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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作者：徐松巍
一 １９世纪前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时代特色 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西周统治者就已认识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１］即希望从夏商二代国破家亡，江山易人之残酷惨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以避免重蹈前朝覆辙，表现了自觉而深刻的“经世”意识。此后，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亦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丰富，这主要表现为古代史家对“经世”的宗旨和参照系的认识愈加明确和自觉。司马光于《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指出其撰述的内容与宗旨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不难看出，司马光撰述《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通过纵向考察前朝往代的治乱兴衰和是非得失，以为宋神宗“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提供历....
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
作者：王晖,黄春长
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问世以来，不少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史学者，如王国维、德日进、杨钟键、徐中舒、胡厚宣、竺可桢等，都根据出土甲骨文中的气象物候资料，指出殷商至周初的气候比今日温暖湿润，因而当时西安和安阳一带有大量的亚热带动植物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但是，从古代土壤学的新研究成果以及先秦古文献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来看，商代末期以来，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气候出现干旱化，这对靠天吃饭且地处泾渭流域周人的社会生活影响极大。周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从古公父起屡次迁都。与此同时，黄河下游的商王朝也寻求向南方发展，商人的田猎活动已到达淮水流域，商王纣也多次派军征伐地处江淮流域的人方。而且商末的旱灾和饥荒也是直接导致商周之际改朝换代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古代社会变迁与自然环境资源密切关联的现象，是过去学术界未曾注意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一 新石器至商代黄河中游的气候环境全球性的“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又称“全新世大暖期”）与我国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相对应。这一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环境资源条件优越。黄河中游地区在全新世既有古土壤形成又有黄土的堆积，距今８５００年至......
西周金文历谱与历史年代探论
作者：范毓周,周言
根据《史记》诸书记载，中国早期历史的确切年代仅可追溯到公元前８４１年的共和元年。对于此前的西周历史年代，虽自两汉以来研究者绵延不绝，但迄今未获得真正解决，因而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构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１）文献所记西周各王在位年数互异；（２）尚难准确安排青铜器断代；（３）后人对于当时的历法及其置闰、月相术语等缺乏系统理解［１］。而这些问题又相互关联、互为因果，难于分别独立解决。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根据可靠文献建立合理年代框架，通过含有完整历日要素的金文资料排出能与文献互洽的金文历谱，始可建立起可信的历史年代体系。为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不揣简陋，提出一些探讨性的看法，就教于学术界同仁。一 原则与方法１ 资料目前已经著录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具有年、月、月相、日等完整历日要素的共６７件。其中的６３件已收入《西周诸王在位年代研究》附录中［２］，另外４件为新近公布的宰兽簋、伯大祝追鼎和曾被疑伪、但未获公认的《师簋》与《小盂鼎》。其中《小盂鼎》尚有需要讨论处。如铭文起首的历日干支已残不可识，但据铭文中有“翌乙酉”.....
子华子考析
作者：晁福林
道家思想在先秦时代自老聃开创其理论体系以后，影响日益广大。道家别派在战国时期十分活跃，子华子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值得重视。然而，由于《子华子》一书为宋代伪撰，所以学者多对子华子弃而不顾，所以子华子其人及其思想都处于若明若暗之间。今不揣浅陋，试作一些分析，谨供专家参考。一子华子当为战国时期宋人。今本《子华子》一书题为“晋人程本著”，谓其为晋人，实误。推测他为宋人，因为宋国华氏为源远流长的大族，子华子以“华”为称即透露出他当为宋国华氏族人。今本所以题为晋人程本，原因盖有三：一是其作者可能即名“程本”（论析见后）；二是附会于《孔子家语·致思》篇“孔子遭程子于涂，倾盖而语”事；三是由程氏族源与赵氏攀上密切关系。按，今可以推测子华子所处的时代，就时代而论子华子绝不及见孔子，可以证明前人所指出的子华子与《孔子家语》的程子无关之论，是正确的。关于子华子的时代，可以从《庄子·让王》篇的材料中作较为具体的考析。是篇载“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关于此句的“昭僖侯”，注《庄子》者多不考究，仅仅注其为“韩侯”或“韩国君主”完事。前人或谓韩有昭侯，有僖王，而无昭僖侯...
驳唐代进士难、明经易说
作者：郭绍林
近几十年史学界流行唐代进士难、明经易说，一直无人提出异议。我认为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本文加以考察。一 关于两科的录取率问题持进士难、明经易说者，理由之一是两科录取率相差悬殊。范文澜说：“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１］（ｐ１００）这里根据的是两种文献中的结论性说法。其一出自《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二出自《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进士科“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说进士年应试约一千人，录取率百分之一二，共录取一二十名；明经年应试人倍之，约两千人，录取率十分之一二，共录取二百至四百名，是进士的二十至四十倍。事实果真如此吗？唐代进士及第者有机会担任校书郎、正字等名望颇高、升迁便捷的职务，进而当上学士，再当宰相。明经及第者也有这种机会。韩愈说，“以明经……登第于有司者，去民亩而就吏禄，由是进而累为卿相者，常常有之”［２］（卷五五五）。欧阳詹也说，“目睹进士出身，十年二十年....
宋代审计三论
作者：肖建新
一般认为，“审计”一词在宋代被发明和使用，但宋人似乎并未对此心喜若狂，津津乐道，过分地称道和陶醉于这一词语的出现。实事求是地说，宋代的审计从字义到制度都有巨大的发展，尤以制度的完善和成熟而著称。因此，随着我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深入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作为监督制度历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宋代审计已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并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 ①，此外，还有不少相关成果。我也写过《论宋朝审计机构的演变》一文，主要探讨了宋代审计机构演变的规律、阶段、原因等基本问题，较为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宋代审计机构三百年演变的轨迹和轮廓。但是，总的来说，断代审计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宋代也是如此，其中一些看似一般而又最为基本、应该回答而又不易回答、必须回答而又回答不好的问题，如：宋代的“审计”究指什么？宋代究以怎样的机构承担审计？审计又是如何展开的？这些问题迄今仍未得到很好的回答，因此，本文拟就宋代审计的内涵、机构、机制等三个有内在联系的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姑称之为宋代审计三论。 一 宋代审计的内涵宋代的审计究指什么？这是.....
南明首次乞师日本将领之姓名考
作者：南炳文
一南明政权在清军入关后，迫于清军的压力，为挽救危局，曾将乞师日本当做应急措施之一。在南明向日本乞师时，首先倡导并进行这一活动的是一位人们耳熟能详的将领。史书中对这位将领的生平活动记述颇多，综合各书记载可知，他是福建福清人，为人饶机智，有胆略，生于明末，年少时曾读书，后弃去，与番舶贾人贸易，并劫掠于海上，但不杀人，资财仅分其半，在海上获“仁盗”之称。一次潜归乡里，被官府逮捕。坐牢三年后，通过贿赂狱吏获释，而后改变姓名继续为盗。到了年近四十岁时，见天下将乱，又决定向官府投诚，以乘时立功。被朝廷授予黄华关把总，以讥察商船为务。隆武元年（１６４５）秋，被隆武帝任为水军都督，辅助黄斌卿镇守舟山。同年冬至下年初，派人持信乞师日本（这是南明政权的第一次乞师日本）。此举遭到黄斌卿的阻拦，因而愤怒地离开舟山，南下福建，被隆武帝加授平海将军的头衔。隆武二年隆武政权被清军灭亡后，继续在浙闽沿海坚持抗清斗争，接受漂泊海上的鲁监国的领导，被鲁监国封为平夷侯，曾再次遣使赴日乞师。数年后，因鲁监国的势力遭受清军重创，又改投郑成功麾下。关于这位南明将领的姓名，史书中记载纷纭，莫衷一是。据.....
视角转换:清朝覆亡原因再研究──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而作
作者：郭卫东
一 两种质疑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中，长期以来，有两种相当流行的主流观点：一曰辛亥革命纯由孙中山等人发动，清朝的覆亡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实践的结果，即“孙中山正统观”；二曰辛亥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是阶级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它是在民乱不已，被统治阶级再也无法忍受的状况下发作。但当我们复归历史进行具体考察时，上述观点便呈现出若干难以自解之处。质疑一，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客观上说孙中山一派的活动处在低潮。因孙中山的活动圈子侧重于华侨和会党，与青年学生接触有限，同盟会成立后，很快就内部不和。１９０７年春，在“旗式”问题上，孙中山与黄兴发生争执。旋因日本赠款等问题，孙中山与章太炎、谭人凤等发生分歧，他们掀起“反孙风潮”，开会罢免孙的总理职务，后虽平息，但孙中山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已多有隔阂。１９０８年底，陶成章、李燮和等又重议排孙事项，随后重组光复会。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试图进行最后一搏的“黄花岗起义”更使革命党付出惨重代价，孙中山称起义使“吾党菁华，付之一炬”［１］（卷６，ｐ５０）。这不独是其个人观感。黄兴也一腔悲愤地慨叹：“同盟会无事可为也，以后再不过问党事。”.....
十字路口的顾维钧──对两难境遇中的自由主义者的考察
作者：岳谦厚
毋庸置言，深受西方文化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影响的顾维钧，其政治思想不能不打上时代的印痕。就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言，作为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人，他既是“文化人”，又是“政治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胡适断言：“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１］（ｐ１００）但在武人专制时代以及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独裁的一元化政治体制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其固有的政治多元化意识受到了严重的抑制，无法得以展示，甚至以不谈论、不介入政治为自己的行为范式或遵循的理念原则。抗战胜利前后，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权支配和控制的加强，中国的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变迁，美国以经济、军事援助为诱饵，大力向国民党政权施行政治渗透，压迫其结束一党训政的一元化政治体制，扩大政治基础，以确立美国式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在这种历史和政治背景下，中国自由主义者潜在的政治意识被激发出来。本文试图构建的历史图像，正是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以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为代表，包括胡适、蒋廷黻等留美知识分子的两难抉择形象。本命题可能会引起诸多研究者......
中国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国地位之考论
作者：刘相平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１日，中国正式照会ＧＡＴＴ秘书长，要求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国地位，中国希望重新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对此，在关贸总协定内部引起一些争议，似乎对中国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国的身份和地位有所怀疑。事实上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国内学术界介绍关贸总协定乃至ＷＴＯ的书籍很多，但关于这一段历史大多语焉不详甚至舛误颇多。史海钩沉，重新恢复中国参与创设关贸总协定的原貌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笔者经过多方查找，才在《美国外交文件》（多卷本），中国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公报》、《外交部周报》、《中央日报》等，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找到蛛丝马迹，诉诸秃笔，形成拙文，请方家指点斧正。一 伦敦会议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８日，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决定召开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旨在实施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甲项之规定”［１］（ｐ１）。联合国希望借此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ＴＯ）。随后，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邀请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洲、法国、比利时（包括卢森堡在内）、巴西、加.....
建国初期的冀朝鼎
作者：格雷·路易斯
冀朝鼎是卓越的国际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外资企业局局长、中国银行副总董事长等职，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创始人之一。冀朝鼎的活动能量和丰富经验，使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显得更为辉煌，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一早在朝鲜战争之前，香港和西部商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复旧，对于新政府来说要比上海的投机商更难应付。冀朝鼎在接管时期的不同任务，恰好反映了新旧体制间的冲突。冀朝鼎努力缓和这些冲突，但他在北京政府希望建立的新体制中同样受制约。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董事长的冀朝鼎，建议选择一些指定银行来处理中国的外汇交易。他的建议，可能得自于其曾任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时的直接经验［１］（ｐ３７５）。在天津、上海和国外（包括香港）的１０个外国银行和２１个中国银行就这样被指定了［２］（ｐ１７）。总体而言，所有的外汇在进入中国银行之前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另外，所有的汇款首先由中国人民银行清算，但这一选择过程还是显示出一种令人吃惊的灵活性。正如学者邵文光所言：“中国政府有关外汇和贷款控制的详尽全面的计划，是希望中央有更多的管理权力……最终目的是利用国家......
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制约因素
作者：黄安年
在考察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不得不涉及对其制约因素的考察。笔者认为，在制约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科学技术革命、现代化进程、市场与政府、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现代化和改革、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现代社会保障、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多元化、战争与和平等十个方面。本文将对此作一系统论述。一 两次科学技术革命中心地位的影响在２０世纪初以电力革命和内燃机革命发展为中心的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在近代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为中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世纪末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工程等高新科学技术革命，网络经济发展，则推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次科学技术革命对于整个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影响是史无前例的。［１］；［２］；［３］（ｐｐ．２７—６５）自２０世纪下半叶后期起，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大得多，重要得多。人们毫不怀疑，在处于世界近代前期的１６—１８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能战胜封......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
作者：王琛
美国对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一开始就受到世人的密切关注。但国内至今还没有出现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外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印、英等国。本文以上述资料为基础，就美国对中印边界冲突反应的原因及其失败的根源展开论述，并试图得出新的结论。一 中印边界冲突前美国的有关企图中国革命成功后，冷战就很快从欧洲扩展到远东，美国致力于在中国周围设置包围圈，从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它甚至视中国为最危险的敌人。［１］（ｐ．２３４）在南亚地区，从印巴分治后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相互依存和并行不悖的两个目标：１．力促印巴和解以安定南亚局势，不仅可使共产主义“侵略”无可乘之机，更可使两国团结起来承担起冷战的重任；２．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加入到西方集团中来。因此，使印巴特别是印度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威胁”，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为构筑拒绝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美国曾向尼赫鲁政府施加压力，还利用中国解放西藏一事挑拨印度，企图借此改变印度的对华政策。在１９５０年１１月联合国首次讨论西藏问题时，国务院就认为：“印中关系的更大破裂将导源于印度在藏事上.....
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从《白银资本》谈几点看待西方理论架构的意见
作者：张国刚,吴莉苇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１９９８年问世以来引发风潮迭起，２０００年推出中译本后也颇受中国学者关注，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都参与评论，对弗兰克及《白银资本》也褒贬不一。笔者一直以为，评论一本包含某种理论取向的西方学术著作应遵循必要的规则，即如《白银资本》，此书所提的理论与具体论证之间能否自圆其说是评价的一个标准，而该书的新理论比起现有理论是否更有助于开拓新思路，更有助于在实际研究中取得合理认识是评价的另一个标准。在阅读过《白银资本》以及相关的一些评论文章后，笔者认为单纯地拔高此书的理论价值或贬抑书中的某些具体论述显然都失之片面，然而在不少评论文章中却正有这种偏倚之势。按照本文的两条标准，有必要先向读者呈现《白银资本》的理论意图与论证结构。一《白银资本》的理论定位可以归结为近２０年来西方学术界批评欧洲中心论进程的延续，故而此书的主旨一方面是批判欧洲中心论，一方面是提出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欧洲中心范式。对欧洲中心论的直接批驳集中出现在第一章“导论”和第七章“历史研究的结论和理论上的意义”，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渊源，欧洲中心论的本质特征，欧洲中心....
弗兰克思想的转航与悖论──兼评《白银资本》及其在中国引发的争议
作者：周立红
近二十多年来，自１９世纪形成的西方知识系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反“西方中心论”成为学界一股流行的思潮。弗兰克继萨义德、伯纳尔之后再次举起反叛的大旗──他主张以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欧洲中心范式。《白银资本》就承担起了在全球范式指导下重塑１４００—１８００年“真实的世界历史”的使命，个中气魄令人震撼。《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以后，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甚至近几年浮出水面的自由派与新左派论战也因此而激化。中译本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印刷多次，并出了第二版，创下了学术译著出版史上新的奇迹。一 弗兰克思想的转航《白银资本》是弗兰克思想转航的路标之作，标志着与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相异的新的世界体系论的初步确立。弗兰克原本是世界体系理论派的一员骁将，他以拉美为阵地，经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１９７８年）、《世界积累，１４９２—１７８９年》（１９７８年）等都在该学派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弗兰克开始与其他世界体系论者发生分歧。他几度撰写争论文章，并于１９９３年与吉尔斯合编《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在该.....
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
作者：张佩国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男系继承原则的父权制家族制度中，尽管妇女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但家庭的再生产，无论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还是人口的再生产，都离不开妇女的活动。然而，在家庭结构健全的场合，兄弟分产根本无需考虑妇女（无论是妻子、儿媳还是未出嫁的女儿）的财产权。析产既是兄弟间横向的家产分割，又是纵向的家业传承和宗祧继承。此时宗祧继承只不过是家业传承的“副产品”，分家析产过程中家业传承的同时宗祧得以延续。只有在无男性后代即所谓“户绝”条件下，宗祧继承才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摆在族人的面前，立嗣、收养、招赘是应对此种变故的三种主要方法。在相关的运作机制中，妇女的家庭角色、社会身份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特别是在讨论宗祧继承时，如果绕过妇女的社会身份和财产权问题，那将是不完善的。美国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历史系的白凯（Ｋａｔｈｒｙｎ，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曾对宋至民国时期妇女的财产权做过专门的研究，认为过去完全从男子的角度研究分家析产制度是不全面的，如果以妇女为主题，并从宗祧继承制度来考虑，就会看到自宋至民国时期妇女的财产权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对清代的两种现象特别作了研究，认为清代.....
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青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作者：饶怀民,郭常英
纪念辛亥革命９０周年青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４日在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举行。日本、韩国及全国各地共１１０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提交了７５篇论文进行交流，其中经济类１２篇，政治类３１篇，思想文化类３０篇，考证文章２篇。会议期间，青年学者围绕各自研究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整个会议气氛活跃，内容丰富，有的研究内容填补了辛亥革命研究的空白。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三个层次：１．清政府的经济政策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徐卫国论述了晚清政府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政策目标变化的轨迹和经济政策目标落空的原因。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政策目标是图强、求富和“制器”、“浚饷源”；甲午战后的经济政策目标是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辛丑和约》签订后经济政策目标是依赖西方列强的政治力量和资本优势来维持其经济运转。以上三者连在一起构成晚清经济政策目标的变化轨迹。他还分析了晚清经济政策目标落空的原因，主要是：在全球殖民化、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战时、准战时状态、按列强意志制定国内政策、使国内......
“析取”与“拔夺”──论中西文化之争中析取派的文化观
作者：宋平章
自近代以降，中国思想界的中西文化之争不绝于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就是一部如何阐释中西文化的历史。表面上看，这似乎仅仅关系文化问题，其实，隐藏在这种文化论争之后的是一个远远超出一般学术意义的更根本的问题：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为解决中西文化的冲突，调适二者的关系，近代以来人们所持的态度一般可概括为三种：即复古派、西化派和折中派。在这三种路径中，复古派虽时有张目，但其基本趋势是逐步走向式微，而西化派与折中派的消长则占据了中西文化冲突的主要阵地。在３０年代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论战中，析取派逐渐从折中派的阵营中衍化而出，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公允的观点有力地回击了西化派的驳难。一 析取派与西化派文化观的歧异１９３５年月１０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以此为诱因，中国文化界开展了一场西化与本位文化的论战。《宣言》通过对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一番清算，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设想和总的原则：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要进行客观检讨，既不赞美，也不诅咒。二是对西方文化，只吸收当吸收的，反对全盘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