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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德”新论
作者：雷戈
学界对“史德”之研究基本沿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条是从史学史脉络来定位“史德”,对此人们看法大体有三:一是“史识”即“史德”,一是“史识”非“史德”,一是“史识”含“史德”。一条是从文学史脉络来辨析“史德”,比如“文德”“史德”之分,“素心”“史德”之别。整体看,围绕“史德”展开的种种论述倒也吻合章氏贯通文史之思路。但其局限是,在将“史德”视作史家职业操守或思想修养之同时,却无力超越传统眼界,而努力开发出一种现代性史学道义之维度。如此,“新史德”成为必然。一从史识到史德“史德”一词出自章学诚。尽管有论者坚持刘知几已涉及到这个问题,特别是“三长”中的“史识”已包含有“史德”的某些内容,而《史通》中的“直书”、“曲笔”两篇实际上论述的就是“史德”。这些看法不无道理。但从严格的学术概念的角度看,我们仍然只能首先从章学诚入手来探讨和阐释“史德”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章氏曾有专文论述这个问题。在《史德》[1](卷三)篇中,章氏明确指出:“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因为,“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比如,“古人史取成......
原始崇拜体系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起点
作者：马新
人类与动物世界分离的根本标志是精神世界的形成。自人类产生到精神世界的形成,走过了漫长的数百万年时光。至旧石器晚期,随着“新人”的形成,远古人类才开始摆脱蒙昧,有了审美意识与艺术,有了种种的迷惘与崇拜,有了巫术与生产生活的仪式,并逐步拥有了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将自己外化于自然,有了最初的自然崇拜;他们已意识到了生与死的区界,有了早期的形神观念与灵魂崇拜;他们试图知道生命的由来,并由此引发了以生产女性为标志的母神崇拜,进而发展为祖先崇拜。除此之外,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等等也都开始出现。但在中国原始崇拜体系中,自然崇拜、灵魂崇拜与祖先崇拜占据着主导地位,是远古先民们的主要崇拜内容。一自然崇拜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伴随着早期人类最初的自觉而产生的一种原始信仰。它实际上是将支配早期人类生活的自然力和自然物人格化,变成超自然的神灵,作为崇拜对象。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中国先民们最早的自然崇拜对象是太阳。因为太阳给他们带来光明,带来温暖,带来春夏秋冬的更迭,人们对其是畏惧、神秘、感戴兼而有之,崇拜之形成便在自然之中。2万多年前的小孤山遗址中出土有“拜日骨盘”,表明太......
明代庶吉士考论
作者：王尊旺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开创的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对明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此问题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①。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对明代庶吉士的考选、学习、授官等一系列问题均有涉及,但在细节性问题上存在诸多不实之处。本文结合学术界的有关研究,在考证有明一代庶吉士选拔情况的基础上,就其考选、学习、考试、授官等若干问题和庶吉士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一明代庶吉士制度究竟何时建立,邹长清根据黄佐《翰林记》的记载,认为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1]相当多数的明代史籍和今人的研究也认为庶吉士始自洪武十八年。颜广文虽详细剖析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和《明史》中的有关记载,但未能就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2](p295～311)《官制备考》载:“庶吉士者,洪武初称中书六科庶吉士,后又有翰林院、承敕监庶吉士……盖初开文华堂选天下举人,年少美质可进学者擢翰林编修,入肄业其中。诏大儒宋濂、桂茂良为之师。已又选成均之秀者入武英堂,俾闻习政事,寻擢给事中矣。今乃选进士为庶吉士而教养之。”[3](卷上《翰林院》)《仕学全书》......
严复与晚清幕府
作者：王天根
从个人与幕府关系出发,探析作为文化精英的严复与晚清幕府核心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的关系,以解读严复著译及其思想,学界已有成果。王宪明从语境出发,探讨维新变法时期的严复名作《辟韩》涉及的人际关系及其思想内容。他认为《辟韩》并不是一篇纯粹抽象的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文章,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内容,严复之所以“辟韩”,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道统文化上都是对李鸿章的批评和对张之洞的支持,而张之洞之所以要批驳严复的《辟韩》,主要是为了塞守旧者之口,以防守旧者以此为借口来反对维新变法[1]。刘桂生在王宪明等著《戊戌变法史述论稿》序言中称:“严复在李鸿章、张之洞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严著解读密码。”[2]这一提示性研究思路无疑具有启发性,是笔者研究的起点。笔者关注考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为核心的幕府关系,由此窥探严复在晚清幕府利益冲突中扮演的文化角色,期望在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语境中探究精英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缺失。一严复与李鸿章及其幕府李鸿章“出将入相”后,延聘幕宾、广罗人才,形成晚清颇有气象的人才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幕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发迹。李鸿章幕府多侧重同乡地缘。......
银元主币流通与上海洋厘行市的更替
作者：邹晓昇
近代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用银国之一,但中国非产银国,所用之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这些白银大量由日本转入,有一些是从太平洋上经马尼拉而获得的,有一些是从美洲经欧洲、黎凡特、西亚和东南亚转到中国,也有一些是直接或间接从中亚获得的。[1](p207～208)虽然在清代白银就已成为主要货币,但实际流通中使用的白银是各地自铸的元宝和银锭。银两本位货币存在严重的缺陷,其大小、重量、成色、形态各不一致。每次交易时均需鉴定成色,度量轻重,即使经公估局批字的元宝,各地平码不一,还需折合换算,非常不便,因此一直停留在称量货币的阶段。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称量货币必然要向铸币形态和符号货币形态发展。中国人最早使用的银元是从国外流入的西班牙本洋。西方的近代机制银元,形制精美,成色划一,流入中国后,“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应用”[2](p29)。先后流入的外国银元种类很多,如西班牙的佛头银元(即本洋)、墨西哥的鹰洋、英国的香港银元、法国的安南银元、美国的贸易银元及日本银元等,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西班牙本洋和墨西哥鹰洋。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墨西哥鹰洋因其成色、重量、质地俱优,以强劲坚挺......
马歇尔计划与战后法国政治中右化
作者：王新谦
1947年6月美国决策者决定启动马歇尔计划的一个重要政治意图,在于通过实现西欧的经济复兴,削弱包括法共在内的西欧各国共产党势力,限制苏联在该地区的潜在影响力,将西欧国家整合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轨道。这样,美国就能挫败苏联出于本国目的对欧洲工业和军事潜力可能的控制,确保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处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一西欧的地缘战略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战争彻底摧毁了欧洲中心格局,曾经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欧洲被严重弱化了,战前的欧洲四强英、法、德、意失去了主宰国际事务的地位,其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一落千丈。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了原有多极体制的瓦解,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进入了美苏对抗的两极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之一是,美国挟其在“新政”时期和战时扩张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垄断资本主义实力,一跃而成为战后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大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苏联虽然在战争中遭到了重创,但它仍以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共享军事霸权。随着欧洲几个老牌帝国的衰微,欧洲衰落了,从废墟中挣扎着站起来......
论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
作者：徐友珍
截止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英、美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然而,一方面,鉴于国内学术界从英美分歧与协调的角度所做的系统研究比较欠缺;另一方面,针对学术界较为常见的一些观点,诸如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并非原则上反对承认新中国,美英在对新中国承认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分歧,而且即使美国不同意英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也在事实上认可英国可以采取不同于美国的立场等,[1](p56)本文拟通过对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进行系统探讨,进而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一1948年年底,随着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指日可待,如何应对中国革命胜利可能对西方在华和远东其他地区利益造成的威胁,成为英美决策者面临的当务之急。1948年12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提交的“CP(48)299”文件认为,中共控制整个中国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导致香港、日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北婆罗洲以及东南亚的外国属地、印度、巴基斯坦等临近国家和地区共产党活动的增强及其相互联系的更加便利,激化劳资纠纷,引发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动乱。针对这......
论香港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的缘起
作者：陈肖英
20世纪70～90年代,越南人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入临近国家和地区,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极大影响。在这期间,作为“第一收容港”的香港共接收了23万多名越南难民和船民,①其中安排14多万名越南难民移居海外,遣返6.7万多名越南船民,并永久安置了近1.6万名越南难民。然而,到2000年年初,还有1400多名越南人滞留在香港。最终,特区政府以允许滞港越南人申请领取香港身份证,才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本文试图运用“推拉理论”来探讨越南人大量逃往香港而后滞留的原因。按照推拉理论,人口迁移存在着两种动因:一是原居地存在着推动人口外流的力量,二是迁入地存在着吸引人口进入的力量。[1](p142)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人口迁移。就越南难民和船民而言,他们离开越南而逃到海外,也主要是内在的推力和外在的拉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推力推动越南人大规模外流的主要力量是人为因素,具体而言,主要有:美国发动越战及其后来的败退成为难民的直接催化剂,越南新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的失误及当局为牟利而参与“难民贸易”活动。越南战争是引发难民问题的直接催化剂。美国发动越战及其随后的败退,引发了......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作者：陈铁健
1927年7月2日,风雨飘摇的武汉三镇,鲍罗廷公馆,莫斯科驻华代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会议,研究当前的应对策略。陈独秀不无幽默地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实行土地革命!”[1](p136)此刻,上距蒋介石在上海大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共“清党”事件80天,下距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仅有13天;10天之后,即7月12日,根据莫斯科指令,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自中共建党后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位。六年里,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中共及其领袖陈独秀,不得不充当莫斯科世界革命“东方战线”棋局中一粒棋子,听凭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以及他们的驻华代表马林、加拉罕、维经斯基、鲍罗廷、罗易等人的任意摆布。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作者李颖统计,在目前已经翻译出版的七卷(1920～19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集中,陈独秀名字出现382次,其中在陈独秀创建中共、执掌中共中央领导权、指导中国大革命的1920～......
《河南通史》评议
作者：朱绍侯
由程有为、王天奖主持编写的四卷本220万字的《河南通史》,2005年12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河南省“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填补了河南地区没有地方通史的空白。编写组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主,吸收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的教授参与其中,共襄盛举。编写组成员发扬“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几易其稿,终于奉献给读者一部关于河南地方历史的精品力作。本书有以下特点:一既注意在全国整体中写河南,又突出河南地方特色何兹全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河南通史》并不是把河南从全国整体中割裂出来,孤立的写河南,而是把河南放在全国整体中来把握,写全国整体中的河南,是和全国、邻省乳水合一中的河南。”这可以说是《河南通史》的一个重要特点。该书许多章(节)的前面都有全国形势的简要介绍,然后引入河南的内容。例如关于唐后期的藩镇割据,书中写道:“唐玄宗时,为了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管理,曾先后派节度使领兵屯驻边疆。这些节度使和军队,当时又称藩镇或方镇。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出于平乱和收揽人心的需要,唐朝廷又在内地广设节度使,藩镇遂分布于全国各地。后来,随着藩镇势力的不断......
官意与民意之间:1930年代广西的村街民大会
作者：李琴;张伟
乡村地方自治的潮流虽在清末即已掀起,但鲜有在村一级设立所谓“民意”机构者。民国初年,河北定县翟村推行村自治时曾首设村民会议;[1](p79)其后,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村制时,也组织了村民会议,[2](p2)这成为基层“民意”机构的最早形式,研究者对此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1930年代新桂系在广西所设立的村街民大会①却一直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村街民大会作为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乡村自治的一个重要机构,曾被视为最基层的“民意”机构,它被新桂系文人誉为“是广西领袖在革命的实践中,对于抗战建国的基础工作上,贡献的伟大创作之一”,“是一个实现民权主义最具体的办法”。[3](p11)目前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新桂系的研究表现出较浓厚的兴趣,但尚无专文对此问题进行研究。②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探讨。一1930年代,新桂系在广西大力加强乡村基层建设,健全乡村基层组织,推行地方自治,除以村街为基层自治单位、组织村街公所外,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设立村街民大会。何谓村街民大会?按照新桂系的说法:“村街民大会,是以曾经训练合格的村街长为中心,以全体村街民集会的方式,以实际建设为内容,而进行对人......
近代早期英国家庭中的性别关系
作者：傅新球
日常生活是性别政治的舞台,而不是远离它的避难所。[1](p3)家庭即是这一舞台的具体体现家庭是形成性别关系最小的、最古老的、被一些人认为是最强有力的单元。[2](p14)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中,家庭中的性别关系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有关夫妻角色的规范随着社会的变迁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但夫妻关系并不会发生重大的逆转。在绝大部分社会中,男子的地位总是高于妻子,妻子则屈从于丈夫。[3](p424～425)近代早期英国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基本上也反映了这种模式。一劳动的性别分工“婚姻在英格兰总是意味着建立一个独立的家。”[4](p70)这表明丈夫和妻子需要共同协作来经营一个家,但男女两性的分工一直以来就被强调,宗教教义和行为指导手册中的基本规范在近代早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如此。在劳动者的婚姻生活中,夫妻共同协作非常重要。农村劳动妇女在家庭经济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一日三餐是最基本的家务外,她们还忙着挤奶、喂养牲畜、制作黄油及奶酪、管理菜园、纺纱织布、洒扫庭院。农忙时,她们必须下田帮助男人干活,当丈夫外出时,妻子就独自承揽起里外事务。安东尼·菲茨......
18～19世纪英国“友谊会”运动述论
作者：闵凡祥
一“友谊会”(friendlysocieties)是18、19世纪在英国工人阶级特别是收入较高的工人上层中广为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具有直接社会保障功能的民间互助组织。其成员在自愿捐资的基础上按规定向协会交纳一定数量的会费后,即可在遇到不测(如疾病、失业、年老、死亡、天灾人祸等)时向协会提出救济申请,协会和其他会员有义务为他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这类组织名称繁多、五花八门,有友谊会、丧葬会、共济会、募捐会、疾病会、鹅会、织匠会、船匠会、鞋匠会、石板会、存款协会等,友谊会是它们的统称。友谊会最早出现于英格兰的北部和西部等工考。一般认为,友谊会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至17世纪,[1]最迟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就曾这样记载道:“早于1700年,蒂弗顿的梳羊毛工人组成了一种具有永久同盟性质的互助会。由于梳羊毛工人有流动的习惯,所以不久之后,这种也许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的运动便普及开来。梳羊毛工人的这种‘未经特许的行会’不久就将其分支机构遍设于英国各地,并自认有足够的力量来试图管理工业。”[2](p55)到18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生产细纹布和......
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
作者：章益国
“儒家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传统解释东亚经济增长的学说。它的基本观点是儒家伦理促进了经济发展,成就了战后的“东亚奇迹”。它作为“文化论”,与“制度论”构成解释所谓“东亚奇迹”的两大理论。[1]它又与“亚洲价值论”、“文化保守主义”、“东方式经营”、“儒商”、“威权主义”、“东亚模式”以及“新儒家”等各种论述声息共通,相互援引,构成一个关于“儒家文化与现代化”讨论的“话语群”。参与此中讨论的文章众多,但把此学说本身作为对象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试图从学说史的角度,对其做一个回顾和反思。一从假说到思潮赫尔曼·康恩(Herman.Kahn)被认为是第一个尝试用文化因素来解释东亚发展的学者。1979年,他出版了《世界经济发展:1979年及其以后》一书,书中提出,二战以后的情势表明,台湾、韩国等“英雄式的发展”,表明了“新儒家文化与迅速出现的超工业化世界经济之间的特殊联系”[2](p329)。马若然(RoderickMacFarquhar)1980年2月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后儒家的挑战》一文[3](p62～72),文中提出所谓的“后儒家假说”,认为儒家思想对东......
郑玄校《仪礼》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考
作者：杨天宇
~~郑玄校《仪礼》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考@杨天宇$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河南郑州450052教授《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郑玄兼采今、古文的一条重要义例,就是从本字不从通假字:有从今文本字而不从古文通假字者,亦有从古文本字而不从今文通假字者,因为本字更能贴切地表达经义。遍索《仪礼》中郑玄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之字例,凡90条,而一一考辨之。郑玄;;《仪礼》;;兼采今古文;;今文本字;;古文通假字①案本文所注古声母及韵部，主要参考《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王力《同源字论》(见《同源字典》卷首，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②见张淳《仪礼识误》卷一《士冠礼误字》“为篹”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见张淳《仪礼识误》卷一《乡饮酒礼误字》之“枳”字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案此条张淳之校文已佚，仅保留字头。文字诂林》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6～220页。 ......
中华书局校点本《宋书·天文志》正误
作者：郑慧生
~~中华书局校点本《宋书·天文志》正误@郑慧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教授《宋书·天文志》是中国古代继《汉书·天文志》之后的又一篇天文学著作,它记叙了魏晋至刘宋的天象变化及当时天文研究的成果。问世之后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校勘,本来就有的和多年传抄过程中续加的错误都未能得到清理和纠正。中华书局1972年出版的校点本《宋书·天文志》使用范围最广,但失校、误点之处甚多,甚至有使人不能卒读的感觉。在今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只就学力逮及,将其一一正之,凡158条,并加简要辨析。《宋书·天文志》;;天文学史;;中华校点本;;考校;;正误[1]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 [2]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M]．北京：中国书店，1989． [3]彭益林．《宋书·天文志》纪时正误[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2)．
汉画乐舞的娱神功能
作者：冯振琦
汉画作为汉代墓葬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乐舞图像主要功能是娱神。汉画乐舞娱神功能是汉代祭祀习俗在葬俗中的体现。汉画乐舞画像与祈祥辟邪画像的有机组合是娱神功能的具体表现。一汉画乐舞娱神功能是汉代祭祀习俗在葬俗中的体现吕思勉在《秦汉史》中指出,汉代“为一迷信之世界”,“若两汉,固仍一鬼神数术之世界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10页)。因此,汉代人特别重视对鬼神的祭祀,希望从鬼神那里祈祷和禳祓吉凶祸福,而祭祀必有“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一方面祭祀的目的主要是敬神、祈神,希望神来保佑平安,使天降祥雨、庄稼丰收、祛祸辟邪;另一方面是通神、娱神,人们通过隆重的仪式和乐舞来使神娱乐高兴,反过来又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要求。早在西周时祭祀祖先,《颂》就是祭典中的乐歌,《大武》是祭典中的舞蹈,其目的是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赐福降祥。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云:“其俗信鬼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漆绘鸳鸯壶上就有击建鼓伴舞画像。在汉代国家举行的郊祀、祭祖等祭祀活动中都有乐舞娱神。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周官》天地之祀,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
小议隋唐时期的中外音乐交流
作者：王璟
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来看,华夏音乐文明之初就伴随着与其他各民族音乐间的水乳交融,《路史·后纪》十三注引《竹书纪年》有云,“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又《礼记·明堂位》云:“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内部资料,第25页)这里的“夷蛮”指的正是华夏民族周边的各少数民族。民族间的音乐交流成就了后世千年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脉络。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向汉族地区大范围扩张,汉民族政权被迫南移。各民族间交错杂居,中国进入了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这一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中国音乐也自此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以西域诸国为主的外族音乐大量涌入中原,它们与汉族音乐相交汇,形成了许多新颖的音乐风格,并最终融入到中国音乐的河流之中。至隋唐时期,中国音乐终于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期。在经历了三百多年大分裂之后的隋唐时期,政权重新归于一统,国力日益强大,这些都为此期音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唐统治者在音乐上采取的“兼收并蓄”的政策也使中外音乐交流于此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外来音乐的内传还是中国音乐的外......
郭嵩焘的吏治观
作者：高如民
郭嵩焘的吏治观认识及实践郭嵩焘于1847年中进士后渐入仕途。1862年,任苏松粮储道,次年署广东巡抚,曾因人事纠葛回籍闲居8年,其间教书著述,详说时政。光绪元年入总理衙门,曾出使英国,兼使法国,1891年病死。郭嵩焘著有《养知书屋遗集》、《伦敦与巴黎日记》等。他思想激进,见识过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吏治观。他认为:“处末流之世,纪纲法度,废弛久矣,人心变幻百出,日益不可容。诘于此,当益勤求吏治,培养国脉、静以俟之,宽以容之,力求保国、安民,使不致固乱不告。”(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680页)他强调:官吏无论大小,都应竭尽忠职,因为官吏能否勤求吏治直接影响到社会管理的效果。如果吏治不修,国家安危,黎民生计也就无以保证。晚清时期,吏治败坏现象相当严重,郭嵩焘在日记中有详细描述:“至道光时,乃一意宽假在位者,其视律令之颁,但以施之百姓而已。吏治日偷,纪纲大坏,相与因循粉饰,苟偷日夕,其弊一也。官吏之失无有举发者。以相为掩蔽,润色鸿业。作伪愈愈,吏治愈弛,其弊二也。委其权于六部,人君拱手退听焉。又不求天下择才,以天下之......
藉世纪厚积之力 承名校进取之魂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八十年风雨铸辉煌
作者：牛林豪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前身河南大学历史系,创建于1925年,至今已有80年历史。这里曾经名师云集,英才辈出。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蒙文通、高亨、姜亮夫、郭绍虞、马非百、嵇文甫、赵纪彬、尹达、石璋如、白寿彝、朱芳圃、孙海波、孙作云、黄元起、胡思庸、朱绍侯、王云海、韩承文、周宝珠等曾先后在此执教或求学,积淀了深厚的人文科学传统。学院现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有教授18人,副教授21人,河南省特聘教授2人,黄河学者1人,校特聘教授4人,博士生导师10人,有博士学位者占50%以上。学院学科设置齐全,层次清晰,优势显著。拥有历史学、世界历史、博物馆学与旅游管理学等四个本科专业和历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中国古代史二级学科博士点(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学院科研机构众多、特色突出。学院现设有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宋代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所、犹太研究所、旅游规划发展中心等六个科研机构。其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是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要由中国古代史研究人员参与组建的“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是河南省惟一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学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