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4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来源: 暂无 发布日期: 2016-01-03 浏览次数:

点击查看详情

明代起居注制度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和摩擦
作者:谢贵安
一明代起居注制度时兴时废,反映了君主与儒臣之间既协和又摩擦的关系。这种状态对《明实 录》的修纂产生了相应的影响。起居注制度的产生,与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同作为上层建筑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相互整合 有关。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周游列国,以求自己的学说与君主制度相结合。结果法家以其适 应当时的战乱形势而得以与君主政治发生紧密联系。但随着秦王朝的灭亡,君主制度与法家 思想的联姻宣告结束,于是,转而寻求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其间有与黄老道家短暂的联姻历 史)。在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君主专制制度与以“公天下”为目的的儒家思想长达千余年 的磨合过程中,既有相互妥协和利用的一面,也有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面。[1]儒 家既以“三纲”迎合君主专制制度,又以天的神力和史的惩戒功能约束君主权力。[2 ] 起居注制度的时兴时废,便是君主制度与儒家思想既联合又冲突的表现之一。先秦时我 国 史官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3]之说,从实际操作来看,这种分工不可能做到 泾渭分明;但是,这种站在君主跟前记录其言动的制度,对儒家利用起居注约束君权起到了 直接的示范作用。起居注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应.....

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
作者:王楠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 、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 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 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 相 应的重视和有系统的引进。藉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 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 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 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著,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 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 ,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 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 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

读《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
作者:郑成林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社会,也是一个过于巨大、一时难以全面把握的 认识 对象。怎样切入这个社会的深层,窥探其转型的奥秘呢?章开沅教授等人在这一领域耕耘数 十年,从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的整体运动着眼,紧扣社会群体的演变及其与社会转型之间的 互动关系展开论述,以图具体把握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先后出版了相关著作数部,发表论 文几十篇。《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1](以下简称《官绅商学》)更是他们多 年来潜心研究的一个总结。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历史 考察应采取何种取向与视角,是史学界长期探讨的课题。以往很长一段时期,对于中国社会 结构体系的研究主要套用了一些传统概念,过分强调对历史上主要人物、重大事件的研究。 这种研究固然相当重要,但如果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忽视了对个体、群体与 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详细考察和分析,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把握历史,认识历史。本书 突破了“人物史”、“事件史”研究的藩篱,摆脱了西方研究理论的束缚,选取活跃于当时 历史舞台上的几个重要社会群体,着重分析它们.....

商代“神道设教”质疑
作者:王奇伟
一在中国历史上,商代是以敬鬼事神而著称的,《礼记·表记》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得到了甲骨卜辞的确证。迄今殷墟所发现的近15万片带字甲骨,除极少 数为记事之用外,绝大多数是殷人占卜的结果,是卜辞。殷人为何事事秉承鬼神的意志,他 们与其所崇拜的鬼神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是殷商史研究所必须予以考察的问题。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中对人类的宗教有这样的论述:“自发的宗 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成分, 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 ,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1](p327)恩格斯的这段话,大 致 表述了两层含义,一是原始的自发宗教尚不具有欺骗性的成分;二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 为宗教产生,已沦为统治者欺骗广大民众的工具。阶级社会中人为宗教的这种观念在中国古 代被表述为:“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2]他 们都认识到阶级社会中神权因负有维护政权的责任而必然有愚弄人民的欺骗性.....

关于中国古代海军史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作者:张墨
中国古代海军史的研究,我国历来十分薄弱,迄今未见古人的有关专门著述,即使今人 之作 ,也颇为鲜见。本文拟就中国古代海军形成时期的一些疑惑问题和中国古代海军的称谓,试 作粗疏论述,以期使这项研究不断深入和提高。一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海战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海战,众多的学者、专家都一致认为是发生在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 )的吴国大夫徐承帅舰队“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的事件。《中国古代海军史》(八一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页称:“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 ,吴国会合鲁、邾、剡三国军队攻打齐国。吴王夫差亲率主力由邗沟入淮水北上,直抵齐国 南部边界。另派大夫‘徐承帅舟师自海入齐’,在黄海与齐国舟师进行了一场海战,战败返 航。这是我国史书记载的第一次海战”。不幸的是,作者在引用《左传》原文时于“自”字 前漏缺重要的“将”字。这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疏忽,因而产生对原意的错觉和曲解。《中国舰船史》(海军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37页也认为“这次吴国和齐国在黄海的一场 海战,是我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海战”。《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

论魏晋南朝地方政权的军事化
作者:陶新华
所谓地方政权军事化,并不是说,地方只有军政,没有民政,而是说,地方政权在政治中, 以军府和军政为主,地方政治严重地向军政倾斜,并且产生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官僚制度和 政治现象。魏晋南北朝地方政权军事化,可算学术界的一个命题。清代洪亮吉已经指出赫连 夏国地方政权州下只设军镇,不设郡县[1](p440)。唐长孺先生在洪说的基础上, 又对十六国的军镇以及北朝军镇的起源作了追溯[2](p167)。牟发松先生在唐先生 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并论证了十六国地方政权的军政化问题[3]。但是,十六国政权毕竟有 其特殊性,所以,唐、牟二先生之论此处可暂不置评。真正明确提出魏晋南北朝地方政权军 事化问题的,是黄惠贤先生,他将地方政权军事化视为此时期地方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 [4](p24,25)。但是,黄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却很不充分,仅仅论及了此时期刺史 、太守常带军号以及都督统军两个方面,而且,在这两方面,黄先生的论述也过于简略。本 文充分利用学人成果,拟对这一问题作一系统、完整的论述。由于此时期在地方政权方面, 北朝与南朝有着较大的不同,笔者认为,不宜 简单地以南方模式....

永佃权与清代农民生活
作者:周荣
永佃权制是中国古代租佃制度的特色之一。永佃式的租佃关系很早就为学术界所重视,不过 却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永佃权的起源、永佃制租佃关系的基本特征、永佃 权与佃农的权利与义务、永佃制的进步性与落后性等方面。尽管许多 问题目 前尚无定论,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永佃权可能萌芽于宋代,但明以前主要局限于 东南一些省份,到了清代,永佃制租佃关系已经成为遍及全国各地的普遍行为;永佃制的基 本特征体现为地权与佃权相分离,而不是“永远耕种”;永佃权是佃农的一种权利,而不是 地主剥削佃农的一种手段;永佃权的产生意味着佃农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独立性的增强,而不 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永佃制是租佃关系中的新现象,是先进租佃关系的代表,而不是落 后残余的延续。综观现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者们对永佃制的理论阐释非常充分,而对永佃权与农民生 活的关系却很少关注。事实上,永佃权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几乎影响到农民生活的各个 方面。深入探讨永佃制与农民生活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立体地了解清代农民的实际生活 状况,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上述正在争论的理论问题的把握。一 永佃权.....

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
作者:居阅时
我们似乎习惯把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简单归结为政治和经济,显然,这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 认识。本世纪中期,法国年鉴学派把心态列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之一,开辟了历史认识的 新途径,并推动历史研究趋向多维度和整体性。心态是一定社会环境如政治、经济、舆论习俗、传统、信仰和价值体系影响下,人类群体、 民族、团体及个人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由于人一方面受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又反过 来对历史运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所以,研究心态可以帮助理解和阐释人的社会主体作用, 揭示心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北洋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它处在历史转折口,受到多种力量影响,社会激荡多变,社会 现象纷繁复杂。揭示和解释其本质规律,是北洋历史研究的难题,但已有的结论未能令人信 服 地解决这一难题。笔者在研究北洋历史时看到心态是影响北洋历史进程多种因素中不容忽视 的一项因素。虽然心态不是社会运动合力中的主要动力,但是作为推动历史运动的合力之一 ,它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因素共同对历史进程发生着作用。把心态研究引入北洋历史范畴 ,必将有利于揭示这段历史运动的内在联系,廓清历史事实,获得新结论。鉴于此,.....

论民国初年陈焕章的尊孔思想
作者:张卫波
在民国初年的孔教运动中,陈焕章(1881-1933)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康有为是孔教 运动的精神领袖的话,那么他则是这一运动的具体组织者。由于 陈焕章 是孔教会的发起人和主任干事,总揽会务巨细,并负责出版《孔教会杂志》、《经世报》, 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孔教理论,因而在当时主张尊孔的人中间颇有影响,同时其思想也成 为新文化派批判的重要对象。目前关于陈焕章思想的研究还比较欠缺,除了有郑则民的《陈 焕章》(李新、孙思白编《民国人物传》第2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韩华的《论陈焕章 对 孔子“理财”思想的现代诠释》(《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1期)等几篇文章对陈氏的生平 与思想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外,其他专门成果则寥寥无几。为了丰富陈焕章的研究,也为了 能从更深层次处揭示民初孔教运动的兴衰因缘,本文拟对陈焕章的尊孔思想进行评析。一 尊孔与重建国民道德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不安,尤其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执掌中央政权后,中华民国名存实 亡。面对这种混乱局面,许多知识分子彷徨歧路不知所措。“无量头颅无量 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诗句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悲观失望....

走向最后的觉醒──抗日战争时期的陈独秀
作者:陈铁健
1933年4月20日,陈独秀向江苏省高等法院提出辩诉状,申明“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 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 [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中国托洛茨基派的领袖,陈独 秀这三 大名分为世所公认。与有些人被动卷入政治斗争旋涡不同,陈独秀是主动地冲进政治斗争 浪潮中去的。陈独秀自承“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2]他最终被政治 斗争逼入贫病交加、走投无路境地,却在离开人世前夕留下最具思想价值的民主政治主张。 本文仅就陈独秀自1931年至1942年约十年间的思想言论演进,作一简要的叙述和评论。以监狱作研究室1930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在此 期间,陈独 秀著文近40篇(包括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文章、决议、书信),声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 ,揭露英美等国政府操纵国联袒护日本,谴责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抨击蒋介石、汪精 卫镇压学生抗日民主运动。当时陈独秀呼吁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

亨利七世的财政政策
作者:施诚
亨利七世是英国都铎王朝的创建者,在英国历史上,他以“吝啬”和“贪婪”而著称,这是 由于他采取的严苛的财政政策所致。而有的现代史家则对亨利七世的财政政策推崇备至。 如研究都铎王朝财政史的英国史家弗里德里克·C.迪兹认为,亨利七世统治期间实行的“财 政机构和财政方法完全打破了中世纪的财政制度,为英国建立更加现代的收入制度奠定了基 础”[1](p77)。亨利七世的传记作者迈克·V.C.亚历山大也认为,亨利七世的 财政政策使“国王的财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建立在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2](p216) 。另一位英国史家莱斯·鲍德温·斯密斯则认为,亨利七世的财政政策完成了一场“财 政革命”。[3](p91)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亨利七世的财政政策呢?笔者认为,通过对亨利七世财政政策实施的动机 、具体措施和后果等方面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亨利七世的财政政策。一 亨利七世的财政政策的动机亨利七世从玫瑰战争的混乱中侥幸夺取王位,面对动荡和叛乱的政治局面,他的最高目标是 建立稳固的统治,使王位在自己的家族中世袭下去。与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这既是亨利 七世一切政治....

转型时期普鲁士官僚的经济改革思想和国家企业促进政策
作者:徐健
19世纪初,欧洲国家的经济制度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主义。对于普鲁士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 国家,它面临的转型似乎更要复杂。在这个国家中,有一批自由派官僚,作为社会进步力量 的代表,既紧跟自由主义的时代精神,又以务实的态度反对奉行僵化的自由主义教条。既遵 守自由竞争的最高原则,也不完全排除重商主义时期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手段。在推进工业 化的进程中,注重国家对企业的促进,以教育为主要手段,促成企业心态的调整,营造一种 工业文化氛围,为普鲁士国家向工业社会的成功转型打下了基础。一专制主义时期,国家经济的首要任务是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家经济乃至政治实力。普鲁士 的情况也不例外。从17世纪开始,普鲁士君主就有意识地在政治上推行专制主义,以此来战 胜封建分离主义和等级制度,并相应地在经济上通过重商主义的手段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 基础,以巩固专制国家的根基。从大选侯威廉开始,经过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有计划的建 设,到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都已达到顶峰状态。重商主义的主 要 措施是尽量利用本国原材料发展加工制造业,制定高关税或发布进口禁令阻止外国工业品进 .....

二战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
作者:张爱民
长期以来,美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黑人民权运动的起始年代一直众说纷纭。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于人们对于 二战与民权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认识不足。美国著名的黑人运动领袖詹姆斯·鲍德温认为19 29-1945年是“黑人与美国关系的转折点”。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尔 多(Gunnar Myrda l)在二战期间就预感到,战争将成为黑人反抗的“兴奋剂”,“这次战争将使黑人在美国的 地位得以重新界定”[1](p756,997)。黑人社会学家E.富兰克林·弗雷泽则认为 :“ 二战将使黑人不再乐于毫无反抗地忍受就业和住房方面的歧视。”[2](p682)另一 位社会学家查尔斯E.西尔伯曼更明确地指出,“50、60年代反抗运动的种子”就是在二战期 间 “播撒下的”[3](p65)。这样的论断都有充分的依据,是可取的,只可惜还未被 美国学术界广泛接受。笔者愿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民权运动标志着美国黑人的高度觉醒,是美国黑人运动中的一个崭新的里程碑,没有重大的 社会动荡和激烈的冲突是不可能突然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恰为美国提供了这样一个重大 的动因。1939......

试析苏联犹太移民问题的形成及影响
作者:白玉广,宋正
苏联犹太移民运动是生活在苏联的部分犹太人为实现其移民国外的权利而进行的政治运动, 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缓和时期的美苏关系中,所谓人权人道问题成为除 军备控制、地区性冲突和双边贸易等问题之外影响美苏关系的重要问题。苏联的犹太移民问 题尤其成为那些以人权人道为借口对美苏关系施加影响的政界人士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本文拟就苏联移民问题的形成及其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做一简要分析。一 苏联犹太民族的历史境遇苏联犹太移民问题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但它真正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沙皇俄国时期, 这与苏联犹太人的历史命运有着重要的联系。大量的犹太人进入俄国是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执政时期。当时沙皇俄国伙同奥地利、普鲁士两 国三次瓜分波兰(分别于1772年、1793年、1795年),居住在原波兰东部地区的大批犹太人于 是成为俄国属民。素以“各民族的监狱”而著称的沙皇俄国对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采取极端 歧视的态度。在沙皇治下,犹太人的内部迁移权受到限制,只被允许居住在西部和西南部帝 国的几个边疆省份即所谓的“帕雷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犹.....

明代奴仆与社会
作者:牛建强
封建社会中奴仆豢养现象的存在,应是上古奴隶社会落后生产关系的残留和变种,自秦汉、 历六朝、至唐宋都是如此。到了明代,它既保留了这一特殊社会阶层过去的某些特征,也随 着社会的剧烈变动而相应地发生新的变化,从而使其具有自身的特点。关于明代奴仆的研究 ,前人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也存在着一 些缺陷:或者只是把明末奴仆的特殊斗争形式“奴变”作为明末农民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来 对待;或是下意识地强调主奴的矛盾,陷入机械和狭隘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泥沼,把复杂的 历 史简单化;或是把奴仆现象混杂叙述,使所利用的材料失却了固有的时间和空间的规定等等 ,即大都未把这一问题放置到明代社会整体变化过程中来理解和把握。本文拟就明代的奴仆 与社会变化间的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一个侧面认识和理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这一重 要历史时段的社会变动的丰富内涵及其对社会诸方面的重大影响。一 明代置仆现象的演进明代奴仆又称奴婢、臧获、家奴、家僮、僮仆、家人、义男、义妇等等。这些概念有的是对历史上称谓 的承续,有的是法律中术语的借用,有的体现出了归属上的特征,有的则是受国家政策制约 而......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华北移民动态的考察
作者:范立君
关内向东北移民,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这一问题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 近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又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总体来看,相对于民国社会史的其他领域,东北移民史的研 究是比较 薄弱的。本文在充分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比较丰富的中日文资料, 对“九一八”事变后移民的动态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一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移民东北受阻华北向东北移民,历史悠久,“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汉族流民出关觅食”[1](p8 5)。清代以后,移民数量逐渐增多。尽管清王朝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屡颁禁令,严禁 汉人出关,但屡禁不止,穷苦农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2](p37) ,多方闯关。咸丰以后,前禁渐弛,1861年清政府正式废除封禁政策,一时“鲁冀游民出 关谋生者日益增多,闻风景附,所至益多,蜂屯蚁聚,势难禁遏”[3](p42)。及至 清末,移民浪潮已蔚为大观。这可以从东北的人口总数上反映出来:如1898年东北的人口总 数为541万,1907年为1 445万[4](p3),而1 91.....

家族内人口与生活:以浦江义门郑氏为例
作者:李静,孙昊
在基于郑氏家族详尽的人口记录的基础上,将所反映的数据加以系统分析,对于当时的诸多 有关的人口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本文主要依据的记录是《(浦江)义门郑氏宗谱》,尽管 有些学者对家谱的利用价值产生怀疑,称其中有许多东西是不可信的,但是笔者认为家谱在 对 家族历史的追溯上固然有一定的牵强附会的成分,不能完全将其作为信史,但是人口的记录 则是家族中人员的逐个登记,有关子嗣与血统的记载尤其详细,由于它只是要明辨世系, 特 别是家谱中对于族人的出生和死亡时间的记载,不带有夸耀等其他目的,人口的记录重在求 实,因而也是较为可信的内容,对于了解该家族的人口数量、人口增减的速度、职业、文化 状况、婚姻状况、寿命等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浦江义门郑氏宗谱以对男性的记载为主,详细记载了族中男性人物的世系、排行、出生时间 、死亡时间及简单行状等内容,对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研究人口问题 的重要机遇,本文就是以对男性的研究为主,在婚姻问题中会涉及女性。但是对女性的 记载则非常有限,只是嫁到郑氏族中的媳妇才被列入宗谱,且嫁过来的媳妇也有一些或生年 或卒年无考,有的.....

唐代之前民间中亚粟特人的入华
作者:陈海涛
粟特地区(Sogdian)位于中亚阿姆河(Oxus)和锡尔河(Sir daria)之间,这一地区被称为古代 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由于特殊的地域优势,长期生活于此地的粟特民族被称为“商业民族”,并被认为是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在历史上,粟特地区与中原之间 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源远流长,但过去的研究多只关注它们之间的官方联系,各种古代史籍也主要记载官方交往,对民间往来则重视不够。尽管史籍缺载,但有充分材料证明,粟特地区与中原之间的民间往来,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民间商业往来,远远早于官方文献所记载之张骞出使西域,并在此后绵延不绝,其规模与程度,也远比文献所载官方之间的往来更加 频繁和繁荣。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原同中亚之间物质文明的交流早在史前社会就已经开始(Wilh elm Eil er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ume 3(1),Cambridge,1983,p.537)。在周穆王西 游的传说中,就记载有周穆王给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口组三百纯”(《穆天子传》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

明遗民心态:张岱个案分析
作者:杨泽君
一张岱(1597-?),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居士。原籍四川,后移居浙江山阴(今绍兴)。《明代千遗民诗泳》说,因为《四库全书存目》将张岱的《西湖梦寻》列于遗民李标之上,“知张岱亦明遗民也”(张其淦:《明代千遗民诗泳》,三编,卷二,明代传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张岱虽未如“海内三遗民”沈寿民、王鸣盛、徐枋等享有盛名,但他一生的经历却在明遗民中有很大的代表性,对他分析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崇祯自缢,意味着明朝灭亡。明朝士大夫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就是关于 生与死的抉择。一方面是“无数衣冠拜马前”(卓尔堪:《明遗民诗》,卷一,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版),许多士人站到满清一边,另一方面是主辱臣死,以身殉国者不计其数。而像张岱这样既不殉节也不投清的遗民,必须为自己在新朝下的不死作出解释,从而为自己的生存提供依据。张岱于“忠义”十分赞赏,他在《古今义烈传自序》中说:“天下有绝不相干之事,一念愤 激,握拳攘臂,揽若同仇,虽在路人,邃欲与之同日死者。余见此辈,心甚壮之。”他尤重 君臣大节:“忠孝大纲,难于死义……主辱臣死,固其分也。....

毛泽东晚年“培养接班人”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李付安
为了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避免中国出现修正主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和毛泽 东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但由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作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错误判断,最终使培养接班人的实践偏离正确轨道,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造成与主观愿望相反的严重后果。但总的看来,这一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至今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时下的某些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当时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做法现在依然具有借鉴作用。一作为战略家,毛泽东一贯重视培养新一代,而明确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概念, 并将其作为战略思想和措施,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封锁很难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便开始推行“和平演变”战略。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得到“解放”,“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致命危险”,宣称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