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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五十年 总结过去,开辟未来,为建设21世纪新史学而奋斗
作者：
今年是《史学月刊》创刊５０周年，也是一个新世纪新千年的开端。在迎接新世纪新千年的同时来纪念本刊的创刊，编辑部同仁深感荣幸，并愈发意识到肩上的责任。 《史学月刊》原名《新史学通讯》，由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主办，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先生、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晓棠先生和史地系主任黄元起先生于１９５１年１月共同发起创办。１９５７年改名《史学月刊》。本刊５０年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５１年１月至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为《新史学通讯》时期。其间因１９５２年主办者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而出现短暂的停刊，共出刊６３期。《新史学通讯》时期，本刊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解放初期，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史学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新史学通讯》的创办者，都文甫、郭晓棠、黄元起都有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他们就以《新史学通讯》为阵地，肩负起了在新中国史学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庄严使命。《新史学通讯｝）的这段历史，是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的。青年学人张越同志曾撰写过《（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
实事求是 开拓创新──祝《史学月刊》创刊50周年
作者：彭明
“实事求是”一语，原出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今《辞源》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借用此语并给以新的阐发：“‘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把“实事求是”用于历史学的研究，就是要力求观点与史料的统一，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理论与实际的统一。 《史学月刊》原名《新史学通讯》，创刊于１９５１年１月；至１９５７年１月始改为今名。从《通讯》算起，至２００１年１月，正好是五十周年。 创刊伊始，正值建国之初，百废待举，在理论领域特别在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也尚待确立，学校中的普及工作尤其不能延缓。《新史学通讯》把办刊宗旨明确为“为人民服务，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特别是为中小学教师服务”，勇敢地把这一任务承担起来。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中，《〈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文，详细介绍了该刊的主要文章及其特点，指出：“在新中国建立的最初几年，《新史学通讯》很快明确了自己的办刊方向，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为中小学历史教师服务，......
祝贺《史学月刊》创刊50周年
作者：安作璋
今年是《史学月刊》创刊５０周年。该刊原名《新史学通讯》，创刊于１９５１年１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史学专业刊物之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近年来，该刊连续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所刊发的文章除被国内各类文摘报刊和人大复印资料大量摘登、转载外，还被一些外国权威杂志，如美国的《美国：历史和生活》杂志登载该刊文章的摘要和索引。其在国内外史学界所产生的广泛而良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我作为一名老的史学工作者，自《史学月刊》创刊之日起，我们之间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自然也从中受到了许多教益。我认为该刊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其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办刊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传播、运用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的传入而诞生的。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不断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诸如法西斯主义史学、封建买办史学和封建正统史学等的斗争中，逐渐成长壮大，并涌现了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
回忆《新史学通讯》
作者：朱绍侯
《史学月刊》的前身叫《新史学通讯》，是由河南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嵇文甫教授倡议，于１９５１年１月３１日创办的。它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的一家史学刊物，由当时的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黄元起教授任主编。 《新史学通讯》是在新中国诞生仅１５个月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而创办的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新型史学刊物。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中小学担任历史课的教师和一般史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非常陌生，怎样通过历史科学对学生和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历史发展规律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的教育，几乎是摸不着门径。所以《新史学通讯》的办刊宗旨非常明确，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观点，为中小学历史教师和普通史学工作者服务，解决他们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新史学通讯》的版面设计非常简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真是寒酸到不能再寒酸的程度。没有封面和封底，只在第１页上半部，印有由著名甲骨学家朱芳圃先生所题写的“新史学通讯”五字刊头（１９５５年换上郭沫若书写的刊头）。刊头下印有主编姓名及出版时间和期数，接下来就是正文。目录不在正文前，也不在正文后，而是见......
坚守立场提升品位──贺《史学月刊》50周年
作者：何晓明
在我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一份学术刊物能坚持５０年的，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称凤毛麟角了。可喜可贺的是，《史学月刊》就是中国学坛上这样卓异的刊物之一。 作为长期受惠于《史学月刊》的读者和作者，在这喜庆的日子，应该说点什么呢？我来到学校图书馆，看到的是宽宽一排饱经岁月沧桑的历年杂志，静静地立在期刊阅览室的书架上。将它们一一抽出，摩娑披览，一时间竟感怀良多。从一份省级史学分会内部交换研究心得的通讯，到在国内学术界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其间的曲折艰难，不说也罢；其间的教训经验，倒是值得仔细反刍，思量再三。我想，坚守立场，提升品位，既是《史学月刊》过去成绩的因由，更是他未来努力的目标。 先说坚守立场。 《史学月刊》必须坚守发展学术的立场。对学术刊物讲学术立场，似乎是同义反复的废话，其实不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十年来，非学术因素、力量、霸权对于学术的干扰、侵袭、钳制，不知凡几。《史学月刊》也深受其害。５０年代的“批判”、“肃清”，６０年代的“横扫”、“开火”，都曾一度占据了他的主要甚至全部版面。当然，这是刊物主事者自身力量所不能左右的时势......
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21世纪而作
作者：瞿林东
２１世纪已经到来，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和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参与新世纪的建设。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此时此刻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那就是：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这些年来，人们重视发展经济，重视科学技术，无疑是顺乎历史潮流的。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自亦应有合适的位置。这里说的合适的位置，一是指它应有的位置，二是指它实际上是否处在应有的位置之上。对于其他学科的情况，不可妄说；对于史学来说，它在社会中所应有的位置和实际所处的位置，恐怕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所以重要，一则是这个问题的性质非常重要，二则是这些年来史学被人们误解得太多、太深。这两点，不讨论清楚，其消极影响不仅仅是关系到史学的发展，还会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兹事重大，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乃旧题新议，陈述浅见，愚者千虑，或有一得，藉以祝福步人２１世纪的中国史学前程远大，为社会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一个有长久传统的重要话题 史学在社会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一个有古老传统的话题。古人虽然没有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它，但他们的所言所作，往往都表明了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意......
从历史轨迹看“以史为鉴”的得失
作者：孙家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传统史学昌盛的国度，这无疑是中华儿女可引以自豪的一份精神遗产。这份精神遗产的形成，固然与历代史学家秉笔直书的史德、“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责任感直接相关，但还有一个因素恐怕更为关键，那就是历史学的高度政治化。唐太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名言，宋神宗为《资治通鉴》钦定书名并作序褒奖的典故，堪称为最显著的例证。历史学受到社会的重视（有时甚至是利用），并非全然出自于历史学自身的学术价值，更多的是缘于统治者的青睐。历代论史者，对于重视历史的政治家往往也给以赞扬。自古及今，人们似乎都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统治者懂得“以史为鉴”，就会出现政治清明、国家昌盛的局面。所以，“以史为鉴”从来是作为一个政治褒义词而使用的。 然而，当我带着一种存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轨迹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以史为鉴”可以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效用。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以史为鉴”确曾产生过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更有责任去探讨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这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正面效用：前车之鉴，无言之师 以史为......
论汉文帝
作者：高敏
一汉文帝刘恒，作为我国历史上封建帝王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切最高统治者与剥削者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共同本质。但是，他又有区别于其他封建帝王的一面，这便是他有生活节俭、胜残去杀、与民休息和励精图治的品格特征，这就是他的个性。如果只看到前者而忽视后者，或者只看到后者而忽视前者，甚至无限夸大、拔高后者，都不能准确反映出汉文帝的形象来。 评价汉文帝，还有一个不为表面现象所蒙蔽的问题。因为从表面上看，汉文帝只是继承了惠帝、高后时期的黄老思想，推进了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实行了轻摇薄赋的传统政策，采取了一些重视农业与工商业的措施而已。以致于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既没有大兴土木的建设措施，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兴革举措，还没有兴师动众的壮烈行为，在他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好像一切都很平静，连《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载其事迹也十分简略，有的年份，甚至无事可记，给史书留下了空白年代，从而给汉文帝造成了无所作为的印象。然而，这并不是汉文帝的真实形象。他提倡的清静无为政策，为的是防止官吏扰民，藉以保证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与条件，并不是真正无所作为，更不是毫无兴革与建树......
尹湾汉墓简牍“提封”释义──兼谈汉代土地统计方法问题
作者：臧知非
尹湾汉墓简犊《集簿）｝记载了西汉末期东海郡的土地统计数，其文云“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二Ｄ……人如前，Ｄ国邑居国田竹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Ｄ回十九万百三十二… ··””‘’。”－”’论者均释简文“提封”为通共，是“都几”的声转，谓东海郡共有土地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Ｄｊ单从统计数据看，“提封”确实是指土地总数而言，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汉书·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万井”；《地理志下》记载汉平帝时全国“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简文“提封”即提封田的省文，表示土地总数。那么，为什么用“提封”或“提封田”表示土地总数？是汉代语言习惯，还是由土地统计方法所决定的专门术语？如果是由汉代的土地统计方法所决定的专门术语，其具体内容又是如何？这些迄今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笔者以为，提封是汉代土地统计方法所决定的专门术语，提封田是汉代土地统计过程中土地总数的专称，明其本意，示其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简文的理解，更有助于我们对汉代土地关系助把仅在者过去曾有过专文讨论这一问题，但刊行时槽设有苏有些问题讨论的不够清改针结合分儿再论如次，以就教于......
论荀彧
作者：孟祥才
苟或（１６２—２１２），字文若，东汉末年颖）；ｌ颖阴（今河南许昌）人。出身世家大族，父苟馄，任济南相，叔父苟爽，官至司空。他少而聪敏，被当时名士何项誉为“王佐才”。永汉元年（１８９年）举孝廉，任守宫令，后转亢父（今山东济宁南）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初平二年（１９１年），他由袁绍处归转曹操。此后二十多年间，他作为曹操幕中的主要文臣，与程公、镇孩、华部等一道，在曹操统一、治理北中国的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军事、政治斗争中立下首功。然而，在曹操稳定了在北中国的统治，以晋公爵、加九锡之议显露其代汉的征兆时，他却出人意料地投了反对票，结果被曹操逼令自杀，以五十之年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路。苟或一生，不遗余力地辅助曹操成功于前，又义无反顾地阻其代汉子后，最后白白送掉自己的性命，使到手的功名利禄化作一缕清烟随风而逝。如何解析苟或看似矛盾的行为？怎样寻绎他的心路历程？是前人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尝在前贤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辨析。 在曹操那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幕府中，苟或堪称智慧超群的一代谋主。他的知人之明，料事之神，决断之准确无误，并时之人无出其右者。 当苟或初仕京城，......
品位与职位──传统官僚等级制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作者：阎步克
一品位与职位 “分科分层”是官僚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分配权力、责任和资源的等级架构，同时也提供了官僚报酬、地位和声望的基本级差。在有些场合，官僚等级制还可能成为社会制度的骨架。各色官阶制的千差万别，都能折射出相关社会政治的不同形态和倾向。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较多聚焦于官署和职掌之上，在新近的创新寻求中，学者们又提出了“运作机制”、“政治文化”等等论题；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也是一块值得继续发掘的沃土。 汉代的禄秩等级，魏晋的九品官品，北魏孝文帝的正从上下阶和流外，梁武帝的十八班制，西魏北周的九命九秩：历代官阶看来都已一清如水了，真的还有剩义可发么？也许可能找到某种视角，得以用不尽相同的方式组织材料，从而为这个论题注人新意。但同祖先生讨论传统官僚法律特权时，曾把“官”和“职”，即“个人的一种身份”和“行政上的一种职位”区别开来［’ｊ”’‘”，这很有启发意义。循此思路，我们将揭著“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概念，它们是从“品位分类”（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ＲａｎｋＣｌａｓｓｌｆｌｃａｔｌ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和“职位......
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
作者：彭南生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开始瓦解，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清政府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资本投资机器工业的限制，民族机器工业在若干行业尤其是棉纺织、面粉等业中获得了显著发展。早期工业化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内部传统手工业的命运如何？学术界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提出了“破产说”和“依附说”，认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城乡手工业，既已无力抗拒外国商品的侵袭，只能步步退却，销路日见萎缩，也就无法逃脱破产的命运”，棉纺织手工业是遭受破产命运的典型行业，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人后代表了中国手工业的另一种命运，即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的命运。”［‘ｊ笔者认为，将中国传统工业在鸦片战争后的命运归结为“破产”和“依附”两种类型，很难全面概括近代手工业的复杂情形，在若干手工业行业中，传统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原始工业化现象，并与工业化在一个长时期内共存，构成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本文试以近代棉纺织业为例，对这......
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
作者：杨大春
中国与欧洲的正式通使，始于中梵（梵蒂冈，即罗马教廷）之间。学界对罗马教廷和明清（前清）两朝的外交史研究已相当深人，而对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史却关注不够。台湾罗光先生所著的《教廷与中国使节史》是这方面唯一的中文专著。由于此书论述从古到今，其晚清部分只注重了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李鸿章派敦约翰出使罗马之事，对在１８８６年之后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未曾涉及。本文以晚清官员关于与罗马教廷建交通使的言论和实践为主线，尽力陈述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希望能抛砖引玉，深化对中梵关系史的研究。 一１８８１年，李鸿章首次提议与罗马教廷 建交话使 １．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外交史回顾 从元朝时罗马教廷就和中国政府有了直接外交联系。清朝前期，教廷先后十次派专使来华。由于清政府禁教，嘉庆以后，双方断绝了往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会乘机恢复了在中国的活动，罗马教廷又重新开始谋求与中国的外交。１８５９年，教皇庇护九世曾训令天主教湖北代牧进京，与清政府接洽通使事宜。后因此牧病故而作罢。１８８１年，河南主教上书罗马教廷传信部，建议与中国通使／’‘”’““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天主教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
作者：魏宏运
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由于地理的特殊性及历史的原因，落后于沿海各省甚多。关于西北的开发，在近代曾有两次大举动，一是左宗棠的整治，至今西兰公路上仍有左公柳；一是抗日战争时期比较全面的开发，这方面历史遗留下来的轨迹较多。这里，仅就抗战时期农业的开发概况作一阐述。 中国的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自“丝绸之路”冷落后，就逐渐失去了昔日的繁荣。历史的变迁，到了近代，国人在谈到西北时，总是说它地广人稀、地瘠民贫、经济落后，想到的是戈壁沙滩、黄土高原、飞沙走石、狂风等；或者是战乱、灾荒、饥饿、人口逃亡等现象。谈到西北人时，也常用保守、固步自封、生活简单等字眼来描述，这就掩盖了西北所具有的优势和长处。正如范长江１９３６年所讲的：“东南人士，每谓西北荒凉，意识中似乎认为西北都是沙漠一样，想起都可怕。其实，西北沃野正多，宜于人类生活之地区甚广，只因地位不同，气候有别，它的外形表现与生活方式，和东南各省区有若干异趣处而已”Ｄ１（Ｐ４２一４３） 就人口和面积讲，酉北的确是地广人稀。以新疆为例，其面积有四川的４倍，云南的５倍，广东的７倍，湖南的８倍，而人口在......
20世纪30年代科技兴农试验:定县猪种改良
作者：陶鹤山,舒喜乐
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乡村建设运动中，有关畜牧改良的内容一直不为史学界所注意。研究平教运动和晏阳初思想的学者，认为畜牧改良与他的教育思想主题关系不大，故研究不多。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对民国时期推动中国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农作物和畜牧改良的研究寥寥无几。我们认为，晏阳初先生在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体现了他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中国农村的志向、总体构想和实践，平教会在定县所进行的农作物和畜牧改良的工作，真正体现了“五四”以后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事把近代科学技术应用于农村，用科技来改变农村落后状况的开拓精神，以现代话语来说，就是“科技下乡”、“科技兴农”。由于这一运动涉及面较宽，我们选择猪种改良这个角度，考察平教会在科技兴农方面创立的一套独特的方法及其成绩和社会经济价值。 一猪种改良的试验 （一）猪种改良之必要 养猪在中国已经有６ 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在清末至民国初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养猪业有所发展。１９１１年，全国有猪４ １２４．４万头。至 １９３４年，养猪圈存量达７ ８５３万头，为抗战前的最高水平【‘１‘”‘。从实业部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对全国牲畜产量和价值评......
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
作者：张绪山
罗马帝国自海路向东方的探索，最初以印度为目标。它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由红海出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然后人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一是经两河流域人波斯湾，出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人阿拉伯海和印度洋。 红海和波斯湾地区与印度的交通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证实，埃及通过红海与印度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２５００年，波斯湾地区与印度的交往可追溯到公元前２０００多年以前。’“””‘公元前１０世纪，埃及法老希兰（Ｈｉｒａｍ）派自己熟练的水手同以色列一犹太王国国王所罗门（约前９６０一前９３０）的水手前往印度，从那里带回金、银、珠宝、象牙、猿猴和孔雀等。””’“’。”“”－”波斯阿赫明尼德帝国时期，大流士（前５２１一前４８５）于公元前５０９年派遣一支舰队从印度河口出发，绕过阿拉伯半岛到达埃及。公元前四世纪末，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虽主要途经亚洲大陆，但他建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及其对红海两岸的控制，为希腊人在红海的航行及其与印度的交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作为一代雄主的亚历山大，自印度西返时，为加强印度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海上联系，派部将尼亚库斯（Ｎｅａｒｃｈｕｓ）考察了印度到波斯湾的海岸线，后来又雇......
16、17世纪英国政治文化中的父权主义
作者：向荣
１６、１７世纪是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中世纪分散在地方领主和自治城市手中的权力和特权开始向单一的君权过渡。与这一趋势相伴随，各种“绝对主义”思想在欧洲兴起。马基雅维里力图将君主从传统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主张君主应像狮子一样凶狠、狐狸一样狡猾，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马丁·路德从神学的角度论证君王的权柄来自上帝的委托，服从世俗统治者是臣民的“天职”；霍布斯则宣称，最高权力即绝对君权是“必要的罪恶”，是自利的个人为了避免彼此伤害做出的明智选择。但上述理论，包括霍布斯的《利维坦》对注重经验的英国人影响甚微。英国君权的扩张是以父权主义和有机体首脑论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戴维·昂德唐教授认为，这两者是１６、１７世纪英国政治文化的主潮，决定着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两者之中，父权主义的影响更大。”””‘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研究少数精英人物的政治思想，而对于普遍流行的、已形成为某种共识的政治文化却缺乏足够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１６、１７世纪英国的父权主义略述一二，以期引起学术界同仁对同类问题的重视。 历史上不少时代都出现过对秩序问题的担心，但从来没有一个......
近代托斯卡纳与法兰西的重要关系──“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有关档案研究
作者：郭华榕
人们可能对于托斯卡纳感到陌生，而比较了解法兰西。法兰西于１６世纪初基本上完成国家的统一，此后以一个完整的政治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托斯卡纳曾是一个大公国、意大利的重要国家之一，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分裂，也由于人们习惯用当代大国的概念来衡量事物，托斯卡纳的巨大历史作用往往遭到忽略①。托斯卡纳大公国与法国的关系，对于近代欧洲的确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作者利用在欧洲大学（英文ＥＵＩ，法文ＩＵＥ，位于佛罗伦萨城郊）执教一年的机会，在“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Ａｒｃｈｉｖｉｏ ｄｉ Ｓｔａｔｏ ｄｉ Ｆｉｒｅｎｚｅ）研究与本题相关的意大利文和法文档案②，提高了对于托斯卡纳的认识。欧洲历史毕竟不只是若干大国的世袭领地，在近代漫长的岁月里，大量的欧洲国家属于第二等级的行列，它们拥有相当充足的实力，在广大地域甚至欧洲或世界发挥突出的作用，但是它们难于壮大成为头等强国，有时甚至遭受欺压。我们看到，面对此种往日的实况，除了有关国家重视其本国历史外，国际史学过多关注少数大国与强国，而忽略托斯卡纳大公国这样一类国家的历史价值。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使我们有可能在弥补这一不足方面作些许尝试。本文......
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形成与撤废
作者：仇华飞
１９２８年美、英、法等国同中国签订新关税条约后不久，南京政府即要求美、英、日等国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比、意、丹、葡、西五国在同中国订立友好通商条约时，宣布有条件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提出中国必须颁布民事商法，必须订立外国侨民行使法权详细办法；称“如上述两项条件或其中一项未能在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以前履行，则各国仍继续享有领事裁判权，直至其他各国放弃此项特权时，各该国亦即同时放弃””‘””。［’‘”‘”’一’‘’‘’五国不愿单独放弃此项特权，实际上是想与美、英、法等国保持行动上的一致。 美、英两国对待领事裁判权问题的态度对于各国尤为重要。１９２７年１月，美国国务卿凯洛格（Ｆｒａｎｋ ｓ．ｘｅｌｌｏｇｇ）发表对华政策宣言时明确表示：“在中国法庭给予美国公民、权利与财产的保障下，尽快谈判解除美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等问题。”［’］”‘”’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并无明确特定对象，北京政权发发可危，南京政府成立前又发生“宁案”等一系列事件，美国无法同中国讨论放弃领事裁判权问题。而且，美国对华一贯政策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在各国继续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的情况下，美国怎肯单......
社会史学整合论
作者：张佩国
一问题之缘起一学术史考察 在中国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绵延已久，民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已是方法多元，成果甚丰，吕思勉先生《中国制度史》，潘光旦先生《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明清伶人血缘之研究》，程同祖先生《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典型的社会史著作，且很少有人能超越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的两次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及３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群体，基本上采用经济决定论的范式来构建其历史编纂学①；虽然也不乏意识形态争论的内涵，但在当时多样化的编史学模式并存格局中，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历史解释工具，像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周谷城先生《中国社会史论》等著作，应当说体现了作者很高的学术造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决定论成为主宰史坛的一元化编史学范式，“五朵金花”的盛开直接导源于这一范式的流行，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农民战争政治史模式又成为“五朵金花”中的校校者。早已为梁启超所垢病的“帝王将相家谱”、“相所书”的旧史学模式，却与这种农民战争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以“阶级斗争是推动......
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
作者：陈春声
一引言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的“导言”中，提出其研究“总的结论是，宗教明显是社会性的。宗教表现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Ｄ”’“’。涂尔干立论所针对的是他之前斯宾塞、马雷特和弗雷泽等进化论者主张的宗教起源于“泛灵崇拜”的观点。按照埃尔曼·瑟维斯的说法，“在发表过的关于宗教和社会的著作当中”，《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最能引起争论的根本性的理论著作之一”。涂尔干直接并自始至终用澳大利亚人“简单的社会制度”作为描述宗教生活的素材，并把“社会”理解为比较简单的“理想化的群体”，在随之而来的博厄斯学派等的批评中，是最受争议的问题所在“””‘’一”‘’。这一讨论对以后的研究者影响深远。 作为一篇社会史研究的作品，直接回应上述在人类学界有着深远影响的关于宗教起源和宗教生活本质的争论，并非作者写作本文时试图企及的目标。不过，通过对中国东南沿海一个社会制度相当“复杂”的地域中，长达七八百年间民间神信仰的仪式及其象征的变化过程的分析，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关于中国人的宗教......
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离村与社会变动
作者：朱汉国,王印焕
农民纷纷离开久居的村庄外出谋生，是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如何评价这一社会现象，本文拟根据所掌握的二三十代华北冀鲁豫三省农民离村的有关调查材料，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华北农民离村调查 民国时期的华北地区，农民离村现象相当普遍。据２０年代马伦、卜凯等人调查，山东沾化、直隶遵化、唐县、邯郸、盐山等５县离村率在１．８２％至８．７０％之间，总计８０个调查村庄的离村率为４．５２％’‘”””一“”。至 ３０年代，华北农民的离村比率有增无减。１９３３年，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冀鲁豫三省的农民离村情况如下： 由上表可见，冀鲁豫三省全家离村之农户数，分别占调查各县总家数的３．０％、３．８％与３．９％；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户数，分别占该省报告各县总农户之８．５％、７．９％和６．１％；即便以每家离村以一人计，有人离村的家数也占到了报告各县总农户的１０％以上。更何况，每户离村家庭的人口远不止一人。据统计，冀鲁豫三省离村农户中，其家庭人口以３——６人者居多。这种户型的离村比率，在三省离村农户中分别为５９．３％、６１．５％和５４．２％””’‘’“。如以每户４．５人计，上表......
《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
作者：黄安年
１９９４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玉圣先生的《美国历史散论》，四年后又出版了他的《学术批评丛稿》。这两部学术论集兼有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尤其是后一本着重于学术评论，两本书都贯穿了实话实说的实事求是精神。学术事业发展的基石在于探索、求实，学术批评的精髓在于惟实，学术工作者的基本德行和良知在于尊重史实、维护史实，讲真话实话，不讲假话和违心的话。杨玉圣先生的许多学术评论文章体现的正是这种实话实说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的学术批评正需要多一些实话实说、多一些实事求是、多一些求索真理。 笔者在为《美国历史散论》作的序中，有一段就其书评部分而发的议论：“在国外，书评已成为发展和繁荣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以《美国历史杂志》为例，每期发表的书评都在１５０篇左右。在我国，书评工作并没有得到史学界及国际问题研究界应有的重视。热心书评的学者并不多。书评被认为是‘得罪人’的工作，甚至不被看作是学术论文，不被视为衡量学术水准的依据。在发表的书评中，真正有质量的还不很多，有的评论则多溢美之词，个别的几乎失真，达不到真正发展和繁荣学术的目的。杨玉圣的一部分文章是书评，他力图在较高的层次上提出自......
中欧交流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作者：李霞
中欧交流不仅是直接的现实利益的交换，而且也是深层的文化观念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只有将文化因素凸现于意识和行为中，我们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从而有助于中国和欧盟之间政治、外交和经贸活动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助于日常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中国和欧盟学界的对话既应包含实践的操作层面，如就业问题、欧元等具体领域，也有必要对双方自身以及两者间关系的本质有整体性把握和认识，并揭示行为、现象中所承载的文化因素。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８日至３０日在南京举行的《中欧交流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正是这样一次有益的尝试。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欧盟研究所联合举办，属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之一。与会代表近百人，来自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中国三十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欧盟研究是一个以地域为核心的跨学科领域，因此到会的学者来自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这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特色。 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五十余篇，围绕着中欧交流中的文化因素，内容涉及中欧文化传统的特点、中欧政治外交经贸关系等方面。研讨会期间，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