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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影响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
作者：瞿林东
关于２１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史学界同行们已经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有的已见诸报刊。总的来看，２１世纪的中国史学将更加密切同外国史学的对话，并将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学潮流的步伐。同时，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方面，将会拿出新的成果，并发挥其主导作用与主流影响；中国史学在总结古代史学遗产方面，也将拿出新的成果，以突出自身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这个基本趋势，在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论上，在研究对象、课题确定和价值取向上，在研究手段和成果表现形式上，都会有所反映。这里，我想讲讲关于影响２１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面貌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老生常谈了，但因其十分重要，还是有不断加以强调的必要。一 百年总结与２１世纪中国史学２０世纪中国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壮丽的一段历程，尽管它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但终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怎样看待这段历程？怎样从史学思想上估量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给我们的启示？这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我认为，认识２０世纪的中国史学，重在把握大势和提出问题。把握大势，以明了其脉络；提出问题，以权衡其得失。关于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大势问题，......
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作者：时殷弘
一 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历史研究有下列三类基本目的，或者说基本功能：一是“经世致用”，二是“智识兴趣”，三是“人类自我认识”。 经世致用大概是一般的人们、甚至是许许多多历史学家谈得最多的历史研究目的。然而只需粗略地分辨一下，就可以看出有两种大不相同的经世致用。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一种是简单化类比的、机械的、甚而庸俗的，既不真正精当地辨识、探究往昔的事态及其确实的形成原因，更不足够具体地考察、分析现今的实际情况和实际趋势，而是很简单地用历史来比拟现今和未来。另一种经世致用则达到、或接近达到兰克当作根本的历史哲理来强调的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１］；[２］（ｐｐ．４—１０）即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探寻历史共性的意识，另一方面则充分尊重历史个性，同时本着一种多少是合理的怀疑论立场和开放性思维保留历史“模式”变迁的可能性，努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具体地认识活生生的现实。在前一种经世致用史学当中，除去例如“幕僚史学”、“御用史学”和“道德说教史学”之类可谓最低劣的形态，还有着比较受尊重、甚至在一段或长或短的现代历史时期里被许许多多人衷心推崇和盲目信仰的权威形态，那就是多少.....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作者：何晓明
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是最注重研究自身的特殊群体。在２０世纪末的中国，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２０年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长期束缚中国知识分子头脑的种种清规戒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破解，“自卑”和“自傲”两种极端化的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消除，知识分子有可能在较为宽松的环境里、以较为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千年之交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答，对于解答这些问题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知识分子阶层，也迫切需要进一步反省自身，明确自己的角色和职能、权利和义务，以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体现“社会良心”（余英时语），展示“人间情怀”（陈平原语），真正成为“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萨伊德语）。于是我们看到，在２０世纪的最后几年间，出现了一批以中国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它们中影响较大的有：阎步克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１］，陈明著《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２］，刘修明著《儒生与国运》[３］，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４］，赵园......
评《抗美援朝战争史》
作者：杨奎松
４０多年来，有关朝鲜战争史的研究，在美、韩、日，以及在中国，都深受重视。尤其是各国军事研究部门，对此项研究更是不遗余力。已知美、韩、日都有大部头多卷本朝鲜战史研究专著，并有相当多的专文具体讨论分析战役战例。不过，与中国的情况不同，西方国家中从事外交史、政治史和战争史研究的众多普通学者，对这场战争的起源及其国际背景，对于它对相关各国内外政策，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的影响等问题，都进行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在中国大陆，虽然迄今几乎没有朝鲜战争史的研究专著问世，但十几年来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即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角度考察这场战争主要进程的著作，也同样数量可观。引人注目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它们基本上都是，真正由学术界发表的成果少之又少，有也通常只是讨论当时条件下的中美关系。这固然与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战争研究上具有专业特长有关，却也得益于他们在资料上占有近水楼台之便。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成绩，可以从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回忆史料和档案文献资料的数量中得到证明。但是，过去的研究工作中也还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足。第一是历史档案资料保存有限，一些关......
欧洲整体的历史与整体的阐述——评《欧洲的分与合》
作者：高暖
根据以往众多欧洲史著述的描述，人们知道，持戈相向、分裂对抗乃是欧洲千载历史发展的主流，因而，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仅仅相隔二十五年，不甚惊讶。然而，根据这些著述的描述，人们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推断、想像出欧洲的历史会在当代出现转折、欧洲局面发生巨变：不仅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未爆发，而且五十多年来法德合作、德苏之间无战争、西欧联合、东西欧和平共存而长期相对安定。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居然出现了联合统一的大趋势，“欧洲联盟”已开始作为世界大格局中的一极，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当代欧洲巨变，究竟是出于历史的偶然，还是出于历史的必然，就成了世界史学界应予解决的课题。１９９９年６月出版、北京大学历史系郭华榕、徐天新教授主编的《欧洲的分与合》一书，解决了这一课题，论证了当代欧洲巨变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的千载分裂对抗与当代联合统一，均是欧洲整体性的问题。因此，以往众多欧洲史著述不能对当代欧洲巨变提供合理的推断，而《欧洲的分与合》能够揭示当代欧洲巨变的必然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是否能从欧洲整体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解释欧洲整体性的问题。以往众多的欧洲史著述，只描述......
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
作者：周骋
有关楚国在西周初年的始封地，尤其是楚都丹阳的争议颇多。现在稍占优势的观点是楚初建国于丹淅之交，即今河南淅川。由于此地与周初史迹不甚弥合，与后来楚之国势发展殊为悬隔，使之不能得到确定。按《左传·昭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说法，周楚之间的关系似一度相当不错。但类似陈述与楚突然在南方发展的事实严重冲突，也与目前的研究结论无法调和。因此，楚研究始终存在着源头不可解的困扰。其实，根据有关西周早期的历史记载，似可隐约辨认出楚初封之地望及其迁移原因。现试解如下。一 楚之领地及初封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童书业先生举甲骨卜辞有“扫楚”字眼为证，表明楚民族在商代就以“楚”称著于世。[１］周代以前，楚系分布极广，今在山东、河南东部等地都发现楚族繁衍的迹象。所以司马迁论楚先世称“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２］（楚世家）正说明了楚系散处各地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一点极其重要，有了这种认识，或可避免非定楚于某地不可的拘泥。“鬻熊子事文王”[２］（楚世家）一事提示，在周原不远处有楚部落存在。周文王徙丰，淅川及本文后面设论之荆山均距此......
《周礼》的内容、行文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作者：杨天宇
一 《周礼》内容简析《周礼》一书，体大事繁，是一部宏大的建国规划。全书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分述六个系统的职官，而皆统之于天官。天官系统共有六十三职官。天官之长曰大宰，亦即冢宰：就其统领天官则称大宰，就其总摄六官则称冢宰。天官系统的官，依照《叙官》的说法，属于“治官”，即治理国政之官，然其实际职掌却十分复杂，可以称得上治官的，仅大宰、小宰、宰夫、大府、内府、外府、司会、司书、职内、职岁、职币等十一职而已。其他诸官的职掌，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为王、王后及太子等掌饮食的官，如负责烹煮或制作食物的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腊人、醯人等，负责捕获兽类或鱼鳖等以供膳食的兽人、渔人、鳖人等，负责进献食物的笾人和醢人，负责制作和供应酒浆的酒正、酒人、浆人等，还有专门为王调配食物的食医，掌盐的盐人，掌供巾幂以覆盖饮食的幂人，掌供冰以冷藏食物的凌人等，总凡十九职。第二类是为王、王后和太子掌服装的官，如为王掌皮裘的司裘，负责缝制衣服的缝人，掌首服（头上装饰物）的追师，掌鞋的屦人等，凡四职。第三类是医官，有医师、疾医......
法家事功思想初探——以《商君书》、《韩非子》为中心
作者：王健
法家思想具有复杂层面和丰富内涵，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先秦诸子中最重要的学术派别之一。与海内外学界对儒道思想的研精析微相比较，我们对法家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笔者认为，目前深化研究的基本取向，就是需要对其思想本体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理论解构并展开文化与社会史的再诠释。循此思路，本文以秦晋法家之商鞅学派和集大成者韩非为中心，首次揭橥法家以事功范畴为中心话语的观念系统，并剖析这种思想资源和精神传统透过法家政治的践行与文化的整合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一事功是传统文化中习见的词汇和范畴。在先秦典籍里，虽然事功作为合成词尚不多见，但在《商君书》和《韩非子》这两部法家经典中，“功”字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其中《商君书》５３次，《韩非子》竟达２６０次。其含义有三方面义项，一是指宏观之功业、功绩，如“治强之功”、“霸王之功”；二是指具体的功劳，如“功劳”、“斩首捕虏之功”等。《说文》云：“功，以劳定国也。”即此义；三是指付出的实力或收效，如“功力”、“功用”等。上述功字的前两个义项近似或等同于“事功”。在两书中又有事与功对称之例，如“事适其务故有功”、[１］“法......
刘邦汉国号考原
作者：胡阿祥
前２０６年，秦王子婴向楚将沛公刘邦投降，这标志着中国史上第一个一统皇朝秦朝的灭亡。前２０２年，汉王刘邦击破西楚霸王项羽，羽自刎乌江，邦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秦之后又一个一统皇朝“汉”正式建立。汉传至公元８年，外戚王莽宣布即天子位，易国号为新。新传至２３年，败于刘玄更始政权。刘玄为汉远支皇族，２３年被绿林军之新市兵、平林兵诸将立为帝，恢复汉朝，年号更始；又２５年，汉远支皇族刘盆子为赤眉军拥立称帝，而刘玄部将汉宗室刘秀贰于刘玄，自立为帝，也在是年，故２５年又是刘秀建武元年。刘盆子政权败刘玄政权（２５年），玄被绞死；刘秀政权又败刘盆子政权（２７年），盆子降秀；而秀，因后来完成统一，遂被后世推为兴复汉室之正宗，建武元年也被后世认作是后汉的开始之年。后汉传至２２０年，曹丕篡汉，建国号魏，汉亡。然则秦亡（前２０６年）魏篡（２２０年）之间的这４２６年，从中国名号史的角度立论，衡以名实两个方面，则名不符实的天下共主为“楚”（起前２０６年，止前２０２年），名符其实的天下共主，则一为“汉”（起前２０２年，先止于公元８年，再起于２５年，终止于２２０年），二为“新”（起８年，止２３......
佛教与景教在华早期传教策略的比较研究
作者：张晓华
代表着印度古代文明和精神价值之一的佛教在两汉交替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中，逐步转型，最终完成了中国化进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中印两种文明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系统交流，是两种不同文化相互接触、影响、作用的成功模式。景教也是一种外来宗教，其文化传统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唐朝初年传入中国，但遗憾的是景教传入中国仅２００多年便告夭折，未在当时中国社会留下深刻的影响。如果说佛教的传播为中外文化交流留下了成功经验的话，那么景教在中国的流传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失败教训。比较两者早期传教策略，可能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总结外来宗教在华传教的经验与教训。本文的中心内容是对佛教、景教早期传教策略进行比较。从发源地及其代表的文明来看，两者存在着不同。佛教来自印度，代表着印度的古代文明；景教来自西亚，代表着基督教文明。就比较类型而言，佛教、景教都是世界性宗教，对中国文化来讲，两者同属外来宗教，因此对它们进行比较，构成了历史比较研究的模式之一——历史类型比较。就比较形式而言，佛教传入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期，景教传入发生......
中国传统社会骗子的思维方式研究
作者：张艳国
骗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他由流氓无产者组成，专门以行骗为职业，以骗术为谋生手段，以贪利取财为目的，从事被主流社会所指责和鄙视的社会活动。本文仅就中国传统社会骗子的思维方式进行探讨。思维方式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１］（第３卷，ｐ３０）。因此，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同人们的认识活动密切相关。人们为了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总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加工、控制和转换外来的信息，便于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思维程序、规则和方法。一旦这些规定性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它就成为实践主体所普遍遵循的理性模式，从而形成特定历史时代的思维方式。不论人们如何判定思维方式学术界，总之，思维方式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它是主体在思维活动过程中因一定的观念、知识和方法论而形成的思考、评判、评价的方式或样式。简而言之，就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总和。它包括获取思维成果的形式、方法、路径、程序、准则等等。思维方式的整体内容，就集中体现在...
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
作者：马陵合
芦汉铁路的比国债款交涉从１８９７年５月２７日订立草约，到１８９８年６月２６日正式合同签订，费时一年有余。其结果是一步步地脱离张之洞等人所设计的模式，成为列强在１９世纪末攫取铁路利权、瓜分势力范围的蓝本。此间暴露出洋务派的外债构想过于疏阔，缺乏严密的对策层次，在交涉中难以把握关键环节，以致越想保路，越是更多丧失利权。同时，从具体交涉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外债观，其虽没有成为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或具备可操作性政策导向，但却有着明确指导性和历史惯性的基本内涵和思想倾向。简言之，就是对铁路外债的排拒和依赖并存，依赖渐占上峰，表现出近代国人在利用外资上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态。一 一个典型的蓝本１８９６年１０月，铁路总公司成立，负责谋划芦汉以及苏沪等线的筹款事宜，盛宣怀为督办。他提出的“先借用部款一千万两，由南北洋拨官款三百万两，招集商股七百万两。借洋债二千万两”的计划同时也得到批准。这种官督商办体制表面上要做到“官商维系，速成巨工”，但实质上是在寻找有效、简捷的筹款方式，体现了张之洞等人借债筑路的初步构想：其一，利用国家的名义举债。清政府鉴于历来在外债......
评严译《社会通诠》引起的一场风波
作者：俞政
１９０３年，严复把英国学者甄克思在１９００年出版的《政治史》译成了汉文，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为《社会通诠》。其后，遭到了某些人的激烈反对，矛头所向，主要针对严复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以及严复反对民族主义的言论。首先，当甄克思举例说明宗法社会时，没有提到中国。严复随即插入按语，认为清末中国正处在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姑存此说于此，而俟后之君子扬榷焉。”[１］（ｐ１５—１６）毋庸置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这样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事实上严复对于自己的判断也没有把握，因此措词十分谦虚，毫无强加于人之意。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谓“宗法居其七”，毕竟近似地反映出清末社会的半封建性质，使人意识到反宗法（反封建）的艰巨性。要说这种说法有什么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完全不能反映清末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这种缺陷，是由于套用甄克思的学术体系造成的。其次，当甄克思批评犹太人“重宗而不重国，故国亦随亡”[１］（ｐ１１５）时，严复写下了不赞成民族主义的长篇按语。为论述方便，......
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探因
作者：罗肇前
学术界经常有人喜欢拿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然而只比较两者间的不同之所在，却很少去仔细探索形成这些差异的深层的原因，这就造成人们盲目地接受某些日本方面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解释，出现偏差。因此，有必要认真思索、研究、探寻和讨论其根本原因，认清日本是被动接受西化的，因历史前进的动力——革命，使日本搬开拌脚石迅速实现近代化。一为什么明治日本可以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实行维新，搞近代化建设？真的是日本人最最乐于接受外来文化吗？那么“尊王攘夷”、“王政复古”作何解释（姑且不论“培理叩关”之前的锁国政策）？若以学者风范一本正经地把“攘夷”、“复古”运动当作日本全民族兴高采烈地接受西化，似乎令人感到莫名其妙。运动中的“生麦事件”和“下关事变”，或许可以充当日本人对西化态度的典型佐证：１８６２年８月，萨摩藩的岛津久光一行在横滨的生麦村向骑马散步的英国商人实施无端攻击，造成这些英国人一死二伤，招致英国于次年７月出动舰队，炮击鹿儿岛，通过英萨战争迫使萨摩藩屈服；在日本全国攘夷日１８６３年６月２５日，长州藩的尊攘派“突然炮击了毫无所知、正在航行下关海峡”[１］（ｐ４７９）......
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
作者：张小满
中外历史反复证明，舆论宣传是关系到政治斗争、社会建设、国家兴衰的大事，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马克思语）。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是国共双方围绕“中国向何处去”所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在此重大转折关头，国共双方都加大了舆论宣传的力度，以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与社会力量。双方展开舆论宣传攻势，并以其鲜明的目的性、很强的针对性、快捷的时效性三大斗争特点而引起国内国际的密切关注，成为中国现代舆论宣传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论述。一 围绕“受降”和“邀请”，国民党大张旗 鼓地展开攻势，争取主动；共产党据 理力争，揭露真相，坚决回击伴随着抗战胜利，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在此历史转折关头，国民党蒋介石在军事上加紧抢夺胜利果实的同时，加大、加强了政治舆论宣传的力度。其宣传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维护国民政府的“法统”，确保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地位，以配合军事上的受降，扼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争取政治上的主动。重庆谈判之前，国民党的舆论宣传主要围绕着“对日受降”和“对共邀请”展开。在受降问题上，国民党着重......
刘少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思之比较
作者：赵金康
学术界对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各自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比较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从刘少奇与毛泽东比较研究角度，对他们于建国前后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构思的异同问题作一探讨，以进一步认识这两位伟人的思想及其特色，探索新中国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一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思主要相同方面（一）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前途问题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刘少奇就指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１］（ｐ３２４）新中国诞生前夕，刘少奇充满信心地指出：“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１］（ｐ４３５）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因为“如果不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去，就要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允许的”。[１］（ｐ４３５）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和方向，因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
南意大利的诺曼征服
作者：沈坚
１１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由上升而趋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诸多社会矛盾凸现，各种民族或政治力量竞相登台，交互影响。前此曾泛滥于大半个欧洲沿海的维金运动虽呈退潮之势，但这些北欧海盗后裔们移居法国诺曼第后依然热情不减，活力充溢，此刻终于再度冲动，北跨海峡，入主英伦，出演了著名的“诺曼征服”的雄壮活剧。与此同时，又南徙意大利，以军事和外交手段，步步为营，兼并蚕食，展开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征服运动，辗转缔造了一个辉煌强盛的西西里王国。就时间顺序和内容性质而言，诺曼人在南意的活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１１世纪上半叶初涉南意，立稳足跟；二、１１世纪下半叶至１２世纪初吞并南意诸领地，进征西西里，争霸地中海；三、１２世纪创建诺曼西西里王国，征服运动达至全盛期，其后趋向衰落。一位于法国西北海岸的诺曼第公国，是１０世纪初始建于西欧大陆的第一块稳固的北欧人拓殖地。此后一个多世纪来，诺曼第不仅又陆续吸纳了许多新来的同族移民，而且也在法国当地经济文化氛围的濡染下，迅速迈入封建化历程。随着相对和平环境下的人口增殖过速，这块偏居一隅的领地显得愈益狭小，不断有人开始向外迁移，以另谋生计。这些流徙..
近代日本教育发达原因论析
作者：于兆兴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摆脱落后状态，走上富强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事业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近代时期日本教育事业的发达，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一 经济迅速发展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教育事业发达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就在“殖产兴业”的口号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政府的引导、扶植和推动下，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机器工业得到了初步的发展。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扩大了国外市场，又得到了巨额赔款，使其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近代工业的主要部门都建立起来了。据统计，在甲午战争后的１０年内，各个工业部门的公司数由２ ８４４家增加到８ ８９５家。[１］（ｐ．２４２）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日本国内再次出现兴办企业的高潮，重工业的发展大大超过轻工业。２０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近代时期日本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产生了进行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而且也为发展教育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马来亚的独立与英国殖民撤退的策略
作者：王艳芬
英国对马来亚的扩张始于１８世纪末。在１７８２年至１８９５年的一个多世纪内，英国把马来亚各邦及其重要港口纳入英帝国版图，并将它们组织起来：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等划为海峡殖民地，后改为皇家殖民地；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四个邦以吉隆坡为首府，组成马来联邦；丁加奴、柔佛、吉打、玻璃市和吉兰丹五个邦则被统称为马来属邦。为了加强对各邦的殖民统治，英国除派驻总督外，还向各邦派出驻扎官或顾问官。英国在当地统治的特点是政治独裁、经济垄断、种族歧视和实行奴化教育政策。二战后的英国，内外交困。国内经济受战争的影响而元气大伤，短时间内很难摆脱颓势。国外曾给英帝国带来巨大荣誉和自豪感的各殖民地似乎在二战中找到了当家作主的自信和尊严。面对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英国长期积累的殖民经验虽不能扼制这股反殖潮流，但在最大限度地保持英帝国的荣誉和利益方面倒是帮忙不小。英国从马来亚的撤退始于二战后。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锡兰相继独立后，马来亚就成为英国在亚洲惟一较大的殖民地。为保住这块举足轻重的殖民地，英国不得不玩弄一系列花招来对付马来亚的民族独......
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补录
作者：李纾
１９１１年底，孙中山邀当时在伦敦大学习化学的李晓生一起回国。李晓生伴随孙中山从伦敦起程，前往巴黎、马赛、新加坡、香港、上海至南京。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李晓生时任总统府秘书。李纾曾在《李晓生未完成自传稿先睹：辛亥年间的革命生涯》[１］（ｐ１３１—１５３）一文中整理报告了李晓生（李鉴鎏，１８８８年—１９７０年）所遗自传性手稿一份。其中视为生僻的史证包括：一九○六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创始会员名单、同盟会海内外会员在新加坡的活动、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在伦敦采用的日本化名（Ｍｒ．Ｔａｋａｙａｍａ）、以及李晓生始于新加坡以革命为业的生涯。本文则整理报告李晓生所遗的另一份手稿。这份手稿以补录形式著重记载了辛亥年间发生在伦敦的几件事：孙中山亲绘青天白日国徽且坚持采用青天白日旗、会员杨笃生投海自杀后吴稚晖为杨笃生立墓与钱士青斗争、孙中山首肯吴稚晖代撰文通电推袁、胡汉民与孙眉冲突引发孙中山与吴稚晖之争，以及李晓生本人在伦敦的活动等。这些事略为研究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提供了第一手增补资料。一 李晓生手稿内容李晓生手稿经整理分段并添加标点符......
北宋开封府管理制度研究
作者：贾玉英,赵文东
在北宋历史上，东京开封是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在开封的封建社会城市发展史上，北宋是最灿烂辉煌的时期。对宋代开封府的研究，学术界虽已有论著，但有些问题仍有待于深入研究。本文拟就北宋开封府的组织结构、主要职能、管理方式等问题作些探讨。一 北宋开封府的设置与组织结构（一）北宋开封府的设置中国古代行政区性质的府制创建于唐朝。隋以前，我国封建社会的地方行政体制中尚没有“府”的名称，“其以京郡名府者自唐始”[１］。唐初，京都长安所在地本为雍州，开元元年（７１３）改雍州为京兆府，陪都洛州改为河南府，并州改为太原府。唐代的西京京兆府与东都河南府、北都太原府，合称“三京府”，或称“三都府”。此后，皇帝曾驻跸或政治经济地位重要之州，也建立府制。唐代地方行政区府制的建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代十国时期，府的建制基本上承袭唐制。宋朝凡军事或经济较为重要的城市，一般均设府进行统治。顾炎武曾评价说：“唐制，京郡乃称府；至宋，则潜藩之地皆升为府。”[２］纪昀等人也曾评价说：“至宋，则潜藩之地皆升为府，而府之名遂众。”[１］北宋开封府为当时全国府中之冠.....
略论美国黑人解放的道路问题
作者：吴金平
美国黑人解放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奴隶制度下获得人身自由；二是在得到人身自由后黑人在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提高。美国黑人解放道路问题的出现最初是在１９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正值激进废奴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各种思想异常活跃，相继出现了三种政治主张。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为首的道德说教派，主张凭借劝说和教育启发奴隶主的良心和道德，或者唤醒美国人民起来促使奴隶主自愿解放奴隶，消除黑人所受的歧视；以约翰·布朗为代表的暴力派或曰物质抵抗派，主张通过暴力反抗，推翻奴隶制度，消除黑人在美国社会处于低下地位的根源；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合法主义改革派则主张在宪法范围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来达到黑人的人身自由与解放，取得在美国社会中的各种平等权利。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美国黑人在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漫长斗争中，围绕黑人解放的道路问题一再发生争执，中国与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观点各异。本人不揣浅陋，愿对此作一点探讨。一 哪一派代表了黑人解放的方向以加里森为首的道德说教派、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合法主义改革派和以约翰·布朗为......
当代美国的福利困境与福利改革
作者：徐再荣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灵和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美国福利制度陷入了困境，福利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暴露。联邦政府试图通过福利改革，打破福利循环，减少福利的负面效应。那么，福利的负面效应有哪些？政府是如何通过改革加以克服的？改革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本文对此将做初步的探析。一如果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为社会福利的扩大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那么７０年代初开始的经济衰退则成了美国福利制度陷入困境的重要根源。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灵和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福利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及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暴露，并受到保守力量的猛烈抨击。一方面，福利开支在不断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福利制度被认为是阻碍美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福利制度的负面效应日益显露，并对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构成严峻的挑战。在所有公共援助项目中，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项目（以下简称ＡＦＤＣ）不仅是规模最大、花费最多的项目，而且是效果最差、争议最多的项目，以ＡＦＤＣ为代表的福利项目对美国人的工作伦理、家庭结构等问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一） 福利......
小议明代后妃外戚干政不烈现象
作者：宋立中
鉴于汉唐宦官和后妃外戚交相干政之祸，为了子孙的江山永固，明太祖绞尽脑汁制定了许多“铁”的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国朝献征录》卷一一七，《王振始末》），“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明史·后妃传》），但有明一代，宦官为患之烈较之汉唐，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后妃及外戚势力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呢？本文拟从明代有关制度（亦即源头）入手加以论述。通过检索有关史料，笔者以为其原因在于：一是太祖朱元璋立祖训，历代贤后倡扬女教并以身作则，大臣则有据祖训严防后妃外戚干政的自觉意识；二是明代宫廷选妃制度和公主选驸马制度从源头上杜绝了外戚干政的可能性；三是从朱元璋到明中叶的景泰帝实行野蛮的妃嫔殉葬制度，彻底铲除后妃垂帘听政的社会土壤；四是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和内阁制度对外戚子弟的限制也是避免外戚干政的重要原因。现分别论述之。一有明一代具有远见卓识的皇帝不多，但他们在防止后妃外戚专权的问题上却具有一致的警觉性。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后妃干政之危害，为此，他确定了一系列的原则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开国伊始，他便命朱升修《女诫》，目的是......
日本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历史功能
作者：宋东亮
在对于东亚现代化具有关键意义的第二次世界现代化大浪潮中，日中两国何以形成鲜明的反差，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Ｃ．艾伦在考察了明治维新到１９３７年的日本经济发展整个过程后曾指出：“凡企图对产生具体活动的各种原因都加以说明……断不能单靠研究经济的发展而得到充分的解答。”（Ｇ．Ｃ．艾伦：《近代日本经济简史１８６７—１９３７》，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７９—１８０页）因此，从非经济因素的角度，探寻近代日中两国命运的不同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日中传统文化的诸多不同，以期有助于认识两国近代不同命运的原因。日本传统文化很早就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特别是在隋唐时期，随着两国文化交往的空前繁盛，它更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以至于今天仍有不少人将其归诸所谓“中华文化圈”范畴，从而混淆了日中传统文化的本质差别，进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不同历史功能，模糊了我们寻找近代日中两国所走不同道路的深层原因的视线。日本是一个等级制度十分严格的社会，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国情，特别是由于它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上与中国的巨大差......
本刊2001年(总第240—254期)目录索引
作者：
【《史学月刊》创刊５０周年笔谈】《史学月刊》五十年……………………本刊编辑部（１：５）实事求是 开拓创………………………新彭 明（１：８）祝贺《史学月刊》创刊５０周年…………安作璋（１：９）回忆《新史学通讯》…………………………朱绍侯（１：１１）坚守立场 提升品位……………………何晓明（１：１２）【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２１世纪而作………瞿林东（１：１５）从历史轨迹看“以史为鉴”的得失………孙家洲（１：２６）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沈长云（２：５）中国上古国家的产生及特征……………………张荣明（２：１２）“求真”才能“致用”……………………………李文海（４：５）“实证”观念与当代中国史学……………………江 湄（４：８）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若干问题……………………郭德宏（５：１６）论２０世纪科技发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陈洪澜（５：２１）关于影响２１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瞿林东（６：５）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