研究的范畴内。 建国后不久，极左思潮泛滥，学术界习惯于把与国民性相关的问题归入到“教育救国”、“西学救国”等所谓改良主义思想的研究中。有人甚至认为，国民性思想是对中国人的诬蔑，是丑化中华民族，其实质是改良派对抗民主革命潮流，为清政府开脱罪责。由于这种片面、错误的看法，近代国民性思潮的研究无法得以正常开展。事实上，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国民性的研究是被列为禁区的，以至于《辞海》上都没有相应的条......
小议中国古代彩陶图案的造型艺术
作者：刘彦勇
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在创造生活用具的同时，也创造了点、线、面、方、圆等几何图案造型。这是原始人在生活基础上艺术语音的创造。那真挚、健康、淳朴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和高尚情操的熏陶，赢得了中外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民族文化的精粹。” 彩陶是发源在黄河流域的一种古老文化，彩陶工艺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纹饰为中国工艺美术图案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造型凝重，气魄浑厚，器壁上图案的线条整洁，结构严密，布置疏密相宜，适应器物形态，取得了均衡、和谐、统一的效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１９７３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个舞蹈纹彩陶盆。盆内四周画着三组舞蹈人物，每组五人，手拉手地绕盆沿形成一个圆圈。人的面向一致，每人头上各有类似现代人的发辫一条，好象是“兽尾”的装饰，真实而生动的表现了原始舞的节奏。盆内注人清水以后，舞蹈者的身姿便倒影在水中，巧妙地构成一幅池畔欢舞的场面。如果盒内的水发生晃动，倒映在水中的舞蹈者的身姿就产生了一种婆娑起舞，婀娜多姿的效果。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体现了原始社会人们的......
西学东渐与国人的心态和觉悟
作者：袁凯声
有一部风行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剧中人物有这样一段话，大约是说，如果别人用“糖衣”炮弹打他，他会把“糖衣”吃掉，把炮弹送回去。此话不无机智。我由此联想到，近代开埠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的“炮弹”飞进国门，国人的心态、觉悟，及应敷这“亘古未有之变”的办法与措施，既有吃“糖衣”的机智，又有无所适从的惶惑，颇令人思味感慨！ 把近代以来不断东渐的“西学”比作“糖衣炮弹”显然是不帖切的。对国人而言，西方的入侵，对“西学”的体认，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史过程。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评论的，最初“遭受侵略的中国人除了讲述一些海外奇谈、恐惧和灾难外，就没有什么其他记载了。总的来说，外国入侵的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耻辱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版，下卷，第１６６页）。此书作者说得过于轻松，无法从感情上体味到中国人因此而产生的心态和不甘屈辱的精神。 东渐的“西学”是随着炮舰和炮弹打来的，虽然这炮舰和炮弹也是“西学”的一部分。对于先觉者来讲，他们最先感受到“悲风骤至”，认识到可能因此而带来的巨大变化和阵痛。所以，他们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在被打之后，理智地面对挑战，解剖了解......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再认识
作者：陈海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一度成为国史和党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部分学者认为；新中国应该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共同纲领》描绘的建国蓝图，至少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去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前提下大力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积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而对于１９５３年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部分学者表示遗憾。他们认为：在商品经济很不发展、政治结构的改善很不充分的前提下匆忙向社会主义转变，使新民主主义理论开始滑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被迫中断，打破了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迟滞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不容否认，１９５３年开始的过渡的确与建国前夕及建国伊始党关于何时转向社会主义及如何转向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有所不同。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于粗糙、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弊端为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留下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过分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及集体经营方式限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计划经济的范围日益宽泛而市场日益萎缩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分割的..
邓小平的民主集中制理论
作者：贺向远
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理论的论述，内容极其丰富，寓意相当深刻。本文仅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只有弄懂弄通民主集中制的涵义，才能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什么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邓小平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５页）这是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定义新的概括和界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中共从建立、发展到今天，一直沿用了民主集中制的传统提法，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提法从理论上含糊不清，界限不明，从实践上无法正确贯彻执行。因此，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在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上，党内时续时断地出现不是离开民主讲集中，就是离开集中讲民主，不是民主不够，就是集中不够的倾向。一些人往往从个人主观需要出发，不是强调集中的权威性，就是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其结果不仅造成团结涣散，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建设受到损失，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伤害，而且在党内滋生了与党性格格不入的不良作风。如有的人打着集中的招牌，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有的人假借民主的旗号，搞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