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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人文类型: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视野
作者：杨国桢
２１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年代。面对发端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华民族将凭借什么样的“文化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的主流而保有自己的特性，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背负沉重传统包袱的人文环境进行适应性变迁的方向是什么？机遇和挑战并存，国际和国内有许多不同的观察和预测。创造历史源于对民族传统的历史自觉，我们对历史看得有多深，就会在现实中走得有多远。因此，时代的挑战，激发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生机。２１世纪的中国史学，势必反省传统的研究模式，省察视野的盲点和 盲区，开拓时代要求的新课题，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和新时代要求最直接相关的历史课题，是15、16世纪之交所谓“地理大发现”掀起的第一次 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为什么失去走向世界的发展机遇，逐渐落伍以至挨打?21世纪的中国是 否可能避免以往的教训和灾难重演一遍?2001年3月2日，即九届全国人大、政协四次会议召开前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署 名文章，认为：“就中国的前途而言，中国领导人有几种可能的方案可供选择。他们选择 的方向将改变整个世界。”可能的方案包括：退缩为“一个一体化程度较低的中国”；维持......
真诚的史家,真实的历史——新世纪史学的希冀和期望
作者：陈铁健
２０００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邀我写一篇对新千年祈愿的文字。我在小文开头就写了一段不大合乎时宜的话——２１世纪即将来临。抒发迎接新世纪的豪言壮语，此其时也。作为历史癖，我更想在送别从前时，多一些回眸。过去的百年，从动荡走向稳定，从落后走向进步。人们在高歌辉煌灿烂之时，切勿忘记曲折失误；在津津乐道于历史进步之时，切勿忘记冷静地 总结历史教训；尽管回忆往事，会带来一些苦涩哀痛。的确，新世纪令人兴奋，总要振奋一下，感慨一番，甚至“炒作”一阵，似乎谁也不能免俗 。然而热闹过后，又觉得日子依旧，人间并未焕然一新，人们也未能脱胎换骨。黑社会势力 愈发猖獗，贪污受贿愈演愈厉，泡沫文化依然泛滥，胡写的历史照样大有市场……。中国人 在新的世纪若要重拾信任保持真诚，还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这，并非危言耸听。北京的一张畅销的大报，在建党80周年之际，自近日起每天发表一篇著名共产党人的故事 。 号称“南陈北李”创建中共的第一号人物陈独秀被排在李大钊之后屈居第二，但能排在毛泽 东之前，已属不易。然而作者说陈独秀在建党之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 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景
作者：王子今,宋超
一 史学进步的双轨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 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 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此外，“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家提出了新史学方法的另一条发展道路，使近代史学方法论发展到发掘历史本质的唯物和辩证的 高度”，是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三”。(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253页)其实，近代中国史学大体有两种倾向或者两种风格各自集合了数量和素质都相当可观的史学 人才 ，他们都分别推出了成为史学进步之时代标志的研究成果，有些已经公认为百世不灭的学术 经典。这两种倾向或者两种风格，一种偏重于实证研究，追求历史真实的恢复，一种偏重于理论说......
过渡中的期待
作者：郭世佑
世纪之交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功效，许多实质性的历史分期研究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不过，作为时间标度，它大概可以给叙述提供便利。况且，既然如今地球村的居民都在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制造“跨世纪”的热点，而且还那么投入，那么令人“从众”，近乎万人空巷，说不定这个世纪之交就真的会比别的年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不妨拭目以待。近年来，笔者碍于几位师友的催约，曾就新世纪的史学发展流露过一些基调不高的愿望，动口过多，动手就显得太少。有些话若由前辈师长多说，那是再妥帖不过的，平庸浅陋如我者 却也置喙其中，似有犯忌之虞。承蒙《史学月刊》之邀，厕身其50周年刊庆活动之列 ，还得老生常谈，争取下不为例。刚刚逝去的20世纪堪称人类作贱自身与人的尊严得以充分展示的历史时段，也是治史者重新 认识与拷问人类自身的最佳契机。近百年的艰难历程不难提醒我们，应当重视和珍惜这个时 段中我国史学发展的每一份成就，因为它实在来之不易。烽火连绵的外侵与内战不曾使神州大地保留一张平静的书桌，治学之难可想而知 。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民族精英代表劳苦大众登高一呼，在开创中华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 开创......
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若干问题
作者：郭德宏
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而且对于其中的若干问题一直存在 着争 论。从广义上来讲，中共党史应该包括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学是中共党史这门学科中的一 个分支、一个部分；也可以把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史学统称为中共党史学，把具体的中共党史 看作中共党史学的一个分支、一个部分。从狭义上来讲，中共党史是指具体的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它包括不了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学是在具体的中共党史之上的一门学问，即指导如 何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一门学问。对于中共党史学的有关问题，在这里谈谈个人的一点看 法。一 中共党史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和主要内容关于中共党史，大家都知道它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那么中共党史学主要讲些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同时应 吸收传统史学、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切合理的东西。王仲清主编的《中 共党史学概论》一书，就认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同中 共党史这一学科的特点紧密结合，从宏观上、总体上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论20世纪科技发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
作者：陈洪澜
杰夫里·巴勒克拉夫说：“正如天文学的发展有赖于建立功率更大和效果更佳的望远镜一样 ，历史学中的新趋势是对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反应。唯有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才有可能 使历史学有所发展。”［1］(p69)而事实上，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已 远远超出研究工具及其技术方法层面，它对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客体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它帮 助研究者扩展视野，更新思想观念，提高知识素养，变革思维方式，从而获得新思维， 拓展新领域，发现新材料，引进新方法，改善科研的组织和管理，优化科研环境和劳动方式 ，提高科研的效率和质量(当然，现代科技得以高速发展，也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 文化环境的滋养和支持，这个问题将另文讨论)。本文仅就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对历史研究 的影响略陈管见，以期引起同仁的关注，并得到大家的指教。一 科技发展推动了我国“新史学”的诞生，提升了历史学 的科学性质科技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20世纪初期，以物理学革命为先导，揭开了科学革命的 序幕，自然科学由近代进入现代阶段。科技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越来 越大。科学探索、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
商代军制三论
作者：李雪山
商代军制的研究，是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由于对甲骨文的理解和研究不够深入 ，对于同一问题，学者间往往歧见迭出，莫衷一是。今以甲骨文、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为依 据，对其中的三个问题作一探讨。一 族本为军旅组织对于族的性质，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亲族组织［1］［2］，然而，通过对甲骨文的 研究 ，我们认为族本是一种军事编制。其实，在很早以前，丁山先生就提出了这一观点：“族字 从，从矢，矢所以杀敌，所以标众，其本谊为军旅的组织。”［3］(p33)但是这 一观点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申述。第一，从“族”字的本义来看。甲骨文“族”作旗下附一箭矢之形，《说文》：“族，矢锋 也，束之族族也，从从矢。”许慎的意思是族乃镞的本字，这种解释似有可商，实际上， 族字的旁，表示军队的旗帜，并作指挥之用，而矢则表示用弓箭去射杀敌人。《国语·楚 语上》有：“雍子与於军事，谓栾书曰：‘楚师可料也，在中军王族而已。’”韦昭注 ：“唐云：‘族，亲族，同姓也’。昭谓：族，部属也”，从而肯定了族为军事组织的观点 ，清人俞樾在《儿录》中说：“族者......
春秋时期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研究
作者：薛瑞泽,董红光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形 态诸方面，而且最主要的变化是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随着生产力所产生的一系列进步，社 会经济迅速发展，一些边远地区开始得到逐步开发。即使相对发达的河洛地区本文所论述的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带，西界华阴 、潼关 一线，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晋南、河南的济源、沁阳 一线的广大地区。参见薛瑞泽、许智银《河洛与河洛地区研究补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9年第2期。的偏僻之处也被纳入社会发展的主序列中来，这主要表 现在该时 期活动于河洛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被邻近的一些诸侯国所吞并，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 分。兹撰此文，对春秋时期活动于河洛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一研究，以期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发 展历史有所丰富。一 少数民族的分布春秋时期分布于河洛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以戎、狄为主的一些部落。他们进入河洛地区有 的是被迁来的，有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直接进入河洛地区，有的是因为参与诸侯国之间的争 霸而进入的，当然也有一些土著的戎、狄部落。他们大都活跃......
释“中庸”
作者：袁玉立
儒学要义是中庸，但中庸要义是何?好像在学术史上还是个未解的问题。人们多用过犹不及或允执其中概而括之，这如同用抽象的数理公式去解析社会存在及其本质一样，往往距真知甚远。问题的症结在于，这里的“中”不应当是任随人的主观意愿裁剪的社会事实，而应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即“真是”。因此，实事求是才是过犹不及或允执其中的潜台词，才是中庸本来的意蕴，才是《中庸》文本所透露的十分有价值的信息。众所周知，在学术史上，是儒学经典《中庸》最先强调“尊德性，道问学”应以“真实”为本，实诚达道。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宋朱熹注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1］而最先将“修礼乐，被服儒术”，去伪“留其真”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是汉儒笔下的《汉书》。《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可见，“中庸”和“实事求是”确有相通之处。难怪清乾嘉学派力倡“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2］(卷二十五)。乾嘉汉学中强调求是求真的......
试论曹操的自卑感
作者：宋战利
曹操文才泱泱，武略滔滔，他有“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博大心胸，有“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自信，但在其张扬性格的背后，却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恰恰是这种自卑感成就了他一生的伟业和世人称颂的文学地位。自卑感是卓越的人类的灵魂疾病。日本著名学者关计夫断言：“全然没有自卑感也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人。”［1］(p1)在曹操的心理世界中，自卑感是隐性的，优越感是外在的，本文试对其自卑感的成因和外现作一分析。一 出人头地的社会风气和由此 带来的自我发展的阻力 1.士族门阀阶层不可挑战的优越地位强烈地影响着东汉王朝的社会风气。东汉末的门阀“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充分地表现他们的优势”。［2］(p83)就经济方面言，东汉王朝极力维护豪强地主田庄的大土地所有制，“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就社会方面言，他们从官位名份上造出血统优越的传说，既不肯与庶姓通婚，亦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在政治方面，通过“察举”和“征辟”的选举制度，凭借祖先的余荫，保证他们的政治特权，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藉以干禄经世的儒家学说，“......
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特点
作者：郭娅
童蒙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周秦始，贵族家庭的儿童七八岁以后，“出就外傅”接受蒙养教育。汉唐时期，童蒙教育已基本趋于成熟，但教育对象限于贵族子弟和少数平民子弟。宋以后，在教育庶民化趋势的影响下，童蒙教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对宋代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明清乃至近代的童蒙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对宋代童蒙教育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童蒙教材的重新编纂和对童蒙教育内容的研究，很少有人从整体上来把握宋代童蒙教育的特点，使宋代童蒙教育研究呈现出片面化倾向。笔者认为，加强对宋代童蒙教育特点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宋代文化教育相对普及的原因，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宋代童蒙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中介和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环节，是怎样使高深的儒家性理精义俗化并普及于民间，变成村夫俗子、黄齿小儿口诵心传的人伦规范的。从而使我们更深切地了解宋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心态、文化心理、道德风貌和民众性情等。一 伦理道德教育与自然科学 常识教育之趋势 早在先秦时期，《周易·蒙卦》就提出，......
清代(1644—1840)中日两国贸易管理之比较
作者：胡孝德
清代前期(1644—1840)大体相当于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这一时期的两国经济贸易都受各自政府(幕府)闭关(或锁国)政策的影响而有曲折变化。清朝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实行开海政策，设立四个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作为一衣带水邻邦的日本，与清朝的贸易开始出现活跃之势，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其间清朝又颁行了禁海令［1］(卷二百七十一)，而且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只在广东一地与外国贸易。日本幕府在贞享二年(1685年)和正德五年(1715年)分别颁布、施行“贞享令”和“长崎新令”，限制对清朝的贸易。但清日贸易并未受太大影响。本文不探讨清日贸易的进出口情况及其变化，只考察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如何对贸易进行管理。一 海关的设立和海关官员的任命(一)清朝方面：设立海关，委以关差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有很重要的地位。而海关主管官员的任用也体现了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重视。一般认为，四个海关设在“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江南之云台山”［2］(卷三)，同类意见见于当代学者之观点［3］(卷五，p287)。其实，这一记载是有误的。清初学......
论学习西方运动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
作者：刘小林
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坎坷磨砺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在更高层面上以更加全面的态势，全方位思考着近代中国的问题，探索着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短短十多年间，各种社会思潮迭起，各种救国方案纷呈，各种学说广为传播，形成了自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最为活跃、最为解放、最为激荡的时代。20世纪的中国社会思潮，以其波澜壮阔的恢宏画面，展示了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富强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封建专制而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思想历程。应当说，这种气象万千的世纪景观，是中国人半个世纪学习西方不断进步的历史必然。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与学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20世纪前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阶段。在中西文化交融会通中形成的作为一个时期思想主流的各种社会思潮，既是这一变化过程的具体表征，又是这一发展阶段的生动映证。一20世纪前后，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学习的深入，首先表现为在物质层面的学习进了一大步。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依旧热情不减地学习着西方的自.....
近代国内华侨教育的政策与措施
作者：别必亮
在中国近代新式华侨学堂兴办之前，清政府和各华侨居留地政府对于华侨教育都是不闻不问的态度，听任其自然发展。从清末到民国，华侨教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国内的华侨教育政策日渐具体，尤其是民国时期，颁发了一系列的法规，拟订了许多辅助华侨教育的计划。尽管这些措施大多数只是一纸空文，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然而对于华侨教育界来说，却是很大的精神鼓舞，使得华侨教育的发展有了可资参考的依据和明确的方向，华侨教育在国内教育系统中获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一 清末的华侨教育政策措施清朝入主中原后，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封建统治者对自己的臣民出洋到海外的“蛮荒之地”去谋生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背弃祖先和故土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并严厉禁止。对移居海外的华侨根本不管其死活，更不用说给予必要的保护，“红溪惨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740年，荷兰殖民统治者野蛮地屠杀了16000多名无辜华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红溪惨案”。消息传到国内，清廷不但不加谴责，反而还恬不知耻地认为：“被害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1］(卷......
胡适与西方进化论
作者：颜德如
进化论作为从西方传人近代中国的第一思想大潮，曾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厘清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流播的过程与规律，不仅有助于认清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而且更有益于我们正确对待外来学说。本文试图通过胡适与进化论之关系这一特殊个案，既揭示进化论传播的一般形态，又展现它流传的特殊形态，进而说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演变的复杂性。 胡适受到进化论的洗礼，是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期间。他在后来的回忆性文章中用来描述进化论所造成的影响的那段文字，时常为后人引述：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 做了中学主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臂 黎在科学史和恩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 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 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 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叼，给了无 戮人一种绝大的刺檄。几年之中，这种恩想象野火一 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竟”、 “淘汰”、“天择”等等术语．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 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 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子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 竞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自杀问题的社会透视
作者：王合群
一 自杀问题的特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急剧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自杀问题则被上海市政府认为是“当前最严重之社会问题”。［1］(p76—81)通过对自杀者的分析，当时的自杀问题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 自杀人数之多，比率之高，触目惊心自杀并非是近代世界的产物，也不为上海所特有。在中国的古代就有自杀行为；自杀行为也存在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自杀的案件却一天多于一天。无论是就其数量，还是就其与人口的比率，都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国外的许多大中城市。据统计显示，自1929年至1934年，上海市每年的自杀事件均在2 000起左右徘徊，最高的1934年达2 749起，最低的1932年也有1 944起。［1］(p77—80)照此推算，在1934年每日平均不到4个小时，上海市便有一起自杀事件发生。与国内的其他城市相比，二三十年代上海市自杀人数之多，殊足惊人。据国民党中央社杭州通讯，1928年、1929年、1930年，杭州市三年期间......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作者：谢本书
抗战初期，汪精卫途经昆明出国，叛逃投敌。在他出国途经昆明之时，曾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有过较长时间的交谈，因此汪精卫的叛逃与龙云是否有关，历来说法纷纭，评价不一，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尚未完全弄清楚的一个“谜”。一 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 回忆》一文中的自我解释 要说明这个谜底，不能不注意到龙云自己的解释。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对这一事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昆明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模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深夜，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
论过渡时期我国政党关系的演变
作者：白贵一,王世勇
一 对我国政党关系的历史回顾中国政党出现于清末民初。尤其是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得各阶级、阶层的代表团体纷起组党，以在未来国会选举中取得一席之地。据统计，从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到袁世凯解散国会，政党多时达300余个，所以，当时有人称之为政党林立的时代。［1］但是，那时多数政党却不能按政党政治的法则进行活动，承历史上朋党之余绪，“争意见而不争政见”，“党私有所弊，执见有所拘，具同党神圣、异党盗贼之眼光，挟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气焰”。［2］(p22)由于没有政党政治传统和必要的社会制衡力量，在袁世凯的高压利诱下，多数政党或昙花一现消失或成为袁世凯军阀专制的御用工具。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尝试失败。1924年1月，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召开一大，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赋予三民主义以时代内容，并使之成为国民党的奋斗纲领。同时，吸纳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合力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国政党政治走向了党内合作的方式。大革命失败后，统一战线破裂，国共两党由合作转成对抗。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游离于国、共两种势力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如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人......
中世纪晚期西欧乡村工业及乡村纺织业的兴起
作者：张卫良
乡村工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其发展是建立在手工业技术、组织、管理日趋成熟的基础上的。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的意大利、尼德兰、英国、德意志、法国和西班牙等国曾先后出现了乡村工业，并且具有相当的规模。但是，由于档案材料的贫乏和可资统计数据的鲜见，中世纪晚期西欧乡村工业的发展长期以来为历史学家们所忽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许多学者才开始注意到18世纪以前的工业发展，认为前工业是产业革命发生的前提，如著名学者孟德尔斯、克里德特等人倡导以“原工业化”来考察15—18世纪的工业状况，从而衔接起18世纪的产业革命。［1］；［2］自此，西方学者们不断地扩大研究的范围，认识到中世纪晚期的乡村工业是人类社会工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旨在通过对中世纪晚期西欧乡村工业的整体考察，进而认识西欧乡村工业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一西欧乡村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手工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乡村工业在整个西欧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开始占据明显的优势。13世纪前后，乡村工业已不再被传统农业的汪洋大海所淹没，而......
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形成
作者：王宇博
一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形成可追溯到19世纪末。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发展尚处起步阶段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曲折发展进程中社会两极分化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充分暴露，使澳大利亚人感到不能重蹈覆辙。联邦总理迪金在1906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美国的效率是以“人们体质和生命的骇人牺牲作为代价换取的”，决不能使澳大利亚人“陷入这种可怜而绝望的境地”。［1］(pp.289—290)同时，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建设、形成和发展，特别是英国现代福利制度的确立和趋于福利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使不少澳大利亚人感到可通过移植这种“文明的包”，用社会调节的方式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缩小差距，避免社会分化。因此，澳政府和社会一方面致力于建立和健全劳资仲裁制度，另一方面推行不同于慈善济贫的社会福利政策。而在联邦建立前，六个殖民地责任政府已认识到需要就卫生保健和教育问题立法。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州率先实行了养老金发放制，这是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开端。1908年6月，联邦政府效仿新南威尔士的养老金制度，制定了《残废抚恤金和养老金条例》，次年7月生效。据此，在联邦养老......
美国宪法改革与人权政策
作者：李世安
美国人权政策的基础是古典政治哲学，包括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美国的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权利法案，都充满了个人主义，过分强调人民的消极权利(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忽视了人民的积极权利(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种人权政策已经不适应当代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墙上，挂有一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说的话，表明了美国人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克林顿说：“在推进人权上，要谦虚，而不是骄傲。”不论克林顿说这句话的动机是什么，这句话被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理解为：谦虚地承认美国存在的人权问题，是关心美国人权的最好方式。［1］(p.183)为了改进人权政策，美国社会曾对宪法不断进行过修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又掀起了修宪运动的高潮。在美国，人权危机往往引起社会危机，导致宪法危机。对美国修宪运动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美国人权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因此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 美国宪法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的问题美国人权传统的理论基础是英国理性主义和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英国理性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例如，英国理性主义者洛克把自己看成孤立于......
马科斯独裁下的菲律宾土地改革(1972-1986)
作者：杨卫民,祁可前
战后至今，菲律宾的土地改革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土地改革成效不显著。菲律宾有时候被认为是东盟国家中政治上最不稳定的国家，这部分是由于其农村的贫困状况和无地农民的问题造成的。［1］(p.7)本文试图从马科斯(Ferdinand E.Marcos)统治时期菲律宾政体演变与土地改革关系的角度，考察政体转换对土地改革的影响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以加深对菲律宾国家权力机制在农村中运行失效的认识，同时对农业发展这一现代化基础工程的重要性作进一步理解。一 背 景菲律宾独立后，土地分配不公是农村发展条件长期恶化的最明显的特征。但马科斯以前的政府在土改方面基本上是无力和无所作为的。菲律宾独立政权一开始就转移到地主手中。独立之初，菲律宾全国至少半数以上的土地，包括一半耕地为地主(占有20公顷以上者)所有。分成制“卡沙马”在菲律宾占优势地位。在此制度下，佃农须向地主缴纳收成的50%作地租，此外还要交纳收成的25%作为使用地主的耕具和牲畜的费用。如果地主还提供种子的话，那么佃农的所得份额便不足1/4。1952年，为了缓和菲国内矛盾，美国政府派遣了土地改革问......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
作者：王鑫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地处南北过渡地带的淮河流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各个战争间歇时期，尤其是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南北政权统治区内的商业贸易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而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南北双方间的经贸活动也以边境互市、聘访贸易等方式进行着，城市的经贸职能也有所恢复，所有这一切都为尔后隋唐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 南北政权统治区内商业活动的 波浪式恢复和发展 东汉末年，淮河流域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商业几乎停顿。曹魏统一北方后，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淮河流域的商业活动逐渐复苏。为了促进商业的发展，延康元年(220年)二月，曹丕下令降低关津之税：“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1］(卷二)曹丕代汉迁都洛阳后，河南郡成了曹魏的政治、经济中心。《傅子》记述正始时期河南郡商业繁荣情况云：“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1］(卷二一)河南郡毗邻淮河流域的西北部，其巩县以东诸县属淮河流域，彼此经济关系密切。淮河流......
清代中期婚姻缔结过程中的冲突考察
作者：王跃生
婚姻缔结最能体现婚姻的本质特征。依照一些社会学家的认识，婚姻是一种男女之间择偶的制度性的安排。婚姻既被制度化，并且是人类的一种严格的社会制度，永远和社会规范相一致。［1］婚姻缔结主要是与婚姻缔结有关的行为，它涉及到提亲、纳采、纳吉、纳征等诸种形式。而在这些行为背后，存在有很复杂的婚姻认知活动。婚姻的缔结是一种合两姓之好的举动，要完成和促就一桩使双方满意的婚姻并非简单之事。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婚姻有诸多规范和伦理规则需要恪守。但在实际生活中并非都能严格遵守。因而婚姻缔结阶段是容易产生冲突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中有不少婚姻聘娶过程中的冲突个案，对此加以分析，将使我们对传统婚姻法律和婚姻道德的影响有更具体、直观的认识，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民众的婚姻行为特征有切实的了解。一 议亲订亲中的冲突议亲是父母等家长为子女选择配偶的行为，实际是考察男女的家庭背景；订亲则在于为子女确定婚姻关系。议亲的对象要合乎礼法，否则便会受到他人的指责，甚至被干预；而一旦订亲(有婚书或下过聘礼)，在民间社会则具有准法定婚姻的效力，不能随意反悔。这是我们的一般认识。实际情形......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黑人政治力量崛起的原因
作者：陈奕平
一 黑人政治力量崛起概况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坛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黑人政治力量的迅速崛起。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 黑人选举力量的迅速壮大由于60年代一系列民权法的颁布实施、大批黑人和白人民权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以及黑人政治意识的增强，美国黑人的选举力量呈现惊人的增长势头。第一，南部各州适龄黑人选民人数和登记率大幅度上升。1964—1968年，南部黑人选民从100万增加到310万，［1］(p.279)而黑人适龄选民的登记人数也从1960年的146.3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335.7万人和1976年的414.9万人，登记率从29.1%分别增至62%和63.1%。［2］(p.514)全美黑人选民登记人数也从1970年的约六百五十万猛增到1984年的一千二百多万。［3］(p.105)第二，黑人选票及“黑人声音”极受重视。由于黑人选票对市长、议员或总统等候选人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黑人占多数的南部及黑人占很大比例的大城市，因此南部或黑人占很大比例的大城市的政客们“不得不重视和寻求黑人的选票，改变对种族问题的态度。”［4］(p.716)除了黑人占多数的选区外，在......
数字时代的历史事实建构——以电子族谱编撰为例
作者：程美宝
引 子所谓“历史事实”，是历史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在今天，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关注的重点，已经从“事实”是什么，转到所谓的“事实”如何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塑造并为人们所认知和理解。我们相信，对社会性的现实(social reality)及其意义的理解，必须通过事实的社会建构和历史建构的过程去阐释。30多年前，Peter Berger 和 Thomas Luckmann经典的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Anchor Books,1966)出版，集中讨论了社会与个人、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的辩证关系，随即成为不少社会科学家、历史家、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的立足点。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社会现实的建构与群体以及个人的身份认同的形成视为一体的两面，而身份认同以及人们对主客世界的认识，是历经各个时代透过不同媒体和机制的投射而形成的。因此，各个领域的学者，多年来俱致力于研究沟通媒体及其造成的认知方式的演变以及心理和社会后果。从口述时......
十年来太平天国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作者：檀江林
经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研究热潮以后，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研究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自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的十年间，国内出版的以太平天国为主题的学术专著２０余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对外关系等领域，学术论文有４００篇以上。笔者以学术论文为主，参照部分著作，对十年来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做一综述。太平天国与中西文化有关太平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态度，传统的观点多侧重于摧毁和否定、敌对的一面，但近年来，更多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王庆成撰文专门分析了太平天国与儒 学之间的关系，认为早年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儒学，表现为 常引用儒学经典，以论证其宗教、社会和伦理思想，在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又改变政策，禁 焚儒书，否定儒学。但杨秀清对此有强烈异议，他以“天父”之名肯定儒学经典和史书的价 值，最终使洪秀全被迫下诏删改四书五经，宣布删改后准许人民阅读，然而该项工作历十 余年而未完成，因此儒学书籍在太平天国一直处于不合法的地位。［1］崔之清、胡 臣友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们把洪秀全对儒学的态度进行细分.....
《诗经》与周代服饰文化
作者：魏思玲
《诗经》作为周代的诗歌总集，其中不少篇章涉及到周代服饰方面的内容，遗憾的是这方面 的内容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从《诗经》中的有关材料可以看出，周代服饰既是 出于实用的需要，又是与那一时代的政治观念及审美意识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被视为周 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了解周代的服饰文化，《诗经》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一 《诗经》所载周代服饰及其主要形制《诗经》所载周代服饰，从形制上看主要有：１、．衣、裳。《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裳。”毛传：“上曰衣，下曰裳。”《 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上衣与下裳相分，东方未明之时匆匆穿衣， 故把上衣下裳穿颠倒了。2、深衣。衣与裳相连属，称为深衣。《曹风·蜉蝣》：“蜉蝣掘阅，麻衣如雪。”郑笺： “麻衣，深衣，诸侯之朝朝服，朝夕则深衣也。”深衣用白布为之，《礼记·深衣》郑注： “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采者。”3、袍。袍也是在形制上不分上衣下裳的一种衣服。《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 袍。”袍是长衣，又是里面实以棉絮的，用新棉絮的曰，杂用旧絮的叫袍。袍式之短者曰 襦，作为着在里面的衬......
战国时期巴蜀音乐文化初探
作者：赵娴
一巴和蜀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两个重要诸侯国。从历史资料来看，巴和蜀最初是两个部族。巴族 最早大概起源于湖北省的西南部，后来逐渐由东往西迁徙至四川省境内，以今重庆一带为其 中 心，成为周朝南土的封国，其国君与周同为姬姓。据文献记载，巴曾与楚通婚，两国关系一 度比较密切。蜀族最早可能是氐族的一支，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从春秋到战国时期，蜀 以今成都一带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巴、蜀均曾随周武王伐纣，两国还曾在战国时期 联合伐楚。战国中期以后，巴的势力逐渐衰弱，蜀的势力则逐渐扩大。蜀、巴连年交战，直 到公元前316年，秦国出兵灭掉了巴、蜀。从考古学来看，巴与蜀的文化面貌表现出许多相同之处。目前好像还没有条件把它们严格区 分开来，因而学者习惯于“合二为一”，称其为“巴蜀文化”。虽然巴、蜀的文 化面貌具有较多的相同之处，但它们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应该具有不同的历史文 化传统，故尔反映在具体的音乐文化方面，相信也应该会有各自的一些特点。巴蜀的音乐文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理当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可是，由于 我们以往对它注意不够，这方面的研究工......
“楚声”与汉乐的历史渊源
作者：冯建志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汉代音乐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而在汉代 音乐发展过程中，作为楚国音乐文化代表的“楚声”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楚声”在汉代音乐中的特殊地位，是与汉代统治阶级重视与偏爱“楚声”分不开的，从楚汉相争时的《霸王别姬》、《四面楚歌》到刘邦建立汉王朝时的《大风歌》；从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到东汉末年少帝刘辩的《弘农王悲歌》，都受到楚声歌体、歌风 的直接影响。汉高祖刘邦的几个夫人更是通楚声、善楚舞。唐山夫人所作《汉安世房中乐》十六章皆楚声。（汉书·礼乐志）慎夫人善鼓瑟，而瑟正是楚国的乐 器。戚夫人的《舞歌》 和《舂歌》，也分别是早期四言体楚声和具有五言雏形的楚辞体民歌。高祖曾对戚夫人曰： “汝且为我作楚舞，我为汝作楚歌。”而这种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也正是楚风的原始风貌。 汉代《乐府》的建立，使我国音乐发展走向正规化，对汉代音乐空前繁荣起了重大作用。“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汉书·艺文志)汉乐府中的早期 作品《房中乐》十六章、《郊祀歌》十九章，是汉代宫廷音乐的代表。《房中乐》是汉代皇 帝用于......
谈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确立的时间
作者：郑延泽
在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的一种形 式，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但是，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形成、确立的时间目前有不少分歧。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完满召开，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正式确 立。如：萧超然主编，１９９１年２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 》第１５６—１５７页指出：“通过新政协会议，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结出了丰硕的政治果实……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地确立起来了。”任涛、吴黔生、华毅主编，１９９５年９月华文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中国统一战线教程》第1 54 页第三节、目一标题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侯少文著，1997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的政治观》第202页中指出：“ 一届政协时期，是我国政党制度正式确立的时期，也是这一制度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有的学者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形成、确立的时间，提法比较含蓄。如：朱汉国著，1995年4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作者：翁有为
葛剑雄先生在其所作的《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一文中（见《学术批评网》），谈到“文革”高潮中一位日本小商人与中 国做生意而发财的事。这位日本小商人入中国境先高呼“毛主席万岁”，谈生意先“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其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比之国 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也毫不逊色。这在中国人看来，与这位“无限热爱毛主席、坚 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友人”谈生意，自然应先算政治帐，只要对世界革命有利，少赚点钱，就是赔钱，也是值得的。读之，不禁令人感慨：如此受人之骗，何其愚也！葛文中所说的“‘文革’高潮”，其时间至迟也应在1969年之前。因为在此前后，一是红卫 兵运动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自行泯灭，二是全国局势也因各省先后建立革命委员会而实现了“全国 山河一片红”，三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九大进行了高层权力再分配，以造反和夺权为中 心的“文革”高潮期已经结束。在“文革”高潮期，中国人“左”视眼中的中国和世界是什 么样 的呢?，也就是说，中国在世界上应处于何种位置、担当何种角色呢?以今天的历史观点去考 察，显然当时的认识和看法是不够清醒......
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几个概念的区分
作者：李天章
在研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过程中，有不少同志往往容易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 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概念相混淆，从而使对现代西方经 济学的了解和研究走向误区。为了真正搞清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准确含义，区分清以上几个 概念是十分重要的。一 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古典学派基本上是同一概念。马克思首先 使用并对它们作了科学的规定。古典经济学是用来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 联系的政治经济学。它产生于１７世纪中叶，完成于１９世纪初的英国和 法国，尤其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英国得到最大发展。 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理的研究》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古典 经济学最主要的代表作。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特点，即把研究领域从流通转到生产，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 作出了科学分析。“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 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按照马克思的规定，那些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但在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