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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追求圆融
作者：章开沅
我在《走出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学刊发刊词》)中,对于如何改进本学科的研究已有较全面的说明。主旨是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识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理论、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境界系我国传统美学范畴。此词源于佛教用语,《成唯识论》云:“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唐代王昌龄最先借用于论诗,《诗格》云:“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此后被历代沿用乃成美学范围,而王国维《人间词话》更把境界推崇到美的本源地位:“有境界,本也”,“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国维曾以前人词语说明三个境界:1.“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2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国维此意并不限于文学,多年以来已被引伸成为治学必经之不同阶段。记得周恩来生前亦曾以上述词语勉励我们刻苦攻读,努......
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
作者：虞和平
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开展,主要是循着两条轨道前进的。一条是学术研究本身发展的轨道,也就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如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还有疑问?哪些问题还需要探讨?另一条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轨道,也就是正对现实社会中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选择研究课题的基本出发点。本着这一出发点,近些年来我选择了中国现代化历程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成果《中国现代化历程》已于2 0 0 1年出版,现在我想本着这一同样的出发点,就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中最近提出的一些问题和今后发展问题谈一些想法。一 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认同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但是,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是一种什么关系?中国是从什么时候起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怎样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则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在早期的研究者中,持传统与现代对立论者不在少数,认为凡是传统社会的因素基本上都是与现代化相对立的,都是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因素;或者忽视这一问题而不论。近来,这.....
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
作者：马敏
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这几种历史观分别代表着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势实不容忽视。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还有总体的历史观,主张在丰富的层次和多方面的联系中把握历史。这四种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当前历史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大,对我们思考2 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取向不无启示意义。下面略为分述之。一 更趋精细的历史观同那种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观不同,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
更加完整与客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
作者：朱英
纵观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进步,与此前相比已属相当迅速。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在整个历史学科中又是非常突出的。虽然如此,近代史学界不少学者仍多有不满足之处,希望近代史研究在今后发展更快,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浅见。1.在诸多研究领域热烈争论的“繁荣”局面难以再现,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成为基本总体目标。在刚刚过去数年的世纪交替之际,史学界不少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领域,总结反思上个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成绩与不足,探寻和展望新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新趋向,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学术见解。《历史研究》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专业史学杂志,曾发表过多篇对各种专题百余年研究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展望的评述文章。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也有意识地组织和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常常集中刊发一组相关论文,以期引起海内外史学界关注。以此为主题的规模大小不一的学术研讨会,同样召开过多次。应该说这一工作是颇有意义的,但其对中国历史......
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
作者：彭南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 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前辈学者的引导分不开。刘大年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以经济史为突破口①,此后经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章开沅则倡导社会集团史的研究,他指出:“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②此后,以商会史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史的探讨蓬勃开展,推动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是,毋庸讳言,近代史的研究也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甚至存在着一些盲区。在我看来,下层社会的历史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以致于下层史“下沉”到了史海的底层,急需学者们关注的目光下移。《史学月刊》组织“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走向”的笔谈,藉此机会,笔者愿在此谈谈个人一孔之见,供学界同仁讨论。一 下层史:重构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下层史是一般民众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一般民众或普通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教育上,往往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举凡他们的思想观念......
历史学的观念、方法与特色
作者：李良玉
进入近代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清末以来中国历史学逐渐进入了现代化的过程。历史学的现代化有以下六个特征。第一,在指导思想方面,从为统治者“资治”转变为探求社会发展规律,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第二,在形式上,从以纪传体为主,其他特色鲜明、分工明确的本末体、编年体、年谱体等传统体例并存,转变为以章节体为主。这个转变,使历史学更加便于叙说,也更适合于大众阅读。第三,学术方法方面,从中国传统自体性知识体系转变为充分接受外来史学思想方法的开放性知识体系。第四,就写作方式而言,从以官方修史为主体转变为广泛意义上的民间修史。第五,史学著作的语言形式从传统汉语转变为现代汉语。第六,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上看,历史学仍然是民族精神文化和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使它保留了民族集体记忆的功能。同时,随着许多艺术手段的发展和文艺活动的更加贴近社会,更加群众娱乐化,某种意义上历史学还成为一种更加普及的民间知识和社会文化产业的必要前期工序和艺术材料。2 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随着当代现代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历史学也一定会获......
历史学者需要眼睛向下透视社会
作者：林家有
到过广州中山大学永芳堂(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办公所在地)的人士都会看见,在四楼的显眼处有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中山大学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研究中心”,这是我们在上个世纪末为了申报国家教育部研究基地时经学校批准成立的一个研究中心,后来我们没有入选研究基地,但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却被评为教育部国家级重点学科,为此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仍在“营业”在运作,“中山大学政治社会研究中心”却不了了之,但那块牌子仍然挂在那里,没有取下来,这虽显得有点滑稽,但也反映了我们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同仁的思考,尤其是多少体现了我的看法。中国近代史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经过我国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学者一代又一代人的开拓、发展和创新,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还是文化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进步和发展,出版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尤其是一些利用中外文新资料,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发表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已经响誉学术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看到我们研究成绩的同时,也应看......
正朔、正统与正闰
作者：雷戈
一“正朔”一词起源最早。《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书?记异也。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春秋梁传》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尽也。有继之辞也。”《春秋梁传》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礼也。用牲,非礼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陈三鼓三兵。大夫击门,士击柝。言充其阳也。”二传所言正朔皆与天象有关,都是对不同时间的日食现象发表看法。但这些看法似乎又都不是纯历法意义上的,而是属于某种经义范畴,二传作者似乎都想揭示出经文隐秘的含义。在这里,所谓“食正朔”之“正”应当就是“王正月”之“正”①,即“周正”之义,亦即周朝历法的朔日。意思就是,在周历的某个朔日发生了一次日食。据此而言,“食正朔”似乎并无深意。但细绎上下文义似又不尽确然。可问题是,《春秋》所记隐公三年日食并非发生于朔日,为何《公羊......
先秦帝王称号及其演变
作者：周新芳
~~先秦帝王称号及其演变@周新芳$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先秦;;帝王称号;;演变;;特点及规律先秦帝王称号主要经历了后、王、天子、帝、皇帝等几个阶段 ,每一种称号都体现了中国文字神秘的象征意义 ,其演变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也体现了先秦神权的日益衰落与王权的日益强化 ,王权居于神权之上 ,上古社会政权、族权、神权合而为一等历史事实。帝王称号所透视出来的不仅仅是政治的、更多的是社会的、思想的文化信息。因此 ,把握帝王称号的演变 ,也是了解上古社会的一把钥匙。~~
论凌迟之刑的起源及在宋代的发展
作者：孔学
地为誓而赦其罪”。但到太祖六年“冬十月戊寅,剌葛破平州,还,复与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反”。但太祖“次七渡河,诸弟各遣人谢罪,上犹矜怜,许以自新”。[2 1 ] (卷一,太祖纪) 因此,此六年所指是阿保机被推举为大汗的第六年,即91 2年。这是见于史书的最早的凌迟记载。考《辽史》被凌迟处死的大臣还有以下诸人:天禄五年( 95 1 ) ,耶律蝶蜡因参与耶律察割弑逆,被凌迟处死;[2 1 ] (卷一一三,耶律蝶蜡传) 同年,耶律盆都也因此被凌迟处死。[2 1 ] (卷一一三,耶律刘哥传) 应历二年( 95 2 ) ,耶律敌蜡“与其党谋立娄国,事觉,凌迟死”。[2 1 ] (卷一一二,耶律敌蜡传) 辽道宗清宁九年( 1 0 63) ,萧革因参与耶律重元的谋乱,被凌迟处死;[2 1 ] (卷一一三,萧革传) 同年,古迭也因此被凌迟处死。[2 1 ] (卷一一四,古迭传) 可见,辽朝的凌迟之刑主要用于处罚谋叛之人。五代以前有类似于凌迟的脔割。最早见于东晋,当时仅偶尔为之,五代时期已成为一种法外之刑,仍称脔割。但最先有凌迟之刑的是契丹,辽太祖被推举为大汗仅仅六年,就已有......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作者：孙卫国
朝鲜半岛是古代中华世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是唐、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藩国,②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朝鲜作为儒教国家,儒家正统观对其影响甚大,而这种正统观对中朝关系的影响亦至深至大。朝鲜半岛上的历代王朝如新罗(前5 7—935 )、高丽( 91 8—1 392 )、朝鲜王朝③( 1 392—1 91 0 )尽管都是中国的藩国,但不同的时代,对中国不同的王朝,在文化心态上却又迥然不同。朝鲜秉持传统的中华正统观作为与中国交往的原则,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来研究中朝关系史的学者,虽偶有注意此问题,但鲜加详细探讨,故有系统探究之必要。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都以事大为原则,向来研究者都将明、清两朝中朝关系史看成一个整体,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制度形态。④形式上,朝鲜是明、清两朝最为恭顺的藩国,并无不同,但仔细考察,情形却大不一样。明朝对朝鲜,洪、永时期,索处女、索火者,后来又屡索贡物,但朝鲜不厌其烦;派往朝鲜的使者不是宦官,就是六七品的行人、给事中一类的中小官吏,很少派三品以上的大臣出使;对于《明会典》所记载的李成桂宗系之误,......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
作者：李丹阳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已存在于世80余年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外学者对这个党产生的原因、起源、形成过程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大量详尽的研究。近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研究者视野的不断开阔,一些以往没有被注意到的方面和问题也有人在探讨,逐渐丰富着人们对中共起源史的认识。但是,能不能说中共建党的历史已经研究得十分清楚了呢?笔者认为:没有,远远没有。在这一研究领域里还存在着若干盲点,甚或有面对新出版的史料作出错误解释,以至出现某些近著在有些史事的叙述上反而踞离历史真实更远的情况。比如,早年出版的有关著作在追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时,多写到李大钊于1 91 8年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甚至把它视为“共产主义团体的嚆矢”和“中国共产党的母体”。①而晚近出版的一些中国共产党历史书,则很少或根本不提此事①;有的著作甚至把1 92 0年3月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说成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②。一些学者之所以会否认或不提1 91 8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
南京政府初期文科与实科比例失衡的社会政治效应
作者：陈德军
192 7年4月18日南京成为国民政府又一个首都。从广东来到南京的国民党人,从此甚至名义上也很难自称为革命者。执政之初经常成为南京当局关注头痛的“青年问题”①,如时人指出的“差不多单指学生”[1] (p12 4) ,倒不是占绝大比例的那些未受教育启蒙的青年人。这恰好表征了以“革命”起家的南京国民党人刚刚走上角色转换的路途,迫切地要建立秩序、整合社会。至今为止对于南京政府所谓的“青年问题”的学术研究,往往只是以肯定或否定的方式对南京政府是培植了青年还是控制了青年进行带有价值判断倾向的论述。比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 ,申晓云主编的《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台湾郭为藩主编的《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台北广文书局1981年版)以及陈进金的《抗战前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台湾《国史馆官刊》,1992年12月第13期)。从当时大学教育持续面临着文、实科之间的比例与社会需求相失衡这一历史问题出发,客观地分析由此累积所造成的复杂的历史与社会结果,并进而深化对192 0......
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筹建述论(1921～1929)
作者：何品
近代上海金融业在进入2 0世纪以后,逐渐呈现外国银行业、本国银行业和钱业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三种金融势力之间不仅因业务重叠而产生竞争和对立,同样也因业务互补而进行扶助与协作。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中,行业内的封闭与对立无益于金融业整体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上海中外银钱业三方均有加强沟通、减少隔阂的企望,一个中外金融合作组织———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AssociationofShanghaiBanks)应运而生。其宗旨在于促进上海中外各行庄的互助合作。上海中外银钱业三方的同业组织———上海外国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的全体会员均被接纳为其会员。但该联合会并不凌驾于上述三个公会之上,各公会仍然保持原有的独立地位。中外银钱业联合会虽由三个公会联合组建,但由于牵涉到多方利益,其筹建过程颇费周折,合作与争执交织其中,对立与妥协穿插其间,前后持续八年之久。中外银钱业联合会具有金融业同业公会的特征,而与上述三个公会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集国际性、地域性双重特征于一身。对其进行考察,可以为揭示在近代上海金融业三足鼎立格局中,中外银钱业三方之间存在的利益与力量的互动关......
试论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
作者：孟广林
在1 6世纪西欧政治思想的嬗变中,克劳德·得·塞瑟尔(ClaudedeSeyssel,约1 45 0～1 5 2 0 )在其《法国君主制度》①一书中所阐发的“新君主制”学说尤为引人注目。当代美国著名史家D .R .基尔利指出,作为一位颇具政治视野的政治思想家,塞瑟尔撰写了这一杰出论著,并“力图使之成为1 6世纪之政治行为的实用性手册”,是研究当时政治意识领域的入门作品。[1 ] (Introduction,p3) 遗憾的是,西方史家对塞氏学说似重视不够,评价也就多欠稳妥。2 0世纪初,英国著名学者J .W .阿伦在其著作中虽对塞氏学说作了专节叙述,但多系泛泛介绍而疏于深度阐释,对其中的“君主外交策略”无只字提及,且在定性上也值得推敲。例如,他认为,塞氏学说的主旨是要维护旧有的体现了王权与地方、等级之间的“力量平衡”体制,塞氏的“有关习惯和传统统治法国的寓意,并没有为正在变化的环境提供什么”。其言下之意,塞瑟尔是一个阻止在政治领域中“一种走向堕落的趋势”的传统主义者。[2 ] (p2 78) 这种学术取向至今在西方史坛仍隐约可辨。例如,近来英国学者C .莫尔......
美国反托拉斯法目标多重性形成原因的历史探讨
作者：韩铁
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誉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最高法院大法官阿贝·福塔斯则形容反托拉斯为美国的“社会宗教”。[1 ] (p1 ) [2 ] (p1 ) 无可置疑,当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都容忍甚至鼓励卡特尔时,几乎只有美国存在顾名思义是以保护竞争为宗旨的反托拉斯立法。因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曾经指出:“反托拉斯运动和它的立法是典型美国式的。”到2 0世纪60年代,这个在1 9、2 0世纪之交曾使锐意改革的人们热血沸腾的公共政策问题已经变得制度化了,它得到了两大政党的支持,“静悄悄地走自己的路,没有多少公众的注意,于是我们看不到它了”[3] (p1 95 ,1 89) 。就在这时,芝加哥学派对美国政治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反托拉斯政策展开了愈来愈猛烈的抨击,指责它不但没有刺激反而阻碍了市场竞争。[4] (p1 38) [5] (p5) [6] (p2 2 5) [7] (p562 ) 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博克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之后,于1 978年出版了《反托拉斯悖论:跟自己开战的政......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作者：张瑞龙
作为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的裴松之《三国志注》①,就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而言,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1 .对裴注具体史事内容的考证性研究,如文字的校勘考订,词义训释,典故注释,史事补充及地理诠释等。清代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异峰突起,蔚为大观,形成裴注研究在该领域的全面高潮,其研究取向波及并影响了民国以来的裴注研究。代表成果有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卢弼《三国志集解》等。②2 .对裴注的各种专题性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其一,对裴注所引书籍数目、种类与裴注所保存魏晋史料的研究。这一点,自钱大昕、赵翼以来一直是裴注研究者们瞩目的热点之一。其后学者如沈家本、王钟翰、陈垣、周国林、逮耀东、伍野春等①,对此均有专门研究。但确如逯耀东先生所言,裴注“保存了大批的魏晋史料,只是一个意外的收获”[1 ] (p440 ,352 ) ,这是裴松之当年注此书时所始料不及的,而且裴注的真正价值也不仅在于此。因为裴注所引的书籍,就其对裴注自身的研究而言,除了反映裴氏作此书时,史料采择的广泛程度和对当时三国史研究成果的吸收状况外,在整个裴注研究领域并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何况诸学者从事......
论刘宗周《中兴金鉴录》中的史学意识
作者：张瑞涛,张允熠
刘宗周( 1 5 78—1 645 ) ,字起东,号念台,浙江省山阴县人,因讲学山阴县城北蕺山,世称蕺山先生,是有明一代大儒。他富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危机感,并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清谈名士。1 644年,宗周被新建的南明弘光政权召起复原官(督察院左都御史) ,面对内忧外患的困难时局,多次上疏指陈时弊,鼓吹中兴,无奈狺狺小人充斥朝廷内外,定策之说把持庙朝,在朝仅30多天就辞官回乡。他将欲上未果的《敬陈中兴第一义疏》改造、扩编成他一生学术体系中惟一的一部历史著作《中兴金鉴录》。由于刘宗周的学术重心在哲学、经学上,因而研究《中兴金鉴录》的论著并不多见,就笔者之力所能及的材料看,惟有陈剩勇先生《补天之石———刘宗周〈中兴金鉴录〉研究》一文。但陈先生在论文中并未对刘宗周著《中兴金鉴录》的哲学历史观有所关注,且不认为《中兴金鉴录》在学术史上有什么“独特之处”。①因而笔者希图从刘宗周撰著《中兴金鉴录》的方法论入手探究他的哲学历史观即史学意识,为以后研究刘宗周与明清学术转型、刘宗周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做一铺垫。一 宗周晚年编纂《中兴金鉴录》的缘起明崇祯十七年三......
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作者：佳宏伟
近十余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从生态背景出发重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与长期起作用因素,已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环境恶化乃积渐所至,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言:“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1] (p2 2 53 ) 。在此背景下,大陆学术界也明显加强了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本文拟对这些成果试作综述,对其中的不足略作总结,不妥错谬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关系研究区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受到学界重视,主要从社会经济变迁结合相应的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可概括为:概述区域自然地理概况→考察区域开发过程→探求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分析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总结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相关历史经验教训。黄土高原及相邻地区研究。2 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水患,70年代......
孔孟荀的君主论:在圣与王之间的两难抉择
作者：池桢
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先秦时期儒家学派最有影响的人物。三者关于君主问题的论述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力图通过对三位思想家有关君主问题论述的具体分析,为其间的发展变化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来。一 孔子:儒家君主论体系的建构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论语·季氏》) 。孔子是一个面向现实的保守的思想家。在他看来,如果变革无可避免而必须为之的话,它应该在圣王明君的领导下进行。一位“圣王”,他首先必须具备“仁”。何谓“仁”?“爱人”(《论语·颜渊》) 。“仁”的学说是孔孟君主论的根基。孔子并不像后学孟子、荀子那样明确指称人性善或人性恶,他只是要求君主应该“爱人”,这种爱是指对大众民生的关爱和担当治国重任的勇气。孔子隐喻地强调了人性中善的一面。“仁”使儒家的君主获得一种态度和勇气。在此基础上,君主必须使自己有“德”。“德”对治理国家有着非常的重要性:“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儒家追求的是“德化天下”。君主不是军队的最高长官,不是法律的最高仲裁者,也不是最高行政长官,而是一国之中无与伦比的道德楷模。有人向孔子问政,他说:“政者,正也,子......
由汉简“方”与“幡”看汉代边卒的文化学习
作者：陈晓鸣
素质的高低,而且对于中原文化在西北边境地区的传播也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汉简“方”与“幡”看汉代边卒的文化学习@陈晓鸣$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明代后妃的号
作者：徐春燕
明代后妃的号大体分封号、尊号、徽号和谥号四种。封号是经过皇帝册封,后廷女子具备主子身分、拥有一定权力、享受一定待遇的标志。封号最高者首推皇后。皇后是对古代帝王正妻的一种尊称。其文字记载最早见于《礼记》。《礼记·曲礼》云:“天子之妃曰后。”郑玄注曰:“后之言后,言在夫之后也。”可见其地位仅逊于天子。《明实录》又云,“(皇后)上承至尊奉宗庙之祀”,“下理宫闱之政”,“所系甚重”。(《明太宗实录》卷十四第2 5 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故有明一代册立皇后,始终作为一件关乎国体的大事,备受朝廷内外关注。明代皇后,除成祖皇后徐氏外,其他均来自民间。她们出身不高,多属于寒门细户,外无争权夺势之力,内少骄奢淫逸之气,且品貌言行经过严格筛选,因此对于明代宫壶相对整肃、少后妃干政现象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明史》称“有明家法,远过汉、唐”(张廷玉《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 ,不无一定道理。皇后地位尊崇,不轻易废立。明代16位皇帝中有11位皇帝一生仅立过一位皇后,而穆宗之所以有过李、陈两位皇后,是因为其原妃李氏早在其为裕王之时就已故世......
抗战时期杂牌军的待遇及其伪化问题
作者：何德廷
抗战时期,国民党不愿完全放弃削除异己的做法,未平等地对待杂牌军。杂牌军和中央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供给、兵员补充、将领处分等诸多方面存有差别,造成杂牌军在抗战中处境极为艰难,个别杂牌军将领伪化以图存 杂牌军与中央军的待遇差别全面抗战爆发后,杂牌军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服从中央政府领导,毅然走上抗日前线,形成了全国各军团结御侮的局面。令人遗憾的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并未完全放弃排除异己的方针,蒋介石存有“假全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美名,阴图将这些非他嫡系的杂牌军悉数消灭”(《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 5页) 的意图,故造成杂牌军和中央军在各个方面的待遇存有极大的差别。1.武器装备不同。抗战时期,中央政府在武器装备上并未平等地对待杂牌军:中央军在武器、弹药等方面可以得到无限制的补充,而杂牌军则装备窳劣。如川军所用步枪百分之八十系川造,百分之二十为汉造,且使用已久,质量差;一个师仅有十余挺机枪和几门迫击炮,而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大的野炮或山炮几乎没有。出川前,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曾电请补充,蒋介石答复:“俟到西安后照办。”但到西安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