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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才能“致用”
作者：李文海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学，是一门具有重大社会功能的学科。我们的 先哲们早就强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史学应该“考论得失，穷尽变通，所以裁成 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们，更是对历 史学在鉴古知今、资政育人、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方面的作用，作了极其充分、极其透 彻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曾把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同掌握革命理论、有着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 了解一起，列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取得胜利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邓小平同 志认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则多次指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职责。”“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 未来。”历史学确实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分歧与......
“实证”观念与当代中国史学
作者：江湄
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对教条式“唯物史观”的反拨，照 应着整个时代的思想解放，史学 界曾以高张“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来树立史学的“科学性”，甚至悄然兴起一股“回到乾 嘉去”的思潮。而当80年代的理论热潮稍歇暂定，史学界再次平静而坚决地予以反弹，伴随 着“国学热”和“学术规范”的讨论，90年代的学风实现了从高谈“主义”到研究“问题” 的转移，多有学者称“实证”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今史学的主流。然而，与当代史学确定 无疑地将重心置于“实证”的同时，史学学者又借用西方历史哲学的思想资源对“实证”观 念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检讨和批判，这种检讨和批判已构成当代史学发展的一股重要动力。无疑，在当代中国史学20年的进程中，“实证”已成为一个含义复杂的主题词。它既显 示 了当代中国史学一种富有成果的确定发展方向，又折射出当代中国史学所面临的重重困境和 问题。因此，回顾和检讨“实证”观念在当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的遭遇，对于我们反省自身的 工作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获得正确的方向感，也许不无裨益吧?一 “实证”的两重涵义在西方学术史上，“实证主义史学”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于是“......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原因的现代化思考
作者：叶险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是有其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和内部的社会状况的。就其世界历史条件而言，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普遍“发展危机”及其所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纽带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被突破；十月革命后，经过短暂的动荡，俄国迅速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对与其相邻的中国 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就其内部的社会状况而言，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以及“五四 ”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近年来，学术界不 少人已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探讨，在此故不赘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 利既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里程碑，又是中国现代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奠定了 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通过从现代化的视角上对中国共产党 夺取全国胜利的“自身”原因的考察，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1921—1 949)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一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自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来，亟待中国人解决......
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解释方法─—对《马克思还原》的分析与解读
作者：刘一皋
一自19世纪末，马克思学说被渐次介绍进中国，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可以说 ，直到五四时期才开始。一大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被介 绍到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及团体开始较为系统地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备并最终 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开始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 一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和社会改造目标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即根据中国的国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使思想理论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具体发展起指导作用。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解释，往往随 现实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中的解释，既有学理上的争论，但更多地是为现实政 治需要服务，用以论证政策和方法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应该说，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解释更新 ，也是符合基本认识规律的。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在 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和解释变化，与同时期......
西汉郡国并行论
作者：汤其领
汉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的教训，剖裂疆土，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分封诸侯王，立二 等之爵，实行郡县、封国并行的地方行政体制。这一特殊的地方行政体制，影响了西汉一代 ，在西汉的政治制度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历代学者对这一地方行政体制，尤 其是对其分封同姓王这一做法，褒贬不一。笔者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汉初封国制进行 动态考察乃是正确评价汉初郡国并行这一地方行政制度的关键。在此，本人不揣卑陋，对汉 初地方行政体制粗陈一管之见，敬祈方家批评赐教。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王嬴政先后灭掉六雄，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整套高度 集 权中央的政治体制，并且在地方上“以诸侯为郡县”，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度，作为秦之 地方行政制度。其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集权力于皇帝一人，“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 于上”，［1］中央大臣及至地方官吏都不过是皇权的执行机器而已。尽管后人讲 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2］然而历史的发展“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 和 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人们头......
评汉武帝
作者：洪煜
汉武帝是西汉时期很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时间长，约有五十四年(前140年-前87年) 。在他执政时期，西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 得到空前的发展。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的业绩令后人瞩目，同时他的过失也受到后人的多 方评论。我们认为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他的功绩远远超过他的过失。汉武帝是一个历史人 物，他的所作所为都要受到当时历史的时代影响和限制，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眼光来苛求古人 ，每个个体都要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不能超越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认为 汉武帝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他加速了历史的前进步伐，从而在他统治时期，中国封建社会 形成了辉煌的“西汉盛世”。汉武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诸多首创精神和积极的治政态度， 他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一方面取决于他的个人魄力和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尽管这些改革措施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改 革本身就是一个探索过程，我们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考察汉武帝，给他一个公允的评价 。一 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措施汉武帝即位后，国家经济力量强......
论东晋清谈的积极意义
作者：王晓毅
魏晋清谈名声不佳，“清谈误国”是历代学术评价的主旋律。改革开放以来，从文化禁锢中 走出的中国学者，理解了魏晋士人的痛苦和欢乐，指出了清谈玄言对当时思想解放的巨大意 义。但是，学者们对早期清谈--正始之音和竹林之游的学术价值予以肯定，而对东晋南朝 时期的清谈，则视为追求“理中之谈”，属于高级智力游戏，因为这一时期的玄学，已无重 大的理论建树。笔者也曾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跳出狭窄的哲学理论角度，从更广阔的视 野--营造人文环境和学术转型的角度观察，清谈对东晋的社会稳定，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一永嘉之乱的战火，使洛阳化为废墟，中原地区陷入了全面动乱，北方世家大族开始了大规模 南渡，去投奔在江南已站住脚的司马睿政权，史称“永嘉南奔”，魏晋清谈风尚也随之南迁 。琅邪王氏家族的王导、王敦兄弟，不仅使当时名位尚微的司马睿在江南站住脚，对东晋王 朝的中兴，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玄风南渡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永嘉南奔”分东西两条路线：一是东路，大致相当于沿今天的津浦铁路从青、兖、徐、扬 诸州逃往建康；王导是东晋第一重臣，被誉为“江东管夷吾”，在建康(南京)主持......
北宋政治得失与政治文化
作者：王荣科
青年学者贾海涛在论述北宋政治得失时，曾尖锐地指出：“北宋文化成就越高，越显得它的 败亡不正常，这一不正常就是整个北宋文化的不正常。”“北宋军事的失败是政治失败的最 具体的表现，也是北宋文化积弊的大暴露。”［1］确实，北宋国势、武运的萎弱， 与文化的繁荣发达所形成的反差是那么的强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后人诸多的感叹与反思， 希望从这种反差的联系中寻求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然而文化是一个包容极为广泛的概念，笼统地从北宋文化的角度去考察北宋政治的得失，所 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似是而非，使人难以捉摸的。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对政治行为直接产生 影响作用的是政治文化，与北宋政治得失直接相关的是北宋政治文化。一与政治行为直接相关的政治文化，是一定政治关系作用于社会所形成的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现 象。“政治文化是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心理在极高层次上的精神升华。”［ 2］每一个较为巩固的社会政治制度，不仅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会具备与这个政 治制度相一致的政治文化。作为一个能维持较长时期的稳定统治的封建王朝，北宋社会也具 有一个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北宋开国后，以军事政变取得......
略论刘墉──兼论清中期的政治人物
作者：陈连营
刘墉在民间无疑是个最具知名度的人物，早在他在世的嘉庆初年(1796～1804)，民间已经开 始以多种文学体裁来歌颂他平反冤狱、除暴安良的事迹。当时流传在保定等地的弹词《刘公 案》就是歌颂他在任江宁知府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期间事迹的。以后又有关于刘墉事迹的多种 民间传说流行。近年来，随着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播出，聪明机智、正直勇敢、滑 稽幽默的刘罗锅形象再次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形象。但是真实的刘墉是个什么样的人 物呢?本文就几个有关问题略加探讨，以就正于学界同好。一历史上的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又号香岩、日观峰道人、石庵山人、天香室 道人、青原等，清代乾嘉年间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和诗人。他出身山东诸城望族，曾祖父刘必显字微子，为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刘 必显生有四子：刘桢、刘果、刘、刘。其中刘果字毅卿，顺治十七年(1660)进士，官至 刑部郎 中，曾为清律的编撰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刘为刘墉的祖父，字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 进士，官 至四川布政使，为清代著名的清官，曾和著名的清官张伯行、陈鹏年等并称，入......
刘铭传与近代台湾邮电
作者：陈九如
刘铭传(1836-1896)，安徽肥西人，清末著名的淮军将领。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正式建 省，清廷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在治台的7年间，以其开明的思想、大胆的实践 ，一方面巩固台防，另一方面开发台湾，加速台湾近代化建设步伐。刘铭传在台岛架电线、 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办企业、建学堂，无不倾尽全力，正如史学家连横所记：“刘铭 传在台湾造铁路以通之，行邮船以辅之，振殖产以裕之，辟财源以养之，改内政以新之，设 教育以明之。”［1］(p218)无不表现出其政治家的胆识与眼光。刘铭传在台湾的很 多改革恩泽后世，他对台湾近代邮电业所作的贡献便是最好的证明。一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通讯，中国古代早有“简书”、“烽火”、“驿站”、“邮驿”等传 递信息的记载。唐朝时，“邮驿”盛极一时，共分陆驿、水驿、水陆兼办三种，在全国各地 共设有大小邮站1639个，使朝廷紧急文书可日传300里。宋朝时铺兵传递更为神速，日递文 书 达500里以上，马不停蹄，时人记载说，每当铺兵经过时，“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 ”。因此，中国古代“置邮传命”由来已久。1683年，清政府统一管......
甲午之后清政府对外出租土地的价税政策及特点
作者：王中茂
向外商批租土地以及对批租的土地进行地价、地税决策，是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土地管理 和税务管理部门经常遇到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有关我国向外商出租土地历史的研究却 非常薄弱，特别是对甲午之后清政府向外商出租土地的地价、地税政 策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粗浅探讨，祈冀对今天向外商批租土地的 价税决策有所裨益。一 外商租地的方式、方法1894年(农历甲午年)中日战争之后，外商除继续采用永租制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租得土地外， 主要是通过论年租的方式取得土地。论年租是按照商埠规定的租地年限或根据外商自己的实 际需要进行租地的方式，也是在甲午之后新辟商埠采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租地方式。在清政府自主开辟的十数处商埠中，永租制已被取消，全部采用了论年租方式。租地的期限 一般定为30年或33年不等，如岳州城陵和济南商埠均规定“租契以三十年为期”，南宁商 埠 则规定“租契以三十三年为期”。租地满规定期限后必须换契。如欲续租，仍以原定的30年 或 33年为限。［1］(p928)待第二次租期届满后，“该地或取回，或照新定价再租，听 中国之便”。［2］(p14)在凤凰城、......
论中世纪西欧封建主义的政治结构
作者：计秋枫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封建主义制度在世界许多地区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在西 欧，封建主义政治结构确立于中世纪中期，成为此后基督教世界的一个主要标志，且其残余 痕迹一直持续到近代时期。西欧封建主义成熟和持久的特性是中外学者们都非常关注的一个 论题，但在同时，“封建主义”又是历史学中少有的几个极其模糊、极有争议的概念之一。 著名史家J.W.汤普逊曾对封建主义作过如下宽泛的定义：“封建主义同时具有多种含义 ，它既是一种政府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又是一种经济状态，还是一种政治社会哲学。 ”［1］(p.688)本文不想对宽泛的西欧封建主义做全面的考察，而将集中探究一下 作 为“政府形式”的封建主义，分析封建主义之下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国度的政治组织形态及相 关问题，从而认识在近代国际体系出现之前欧洲的政治秩序。一 封建主义政治机制的起源西欧封建主义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论题。许多学者将封建主义的萌芽追溯到古罗马帝 国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日耳曼蛮族原有的军事组织。［2］(p.218)；［3］(pp.163-183 )其中，法兰克人的扈从制度(或称亲兵制度)对封......
殖民地时期美国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作者：李剑鸣
一 美国历史的起点应当定在何时，国内外史学界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在各种美国通史或 早期 史著作中，有的以印第安人独处美洲的时期为美国的史前时代，有的以欧洲人“发现”美洲 为美国历史的第一页，有的以詹姆斯敦的建立为其真正开端，还有的则采取“模糊处理” 的办法，不从正面涉及这一问题。《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截 取1585～1775年这个 时段，叙述美国建国以前的历史。这样做并非独出机杼，只不过是出于写作的方便而从诸家 之说中撷取一种。 这个时期通常叫做“殖民地时代”。这段历史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主题。在此期间，欧洲裔和 非洲裔移 民源源不断地迁入，逐渐落脚生根，和原住民印第安人形成交往和互动，在北美大陆造成了 史无前例的巨变。这一进程虽然有不同种族和族裔的居民共同参与，但却始终为欧洲裔居民 所主导，他们的制度、技术、观念和活动，支配了这期间北美历史的走向。欧洲的政治理念 和制 度在新的环境中发育成长，为日后美国的民主实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各殖民地在自然条件 和经济 活动方面存在差异，促成了地域性的经济分工；北美和欧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发生频繁的经济 联.....
论林肯反奴隶制思想的重要思想源头
作者：刘文涛
众所周知，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虽不是废奴主义者，但的确是一位反对黑人奴 隶制的坚强战士，毕生为消除美国社会中这一最大的罪恶而竭诚努力。本文仅就林肯反奴隶 制思想的几个重要思想源头作一分析。一 林肯反奴隶制思想的主要源头是杰斐逊的民主主义思想 林肯是在劳动和读书中成长起来的。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其中 不少 书中叙述了开国先贤们反抗英国殖民压迫的战斗业绩和高尚的爱国情操--这是林肯最早接 受 的政治启蒙教育。步入政坛后，林肯又陆续读了大量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对于民主政治的 内涵 逐渐有了更深的理解。因此，虽然林肯曾经是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的崇拜者，但真正影响 他整个人生的人物是美国民主传统的奠基人托马斯·杰斐逊。林肯把杰斐逊民主看作自己政治思想的源泉。他特别推崇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认为 这个历史文件充分体现了杰斐逊的民主主义思想，它不仅是关于人们的权利的理论，“而且 是一种实行民主的工具”，是他的“基本信条”和“最有力的政治武器” 。［1］(p.102-103)在林肯眼中，《独立宣言》所阐释的重要原则，除了平等学说 、自然权......
论法国七月王朝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作者：许金华
1830-1848年七月王朝是近代法国君主立宪制历时最久、发展较高的一个时期，它作为一种 特定的政治体制和发展现象，在法国史学界颇受重视。19世纪后半叶以来，有关这方面的著 述陆续问世，并显露出几个特点 ： (一)一些著作把复辟王朝与七月王朝视为一个连续发展的君主立宪制时代，进行整体性研究 。(二)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去探讨1830年革命的根源和性质。例如，雅克·德罗兹写道：“18 30年的巴黎革命更多地体现为王朝的一种变化。”［1］(p.122)(三)对七月王朝统 治垮台的原因作各种分析。例如，保罗·蒂罗丹然认为，七月王朝的覆灭有别于复辟王朝 和第二 帝国的垮台，“是一个没有原因的结果”。［2］(卷7，p.525)法卢评价保罗·蒂罗 丹 然的说法过于粗浅，1848年二月革命“是一种与它的原因不相称的结果”。［3］(p.31 7)J.卢卡-迪布勒东在引用法卢的观点后作出自己的分析，认为缺陷在于制度的根源本身 ：利用1830年革命的人不是进行革命的人；七月的头面人物资产阶级不是七月的战斗者人民 。人民从来没有承认这种准合法状态的折衷，这就是所谓的“革命的变换......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美英伦敦宣言之争
作者：郑雪飞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4年8月3日就声明中立，8月19日他 号召美国人民 “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样做到不偏不倚”。［1］(p.265)中立的最初问题来自于同欧 洲交战双方同时进行贸易。由于国际法允许中立国有同交战各方进行贸易的权利及战时贸易 的丰厚利润，因此美国政府乐意同战时所有交战国进行贸易。一战期间中立国贸易的主要问 题是英国控制着海洋，英国对德国实行不公开宣布的海上封锁，力图阻止德国获得物资供 应。而美国为了捞取战时贸易的实惠，坚持要同两个交战集团进行“中立国”战时贸易。为 了把美国的贸易建立在有利的法律基础上，在大战初期，美同英国展开了伦敦宣言之争。一 伦敦宣言及美国支持伦敦宣言的原因伦敦宣言是指在1908年12月4日至1909年2月26日的伦敦海军会议结束时与会各国签署的海战 宣言，简称 伦敦宣言。宣言共70条，包括战时封锁(第121条)、战时违禁品(第2244条)、违反中立 的业务(第4547条)、中立捕获船的毁坏(第4854条)、改悬中立旗(第5556条)、敌性( 第5760条)、护航(第6162条)、搜查之......
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
作者：左玉河
晚清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是西方近代学术门类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传统学术门 类的分化，并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本文主要从西学“移植”和中学“ 转化”的角度，揭示晚清时期中国学术门类初建的历史内涵。一西方近代学术，大致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自然科学主要包括数、理、化、天 文、地理、地质、生理、生物学等学科，社会科学主要包括文、史、哲、政、法、经、逻辑 、社会学等学科。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主要有经学、小学、史学、算学、天文历法、舆地学及 所谓“儒家四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世之学)。中西学术之间既有相似的 学科，也有不同的学科。中国的算学、天文、舆地、史学，与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 、历史学相似，有着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的学术基础。但在西方近代学术门类中，却有许多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中没有的学科，如近代物理学、化学 、生物学、地质学、社会学等。如果没有西学的传入，仅仅靠中国传统学术自身的演变，显 然无法创化出近代意义上的这些学术门类。这些学术门类，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来 自西方，是以翻译......
评《从革命到改革》
作者：于化民
历史是在时间中运动的过程。时间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公平的，谁都无法躲在时间外面 当历史的悠闲看客；然而在一定的时段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发展却不尽相同，历史的内 容千差万别各有特点。造成这种差别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些国家和民族自身及其之间的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像走过一段路要回头看看以免前面走弯路一样，每当一个特定的时段终结 时 ，人们总是习惯地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正是人类高明的天性。20世纪，是中国 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世纪，将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当中国与世界各国共 同走过这漫长而又短暂的100年时，对中华民族的百年史进行深入、系统的反思和总结，透 过纷纭复杂的表象求索历史的规律与发展的真谛，勿庸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当今历 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王海光先生新近推出的《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以下引文只注页码)，正是朝着这个方向付出艰辛努力并取得相当成功的一部力作。 一 对20世纪的中国史作系统的回顾与总结，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研究课题。一部30多万字的 著作，全面地反映百年中国的发展历程及其丰富内容，殊......
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南大风格”
作者：刘卫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国际关系史著作。不仅有综合性通史著作大批问世，而且一向是学科发展薄弱环节的专题研究(monograph)也层出不穷，进而从整体上大大提高了中国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在这些专题著作中，时殷弘教授的《敌对与冲突的 由来-- 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版)、朱瀛泉教授的《近东危 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任东来教授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 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12月版)、蔡佳禾教授的《双重的遏制--艾森 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颇得同行的好评。把这四本著作联 系 起来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它们在选题、史料收集、观点创新、方法运用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 似。鉴于这四位学者都是从南京大学开始其学术研究生涯、且长期执教于该校(时殷弘教授 直到1998年才离开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1988年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后即来南京大学任教)， 在此不妨将这些共同的学术特点概括为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南京大学(南大)风格”。
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
作者：周宝珠
北宋以前，洛阳已有九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像东汉、曹魏、西晋、 北魏几代建都洛阳之时，作为全国城市来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阳城市极其辉煌的历史时 期。隋、唐两代，长安与洛阳是西、东两都，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谓站在 同一个制高点上，是当时全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从中国都城的发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 ，五代以前，建都在哪里，主要是在长安与洛阳两地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 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唐末战乱之后，长安、洛阳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了，其中 以长安为甚。五代伊始，朱温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代替了唐朝，把国都选择在汴州开封。 不过，开封建都在草创阶段，朱温在以开封为东都的同时，又以洛阳为西都，并长期驻跸于 此，所以洛阳仍保持着陪都的地位。至于长安，则降为雍州，变成一个地方性的城市了。后 唐之时，以洛阳为首都，虽以长安为陪都，实际上是徒有其名而已。五代中的晋、汉、周三 代，依照后梁制度，称开封、洛阳为东西两京，即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北宋继之。由 此可知，五代时期，建都在开封、洛阳两个城市之间选择，......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变动评析
作者：江沛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清朝覆亡与民国建立，既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重大变动的转折点，也为 近代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然而，旧的社会文化观念，并未随着旧体制的坍塌而消解 于无形。旧的社会文化观念与新体制运作间的交互影响，既可能迫使知识群体与市民阶层的 社会文化观念发生嬗变，也可能挤压新体制使其变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新文化 运动 ，既是近代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新体制扩张生存空间的需要，也是近代中国城市社会 文化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本文以20世纪一二十年代走在近代社会转型前列的沿海城市为考察区域，集中讨论知识群体 与市民阶层在社会价值、社会伦理、社会风俗、大众文化等问题上的认识变化，力求准确地 描述新文化运动对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转变的作用，试图从这一角度考察新文化运动的时 代意义。一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为思想观念的变革开拓出巨大空间，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得以大 行其道，然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1913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招生试卷，让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 ： 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招考生徒，应考者三......
本杰明·富兰克林与早期费城的公共社会
作者：郝克路
以往见到的有关城市公共社会的论著，大都涉及欧洲城市。在欧洲的城市中，由市民组 成的自治社团，成为城市社会与国家抗争的主要力量，并对城市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发 生了很 大的影响，进而产生了“市民社会”。然而，有关美国城市公共社会的中文论述并不多见。 本文以富兰克林在费城的社会活动轨迹为视角，来探讨美国历史上的精英人物是如何推 动一个城市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促进现代市民公共意识形成的。一富兰克林生活在开拓性的历史时代。他出生在波士顿，是第一代英国移民的后裔。与众多的清教徒一样，他从小受到英国传统式的家庭和学校教育，16岁时因不堪忍受哥哥兼师傅的束缚，只身闯荡费城，此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费城度过。在这里，他从身无分文的普通学 徒发展为美国的城市精英，成为费城公民的组织者和公共社会的开拓者。费城特定的社会环 境和条件，为他发挥自己的才干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首先，费城开放的经济和社会为移民的发展和成功提供了机会。费城靠近德拉瓦尔与斯楚河 岸，既有茂密的森林和良好的可耕地，又是南北陆路通道和大西洋入口处，因此迅速 成为北美殖民地贸易中心。良好的物质和经济条件......
汉代豪民研究论纲
作者：王彦辉
一 豪民及其在汉代社会的演变(一) 豪民的基本特征豪民从社会学上划分属于非身份性地主阶层，在类型上可大致划分为 工商豪民和乡里豪民(闾巷游侠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据仲长统在《昌言·损益篇》对豪民特 征的分析，其基本特征是：第一，豪民的身份是“民”，无封无禄，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身份。第二，豪民必为“庶人之富者”，他们在农、林、牧、副等各种经济领域发财致富，转 而购置地产，成为为富一方的大小地主。第三，豪民在社会上活动能量极大，是一些善于治 产、富甲一方，兼并役使、骄横不法的庶民地主。(二) 豪民的产生及其构成豪民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私有制经济的不 断深化而兴起的一个新生社会阶层。春秋以后，随着私有制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官府垄断 工商业体制的逐渐瓦解，各国相继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通商惠工”、“轻关易道”、“轻 关市之赋”等惠工保商政策，在客观上为私营工商业的兴起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因此，豪 民阶层 率先在流通领域脱颖而出，并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国语·晋语八》概括说：“能 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这种以财产权力支配政治权力行使的现象......
“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要
作者：李晓英
2001年4月23-26日，《史学月刊》编辑部为了纪念本刊50华诞，在古都开封举办了“2 1世 纪中国史学研讨会”。魏宏运、杨国桢、朱绍侯、高敏、瞿林东、蒋大椿、陈铁健等三十多 位 来自二十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20世纪的史学遗产和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获得了丰硕的思想成果。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是最近几年来人们较多关注的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肯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史学发展指导思想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既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取得重大成 就的根本所在，也将是21世纪中国史学健康发展、繁荣进步的基本保证。在半个多世纪的史 学发展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国际史学界一个很具特色的史学派别。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史学在迈进21世纪之后，能不能 坚持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 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能不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从而不仅在思想认识 上而且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纠正以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把对于唯物......
近二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综述
作者：张艳华,章慕荣
辛亥革命距今已经有90个春秋，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即将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学术界开展深 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近20年来，经过新时期史学工作者的 努力 ，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又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新观点，研究程度进一步深化，研究领域进一步 拓宽。本文拟就对辛亥革命研究作一分类概述，并以拙文纪念伟大的辛亥革命。一 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与革命性质(一) 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关于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这个问题的争议性比较大。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 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它的中下层。［1］林增平则认为，辛亥革命的阶级基 础，就 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2］朱英将这两种观点进行了综合，他认为，如果对“ 资产阶级 ”一词作相对广义的理解，整个资产阶级是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如果对“资产阶级”一词作相对狭义的理解，只包括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那么相对于同时期的立 宪运动来说，辛亥革命在较大程度上还缺乏这样的阶级基础。［3］(二) 辛亥革命的性质与实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与实质，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由于对“资产阶级”一词的理 .....
清代汉语研究的文化视界
作者：刘冬冰
中国古代语言学源远流长，发展到清代则从理论方法到研究成果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 境界。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的汉语研究，批判继承我国 宝贵的语言学遗产，促进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汉语研究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清代汉语研究的学术背景、学术队伍和研究方法加以探讨。一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因其统治者为满族地主阶级，而使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 盾都异常尖锐复杂。清统治者鉴于历史教训，除了利用东方封建制度的落后因素加强其政治 上的统治外，还制订了一套有利于他们统治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一方面又极力拉拢知识分子，提倡读书治经。早在康熙年间，就设“四库馆”求书，荐举山林隐逸，举 行“博学鸿词”考试，开“明史馆”以延揽社会名流。乾隆年间，则召集海内学者300余人入“四库馆”编纂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这不仅在客观上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创造了条件，也为当时的学者提供了更多的接触典籍资料、切磋学问的机会。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语言学界的领袖人物其时都荟集京城，于是，除 ......
再谈金文之“初吉”
作者：张闻玉
一年多来，我从“断代工程”简报上先后获悉李学勤先生关于“初吉”以及月相名词的解说 ，如：“吉的意义是朔。月吉(或吉月)就是朔日，因而是定点的。《诗》毛《传》暗示初吉 是定点的。”(简报第41期)“经李学勤先生指示，我们相信《武成 》、《世俘》诸篇与金文 中月相术语有不同的定义，而《武成》、《世俘》诸篇的月相采李先生的定点解读”(简报第4 4期)；“李学勤等从金文研究和文献学的角度都认为定点说难于成立”(第38期)；李先生在 《“天大■”与静方鼎》中说“月吉癸未初三日，初吉庚申初四日”(简报第62期)；“这 样的吉日多数应发生在每月的月初，但也有一部分会发生在月中或月末……李学勤、张长 寿先生在总结发言中肯定了这一点”(简报第57期)；李学勤先生金 文历谱方案：“初吉己 卯，先实朔二日。初吉壬辰，初七日。初吉辛巳，初五日。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初吉丁 亥，初三日。初吉戊申，初九日。初吉丁亥，先实朔一日。初吉庚寅，初一日。初吉庚寅( 戌)，初四日。”(简报第53期)“在本次会议上，李学勤先生放弃 了原来认为‘初吉’表 朔日为月相的观点。李学勤先生认为，初吉：有.....
从地缘政治看欧洲冷战的起源
作者：韩桂玲
讨论美、苏冷战，稍稍回顾一下双方交往的历史是必要的。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美国政府从苏俄成立伊始，就由于 各种原因而对苏俄持不友好态度，一直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努力打开美、俄友好关系 的大门，在此前十余年间双方一直处于一种不正常的互相隔绝状态之中。无论在现实还是 在 潜在的力量上，美、俄均是两个不容忽视的世界大国。它们之间的互相隔绝，以及由于各种 原因 而造成的两大国游离于世界事务之外的状态，是使旨在安排世界秩序的凡尔赛体系早早夭折 的一个重要的体制上的原因。［1］(p.57-58)；［2］(p.94)在这十余年的隔绝中 ，意识形态上的敌视是重要原因。 二战全面爆发以后，罗斯福总统清楚地认识到整个世界面临的是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挑 战；而在西方，美、苏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德国威胁。所以，他一直勾画着以美苏 合 作为基础的战后世界政治蓝图。［3］(p21-22)在他看来，美苏合作不仅是战时世界 秩序，也是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础。然而，这种合作在战时由于共同威胁的存在得以持续，而 当这种 共同威胁被击垮以后，双方之间的分歧便又.....
徐广缙与广州人民反英入城斗争
作者：陈海岭
徐广缙(1781-1858)，字仲升，河南鹿邑县人，嘉庆二十五(1082)进士，道光 二十六年(1864)擢云南巡抚，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调任广东巡抚，次年3月，前两广 总督耆英内调，擢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在徐广缙任职两广前后，广州人民正进行着反英人入城的斗争。本来，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 ，一直居住在广州城外商馆。《南京条约》中也未订有允英人入城款项。但为了便于侵略， 英国却坚持入城。深受英帝国主义杀掠之害的广州人民，同仇敌忾，坚决不许英人入城。于 是，这场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就成了鸦片战争后中英关系上的突出一环。1848年以前，两广 总督伊里布和耆英，一直执行一条敌视人民、讨好洋人的投降路线。1847年4月13日，英香 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时亲率英兵千余名，驾驶火轮船二艘，划艇三板二十余只，闯入省河 。一路“肆行无忌，间有爬上炮台，将炮眼钉塞”，［1］(p.3080)并要带兵闯入 省城。对此，耆英事前无任何警惕与防御，当敌人闯入省河时也不做任何抵抗回击，吓慌了神。他想允许英 人立即进城，但又深知广州人民力量的强大，害怕引起事变，便与英酋德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