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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2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来源: 暂无 发布日期: 2016-01-02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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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
作者:罗炳良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先后产生过各种史学思潮 ,而每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 ,都按其治史宗旨对中国史学重新加以诠释 ,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貌。探讨各种史学思潮的内涵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 ,将会有助于揭示历史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呈现出由繁荣与深化走向总结与嬗变的特征[1] ( p4 32 ,6 70 ) ,产生出两大主要史学思潮 ,即宋元明时期的义理化史学思潮和清代的实证性史学思潮。这两种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并且直接影响到两者价值取向的不同。本文即以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内容作为考察对象 ,试图揭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 ,以期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某些内在规律。这不仅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且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也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一两宋社会民族矛盾比较尖锐 ,因而宣扬“大一统”和“尊王攘夷”观念的《春秋》学在宋代史学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春秋》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 ,它不但保存了先秦史官纪事的书法 ,而且融入了孔子的政治观念......

东汉持节问题探讨
作者:张鹤泉
东汉时期 ,国家使官员持节从事重要的社会活动 ,这成为当时国家进行统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东汉的这种施治方式无疑是承袭西汉而来的。不过 ,东汉官员的持节方式和活动与西汉相比 ,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因而 ,它又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 ,考察东汉时代的官员持节的诸方面特征不仅可以认识当时持节制度的特点 ,而且 ,还可以明确它与西汉持节制度的承袭关系以及对魏晋时期持节制度的影响。尽管前人已经对汉代的持节问题做了一些有意义的考察 ①,然而 ,对汉代的持节活动 ,特别是对东汉时期持节活动的研究 ,仍然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因而 ,对东汉持节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所以本文拟对东汉国家授节的方式、固定持节官和临时持节官的设置、临时持节官从事的主要活动及其意义、东汉末年将军持节的变化等问题作一些探讨 ,希望能够对东汉持节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一 东汉国家授节的方式“节” ,并不是在东汉时代才出现的。实际上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然而 ,至东汉时期 ,节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物的特征更加明显 ,正如《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汉官仪》 :东汉持节问题探讨......

入晋之蜀汉人士命运的浮沉
作者:王永平
汉晋之际 ,政局迭荡 ,中国历史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革。东汉末年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崩溃 ,军阀混战 ,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此后历经约半个世纪的割据状态 ,终于 2 63年、2 80年先后为晋所灭 ,中国历史复归统一。不过 ,这一次的统一并不是秦、汉历史的简单重复 ,长时期的分裂必然会带来一些新问题。对于司马氏而言 ,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在蜀汉和孙吴割据统治下的蜀地与江东的地方势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而与中原王朝的政治需求、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冲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这是在军事征服之后巩固统一的关键所在。对此 ,一般说来 ,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会通过征辟当地的代表人物入朝任职 ,利用他们的声望消弭当地的对立情绪 ,司马氏也如此。但由于各时代、各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 ,统治者的态度、政策也自然有异 ,值得深入研究。然检核以往的研究状况 ,人们对司马氏与江东大族人士的关系关注较多 ,而对蜀地人士的举措则少有论及。有感于此 ,本文专论入晋之蜀汉人士的遭际与浮沉 ,或不失为一有益之“谈助”焉。一 司马氏强行迁移蜀汉上层王公曹魏景元......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作者:刘磐修
魏晋南北朝时期 ,社会长期动荡 ,政权更替频繁 ,游牧民族大量内迁 ,因此人们通常认为 ,这一时期北方经济遭受严重摧残 ,农业生产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①毋庸讳言 ,战争确实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 ,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 ,南北对峙是主要的 ,大约占了这一阶段近 40 0年时间的四分之三。对峙时期 ,南北双方大致是以淮河—汉水为界 ,南北战争大多在这一线进行 ,黄河流域较少波及。十六国前期 ,游牧民族大举进入 ,民族矛盾空前尖锐 ,战争也空前残酷 ,这是北方农业真正遭受致命伤害的时期 ,但仅70年左右 ,而更多的则是相对和平的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 ,北方农业的发展也随之发生变化 ,与汉代相比较 ,是有进有退。退 ,表现为由于人口流徙造成了部分土地荒芜。但艰难的环境也促使人们为谋求生存而在农业生产领域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探索 ,从而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进步。两相对照 ,进更突出。一 耕作工具与耕作技术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耕得到广泛普及。我国的铁犁牛耕产生于春秋后期 ,秦汉时期虽努力推广 ,但尚未真正普及 ,“从总体上看尚未进入牛耕时代......

吕惠卿与王安石变法
作者:吕一燃
王安石变法 ,是中国古代史上一场有进步意义的政治改革运动。在这场以富国强兵 ,反对大地主、豪强兼并为主旨的政治改革中 ,吕惠卿与王安石密切合作 ,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法 ,以代替已经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旧法。在守旧派极力诋毁和反对新法的声浪中 ,吕惠卿力排阻力 ,勇往直前 ,捍卫了新法 ,并使其得以顺利施行。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策划者、实践者。在这场政治变革中 ,他的地位仅仅次于王安石。他是站在历史潮头的人物 ,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是 ,在当时 ,反对变法的守旧派 ,曾不择手段地捏造和歪曲事实 ,把他说成是祸国殃民、见利忘义的大奸大恶之人。这种影响直到近代仍不少衰。① 目前对吕惠卿的看法虽然有所改变 ②,但仍有不少问题尚须进一步深入研究 ,有不少不实之辞尚待澄清和推倒。本文拟就吕惠卿与王安石变法的若干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吕惠卿与王安石变法@吕一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北京100006吕惠卿;;王安石;;王安石变法吕惠卿是一位博学多才、力行改革当时弊政的杰出的政治家。志同道合、相互敬慕是他与王安石结合的基础。他在制定新法、推行新政、批......

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作者:孙立新
在新近出版的一些关于近代基督教传教史的论著中 ,传教士在研究和介绍中国方面的活动受到了普遍关注 ,被当作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而大书特书。但是很少有人对传教士著述的内容 ,特别是其西文著述的内容 ,加以深入研究。人们往往只根据传教士著有不少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作品这个表面现象 ,就断言传教士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对于传教士研究中国的动机、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他们的中国观等较深层次的问题 ,几乎没有人问津。实际上 ,1 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大都是在宗教奋兴和殖民扩张的激励下来到中国的 ,其目标是中国的迅速“福音化”。他们深受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怀有很深的偏见并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们也借助西方列强的武力和不平等条约 ,不遗余力地以西方文化排斥中国本土文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了一种赤裸裸的“文化帝国主义”[1] ( p34 4) 。而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和介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否认 ,确有不少传教士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 ,他们也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报道 ,把中国各方面的......

晚清天主教会与耶稣教会的冲突
作者:杨大春
中国近代天主、耶稣两教的相互关系 ,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有很大影响 ,非常需要深入研究。然而 ,该问题至今尚未为学界所注意。① 本文试对两教在晚清的冲突现象作综合研究 ,希望抛砖引玉 ,引起学界对“近代天主、耶稣两教关系”的重视。近代中国的基督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教派 ,狭义的基督教专指新教。本文所说的基督教指广义的基督教。新教在近代中国也被称作耶稣教、福音教、更正教、誓反教、抗议宗等 ,本文除引用原文外 ,一律称作耶稣教。本文所论述的教派冲突专指天主教和耶稣教之间的冲突。一 冲突表现的特点自 1 80 7年伦敦宣教会马礼逊牧师来华后 ,耶稣教会就同天主教会一起在中国传教。鸦片战争后的近五十年间 ,两会各自独立传教 ,虽因教义差异和传教方式不同而相互有所隔膜、歧视和抱怨 ,但双方都能保持克制 ,互不干涉 ,没有形成公开的冲突。[1] ( p110— 112 ) 不过 ,在 1 891— 1 91 1年的 2 0年间 ,尤其是 1 90 3— 1 90 9年的 7年中 ,天主教和耶稣教的教会势力却有过明显的不和 ,甚至由一......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作者:郑大华
1946年 1 2月 2 5日 ,在隆隆的内战炮声中 ,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 ,通过了民国史上的最后一部宪法。关于这部宪法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民国宪法史或政制史著作 ,几乎无例外地认为 ,它的“性质与《训政时期约法》的法西斯法统一脉相承 ,其内容是早已被人民唾弃的‘五五宪草’的翻版” ,“是集旧中国反动宪法之大成的一部彻头彻尾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宪法”[1] ;是“在‘民有民治民享’的词句掩饰下的维护封建买办势力和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在中国进行专制统治的宪法”[2 ] (p34 4) 。但实际上 ,如果我们将 1 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与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1 93 6年 5月 5日公布 )进行比较 ,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少原则性区别。这些区别说明 :1 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和“五五宪草”不同 ,它多多少少还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一 围绕宪法起草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 ,并于 1 945年 1 0月 1 0日签订了《会谈纪要》 ,即“双十协定”。根据“......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解读
作者:张瑞敏
作为开国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人 ,毛泽东把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的重要内容。为着这一理想和目标 ,毛泽东殚心竭虑 ,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虽然这一探索十分曲折且并不成功 ,但它作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无疑为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领导人的继续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①。一 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及基本内涵在今日之中国 ,“共同富裕”作为邓小平理论及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多自然地以为“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是邓小平的杰作。其实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的毛泽东 ,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提出并开始致力于实现这一社会理想。应该说 ,“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真诚追求。而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的时间大致则是建国后的1 95 3年。是年 1 2月 1 6日 ,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 ,要“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 ,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 ,......

美国共运史研究中的正统派与修正派
作者:贾庆军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历史课题在美国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课题 ,它同政治的联系是如此密切 ,以至于每一个研究者在下结论时都要小心谨慎。半个多世纪以来 ,研究美国共产党历史的人士遍及各界 :有共产党人 ,有社会党人 ,有学者 ,有前共产党人等等。本文涉及的主要是学者们 (包括许多前共产党人 )的研究 ,因为他们的成果数量最多 ,影响也最大。由于经历、时代的不同 ,这些学者们的研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出现了不同的派别 ,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两大派 :正统派与修正派。本文将主要就这两大派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冲突进行评述。一正统派其实包含着两个派别 :一派以 2 0世纪5 0— 60年代的学者为代表 ,另一派以 60— 70年代的前共产党员研究者为代表。前者以学术著作为主 ,后者以回忆录为主。只因为两派观点、研究方法相近 ,因此统归于正统派。学者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主要有 :西奥多·德雷珀的《美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odoreDrap er,TheRootsofAmericanCommunism ,NewYork :VikingPress,1 95 7)......

“宅地农场议案”在国会的辩论及其通过
作者:孔庆山
美国《宅地农场法》①作为林肯总统的一大执政功绩 ,早已为我国史学界人所共知 ,但作为《宅地农场法》前身的“宅地农场议案”及其在国会的提出和辩论经过却很少为人所知。因此 ,笔者根据因特网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原始档案材料 ,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予以梳理和评析 ,以期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或研究有所裨益。一 约翰逊“宅地农场议案”提出的历史背景美国有着悠久的免费分配土地的传统。实际上 ,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建立 ,免费分配土地的实践也就开始了。北美殖民地最早和正规的免费分配土地的制度起源于弗吉尼亚的“人头权利制”。所谓人头权利制 ,就是按人头免费分配土地。在弗吉尼亚建立初期 ,一切殖民组织活动均由弗吉尼亚公司承担。移民的招收和运送费用皆由公司负担。公司为了减轻日益沉重的财务负担 ,削减现金开支 ,许诺向每一位自费移居弗吉尼亚、或者替他人支付移居弗吉尼亚费用的人免费授予 5 0英亩土地。人头权利制成为最有效的吸引和招徕移民的手段 ,后来几乎为各个殖民地所效法。早期免费分配土地制度是北美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那里的土地极其丰富 ,到处是肥沃的土地 (实际上多是茂密的林地 ) ,而......

浙江三泉村700年变迁模式试探
作者:周祝伟
三泉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多山的西北部 ,村后面是主峰海拔 3 0 7.6米的柱竿山 ,距兰溪市区1 1公里 ,距其所辖的黄店镇 3公里 ,有一条简易机耕路通往黄店镇。在通向黄店镇的谷地两侧丘陵连绵 ,自黄店、何家、柏树园而至三泉村 ,地势逐级抬升。全村除 4户户主为非唐姓之外 ,其余均为唐姓家庭。据 1 997年年底统计 ,三泉村总户数3 98户 ,总人口 1 2 1 3人 (未包括退休后回村居住的人口 ) ;劳动力总数 640人 ,其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 5 5 2人 ;耕地面积 (即水田 ) 91 1亩 ,山 2 782亩 ,旱地 1 5 0亩 ;工农业总产值按 1 99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 1 3 6.76万元 ,其中工业总产值仅3万元 ,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工业无足轻重的传统型山区村落。一 三泉村建村背景考察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传统农民来说 ,世代定居是其常态 ,而迁徙则是其变态。他们的每一次迁徙都蕴含着深刻的原因 ,或天灾 ,或人祸 ,或疫病 ,等等 ,不一而足。总而言之 ,只有在他们认为原居住地已不再适宜于自己生活乃至生存的时候 ,他们才会不......

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
作者:谢庐明
一 引  言农村墟市 ,是中国传统市场的组成部分 ,也是考察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近年来 ,农村集市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热点①,但农村市场的近代变迁研究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而传统市场的影响 ,即使到了现代仍可见其踪迹。笔者新近翻检地方志文献和进行田野调查 ②发现 ,赣南农村墟市从建立到运作过程都深深地打上了宗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 ③的烙印。赣南处赣、闽、粤三省毗邻地带 ,又属客家文化区 ,其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 ,既是经济发展的过程 ,又是社会发展的过程。本文试图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层面对赣南农村墟市进行描述和分析 ,旨在探究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忽略的有关山区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适应性 ,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赣南客家传统社会结构和市场近代化过程。二 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  制度与客家传统社会结构  赣南的墟市起源甚早。东晋初 ,“日中为市”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的类似今日农村墟集的市场日渐增多。到隋代发展成为“三市” ,即大市、朝市和夕市。[1] ( p2 156 ) 唐代梅岭驿道拓宽后 ,来往商贾增多。宋代以降......

工业化、民主化、民族化与中国现代化——评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
作者:周东华
20世纪初 ,梁启超在《申报》创刊 5 0周年纪念文集中 ,对中国 1 860年来的现代化探索 ,有如下论述 :中国现代化经历洋务运动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尝试 ;戊戌变法制度层面的尝试及最近的文化层面尝试的“器物—制度—文化”层层进步的现代化历程。 (梁启超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申报》创刊 5 0周年纪念文集《最近之五十年》 ,1 92 2年 )梁氏所论 ,实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滥觞之作。此后 ,关于中国现代化研究大都属于专题研究 ,如 3 0年代对中国现代化的专题讨论等 (参见罗荣渠主编 :《从“西化”到现代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90年 ) ,缺乏通史性质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现代化研究在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支配下在美国兴起 ,涌现大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在其影响下 ,我国香港和台湾学者纷纷掀起中国现代化研究 ,代表人物有金耀基、张朋园等诸位先生。金耀基先生的《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时报出版公司 1 988年 )等著作中 ,就有涉及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研究 ,但其主要观点还是梁启超先生的“器物—制度—文化”三层演进说。又如......

日本现代化的人口条件
作者:郝秉键,陈熙男
人口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肇始于明治维新的日本现代化 ,多年来人们倾向于从国际环境、政治经济结构、商品经济发育程度和民族性等方面探讨其成因 ,其实从人口角度看 ,日本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也自有其内在必然性。就笔者所见 ,目前国内尚无专文论述人口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 ①;在国外 ,1 966年 ,日本学者TACHIMinoru和OKAZAKIYoichi发表《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一文 ,[1] ( p16 5— 183) 以日本、东南亚国家为分析对象 ,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认为人口低增长率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如果其人口增长率像东南亚国家一样的话 ,即使其有很高的资本利用程度 ,其经济也难以有如此快速而平稳的发展。本文拟从人口密度、人口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等角度来进一步阐释人口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 ,以期深化对日本现代化的成因的认识。一 人口密度据统计 ,明治初年 ,日本人口至少有 3 480万 ,[2 ] ( p2 87) 而耕地面积为 3 2 3 .4万町。[3] ( p4 8) 也就是说......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分析——浙江省个案研究
作者:张根福
有关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构成问题 ,因受资料的限制 ,学术界出版或发表的论著不多。孙艳魁在《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①一书中对难民的性别和年龄、籍贯、文化程度、职业与婚姻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张丽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②及程朝云的《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③ 则简要地论及了难民的职业构成。上述成果为勾勒迁移人口的结构作了积极的努力 ,并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本文试图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借鉴其研究方法 ,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 ,对该省迁移人口的籍贯、年龄和性别及职业构成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以补充或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一 籍贯构成分析迁移人口的籍贯 ,对弄清其来源和迁出地 ,以及不同地域民众遭受战争危害的程度 ,具有重要的意义。经笔者研究 ,抗战时期浙省外迁人口约 2 0 0万 ,比较集中的分布区域是赣、闽、皖 ,上海租界及西南各省 ,西北及其他省份也有零星分布[1] 。那么 ,这些人口主要来自何处 ?为什么这些地区外迁的人口多于其他地方 ?现依据一些典型材料加以分析。抗战结束后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浙闽分署义民接送站杭州站......

唐代长安新设刑场独柳树考论
作者:赵望秦
唐代长安新设刑场独柳树考论@赵望秦$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清史稿》撰述人及其关系考
作者:刘海峰
《清史稿》撰述人及其关系考@刘海峰$驻马店师专科研处

关于“文革”起源的一点看法
作者:何云峰
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革命化”与“现代化”的两种发展趋向的角度 ,探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段过去的历史 ,又能使我们加深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认识。一 革命化与现代化 :两种发展趋向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中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两种发展趋向 :革命化与现代化。革命化趋向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主题 ,“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胡乔木文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 6 8页 ) 。现代化趋向则认定和平建设是社会主义的主题 ,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两种发展趋向对社会主义主题的不同定位 ,决定了二者在探索历程中的不同走向。在政治思想领域 ,革命化趋向坚持认为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 ,仍然存在着剥削阶级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而在现代化趋向看来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 ,主要矛盾已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