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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
作者：赵世瑜
大约二十年前,美国的柯文(Paul.Cohen)教授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概括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以中国为中心取向的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区域研究。按他的理解,之所以这样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14 2～14 3页,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 。他既举出施坚雅(WilliamSkinner)的宏观区系理论作为代表,也举出一些集中于具体区域的个案研究为例。他认为前者的积极意义在于作者强调区域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区域历史的作用常常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而后者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图景,使人们对某些定论产生质疑。与此同时,日本中国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研究也大张旗鼓地展开。1 981年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编了题为《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及其领导层》的报告书,对60年代以来的经济史分析立场和阶级分析视点进行了反思。经过1 0年推进,到1 ......
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作者：陈春声
近年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论著越来越多,许多年轻的史学研究者在步入学术之门时,所提交的学位论文,常常是有关区域研究的作品。曾经困扰过上一辈学者的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区域的“微观”研究是否与“宏观”的通史叙述具有同等价值之类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问题,基本上不再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思想顾虑。十余年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的世代交替,学术价值观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窃以为,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区域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毋庸讳言,时下所见大量的区域研究作品中,具有严格学术史意义上的思想创造的还是凤毛麟角,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有一些心怀大志、勤奋刻苦的学者,穷一二十年功夫,最后发现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一场既有思考和写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戏。在明清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中,学术创造和思想发明明显薄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
作者：许檀
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才使得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一中国地域辽阔,南北东西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发展背景各不相同。明清时期各区域的发展水平、特点也有较大差异,并形成几个较具代表性的经济区域。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明清时期江南的发展主要是合理利用各项资源,进一步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经营方式是江南经济的特色之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丝、棉纺织业的发达是江南经济的又一特色。市场发育起步较早,以农副产品加工、集散为主的市镇密布,城镇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比例较高,其都市化进程远远走在全国前列。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大体始于宋代,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南宋时已有粮食输出,明代中叶商业性农业开始兴起。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限定于粤海关一口,更使其获得特殊的发展机遇。农业生产结构变化,经商人口急剧增加,市场机制初步形成,一个以......
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
作者：范金民
在中国区域史研究中,江南是成绩斐然的区域。而在江南区域,市镇史研究又是尤为突出者现代意义的江南市镇史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1 964年,傅衣凌先生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此文可以视为江南市镇研究的开拓性成果。70年代中期,台湾大学刘石吉先生以清代江南市镇为硕士论文内容,于1 978年发表了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的数量、专业市镇以及太平天国后江南市镇的发展的3篇系列论文(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 ,这是江南市镇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成果。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城镇化建设和市场经济步伐的不断加快,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之一的江南,其市镇发展的历程也备受学界注目,江南市镇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而且2 0年来绵绵不断,高质量的论著源源不断地推出,其中大多数论著又问世于90年代以来。今试举其主要者,中国大陆学者,有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太仓市政协编的《刘家港研究》,朱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
秦、西汉时期关中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作者：王勇
~~秦、西汉时期关中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王勇$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关中;;农业;;地域差异在秦汉定都关中期间 ,围绕都城的建设与发展 ,关中内部的农业生产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生产重心日益向东北方向倾斜。西汉后期关中东部渭北地区是关中农业生产的重心 ;西南部的农耕经济则几乎完全遭到毁灭 ;西北、东南部的农业生产虽有较大发展 ,其速度较东北部而言 ,却相对缓慢。~~
论曹爽之败
作者：孟祥才
~~论曹爽之败@孟祥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高平陵政变;;曹爽集团公元 2 4 9年发生在魏国的高平陵政变 ,反映的是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争权夺利的矛盾。曹爽集团之惨败 ,原因在于其所重用之人多为品格卑劣、少不更事的浮华交会之徒。他们既无经国治军的才能 ,又日益专擅、贪贿、顸和腐化。隐藏于背后的必然性则是中国专制的皇室下龙种而生跳蚤的铁则~~
宋代南外宗正司入闽及其影响
作者：杨文新
~~宋代南外宗正司入闽及其影响@杨文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宋代;;南外宗正司;;福建南外宗正司是宋代管理外居宗室的机构。宋金交战 ,为躲避战乱 ,它辗转迁入福建泉州。南外宗正司的机构非常健全 ,宗室在闽蓬勃发展。南外宗正司的入闽 ,对提高泉州乃至福建的历史地位以及促进福建经济文化的繁荣均有深远的影响~~
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
作者：冯天瑜
基督教的几个支派———“大秦景教”、“也里可温教”和耶稣会先后于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进入中国,其中由耶稣会扮演主角的基督教第三次入华,对中西文化及语汇交流造成较大影响。由于罗马教廷和清政府的否定性干预,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于1 8世纪初叶中断。经“百年禁教”之后,自1 9世纪初叶开始,基督教由其一大宗派———新教再度进入中国,此可谓基督教的第四次入华。诚如费正清所说:“在1 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1 ] (p2 ) 之所以说新教传教士入华“最有意义”,是因为新教伦理(普世主义、敬业俭朴、勤劳致富等)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发展有着内在联系,新教热衷于介入各项世俗事务和世俗学术,称之“灵性奋兴”,而且,来自西欧北美的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的1 9世纪,恰值西方殖民主义大举东侵、中国社会发生旷古未遇的近代转型,故新教传教士入华在晚清文化的“古今中西”大交会中起到某种触媒剂作用,从而也在译学发展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本文不拟从政治层面讨论传教士的译业,而就译学史题旨,介绍入华新教传教士的译业实绩,并考析其发展理路。一 马礼逊的《圣经》......
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
作者：王海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东方的侵略。日本乘机对华展开外交攻势。1 91 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日双方进行了反复交涉。5月2 5日,日本强迫袁世凯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和换文。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签订的条约及交换文书有:《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旅大南满安奉期限之换文》、《关于东部内蒙古开埠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开矿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铁路税课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聘用顾问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商租解释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接洽警察法令课税之换文》。[1 ] (卷6 ,p2 63～2 71 ) 在上述条约与换文中,《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最为主要,它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进一步恶性发展,是日本“满蒙政策”在“二十一条”中的具体体现。为此,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包括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据统计,张在执政期间发出抵制“二十一条”的训令达四十几号之多,且取得一定成效。但长期以来,以往著述对此......
同文馆与晚清留英教育
作者：刘晓琴
同文馆性质的近代学堂最早设立于同治元年五月(186 2年六月)。最初仅有英文馆,学生来源是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龄在13～14岁以下者,以后又陆续增设法文、俄文馆,以及天文算学馆和德文、日文馆等,而留英学生多选自英文馆。京师同文馆设立之初,规定学生三年一届,考试叙用,考试后,“优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分别降革留[馆]学[习]”[1] (p16) ,学生学满之后,或随带出洋,或升迁外省,或调赴沿海各处差委,或留馆教习。京师同文馆是同文馆中成效最突出的一个。其他同文馆性质的学堂中,比较重要的还有稍后开馆的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这两所学校在很长时间内都“起着京师同文馆预备学校的作用,馆内的优秀学生一律选送到京师同文馆深造”。[2 ] (p85)同文馆与晚清留英教育有着很深的渊源和联系。同治五年(186 6年) ,清政府就派遣了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学。之后,历届驻英公使都带有同文馆学生充任使馆随员或翻译,在处理外交及使馆事务之外,这些同文馆学生还负有学习的任务,可以入英国学堂学习。19世纪90年代,总理衙门还制订章程,派遣了两次同文馆留英生。2 0世纪初......
国民党训政制度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继承与背离
作者：郑大华
192 7年四一二政变后,尤其是北伐胜利后,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国民党通过制定《训政纲领》、成立五院制政府和颁布《训政时期约法》,建立起一套维护其一党专制的训政制度。国民党曾一再声称,这套制度是依据先总理孙中山的训政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一些学者尤其是国民党学者支持这一观点(见台湾“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编第六章,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年版;陈之迈:《中国政府》,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而中国共产党和不少新中国的学者则认为,国民党的训政制度是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完全背叛,二者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至多是“貌合而神离”(王永祥:《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但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都有待商榷。一 对“革命程序论”的继承与背离“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训政理论的基石。所谓“革命程序论”,是说革命的政权建设要顺序经过三个步骤或时期。孙中山最早是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后来在中华革命党的总章、《建国方略》、《中国革命史》等文献和著述中,又对革命程序问题作过论述.....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作者：沈志华
进入1 9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俄国及东欧国家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与公布,利用多国文献资料及口述史料对冷战时期一些人物或事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之考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注重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学界冷战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在此基础上,现代史,特别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才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如此,对一些重要史实的理解和判断,在研究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议。一般说来,在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总体评价和做出全面结论时出现异议,意识形态往往起了主导作用;而对具体史实的不同认知,虽然也有文化差异的背景,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可资利用的史料不够充分,以及对已有史料的片面理解或轻易采信。例如,对于1 95 0年中苏条约谈判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1 949年1 2月至1 95 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苏,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如愿以偿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一系列文件。对于冷战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这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而......
劳伦佐·瓦拉的生平与思想
作者：米辰峰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劳伦佐·瓦拉①(LorenzoValla,1 40 7～1 45 7) ,是1 5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历史哲学家、语言学家,亦是西方文献校勘与辨伪方法的开拓者之一。对瓦拉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始于1 6世纪初,1 9世纪末2 0世纪初达到鼎盛,并臻于成熟。1 5 4 0年,在瑞士的巴塞尔(Basel)出版了最早的《瓦拉文集》(不是全集) ,1 5 92年此书在威尼斯再版。1 5 1 7年,即瓦拉死后60年,瓦拉的代表作《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以下简称《考证》)单行本与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同时向整个欧洲发行,欧洲舆论界因此而波澜迭起。但是,由于《考证》本身过于偏激的反教廷倾向,以及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持续影响,直至1 9世纪末期,学术界才开始冷静下来,跳出反教廷的政治论争圈子,全面总结瓦拉的学术生涯,特别是瓦拉在拉丁语研究和古文献学领域的学术贡献。当时的论著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是曼西尼的《瓦拉传》(G .Mancini,VitadiLorenzoValla .Florence ,1 891 )、沃尔夫的《瓦拉传》(M .vonWolff,Lo......
对俄国自由主义的理论探讨
作者：杜立克
俄国自由主义是欧洲自由主义的变种,它在俄国近代史上喧嚣多时,并逐渐地形成为俄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阵营。应该讲,国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尤其是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界加强了对自由主义问题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关方面的专著和文章。俄国学者们试图通过历史的分析,为当今俄国寻求沿着欧化道路继续发展的途径。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我国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显薄弱。在此,笔者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和东欧自由主义的比较分析,对俄国自由主义的产生、发展、特点及失败原因等问题略作探讨。一 西方自由主义与东欧自由主义之比较自由主义(Liberalism ;либерализм)首先是一种政治思潮。俄国1 993年出版的《政治学百科辞典》(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словарь,“Полиология”)所下的定义是:“自由主义是要组织一种在法律行为所限制的范围内承认个人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社会生活的思想道德观。”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根源于古代社会,是西欧文明的创造,主要是地中海地区希腊、罗马世界的成果。然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
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作者：李孝迁
20世纪上半期,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以下简称《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曾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是2 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时期,二是2 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史学”运动时期。中国近现代史学两次革新运动的途径不外乎大量译介西方史学以改造旧史学,然不同时期、不同思想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注意到了巴克尔史学,从中不难发现《文明史》自身的学术特点与中国近现代史学所追求的目标存在有某种默契。由此,较为全面地追寻巴克尔及其《文明史》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具体轨迹,当有一定的价值。一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ThomasBuckle,1 82 1—1 861 )是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家,以其1 85 7—1 861年所著《英国文明史》(HistoryofCivi lizationinEngland)二卷闻名于世①。他的著作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作品,它以很大的篇幅讨论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巴克尔认为,人类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历史同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过去史家最大的缺点,是他们眩惑于君王的传记、政变、战争,而忽视了对历史本身规律的探寻。而又因过去时代关于统计方面的材料太缺乏,使历史......
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作者：王洪兵,张思
法制史研究历来是中国法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问题意识缺乏,学界关注的多是法律制度的演变及其源流,忽视制度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结合相当生疏,研究方法单一,多学科结合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历史学的“理论转向”和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模糊其界限。[1 ] (p2 2 ) 从狭隘的学科本位意识走向开放的问题意识,实现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多种学科资源的综合利用,成为当前法制史研究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对中国古代法律档案史料挖掘、整理和利用程度的不足,也影响了法制史研究路径的拓宽。对于以上问题的有效解决,也许更加有利于真实地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法秩序的关键特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所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问世的,该书对上述问题做了有益的尝试。另外,由于此书关涉到中国传统法律秩序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激起了法史学界对相关问题的广泛论争。一 理论的建构及其陷阱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史研究颇受近代西方法律思想的影响,例如,黑格尔将......
评《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
作者：郑成林
近2 0年来,中外学者对商人团体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颇具分量的学术论著与资料汇编,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乃至亚洲社会经济变迁历程与特征的了解。然而,已有研究大多注重商人团体的社会属性、角色地位、组织结构和功能作用等问题,相对忽略了商人团体的复杂性和区域性特征,及其与传统相联系的一面,尤其缺乏对行会制度的近代衍变及其特征的探讨。彭南生教授新著《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以下简称《行会制度》)以厚实的研究重新检视了传统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境遇,对近代工商同业组织的转型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做了富有深度的探讨,可以说是宏观历史思考与微观历史研究相融会的成功之作。《行会制度》分上、下两部分,共13章。上部分(1—6章)主要研究近代工商同业组织,即从总体上探讨传统行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及其运行机制,同时剖析了新式工商同业组织的形成路径及其与商会、工会、政府的关系。下部分(7—13章)将学徒制度从行会制度中抽离出来进行专门探讨,不仅分析了中国前近代学徒制度的主.....
1870～1914年间英国各农业阶层状况考察
作者：牛瑞华
农业乡村史一直是中国英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农业自然经济史方面,特别是农业技术和农业制度方面的变化,如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①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趋势的加强,英国乡村史的研究也有了相应的进展,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教育和乡村贵族等方面。②从时间段来看,这些研究集中在近代社会转型前后(从1 4、1 5世纪到1 9世纪) ;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主要用来说明农业和农村在资本主义成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兴起中所起的作用。而对于1 9世纪下半期,也就是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规模进行、英国社会转型完成时期的农业和乡村的状况,国内的研究则相对缺乏。1 9世纪下半期,英国农业和乡村的面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农业和乡村失去了原先在国民经济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在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初,农业大约占国民经济总值的1 /3,而到了1 90 0年只占到5 %或6% ;在1 80 1～1 82 1年间英国农业劳动力大约占全国劳动力的30 % ,而到了1 891～1 91 1年间只占到9% ;在1 9世纪中期英国农业仍能提供大部分的食物,进口的......
汉代南阳的风俗文化
作者：李法惠
~~汉代南阳的风俗文化@李法惠
中国古代官方的实科教育
作者：王艳
~~中国古代官方的实科教育@王艳$洛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导致中苏论战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
作者：李明斌
在二战后特定的国际政治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下,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如何对待已经恢复和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如何对待战争与和平?如何对待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尖锐地摆到了各国共产党人面前,要求人们去思考,作出新的判断,或从理论上进行新的概括。由于各国党的经历不同,所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同,社会历史传统不同,建设经验多寡不同,加上各国领导人经验、阅历、个人气质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很自然地就产生了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突出地在中苏两个大党之间表现出来。但是,苏共却将其二十大的观点钦定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总路线”,强加给世界各国共产党,这种蛮横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引起其他国家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终于引发了中苏两党的大论战。这次论战不但使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而且还造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一 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与苏联结成了联盟。中苏结盟除了有西......
“马克思主义”一词是何时提出并开始使用的
作者：赵连文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由他们的拥护者、继承者所发展了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一词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一词最早也不是在正面的意义上提出并开始使用的。很多人对这些重要问题并不是十分清楚。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和说明。一 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是使用“共产主义” 而非“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概念 来表述自己的理论和世界观的 19世纪4 0年代,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和确立他们自己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时期,也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以及蓬勃兴起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当时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它们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与改造,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对此前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当时的法国共产主义思想的评价与借鉴,从而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并使用“共产主义”一词来表达,以示和当时形形色色......
列宁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探索
作者：刘卫学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根据俄共(布)担负的新的历史任务,对执政党建设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奠定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础。一 执政党的领导是“总的领导”列宁认为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说:“这个党是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它一直和工人阶级结合在一起。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改变旧社会。”(《列宁全集》第3 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 6页) 因此,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的领导,即坚持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坚持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坚持对思想建设的领导;坚持对军队的领导;坚持对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列宁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还提出了党的领导是“总的领导”的思想。他说:“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