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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历史地理学的一次科学性跨越——乾隆帝《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的学术意义
作者：乔治忠;崔岩
清朝乾隆帝一生撰写诗歌4万多首,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情趣、思想以及当时历史的发展状况。读书而题诗,是乾隆帝诗歌作品中的一大类别,其中《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及其自注,具有十分特殊的思想影响和学术意义。一《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诗及其写作背景乾隆帝《御制诗集》四集卷十七载其《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以下简称《六韵》)诗云:微禹其鱼功不刊,导川敷土下民安。九州既奠爰分域,四海会同永宴澜。毛晃指南因有述,文渊阙氏乃无端。焦竑志籍传名著,朱子说书取训赞。千古根源率由溯,诸家附会概祛谩。独于分野称星宿,未识恢恢天道宽。这首诗还有两条自注,第一条在“文渊阙氏乃无端”句后,内容为考释毛晃《禹贡指南》一书被目录书籍著录的情况,批评明代《文渊阁书目》著录其书而佚作者姓名。第二条自注写于全诗末尾,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史记·天官书》: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注引《星经》,如云角亢郑之分野之类,乃以二十八宿主十二州,分配无余,此外更当何属?夫天无不覆,星丽乎天,亦当无不照。今十二州皆中国之地,岂中国之外不在此昭昭之内乎?且其间有地少而星多,亦有地多而星少,以天度地舆准之......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
作者：罗炳良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历代传承下来的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逐一考证各书史料价值的高下,评骘各家撰述义例的得失,自觉担负起清理和总结中国传统学术遗产的重任,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往往把它视为历史考证著作,大多阐发其对于历史文献考异纠谬的价值。近20年来,随着乾嘉学术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关注《四库全书总目》所蕴涵的学术理念,注重阐释其思想内涵。①在今天看来,《四库全书总目》的各类提要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学术批评思想,对于发掘中国传统学术理念与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文仅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提要为考察范围,试图在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橥四库馆臣史学批评中所蕴涵的理论价值。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史学理论,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于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自成体系的史学理论,而是散见于四库馆臣对各书所作的提要评论之中。正因为这样,使得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其理论价值的认识和探讨。事实上,研究乾嘉史学应该注意到“清代中叶,我国史学经过三千多年的积累,史学遗产极其......
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
作者：张保同
关于汉代士大夫的研究是近年来治汉史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学界对此多有零星论述。徐复观在《扬雄论究》(见《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一文中提出,西汉时士人君臣间的凝固关系尚未形成,君臣大义在西汉士人中相当稀薄。惜他未能就此展开论述。吕思勉在其《秦汉史》一书中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指出,两汉之间的文化有一大转变,西汉“言治者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则“此等议论渐不复闻”。这里隐约涉及到两汉士大夫不同的政治性格。蒙文通的《论经学三篇》(见《中国文化》1994年第4期)一文由东汉经学的学术思想延及当时士人的政治思想,认为东汉之学不为“放言高论”,“谨固之风起而恢宏之致衰,士趋于笃行而减于精思理想”。阎步克《中国士大夫演生史稿》一书第八至十章主要从儒法合流的角度论述了两汉政治的变迁及由此引起的士大夫在政权中身份、地位和作用等的变化。于迎春《秦汉士史》一书从两汉士人与皇权政治结合的侧面论述了士大夫在社会批判和士行等方面的某些变化。近年来,也有不少文章涉及到两汉士大夫的特点问题。如马亮宽《略论西汉士人风貌的变化及其影响》(见《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4期)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汉士人由前......
论三国时期的“君臣之义”
作者：刘伟航
在古代中国,义与忠、孝、仁并列,一直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对义的探讨和研究,也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但1949年以来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就时间而言,大多集中在先秦、两汉和宋、明时期;就学派而言,则多集中于儒、墨、法三家和理学;就内容而言,也多集中在探究这些思想家们论述的义利关系的真旨及内涵,抑或就其中的义利观进行比较①,除此之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关于三国时期“义”的研究,更是完全没有②。但即使是研究三国时期的“义”,所涉及的问题也是相当多的。如时人的观念,义与三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各种义(如君臣之义、父子之义、兄弟之义、夫妇之义)的内涵,三国时期义的变衍及其影响等,都值得一一探讨,这是这篇短文所不能完成的。故本文仅就三国时期的君臣之义作一简单探讨,以管中窥豹,对三国时期“义”的内涵及与之相联系的观念行为作一初步了解。其余问题,只有留待以后再论了。一在封建社会中,所谓义,是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对人们的一种规定性。它既包括对一个人应作之事(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又包括对怎样做好这些事的度和准则的规定,还包括对怎样实现或修养某种道德的......
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
作者：王宏斌
林则徐是清朝道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具有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倾向。在经济方面,他主张重本而不抑末,对于当时在金融领域里发生的各种流通现象,他非常重视商人们的意见,处理方法十分谨慎。过去,人们在研究林则徐思想时,比较注意他的早期主张,很少关注他的后期看法。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他的看法是有变化的。一关于“洋钱”的看法与处理办法1833年,给事中孙兰枝奏陈江浙两省“银贵钱贱”,商民交困。他认为导致中国“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鸦片走私透漏白银出境,二是洋钱在江浙地区大量流通。因此,奏请禁止鸦片走私,限制洋钱流通。同年9月4日(道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御史黄爵滋也上奏指出,中国内地向来有仿铸外国银元的现象。“盖自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纹银,仿铸洋银。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庄,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行庄。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则今日内地之洋银,即内地之纹银也。既禁纹银出......
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
作者：张永
宋教仁遇刺是民国史上重大转折点之一。宋案之前,革命派、立宪派、北洋派和地方势力共同推翻清王朝,创建了中华民国,孙中山、黄兴北上大力支持袁世凯,在各派合作的基础上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似乎中华民国前途颇为光明。宋案之后,不同派别各趋极端,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此后战火连绵几十年,国家弥漫着血腥和暴力,失去了从容建设的机会。以往大陆学者大都认定袁世凯是刺宋案的元凶,比如李剑农说:“袁之为谋杀犯,尤很明白。”[1](p34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一卷称:“证据的公布,暴露了袁世凯的元凶面目。”[2](p194)朱宗震认为:“袁世凯政府主使暗杀证据确凿。”[3](p146)侯宜杰以为:“这些确凿无疑的证据证实,谋杀宋教仁的主谋者不是别人,就是堂堂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4](p299)台湾学者的看法也大致相同,比如李守孔认定:“宋教仁之被刺,实为袁世凯之主使。”[5](p234)吴相湘以为:“袁世凯、赵秉钧授意杀宋已成铁案。”[6](p224)李云汉甚至说:“购凶刺杀宋教仁,乃是袁氏决心不惜以任何手段对付国民党的先声。”[7](p299......
“李四喜思想”讨论:建国初期中共教育农民的尝试
作者：王瑞芳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起了一场持续半年之久的“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①,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什么土改后会出现乡村干部普遍松气的李四喜思想?该思想反映出农民怎样的思想本质?《新湖南报》为什么要组织如此广泛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形成了哪些教育农民的成功之道?这些问题是值得探讨的。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对这场讨论给予应有重视。本文通过梳理《新湖南报》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原因及其经过、分析这场讨论的成效,进而考察土改后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揭示教育和改造农民思想的必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一所谓李四喜思想,是指土改以后农民和乡村基层干部的松气思想。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土改后湖南乡村普遍出现的农民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思想展开的。湖南省委及其机关报《新湖南报》之所以发起这场讨论,主要是为了克服土改后湖南农村普遍存在的松气思想,加强对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以巩固土改后的乡村基层组织。1951年4月,湖南4000多个乡完成土地改革。土改后农村出现的普遍现象,是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思想松气、组织涣散。许多农民开会不到会;有些民......
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中世纪权力要素剖析
作者：岳蓉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遍形成的“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1](p509)。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对英国封建君主制发展过程中国家原则的增长与封建原则的消解、王权和教会权力之间的斗争两个方面的分析,探讨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一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世纪西欧国家存在着两种原则:一种是封建的原则,即国家形态是以一种个人的联合、上级与下级之间靠个人之间的效忠与保护关系维系着,这是一种私法关系,而非公法关系;另一种是国家的原则,即公法关系仍然存在并且发展,国王力图伸张自己的各种权力,和臣下结成一种非个人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2](p68~69)英国的情形亦是如此。到中世纪末期,英国的国家原则逐步得到伸张,并日渐削弱着封建原则,从而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对于实行君主统治的中世纪英国来说,英王显然是一个颇具神秘性的人物。诺曼征服后,英国人形成了“全英的封建土地均受封自国王的观念”[3](p86)。作为高踞于封建等级之首的英王,不仅对全国的土地拥有支配权,......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
作者：杜正贞;赵世瑜
关于泽潞商人,明代沈思孝《晋录》里的描述最为出名,广为研究者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1](p3)傅衣凌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也专门提及此段材料,但未及深述。[2](p27)近20年来晋商研究成果叠出,国外如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国内如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等专著及大量论文,也论及蒲州王氏、张氏及平阳亢氏等地区性的个案,惟对泽潞商人研究略少。特别是近年来研究尤集中于晋中票商,颇有以此为晋商代表之趋势,仿佛明代出自泽州、潞州并十分活跃的商人群并不存在有较大影响的活动、对地方社会和周边地区发挥作用,入清以后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本文试图探究明清时期泽潞商人的经商活动以及在商业化之下泽潞地方社会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对目前的晋商研究进行反思。一何为泽潞商人泽潞商人是指山西东南部的泽州(今晋城)和潞州(今长治)一带借经营盐铁、丝绸等物起家的商人群体。这一地区东有太行、南有王屋,属山地丘陵地带,虽有漳水、沁水、丹水等在山谷间流过,但长年干旱少雨,仍非宜农地区。明清时期的地方文献记载,这里有大量的人以工商为业。潞安府:“......
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
作者：胡中生
在中国近代社会,钱会、合会组织一直非常活跃,对它们的学术探讨开始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纂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约在1930年印行,收集了各地有关“钱会”的习惯和惯例。随后不久,研究者探讨了浙西农村的钱会借贷制度以及合会组织①。其中王宗培对合会的种类、组织、会规与会利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后来关于合会的研究基本上都以此为基础。近十年来,关于钱会、合会的研究比较多。关于钱会的探讨还是集中在民国时期,梁治平探讨了钱会的类型和特征;李金铮则探讨了20世纪上半期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钱会组织②。也有一些关于现代合会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是合会的法律地位问题,并做了一些个案研究③。由于资料有限,目前还未见对徽州钱会进行系统的研究④。笔者也将近代徽州融资与互助性的民间金融组织统称为“钱会”。本文主要根据会书资料探讨徽州钱会的类型与基础、生存状况以及对徽州社会的影响。一钱会的类型与基础为了说明的方便,先全文抄录一份谢氏会书:光绪八年首会大发祀订会书盖闻戚友有通财之义,经营有襄助之情,是以义孚而成会,情洽以通财。虽会息之无几,幸始终以如一。既蒙雅爱,切勿逾期。兹......
论黑死病对英国人口发展之影响
作者：李化成
1347~1350年,一场巨大的瘟疫席卷了欧洲,社会因之而剧变。这场瘟疫就是黑死病(theBlack Death)。在西方学术界,对黑死病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与深入。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界仅出版相关英文专著就达百余部,文章更是难以数计,内容涉及到生态环境、医学健康、政治法律、宗教思想、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相形之下,我国学者对此所做的工作却极为不够。作为一场灾难,黑死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口的锐减,而这也正是黑死病对社会其他方面影响的前提。本文拟对黑死病对英国人口发展的影响略做探讨,以就教于方家。①一西方学者对黑死病影响的认识,是以马尔萨斯以来的人口发展理论为基础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有超过生活资料许可范围而增长的这一恒常的趋势”。[1](p15)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这样下去,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的差距将日益扩大,除非受到有力的抑制。在这些抑制中,“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s)最为重要,而瘟疫(epidemics)正是这种抑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p23)马尔萨斯并没有对中世纪......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格兰敞田经营制度再认识
作者：文礼朋
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所盛行的敞田经营制度,国内学术界并不陌生。马克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曾经对敞田制的起源等问题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和介绍,不过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以及论著所探讨主题的限制,还有不少问题未能展开、深入或触及。本文将主要利用一些英文文献,并结合英国历史,对与敞田经营制度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希望能够促进国内学术界对欧洲敞田制度的进一步研究。一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和威尔士敞田经营的大致范围及其特征根据1915年格雷出版的《英格兰田制》一书记载,在16世纪,敞田制集中于英国中部从北海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的平原开阔地带(cham-pion country),在东部和西部则并不盛行。在东部和西部,也许以前曾经出现过类似于敞田之类的土地占有现象,但是至少到13世纪时,这里就不是按照大村庄的方式聚集而居的,而是分散居住的,耕种的土地就像圈地运动以后那样,各家土地并不混杂,而是聚拢在一起,并用树篱隔开,因而被称为林地(woodland),当然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森林地带。[1](p12~28)后来的研究表明,在这些以围圈地为主的地区也发现了敞田制。不过,......
法律史学的开拓、发展与中华法系的复兴——张晋藩先生学术访谈录
作者：顾元
作为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法学家,张晋藩教授已经在中国法律史学的园地里栉风沐雨、春华秋实地耕耘了半个多世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充满进取和敬业精神的学术历程也正刻画出了新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轨迹。为尊重历史而研究历史,为激发民族自豪感而振兴祖国法律史学,为中华民族复兴而重塑中华法系,这些情结贯穿了张晋藩先生为新中国法律史学开创和发展而砥砺奋斗的一生。50余载的治学生涯,著述等身,硕果累累,也记录了新中国法律史学由奠基、开创到发展、繁荣的艰辛之路。应《史学月刊》编辑部之约,我对张晋藩先生作了一次学术专访,以下为采访笔录的整理。问:“张晋藩”这个名字是与中国法律史学这门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您以饱满的学术热情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在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法文化史、比较法制史以及各部门法史等诸多领域辛勤耕耘,筚路蓝缕,开风气之先。而您对法律史学的情有独钟,与幼时的启蒙教育有关系吗?您是如何走上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之路的呢?。答:我的法律史之路,可以说与我幼时的教育有很大关系。我祖籍山东黄县(现龙口市),1930年7月生于......
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规律的求索——马克先生与历史比较研究
作者：孟广林
作为一种为
家所普遍认同与践履的学术理路与研究方法,严格地说,我国的历史比较研究开启于上个世纪后期“文革”结束后。自那时起,作为我国历史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马克先生就一直在该领域中勤奋耕耘。为了揭示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他对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古史进行了诸多严谨深入的比较,在当代中国史坛上可谓独树一帜,引人瞩目。一“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构想马克先生是我国研究中古西欧史的著名史学家,他的比较研究的学术理念是长期涉历中西历史、悉心独立思考的结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先生就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深受严谨求实、融汇中西之学术传统的熏陶。最初接触史学他就喜欢中国古史,多受益于名家的课程。其中“受启发最大的还是选修课”,如张政先生讲殷周制度,汪籛先生讲均田制,旁征博引,史料分析之细致,观点论证之周密,使他“眼界大开”,对治学门径渐有所悟。毕业留校任教后,本想从事中国古史的教研,却服从分配去教世界史,师从于齐思和先生①研究西欧中古史,受诲良多。齐先生中西兼通,留学攻的是美国史,“国学功底又相当深厚,尤长于治春秋战国史”。从齐先生问学时,除了世界......
乐府民歌的音乐背景探源
作者：韩梅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周秦时代,诗歌大多来自民间,并与音乐舞蹈合在一起,大半可歌,有一定的音律。到了汉魏六朝时期,这时代的诗歌经过了一个大的转变,一方面乐府民歌仍然保持了原始诗歌的集体性与可歌性,另一方面诗成为文人的一种专业,诗作虽也受民歌的影响,但不免流于雕琢,但总的来说,诗歌文学仍然具有一定的音乐美感和音乐背景。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汉乐府民歌及南北朝乐府民歌的音乐成份及音乐情绪加以探讨。一《乐府》中的诗声之理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重要的古典文学理论著作,其中有关音乐的论述,亦注重与诗歌的关系,有《乐府》一篇集中论乐府音乐,其开首即明言“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刘勰以《乐府》为题,也是以乐府中的诗乐为主要论述对象。“乐府”一词,早在秦代即已有之,汉惠帝时有“乐府令”,武帝时扩充为大规模的音乐机构。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但到魏晋六朝,“乐府”由机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的,显然是单从入乐这一点上出发的。作为一个供统治者点缀升平、纵情声色的音乐机构,汉乐府的任务,除......
宋代的医学教育
作者：张秀传
宋代的医学教育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有成效的教育之一。无论从办学体制到办学模式,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式,都颇具特色,不仅为当时培养了大批医药卫生人才,也对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成功之处,一是继承借鉴前人,二是大胆改革和创新。宋代以前的医学教育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太医令秦承祖奏准创建医学教育机构教授学生,同时还设立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医学教育。后魏实际上已举办了医学校,但其设置、规模、制度等因缺文献记述而欠明确。隋朝之后,官办医学教育的大体情况可以明了。公元6世纪,隋朝创立了“太医署”,相当于现在的医学教育行政机构。署内分医、药两部,在校师生最多时达580多人。唐太医署实际上可视为中央医科大学,属太常寺主管,在行政管理上有太医署令二人,相当校长,负责全面领导之责。另有丞二人,相当副校长,协助太医署令之工作;府二人、史二人、医监四人、医正八人、掌固四人等,协助校长分管教务、文书、档案和庶务等工作。唐太医署在当时影响很大,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入校学习。在课程设置方面,政府对所用教材有统一的规定。隋代曾编撰《四......
百泉书院与元初理学的复兴
作者：李景旺
百泉书院是宋末元初具有全国影响的理学研究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在战乱频繁的宋元之际,百泉书院“慨然以道为己任”(宋濂《元史·许衡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致力于理学的研讨和传播,不仅在理学理论研究上实现了突破,也开创了理学风行全国的局面,一度衰微的理学在元初得到了复兴。一百泉书院对理学理论的创新学术研究是古代书院的基本职能,百泉书院拥有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优良传统。百泉书院自创办之日起,就以研究和传授儒学为办学宗旨,邵雍任主讲时,创建了理学中的百源之学,周敦颐、程颢、程颐相继来到百泉书院讲学,百泉书院成为理学的发祥地之一。宋末元初,百泉书院一度衰落,但它仍不废传道,以复兴理学为己任,延聘理学名士,收徒授学,师生们“朝暮讲习,至忘寝食”(《元史·窦默传》),在对理学的研讨中,形成了和会朱陆、重视治生的思想,取得了理学理论上的新突破。和会朱陆是元代理学的一大特点。南宋理学因朱、陆而大盛,但朱、陆门人局限于学派之争,各走极端。朱子门人把格物致知的“下学”工夫流为训诂之学,偏离了专事义理的朱学家法,使朱学变得更加支离繁琐;陆学门人则把陆子的发明本心极端地发展为以......
清末南浔绅商群体崛起的历史再现
作者：郑卫荣
南浔自古就是江南区域著名的水乡古镇,从南宋时期建镇,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追溯清末民初时期,南浔出产的生丝、丝经曾经闻名海内外,由此也催生出了一个为数众多的业丝群体。关于近代南浔丝业和丝商,陈学文、樊树志、陈永昊、郎友兴等学者曾作过相应的论述,然而从绅商的视角来考察南浔业丝群体的研究并不多见。事实上,如果确切追查南浔业丝者的身份特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个体在具有商人身份之余,往往都带有功名或职衔,这就是所谓的“绅商”。“绅商”的表述更能切合这一时期南浔业丝者的阶层属性,而绅商群体的形成,也比纯粹的商人群体来得繁绪、复杂。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试图再现清末南浔绅商群体的崛起过程。一丝商个体的涌现绅商不是普通的商人,它是特指兼具绅士身份(以科举或捐纳功名为身份特征)的商人。在中国近代社会,绅商的形成不外乎两种途径:“由商而绅”或“由绅而商”。考虑到传统社会的四民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价值取向,“由商而绅”的阶层流动成为绅商阶层生成机制的主流。南浔绅商群体也是遵循着这一规则。1843年,上海开埠造就了南浔丝业的天时和地利。当时,整个江南区域的生丝都不再绕江西越......
近代上海小报中上海市民的人格特征分析
作者：洪煜
晚清民国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移民的大量涌入,近代上海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在现代化大都市生活方式的磨练下,上海市民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市民人格呈现多样性特征,这种人格的多元化发展是同城市的环境密切相关的。美国城市学家R·E·帕克说过,“城市改造着人性”,并且,“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培养成的各种新型人格”(R·E·帕克等著,宋俊岭等译:《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273页)。上海人的人格特性正是在近代商业化大都市的环境下孕育而成的。对于上海市民人格特征的评价,国内学者进行过多方面的论述①,为我们认识和研究近代上海人格类型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但如果我们从当时反映市民文化众多的上海小报②这一视角来观察近代上海人的人格特征,将会得到更为鲜活的市民形象和人格特征。一在近代上海大都市商业高度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培养了市民的智慧、现代、时尚、务实等性格,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市民的势利、虚荣、冷漠、小家子气等不良品格。上海小报不仅对市民生活进行了多方位的记叙,也对市民的性格进行了多方的记录和评价。其一,崇尚洋派时尚。上海是开风气之先之地,上海人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