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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
作者：王先明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 ,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基本走向。通过从 190 7年到 194 8年近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有关近代乡村问题主题的记录 ,或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乡村历史变迁的时代特征。一近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记录和关注 ,大体表现为三个高潮 :即 1910年、192 7年和 1935年。其相关文章分布情况为 1910年 36篇 (多为报道和通讯类 ) ;192 7年 18篇 (专题调查 ) ,并有 2 3篇各地农民状况调查节录 ;1935年达 4 5篇 (专题研究和调查 )。而且 ,与前两个年代相比 ,在 1935年前后两年的《东方杂志》上 ,相关的农村问题研究文章也很多 ,其关注的时限显得更为持久。三个时段所记录的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体现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演进内容和过程之不同。从 190 7年到 1912年民国成立前 ,《东方杂志》关于中国乡村......
社会史的表达与意义的寻求
作者：张鸣
我所理解的社会史研究 ,不是婚丧嫁娶、风俗人情之类的现象简单梳理 ,而是要寻求现象背后的意义。社会史的表达 ,不仅仅是社会现象的表达 ,而更重要是意义的寻求。从这个视角 ,社会史跟政治史、制度史和文化史往往有着更多的纠缠 ,唯其如此 ,社会史的研究才更有价值。晚清民教冲突中最突出的一类 ,就是关于演戏和求雨的风俗冲突 ,在 19世纪后半期 ,因演戏和求雨引起的教案相当多 ,这也是许多研究教案的论者往往把民教冲突归结为文化冲突的原因 ,人们当然可以把这类的教案理解为教民遵从了西方的文化风习 ,因而与中国乡村固有风俗习惯产生了冲突。然而实际上 ,在那个时代 ,除了极少数做了牧师的基督教世家之外 ,绝大多数教民既没有改变习俗的意愿 ,也没有这个可能。西方教会借口不拜偶像 ,为教民从清朝政府讨来一纸可以免除演戏出份子的特权 ,其实只是以宗教为借口 ,为教民争得的一种经济上的优惠。事实上 ,中国乡间的演戏 ,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都有拜神的仪式 ,所有的戏剧 ,名义上都是给神看的 ,但实际上拜神仪式的偶像崇拜意义早已淡化 ,人们只是借此娱乐而已 ,只是在求雨的时候 ,才具......
要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
作者：刘平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 ,农民及其所依附的土地 ,构成了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乡村社会。近年来 ,乡村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人们对历史上乡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乡村本身 ,诸如经济、社会、人口、区域等等 ;二是研究乡村的理论与方法 ,如停滞论(珀金斯 )、陷阱论 (伊懋可 )、过密化论 (黄宗智 )、内卷化论 (杜赞奇 )、区域经济 (中心—边缘 )理论 (施坚雅 )、权力共同体论 (秦晖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增长论 (马若孟、罗友枝 ) ,革命范式 ,现代化范式 ,学科交叉 ,等等。从乡村史研究的现状来看 ,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众多名家各领风骚。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该项研究呢 ?这里我结合自己近年对盗匪问题、江湖问题、秘密社会、民间械斗等的研究 ,就“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谈些粗浅的看法。一 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概念传统乡村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 ,其中最基本的群体是农民 (或曰农民阶级 ) ,因为许多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 ,其中一些人会成为地主 ,一些人会外出为官、经商务工 ,还有一些人会破产失业 ,沦为流民无......
中国乡村现代化之路的思考:国家、市场与农民
作者：丁长清
早在 2 0世纪 2 0年代 ,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文中写道 :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 ,“把这个谜猜透了 ,中国的将来 ,也就决定一大半了”。① 这话不无道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其状况如何 ,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中国经济史表明 ,大凡农业发展 ,近代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就繁荣 ,政权就巩固 ,社会就稳定 ;反之 ,国民经济就徘徊不前 ,政权就会动摇 ,社会就动荡不宁。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中 ,革命和建设的成就 ,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都与认真研究和正确认识中国的三农问题密不可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色是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钥匙解开了中国农村这一社会经济之谜 ,建立农村根据地、领导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战争 ,农村包围城市 ,最终夺取全国胜利。邓小平理论也是始于农村改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研究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而代表之。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四化 ,就必须认真研究作为四化重要内容和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总结其经验教训 ,以为借鉴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创新 ,......
口述史、社会记忆与乡村社会研究——浅谈民事诉讼档案的解读
作者：张佩国
我在最近的一项关于乡村宅基地纠纷的研究中 ,接触到大量民事诉讼档案 ,在阅读法律卷宗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 ,那就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在提出权利主张时所表达的事实 ,常常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而且都会提供相关的人证、物证 ,这使人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从法官的角度看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尽力寻求最大限度的法律事实 ,以使纠纷获得公平的解决 ,法官所关心的是“法律事实”。而法律人类学者所关心的是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背后的秩序逻辑 ,是一种“社会事实” ,但具体到一个诉讼案件 ,法官对法律事实的选择也可能成为学者所关心的社会事实的一部分。苏力认为 :“中国法官常常把在英美司法中的事实争议处理称作定性……中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在处理事实争议时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要在现有的制定法概念体系中为这些带刺的事实安排甚至挤出一个合适的位置。”[1 ] (p2 2 1 ) 苏力的分析颇具洞见 ,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基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角色选择问题 ,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但我更为关注的是司法实践背后的法秩序问题 ,因此会透过所谓法律事实的争议去揭......
商王朝疆域探索
作者：李民
关于商王朝的统治域限 ,即一般所说的商代的疆域问题 ,由于文献记载之不足征和考古资料的局限 ,致使这一问题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要想逐步理清商王朝的统治域限 ,起码应首先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分清有关商王朝域限的三个层次 ,即中心统治区 ,直接统治区 ,与商王朝关系密切或有相互影响的地区。只有把三者的关系区分清楚才有可能全面认识商王朝的统治域限。二是找出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地方作为突破点 ,一个个地加以深入研究 ,才会有助于全面了解商王朝的统治域限。据此 ,本文拟就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 ,以利于商王朝疆域问题的研究。一 关于商王朝的直辖区、统治区和影响区域以往的研讨 ,常常因为对商王朝的统治区域不分层次 ,不加区别 ,甚至把商代的疆域与后世的政区相提并论 ,从而歧说并起。其实 ,商代社会并不像战国秦汉以后的社会 ,当时山川阻隔、丛林荒地遍布、交通不便、信息不甚畅通。同时 ,商王朝的疆域有限 ,决不像后世那样广阔。古代国家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 ,由简单至复杂 ,则是历史发展的一条必然规律。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调查资料可知 ,在商代 ,其统治......
试论先秦时期两种主要的契约形式:“傅别”与“质剂”
作者：温慧辉
契约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信物 ,早在文字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据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 ,中国有书面文字契约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财产关系的日益复杂 ,书面契约得以不断完善。先秦时期 ,根据契约关系的不同性质 ,将借贷契约称为“傅别” ,买卖契约称为“质剂”。对此问题 ,虽然学者偶有论及 ,① 但目前尚无专题研究 ,兹不揣谫陋 ,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 ,就此作一论述 ,敬请方家指正。一 名称与格式(一 ) “傅别”“傅别”见于《周礼·天官·小宰》 :“听称责以傅别。”郑玄注引郑众曰 :“称责 ,谓贷子。傅别 ,谓券书也。听讼责者 ,以券书决之。傅 ,附著约束于文书。别 ,别为两 ,两家各得一也。”林尹认为“傅别”的形式是“借贷债务偿还之日期及子息之多少均载明于文书 ,两家分执之以为凭也”。[1] (p2 2 ) 也就是说“傅别”这种契约形式是指在竹木简上书写双方协议内容 ,然后在简中间剖开 ,双方各执一半 ,要“合券”才能读通。“傅别”在先秦已使用于借贷关系中。如《管子·问》 :“问人之贷粟米 ,有别券者几何家 ?”据郑玄在《周礼......
朱应、康泰南海诸国之行考论
作者：许永璋
三国时期 ,东吴的孙权曾经派遣朱应和康泰出使南海诸国。这是古代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由于史料甚少而且零散 ,虽然有的学者对其中涉及的个别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 ,① 但是迄今为止 ,人们对这个事件的全貌仍未得到较为系统的了解。为此 ,笔者试图将有关史料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在学者们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深入的分析辨证 ,并对其中某些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希望能够由此理出较为完整的头绪和轮廓 ,把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一 出使的背景和原因早在西汉时期 ,随着南海丝绸之路的开辟 ,中国对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1] (卷 2 8《地理志》) 东汉时期 ,曾有究不事(今柬埔寨 ) 、掸国(今缅甸 ) 、叶调(今印度尼西亚 ) 等东南亚国家派遣使者访问中国 ,并到达京城洛阳。② 通过这些交往 ,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三国时期 ,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 ,地处中国东南的吴国 ,非常重视发展海外交通 ,特别注意加强与南海诸国的友好往来。正在这时 ,有位大秦国商人来华进行访问。据《梁书......
宋代馆职的名实与职任
作者：陈元锋
馆阁制度是宋代官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史·职官志》概括宋代设官分职的特点说 :“其官人受授之别 ,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 ,职以待文学之选 ,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简要地说 ,官用以确定品位、俸禄 ,即所谓寄禄官 ;差遣是出任的实际职务 ;职即馆职 ,是三馆秘阁的各种职名 ,它是褒赏儒臣文士的清优职位或荣誉学衔。相对于官与差遣而言 ,职名有其特殊性与复杂性。其特殊性在于 ,它只授予文学高选 ,并成为文章才学之士跻身清贵的政治资本 ,因此宋人有“宁登瀛 ,不为卿 ;宁抱椠 ,不为监”的谚语。[1] (续集卷三五 ) 馆职的复杂性则在于 ,它既有无吏守、无职掌的贴职或兼职 ,又有有官司、有职事的专职 ,而并不完全是有名无实的虚名。馆职的名实问题极易混淆 ,当代学者对宋代馆职的职名、职任等问题做过一些研究。①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 ,重点对北宋前期各类职名的设置、馆职的员数及馆职在馆任职或带职外任诸问题做进一步的梳理和辨析。一 馆职、贴职、学士宋初承唐代文馆旧制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院 ,称为三馆 ,太平兴国三年 ( 978)赐名崇文院 ,遂......
明人黄喡《蓬轩类纪》相关问题考释
作者：牛建强
~~轩” ;“说郛续”中所收之《蓬轩别记》 ,目录中不误 ,而正文中则误为“篷轩”。( 2 )“国朝典故”本中所谓的《蓬轩类记 (纪 )》非黄原作 ,而是陆容《菽园杂记》的一部分 ,可谓黄冠陆戴。关于这点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朝典故”本的校点者已经指明 :从卷六八到卷七一所收 4卷所谓的《蓬轩类记 (纪 )》 ,系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二到卷一五的内容。[19] (p152 9) 校点者排除了其为黄作的可能无疑是正确的 ,但却未虑及陆容是否确实作过《蓬轩类纪》一书和“典故”本《蓬轩类纪》的书名会否从他书移来的问题 ,便轻易地将之归到佚名或者陆容身上。查检相关书目知 ,陆容根本未作过《蓬轩类记 (纪 )》一书。因此 ,可以断言 ,“国朝典故”丛书的原编者把黄《蓬轩类记 (纪 )》之名误接到了陆容的著作之上。( 3)民国十三年 ( 1 92 4 ) ,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所属涵芬楼所藏珍本为基础出版“涵芬楼秘籍”丛书 ,将所藏的黄丕烈藏抄本重新排印。孙毓修在跋语中说 ,“明刻‘烟霞小说’有《蓬轩吴记》、《蓬轩别记》 ,一书歧为二名 ,又误题杨循吉著”。[......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法制考察
作者：翁有为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研究 ,是民国地方政府研究的个案性课题 ,它属于法律制度史和政治制度史的交叉领域。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于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和终结之“史”的层面的探讨和求证 ①,而对制度结构的法律设计和制度的实际运作层面则少有涉及。本文拟从法律条文分析和历史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角度 ,对专员资格和任用的法律设定与实际、专员职权的法律设定与实际、专员公署组织的法律设定与实际、专员公署制度的法律地位与实际等问题加以解读和求实 ,以深化笔者近年致力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和地方政府制度问题的研究。②一 专员资格、任用的法律设定与实际专员的任职资格 ,按 1 932年南京政府行政院通过的《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规定 ,专员由该区内被指定之县长担任 ,专员的待遇原则上支县长原俸 ,但于必要时经省府委员会议议决得支“简任初级”俸 ;[1] 军事委员会豫鄂皖总司令部制颁的《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仅规定专员为“简任待遇”[2 ] (p474) ,但相关法规规定“待遇仅属支俸问题 ,不涉及任用资格”[3 ] (p3 9) 。这表明......
中国征信所及其个人征信事业考察(1932～1949)
作者：孙建国
一 问题缘起传统社会信用是以个人信用为核心的 ,反映了传统社会伦理道德发展水平。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 ,随着西方信用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信用体系又出现了制度化趋势 ,征信制度的出现就是中国近代信用制度演进的结果。从传统农业社会平民生活的日常交往 ,到近代市民社会信用工具或方式的变迁 ,讲求信用的社会习惯和制度变迁 ,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信用问题的重视和研究 ,大致开始并兴盛于 2 0世纪初期。从 1 91 4年《东方杂志》刊出《论国民的信用心》一文开始 ,到 1 935年 1月 ,《东方杂志》上先后刊出了《消费信用论》、《信托公司概论》、《“信”的生活》等一系列介绍和研究信用理论和思想的文章。① 1 92 9年前后 ,上海出版了侯厚培著《信用合作ABC》、于树德著《信用合作经营论》等书 ,全面系统介绍西方信用合作知识。从西方信用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来看 ,受到西方信用思想和现代化思想观念的影响 ,提倡信用的大部分人是接触西方思想比较早的中国人。特别是清末民初 ,西学更是通过便捷的日文中译大规模地转贩中国 ,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造成......
印度农民政治文化变迁和现代民族运动的兴起
作者：王立新
在关于印度现代民族运动兴起的研究中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在近代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才开始形成的那个西方化的“新阶级”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性。例如 ,剑桥大学塞尔温学院的著名印度史专家珀西瓦尔·斯皮尔就明显地把 2 0世纪上半期印度民族运动的兴起归结为这个阶级的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他认为 ,正是这个阶级“虚构”了印度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神话”。他说 :“由于事实上并不存在印度民族 ,所以 ,这些新的阶级便着手创造一个印度民族。”正是借助于这样的“政治神话” ,这个原本只是西方文化和教育产物的阶级才能够“产生一个目标和政治纲领” ,发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 ,并“能够在三代人的时间内接管这个国家”。[1] (p60 0 ) 然而 ,很显然 ,鉴于这个阶级的人数的有限 ,单是这个阶级政治取向和态度的变迁决不能产生一个群众性的民族运动 ,至多只能造成一个由少数精英参加的反对外来统治的“中产阶级运动” ,而历史上只是前者才成功地导致了英印殖民统治的最后终结。遗憾的是 ,在叙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时 ,斯皮尔等学者并没有对促使印度大众即占印度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在 2......
波茨坦会议与美国中苏政策的转折(1945年7～8月)
作者：张振江
在 1 945年 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 ,美、苏、英三国首脑达成了一份《关于日本的协定》。作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条件 ,它规定战后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与南满铁路等。[1] (p113～ 114 ) 尽管有关谈判进行得极为秘密 ,但中国政府还是迅速掌握了该协议的基本内容 ,并为此展开了“邀请”美国介入未来中苏关系的外交活动。然而 ,主要由于对苏联恢复在中国东北特殊地位的实力和决心以及对需要苏联参战的判断 ,美国政府拒绝了中国的“邀请” ,并与苏联协同行动 ,最终迫使中国政府派团于 6月底赶赴莫斯科进行中苏谈判。[2 ]从 6月 30日到 7月 1 2日 ,宋子文和斯大林前后共进行了 5次正式会谈。双方都严重低估了这次谈判的难度 ,苏联外交部事先连迎送中国代表团在内的日程只安排了 5天的时间 ,而中方也估计会在一周内签署条约。但直至谈判进行两周后的 7月 1 2日 ,双方的一些重大分歧仍然无法解决 ,斯大林最终不得不决定暂时中止谈判而赶赴柏林参加会议 ,而宋子文则返回重庆就有关悬而未决的问题请示蒋介石。第一轮中......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作者：邓京力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理论界的中心议题之一 ,并由此构成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不同派别之间的广泛论争。“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也同时为多学科学者所应用 ,甚至被列入国家研究课题 ,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自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逻辑话语也开始比较广泛地渗透进中国史领域 ,特别是社会史研究。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导入这一理论工具来建构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和研究范式 ,进而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域 ,形成新的问题意识。本文则从这些有益的尝试出发 ,结合社会理论界与美国中国学界的相关讨论 ,初步探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思想旨趣、价值取向及其所隐含的前提假设。一 中国研究范式问题的反思 :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源于西方的政治思想 ,建立于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王权相对抗的历史基础之上 ,从宏观上可归为两大流派 ,即由洛克开掘的“社会先于、高于国家”的架构和由黑格尔传承的“国家先于、高于社......
“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作者：李勇
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 ①,虽然过去有学者总结或研究过 ②,但是时至今日 ,论战已经过去 70年了 ,其中有一些问题 ,例如唯物史观的传播问题 ,仍然是值得反思与总结的。一 缺乏传统底蕴而又合于时宜的学术传播社会史论战作为一种文化或者学术现象 ,它所关注的中国前途和命运问题 ,也是先前中国本土的学术所关怀的 ,至少晚清学者在这方面就有比较充分的讨论。而论战中被普遍使用的工具和理论焦点———唯物史观———则完全是从遥远的异域文化中“射”过来的 ,或者说中国学术没有为接受她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 ,从学术渊源上说 ,社会史论战中 ,唯物史观之所以得以传播 ,不是中国学术自发生成的 ,而完全是苏联或共产国际通过留苏学者或者政界人士将其内部争论带到中国而加以延续的结果。以托洛斯基和拉狄克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反对派 ,主张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多数则主张是封建制度。1 92 8年中国共产党六大接受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看法 ,认同半封建制度说。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留学生中 ,有一些拥护托洛斯基的人 ,带回托氏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回顾》、《共产国际......
1951: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的确立
作者：蒋海升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1] (p3 ) 1 949年以前 ,唯物史观派只是一个民间史学流派 ,且受史学界主流话语的排斥。但到了 2 0世纪后期 ,唯物史观派却执史坛牛耳 ,独领风骚近半个世纪。导致这种沧桑巨变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差不多都发生在1 95 1年前后。 1 95 1年不仅因为恰恰处在 2 0世纪整个百年史的时间中分点上而具有浓厚的标志意义 ,而且因为其本身所包容的丰富历史材料和深刻历史内涵而具有典型意义、开端意义。①1 95 1年前后学术格局的大变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 2 0世纪后半期学术界的走向。当前学术界虽对这一变动已有若干考察 ,② 给人诸多启发 ,但这些研究较多属于宏观、粗线条的概括 ;尽管近年来对当时的历史细节进行了相当的发掘 ,① 但大多还停留在史料层面上 ,分析相对缺乏。本文试图以 1 95 1年为切面 ,考察唯物史观派在这期间崛起的行程 ,并对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型进行讨论 ,究其成因 ,衡其影响 ,进而把握这个大转折时期的时代特征、学术特征。一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在 1 95 1年前后的确立 ......
历史视野下的“三农问题”——“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与现代趋向”会议综述
作者：渠桂萍,白宏钟
20 0 4年 5月 2 1日 ,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与现代趋向”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数十几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 4 0多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提交论文和主题发言 2 0多篇。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 ,将“三农”问题置于历史的视野中进行理性的反思 ,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与特色。现将与会学者的主要观点择要介绍。一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 ,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何改变农村现状 ,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 ,土地是农业产业中最关键的市场要素 ,因此 ,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 ,税制的改革都是现实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启示。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从古代十一税讨论当代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一文 ,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 ,......
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研究综述
作者：樊如森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目前尚处于不发达阶段、亟待完成现代化的国家而言 ,总结各国和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历程 ,无疑可以引出必要的历史经验 ,有助于顺利地建成现代化的国家。因此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我国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从而使中国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可操作性更强 ,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大。最近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 ,侧重于从港口—腹地的层面探讨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 ,是有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次别开生面但又相当重要的学术会议。本文拟从简要回顾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历程入手 ,谈谈该项研究的概况和意义。一 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据董正华《当代 (1996～ 1997)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天津社会科学》 ,1998年第 2期 ) 一文介绍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学术界以华中师大章开沅教授主持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和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为主要开端和代表 ,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认为“现......
三国时期道教流布探论
作者：汤其领
一 曹魏政权笼络与限制下的道教流布黄巾起义军主力失败后 ,余部仍在各地坚持斗争 ,青、徐一带的黄巾军亦发展壮大起来 ,成为一支拥有武装 ,又具有宗教信仰的太平道众。他们在与曹操交战时 ,曾用宗教语言劝曹操说 :“昔在济南 ,毁坏神坛 ,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 ,似若知道 ,今更迷惑。汉行已尽 ,黄家当立。天之大运 ,非君才力所能存也。”(《三国志·魏武帝纪》注 ) 对于这样一支强壮的队伍 ,曹操采取了让其自相火并的办法 ,将其中精壮者改编为青州兵作为他的强师劲旅 ,其余的一部分编入屯田户 ,另一部分徙居邺城。对于收编的青州黄巾道徒 ,曹操采取了利用限制的政策。《三国志·魏书·于禁传》曰 :“初 ,黄巾降 ,号青州兵 ,太祖宽之。”对于散居社会上的方仙道士则将他们集中起来居住 ,以防止他们“挟奸宄以欺众 ,行妖隐以惑民”。曹植《辩道论》说 :“世有方士 ,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 ,庐江有左慈 ,阳城有郗俭。始能行气导引 ,慈晓房中之术 ,俭善辟谷 ,悉号三百岁。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 ,诚恐斯人之徒 ,挟奸宄以欺众 ,行妖隐以惑民 ,故聚而禁之也。”可见 ,曹操对......
从河北曲阳北岳庙碑刻看北岳地点的沿革
作者：韩成武
~~的事。《清史稿·地理志》载 :“曲阳 ,西北恒山 ,古北岳 ,顺治末 ,改祀于山西浑源。”(赵尔巽 :《清史稿》卷五四 ,中华书局1977年版 )对于清代统治者这种断然的更改北岳之举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作《北岳辩》(今北岳庙中存此碑刻 ) ,以批判明人马文升的奏疏为靶子 ,进行了认真而有力的挞伐。他以前代人“改都而不改岳”的做法为依据 ,以前代人祭祀北岳于曲阳的大量史料为依据 ,证明更改祀地之失误。在对北岳的认定上 ,即究竟是在曲阳还是浑源的问题上 ,他提出“恒山绵亘三百里”的观点 ,也就是说 ,无论是曲阳西北的大茂山 ,还是浑源附近的恒山 ,都是恒山 ,既然都是恒山 ,就没有必要废除既有的祭祀之地。(韩成武等 :《北岳庙碑刻选注》第 15 4页 )自从清代顺治末年改祀北岳于浑源之后 ,曲阳北岳庙日渐荒芜。但来此担任知县的有识之士 ,如陈旭、王兰广、羊华清等 ,深为这处古迹的荒废而痛心 ,在缺乏修缮资金而又不忍加重百姓负担的情况下 ,采用自愿捐助、在庙中植树以获取资金等方法 ,使北岳庙分别在乾隆三十一年(176 6 )、道光二十五年 (184 5.....
近代以来台湾民众对祖国统一问题认识的心理变迁
作者：刘克辉
近代以来台湾民众对祖国统一问题认识的心理变迁 ,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1895～194 5 ) ,台湾民众坚持不懈地进行武装抗日和非暴力反日运动 ,渴盼回到祖国怀抱 ,但长期的殖民统治也使部分台湾民众对祖国产生了隔膜感 ;二、蒋氏父子主政时期 (194 5～ 1988) ,台湾同胞盼望祖国统一 ,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管制及反共宣传 ,又使得一部分民众害怕统一 ;三、“非蒋化”时期或转型期 (1988～ 90年代末 ) ,台湾民众因受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变得更加务实 ,在中国统一问题的认识上力求暂时维持现状 ,同时希望两岸关系能稳定发展。一1895～ 194 5年 ,台湾同胞渴盼祖国统一 ,但是近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也使部分台湾同胞对祖国产生了隔膜感。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惨败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 ,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台湾被割的那天起 ,台湾人民即以祖国为寄托 ,结合实际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着斗争 ,写下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极其壮烈的篇章。1895～......
“五四”力量:自由主义
作者：喻萍
一逝者如斯夫 ,五四运动转眼已是八十四个年头了。如问及五四运动何以发生 ,恐怕许多人不加思索而对答如流 ,一则曰 :“民主”(德先生 ) ,二则曰“科学”(赛先生 )。诚然 ,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和口号包括民主与科学。对此 ,早在 1919年春 ,这场运动的伟大旗手陈独秀就在其《罪案之答辩书》中便已开宗明义 :追本溯源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 ,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 ,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 ,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青年》第 1卷第 1号 ,1919年 1月 ) 历史往往展现其表面 ,这篇“答案”给人第一印象 ,就是“新青年” ,进而整个五四运动 ,其动力就渊源于民主和科学。事物的本质 ,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藏于内的本质 ,则看不见 ,摸不着 ,只有靠理性思维才能把握”(李秀林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2 2 2页 ......
论《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
作者：郭丹彤,苏兴军
《圣经·出埃及记》中叙述的率领以色列先民出埃及、建国家的摩西 ,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 ,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 70年前 ,大多数学者对著名的埃及学家A .伽丁内尔 (Gardiner)爵士做出的摩西是一个“半神话的不真实的人物”的论断持赞同态度。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些学者认为伽丁内尔的观点过于保守 ,他们确信在以色列的早期历史上摩西确有其人 ,他率领部众出埃及、建国家也确有其事。(J .J .Bimson ,RedatingtheExodusandConguest,Sheffield ,1978) 那么 ,从埃及学的角度来考察《圣经》中关于《出埃及记》的记述将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圣经》中有关《出埃及记》的章节关于这一时期埃及的记述非常少。在《出埃及记》中根本没有叙述横扫近东的埃及法老 ,也没有对埃及帝国强大的军队和大规模战争中埃及俘获的数以万计的战俘进行描述 ,更没有对活跃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政府官员和使臣、驶往埃及的满载着各国贡品的船队以及以法老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进行必要的记载。尤其重要的是 ,它缺少摩西率部出走埃及动因的介绍。有的学者认为 ......
史学月刊2004年(总第279～290期)目录索引
作者：
【学者访谈录】探索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高敏先生访谈录刁培俊 韩能跃 (2 :5 )从英国史研究到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访钱乘旦教授邹兆辰 (10 :10 6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马克思恩格斯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研究王占阳 (1:5 )近世“经世文编”赓续潮流述论沈 艳 (3:10 8)关于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苏凤捷 (4 :5 5 )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以郑郊《史统》为中心的考察钱茂伟 (4 :6 3)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董正华 (5 :5 )对马克思分工—阶级理论的再解读吴 英 (5 :2 1)两代学人的情谊与风范———杨志玖与傅斯年关系述论马亮宽 (5 :2 9)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张瑞龙 (6 :95 )论刘宗周《中兴金鉴录》中的史学意识张瑞涛 张允熠 (6 :10 3)2 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侯云灏 (7:70 )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李孝迁 (8:85 )论民国时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