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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
作者：王笛我近年的研究,主要体现在StreetCulturein Chengdu:PublicSpace,UrbanCommoners,andLocalPolitics,1870～1930(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3)一书中(该书的中文本《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应《史学月刊》之约,就“多元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发表看法。我自来不善抽象地谈理论方法,而喜好实证和个案研究。那么这里利用这个机会,就这些年来关于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和下层民众的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一番交待,主要讨论写作的叙事、使用资料的方法以及观察问题的视野等若干方面。一叙事在目前的历史作品的表达中,无非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复杂的分析,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他们能把读者引入一种意想不到境界,发现如此简单问题的后面竟然埋藏着这么复杂的玄机。这种方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话语分析”(dis course),这个倾向也逐渐从西方进入中国的学术领......
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作者：孙江
由我和几位同行轮流主编的《新社会史》已经出版了两辑,第三辑不久亦将问世。第二辑《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收录了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的论文,岸本从明清时代更替提到不安时代赋予历史学之不安问题,这使我想起了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克廓尔(S renKierkeg aard)在《不安的概念》一书里的一句话:“最危险的不安乃是对于没有不安而不感到不安。”齐克廓尔认为,亚当偷食禁果的原罪赋予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安,不安规定了人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之于过去也是如此,过去之“不在”与过去之“实在性”(reality)二者之间的紧张,使历史学始终处在不安状态。如果说这种规定了历史学本质的不安犹如齐克廓尔所说的“客观性不安”的话,那么,各种叙述差异则使历史学深陷于他所说的另一种“主观性不安”之中。历史学虽然处在不安状态,但是历史学真正自觉自身的“不安”乃是在其经历了“语言学转变”(linguisticturn)的冲击之后。“语言学的转变”告诉历史学,“客观性”不是历史学必不可少的前提,事实与事实/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线的因果关系。在此意义上,新社......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作者：黄克武
近年来,台湾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发生了典范性的转变,这个转变可以概括为从“现代化”典范的兴衰到“现代性”典范的建立。本文尝试根据个人的观察,尤其关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方向的转变,来描写此一过程。在汉语语汇中,“现代”一语源于日文的汉字语词gendai,系翻译自英文的modern;“现代化”(modernization)与“现代性”(modernity)中的“化”与“性”,则和中文中所有以“化”与“性”为语尾的词汇一样,也是从日文中引进,前者意指一个变化的过程,后者则指某件东西的本质、特色、特性。(LydiaH.Liu,Translingual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Culture,andTranslatedModernity—China,1900～1937(Berke 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pp.348～349)现代性一语或普遍地指生存于现代情境之中的特质,或特定地指“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黄瑞祺:《现代与后现代》,台北:巨流2000年版,第17页)现代化则是指朝向此一......
明清社会关系的流动与互动
作者：王鸿泰
中国传统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过去,我们在积极追求现代化,急于走出传统的心态下,将现代与传统视为两个断裂──甚至是对立──的两种社会型态;同时,认为各种形式的频繁流动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因而相对地以为传统社会是一个“静态”而缺少“流动”的社会。这种理解观念恐怕是对传统社会有着相当大的误解。在这里,我们尝试检讨这样的理解图像,重新来观察、理解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社会。唐中期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除了主要的农村形态外,商业城市也在发展中。明中期以后,城市更成为重要的文化发展场域,而中国文化也由此开出新局面。在这里我们选择由商业活动达到高峰,而城市生活也随之臻于极度丰富的明末清初时期切入,尝试对这段期间内商业城市中的社会文化活动进行考察,希望由此突破中国社会乃“封闭”、“停滞”的僵固印象,重新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色与发展。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已形成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在此一市场网络的伸展下也出现许多商业性城市。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考吴承明的“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收入氏著《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台北:谷风1987年版,第270～310页)、徐泓的《幸生圣明极盛之世......
明清的社会生活与城市文化
作者：李孝悌
2001年至2003年,以台北中研院为主的一批学者,接受中研院的补助,以“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为题,进行了一项为期三年的集体研究。这项研究的初步成果最近结集成《中国的城市生活》一书(台北:联经2005年版)问世。接下来,我们又以“明清的城市文化与生活”为题,再次申请到中研院的资助,从2006年开始执行。作为这两个计划的主持人,我很愿意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和成果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供国内学者参考。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从我为《中国的城市生活》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摘录而出,可视为简略的研究回顾。第二部分则取自我为“明清的城市文化与生活”所写的计划申请书,只能看成一些初步的构想,未来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还有待考验。明清的社会与生活在美国历史学界,“新文化史”大约从1980年代开始发展成一个新的次学门。1984年,以Vic toriaBonnell和LynnHunt为首的一批史学家,应加州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出版一系列以“社会与文化史研究”为名的丛书。在这套丛书的序言中,编者为研究主题作了大概的界定,指出这套书的研究范围将包括“心态、意识型态、象征、仪式、上层文化及通俗文化的......
简牍所见汉代乡部的建制与职能
作者：臧知非
如所周知,关于汉代基层政权状况的最原始的系统记述是《汉书·百官公卿表》,其文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盗贼。”《续汉书·百官志五》对乡有秩、啬夫、乡三老、亭长、游徼职能的记载详于《百官公卿表》,云“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现代研究表明,亭和乡、里不属于一个行政系统,不是乡的下级政权,亭长是直属于县的地方治安管理官吏,而非乡的属吏;三老的性质亦异于啬夫、有秩,不属于行政官吏序列,不领俸禄,属于地方自治系统;汉代基层政权分为乡、里两级①。但是人们在研究乡里制度时,重点多集中于里的沿革、规模大小、里吏的考述等,而对乡则几无论及。这在主观上是因为对乡......
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
作者：高敏
一引论所谓户等制度,是指官府按其所统辖下居民之家庭财产多少而划分的一种户口等级制度,是户口版籍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它并不是同户口版籍制度同时产生的。这是因为,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统治者为了比较合理地向其居民征收赋税时,才有必要对其所辖居民按其家庭财产的多少划分一定的等级和确立不同等级的不同财产标准,以利于准确地征收居民的家庭财产税。因此,就实质而言,它的产生应当与官府对其所辖居民开始征收家庭财产税是同步的。换言之,何时有居民财产税的征收,何时就应当有与之相应的对其所辖居民的户等划分和不同户等的不同征税标准的确立。稽诸史籍,在现存秦代文献中,至今也没有发现有关征收居民家庭财产税的记载。在云梦出土的秦简中,也同样不见有向居民征收财产税的踪迹。但是,近年在湖南西部里耶出土的秦代简牍却记载,有洞庭郡阳陵县宜居、下里、仁阳、孝里、阳、逆都、叔作、里等地的“士伍”叫毋死、不识、不、盐、哀、越人等人,因为欠了官府的“赀钱”而被追债到戍所。此简文多条,详见《文物》2003年第1期所载《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一文。尽管该文作者把这些秦代简牍中“赀钱”释......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作者：叶炜
中国古代官办法律教育机构———律学,仅存在于魏晋至宋,其间多有变化。沈家本和程树德都认为中国古代律学自曹魏设律博士始,至元而废,并认为元代律学的废弃意味着中国古代“法学自此衰矣”[1](p2143)、“自是士大夫始鲜知律,此亦古今得失之林也”[2](p175)。可见一学之兴废并非小事。他们都认为元朝的入主,是律学没落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自曹魏设律博士起,律学就时设时废,至南宋就已经难觅律博士或律学的踪影了。①因此,律学之衰并非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应该有其内在原因。那么原因何在呢?同时,律学的废弃是否导致了“法学自此衰”、“自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后果呢?本文拟描述律学的变迁,并结合科举考试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揭示律学变迁的过程及其意义。一曹魏至宋律学的变迁朝廷设置法律教育机构,其目的是多重的。国家需要专业法官,而百官也应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在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置上,可以偏重前者,也可以偏重后者,这都是基于不同的政治考虑,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曹魏至宋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置有两种情况,或将律学置于廷尉、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机构之下,或将......
黑水靺鞨史论
作者：李德山
黑水,其名始见于《北史·勿吉传》,其文曰:“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胜兵七千;其三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东夷中为强国。”接下来的《隋书·东夷传·》亦记载:“,在高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由此我们知道,黑水是族七大部之一。到了唐代,由于民族自身发生了一些较大的变化,所以,原本是一个民族,却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出现了两《传》。因为此族七大部之一的粟末部建立了强大的渤海王国,所以为粟末及其渤海国立专《传》无可厚非。传之外单列“渤海传”,《旧唐书》就是这样处理的,并不产生歧义。但值得指出的是《新唐书》,其在《渤海传》之前,先冠以《黑水传》,并在《黑水传》中叙述七大部史事,又兼及黑水部中诸小部落史事。使后人阅读......
孙中山关于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探索
作者：朱汉国
所谓政党政治模式,简而言之,即指一国内掌握或可能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的地位,以及它们同其他政党及政权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创建中华民国、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曾对中国的政党政治模式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他与他的同伴们一起,尝试过西方的两党政治,后又设想过中华革命党的一党制,最后又确立了国共合作制。其间他经受过失败的困惑,也领略过成功的喜悦。考察孙中山对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探索过程,将有助于我们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深入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行政党体制的进一步认识。①一孙中山与民初西方两党政治的尝试孙中山对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探索开始于民国初年,是从他鼓吹和尝试西方两党制开始的。两党制,亦称两党政治,是西方国家盛行的一种政党政治模式,其含义是指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通过控制议会多数席位和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来实行轮流执政。试图仿效西方国家这种两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确立近代意义的政党体制,是民初资产阶级党人的共同理想,也是孙中山对中国政党政治模式探索的第一个设想。从民初资产阶级党人宣传、尝试两党政治的情况看,孙中山与他的同伴......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前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响
作者：洪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制造事端,以此为借口进攻北大营中国驻军和沈阳城,屠杀中国军民,悍然发动了武力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中国政府将日本侵略东三省的事实申诉国联,要求国联进行公正裁决,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动。日本屡次违反国联要求日军撤回原驻地的决议,迅速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在中日争端无法调和的状态下,国联派遣代表团赴东三省及日本调查事实真相。调查团目的如李顿所说:“吾人之任务,厥在究明此次纷争之根本原因,调查构成事实背景之事态;可能时藉联盟之援助,找出日华两国间之永久友好之基础。”[1](p2645)10月2日,国联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此基础上,国联于次年2月通过“过去17个月内国联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文件”———《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之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作了一个最终的总结和结论,对中日争端的是是非非作一个最终裁定”[2](p31)。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报告书的裁决,宣布退出国联,自此以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更加孤立。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于该团在华期间的主要活动,李顿等人对中日争端的基本态度和中国政府的应对措......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作者：张小满
1949年4月的北平谈判,是继1945年重庆谈判后国共两党的又一次重要会谈。刀戈相向,兵戎相见的国共双方最初都坚持作战到底,拒绝谈判。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坚定地表示:“国民党戡乱剿匪方针早已确定,必须全力贯彻到底,目前一切和谣只是为共匪宣传攻势张目,决不影响我们政府和军民同胞为国除害的决心。”[1](p217)要求大家要有长期“剿匪”的精神准备,谓“抗战八年,‘剿匪’也要八年。”[2](p360)面对其发动的战争遭到惨败的困境,他仍然表示:“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尤其三十余年来对任何战役在发动以前无不郑重决定,一经发动则无论经过任何挫折困难和失败,必须奋斗到底,以贯彻到底。”[1](p780)由此可见,反共作战到底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定。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更为明确,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姑息养奸。然而,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两党坐到了谈判桌前。这里固然由于国民党军事失败后的迫不得已,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一变化是由于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本文试就此作一论述。一....
论伊儿汗合赞
作者：徐良利
伊儿汗合赞(1295～1304)是蒙古伊儿汗国第七位君主,在其统治伊朗、伊拉克和小亚细亚时期,顺应了波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大力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社会改革。但是,作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合赞汗仍继续推行蒙古帝国传统的对外扩张政策,对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多次发动争夺叙利亚的战争。合赞汗在伊朗历史和蒙古族历史上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是伊朗史和伊斯兰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对合赞汗的总体研究和讨论较为欠缺。①为进一步推进关于蒙古人西征及其统治的历史研究,本文试就引人注目的合赞汗在伊儿汗国实施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和对外关系活动作一个总体的评析,以就正于学界同仁。一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族正处于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代表新兴奴隶主军事游牧贵族阶级的杰出人物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起蒙古汗国,并迅速走向对外军事扩张的道路。二次西征后,今伊朗大部分地区相继为蒙古人所征服。为使东部伊斯兰世界纳入蒙古帝国版图,蒙哥大汗继续奉行祖先既定的对外扩张政策,遣派胞弟旭烈兀征讨盘踞在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的伊斯兰教易司马仪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众化杂志的发展
作者：许国林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一转型不仅体现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制度层面上的变革,而且体现在社会价值观、主流社会思潮、情感心态、大众文化等文化心理层面的变迁。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富有成效,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社会矛盾尖锐。与高速的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及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相伴,关注社会生活和大众命运的大众化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和发展,并成为揭露美国社会丑恶现象的重要阵地。美国大众化杂志的发展与黑幕揭发运动相辅相成,并与其他因素一起形成改革合力,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一大众化杂志发展概况所谓大众化杂志,是与传统的文学性杂志相比较而言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杂志大部分还是文学性的,如《哈斯》、《斯克里布纳》、《世纪》、《大西洋月刊》等。文学性杂志的特点是:(一)旨在培养读者的文化品位,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就是“迎合了所谓的‘有教养阶层’的势利口味”[1](序,p2)。(二)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尤......
1936年法国防范德国重占莱茵非军事区的决策
作者：梁占军
1936年3月7日,德国进兵莱茵非军事区。此举不仅违反了《凡尔赛和约》有关非军事区的条款,而且违反了《洛迦诺公约》有关维持法德边界现状的规定。面对德国的毁约行动,法国起初反应强烈,但最终却没有采取人们预期的军事反击行动,而是接受了既成事实,从而丧失了遏制德国法西斯势力的良机。法国在莱茵兰危机期间的外交一直引人关注,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法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决策存在重大失误,但对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法国政府在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制定了“不单独行动”的预案,其应对危机的措施完全是这一既定政策的贯彻和延续,并非仓促应对导致的决策失误。本文拟利用法国官方的原始文件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政府决策的过程入手,深入探讨莱茵兰危机前夕法国这一既定政策的决策背景和动因,以期从一个侧面加深对20世纪30年代法国外交的认识。一莱茵兰危机发生前,曾有大量的情报使法国政府觉察到了德国重新武装非军事区的危险。最早预警的是法国驻科伦总领事让·多布勒,他在1935年4月12日发回外交部的报告中历数了德国人正在非军事区修建营房、武装库、飞机场及铁路和公路等设施,提醒政府......
后现代、现代性重建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作者：张旭鹏
关于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学术界已有过许多讨论。在某些理论家看来,后现代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它不仅表明了现代社会如同传统社会一样必然走向衰落,也预示着现代性工程的彻底失败。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现代性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后现代批评家所执意攻击的不过是现代性充满矛盾的一面,这些矛盾随着现代社会的自我完善最终能被解决,对现代性的寻求因而是一个辩证的能动过程,它并没有结束。①本文无意对“后现代”或“现代”作出一种匆忙的、结论性的判断,只是试图以后现代———如果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也是一种解释社会变动的思维模式———作为理解我们现代的有益视角,因为“后现代性……警示我们注意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它提升了我们的敏感性,有助于我们把某些争论当作有待解释的问题。它迫使我们的眼光从狭隘的技术和具体的争论中放开,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之下处理历史变迁问题”。[1](p9)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期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一作为一种状况的后现代无论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都会承认下面这个事实: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传统”的现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互校记》与《先秦诸子系年》之史源发覆
作者：路新生
《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是钱穆有关诸子学研究的代表作,初版于1935年冬。[1](p19)《系年》面世30年后,围绕着《系年》曾经引发过一场风波。风波缘起于钱穆弟子余英时先生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该文“原先发表在香港《人生》半月刊第八卷第六、七、八期,时间是1954年8月和9月”[2](p120),距今又已历五十多年。据余先生说,他写作《互校记》的起因是钱穆和他的一次谈话。余先生写道:此文的撰写起于和钱先生的偶然谈话。一九五四年我在新亚研究所进修,天天有机会向钱先生问学。有一次讨论战国时代的变法问题。钱先生偶然提起他在成都的时候,曾有人对他说,《十批判书》中论前期法家是暗用《先秦诸子系年》的材料和论断。但钱先生似乎没有细读过《十批判书》,因此他问我是不是有同样的印象。这才引起我仔细检查《十批判书》的兴趣。[2](p121)从余先生的说明可以看出,钱穆先生对于《系年》的“知识产权”是重视的。他很注意自己的著述是否遭人“剽窃”。不过,钱先生这里使用了“暗用”一词,钱先生因为没有“细读过《十批判书》”,他尚......
美国的印第安人新政研究
作者：丁见民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在土著民族事务上出台重大改革举措———印第安人新政,改变了美国印第安人政策的发展方向,使新政时期成为美国印第安人政策在目标上从同化走向自治的历史性转折点。印第安人新政在当时虽然不大为人所注意,但它确实是新政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了内政部长海罗德·伊基斯的有力支持,甚至吸引了罗斯福本人的关注。这一重大改革对印第安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留下了一笔丰富遗产。印第安人新政自实施以来就备受美国学术界关注,印第安史学家积极参与对它的研究,许多研究成果次第问世。美国学者关于印第安人新政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自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是印第安人新政研究的起步阶段;(2)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印第安人新政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3)自80年代中期至今,印第安人新政研究全面繁荣,成为美国印白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一印第安人新政研究的起步早在印第安人新政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对印第安人新政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以参与印第安人新政改革的人士的著述为主,学......
解释革命的新路径——评斯科克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
作者：周立红
《国家与社会革命》是美国女学者斯科克波于1979年出版的著作,刘北成先生翻译的中文版于1998年由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该书运用比较历史方法,从非意志论结构分析的视角,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进行了一番新的解读,指出三国革命具有相似的起因和后果,同属改造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大众参与基础的社会革命。该书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理论创新上,都堪称美国历史社会学的路标之作,几十年来流传不衰。对于长期以来把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看做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把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看做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学界来说,这一观点无疑是有震撼意义的。近些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已注意到这本著作,在论著中引用或借鉴了斯科克波的观点,但对该书做系统评析的文章还很少见,笔者希望在这方面做一尝试。一该书的理论创新和主要观点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有一种革命罕见而重大,它是对一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迅速、根本的改造,还伴有一定程度自下而上的阶级暴动。这就是斯科克波定义的社会革命。在她看来,1787～1800年法国革命、1917～1921年俄国革命和19......
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
作者：宋仁桃
关于战国秦汉时代的城市规模和形制,史学界运用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已经基本上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如通过对西汉长安城遗址、东汉洛阳城遗址的研究,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缘起、形成、结构、布局、形制等都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①。但是关于城市人口问题的研究,以往学者多集中在对人口数字的考证上,而对古代城市人口的成分构成则很少注意②。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同,人口构成自然有异;城市自然是工商业者和官僚的居住地,农民当然居住于城外,这是一个无需论证的常识问题。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工商业发达,也是中国古代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城市居民自然是以工商业者和官僚为主。但是,若仔细深入地从史料出发分析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否科学,关系到对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特点能否正确把握。笔者以为,至少在战国秦汉时期,农民在城市居民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城市居民的主体。本文就此问题进行论述,希望能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认识,并期望由此就正于方家。一春秋战国的城内居民成分分析首先让我们了解在中国古代“城”的最初含义......
《史记》研究点滴辩
作者：秦静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史学大家,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该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宏旨,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详实的史实,论述了自黄帝至汉武近三千年间的历史变迁。基于司马迁思想及《史记》的丰富内涵,自汉以来的研究者络绎不绝,成果蔚为大观。但不可否认,由于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差异,《史记》研究一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对立,特别是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顾历史事实、单凭个人喜好以至于任意曲解作品原意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张大可先生在他的著作《史记研究》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论述,笔者深以为然,又窃感意犹未尽,特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略加讨论,以求教于方家。一关于司马迁童年生活的争辩由于司马迁童年生活的原始记录非常简略,仅见于《太史公自序》中:“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所以这个问题遂成为研究者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人认为“司马迁幼年时,曾在家种田放牛”(郭维森:《司马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有人说“大概在司马迁小时候,家庭还是务农为业,他也帮助家人养养牛放放羊,......
“诏狱”辨名
作者：张忠炜
“诏狱”作为古代中国特有的“刑政”称谓,在考察法律文化的内涵、特别是皇帝诏旨与国家狱政的关系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不无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并未对它作出一个确切的释义。晚清律学大家沈家本曾针对汉代情况概言:“是凡下廷尉者并谓之诏狱。”(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狱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67页)细审其语,似基于廷尉主要负责审理将相卿守等国家或地方要员的狱讼而发。但是如没有皇帝下诏,廷尉断不能肆意越职来鞫系审讯大臣,而且不下廷尉交给另一部门审理的“诏狱”也是存在的。故是否由廷尉专理,并非定义“诏狱”的充分条件。对于这一点,沈氏似乎也意识到了,他说:“然汉时诏狱不尽在廷尉也。”(《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第1484页)基于汉代史事,沈氏又补充说:“大约汉时诏狱惟上所命,不拘定何狱也。”(《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第1487页)综观沈氏所言,“诏狱”或指拘狱场所,或指审讯机构,有自相矛盾之嫌。戴建国先生曾写《宋代诏狱制度考述》一文,是国内较早且系统地研究“诏狱”制度的学者。戴文虽然并没有对“诏狱”一词给出明确释义,但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还是对我们理解“诏狱”有......
宛西自治派与国民党人的人脉关系
作者：万新芳
20世纪30年代初,在豫南宛西地区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后扩展到南召),发生了被史家所称的宛西自治。它由当地人士掀起,后有外地人士参与,维持长达十余年,一时间名噪全国。那么宛西自治派是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推行并维系地方自治的?他们与国民党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宛西自治过程中,与国民党人的交往对双方的政治影响如何?本文以宛西自治派与国民党人的人脉关系为主题对这些问题作一浅探。一宛西自治前与国民党人的人脉关系宛西自治是由彭禹廷、别廷芳、宁洗古、陈重华在家乡掀起并推进的。宛西自治前,长期在外作官、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镇平人彭禹廷;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参加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组织的二次北伐的邓县人宁洗古和长期占据一地的地方民团武装实力派人物内乡人别廷芳、淅川人陈重华,都以个人的身份或早或晚、或官方或民间、或短暂或长期的与国民党保持联系。(一)彭禹廷(1893～1933)名锡田,河南镇平县人。宛西自治创始人。其一,追随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誓师参加北伐,宣布国民军联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并称此举“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
毛泽东直接指导做西藏工作的开端
作者：戴炳中
毛泽东是我们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要开拓者,而对西藏工作尤其着力,付出甚巨。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学说的原理原则,直接指导做西藏工作,建立了平等团结、共同进步的新型藏汉关系,促进了西藏的发展进步。他关于西藏工作的实践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学说,是毛泽东民族问题思想的充分体现。本文对毛泽东直接指导做西藏工作所作出的进军和经营西藏重大决策及其实施试作史实钩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教指正。众所周知,我国西藏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涉外关系,乃至自然环境等方面都有很大特殊性的地方,基本上是一个藏民族单一聚居的地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西藏地区的藏民族,创造了独特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情感和风俗习惯,不仅跟祖国境内的其他各民族风格迥异,就是跟祖国其他地区的藏民族,也不完全一样。由于地理环境独特,高寒缺氧,山川阻隔,与外界联系较少,又曾长期处于上层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甚至局部的未开化状态,西藏地方生产力落后,经济停滞衰退,劳动人民苦不堪言,而又普遍虔诚信仰未经改良的藏传佛教,其不自由程度和未受......
《申报》与南洋劝业会
作者：何家伟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是晚清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博览会。关于此次博览会的研究,学术界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在这次博览会中,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申报》所起的作用以及《申报》为什么给予此次博览会如此大力度的支持的问题,学术界的论述较少,本文试做探讨。《申报》对南洋劝业会的报道特点《申报》对南洋劝业会的报道特点是全面、丰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对劝业会报道的时间跨度长。南洋劝业会是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1910年6月5日)在南京开幕的。而《申报》早在1910年1月3日的“译论”中就开始为此次博览会宣传。当时翻译刊登了日本《太平洋》杂志的《论英德两国实业竞争之真相》一文。1月7日和9日,《申报》在“论说”一栏中刊登《劝业会与立宪》。文章将经济与政治密切联系起来。作者认为:“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后于经济竞争心。唯因经济竞争心之发达而政治责任心常不知不觉之间增进而未有已。故在今日欲引起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不可不先引起国民之经济竞争心。劝业会之作用在招致全国之物品萃以一堂,以比较优劣。因比较之故而竞争之心乃生。”(1910年1月7日)同天报纸报道了来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