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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唐以前的考察
作者：刘再聪
对历史上村及相关基层社会组织的关注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日本学者对“村”的研究起步早,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果。①相对而言,对此一问题国内学者则明显重视不够。近年来,这种局面略有改变。②本文试图对历史上村的早期形态及村名的泛化情况略做探讨,权当补苴。一村的多种起源1.“村”概念的出现及其含义的确定中国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中没有收录“村”字,此前的文献中也不见。看来秦汉以前还没有村这种说法和组织,但其时有村的原形“”字,如“:地名,从邑,屯声”[1](p300)。随后不久,“村”字也出现了,如魏伯阳《周易参同契》“鼎器妙用”章第33记载:“得长生,居仙村。”①又如南梁顾野王《玉篇》卷12木部有“村,千昆切,聚坊也”;卷2邑部有“,且孙切,地名。亦作村,又音豚”[2](p61,p11)。这表明自东汉中期开始,村的名称已经明确存在并被运用。《说文解字》和《玉篇》都将“”的含义释为地名,是一种泛称。直至明代,字书均具体解释为“墅也”、“篱落也”、“聚坊也”、“屯聚也”、“聚落也”等等。看来,“”的基本含义是野外的聚落,后来的“村”也基本上承袭了......
试论战国时期的军服供应问题
作者：仝卫敏
关于战国时期的军服供应问题，自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两封家书出土以来，学人广为关注，且大都认为当时士兵的军服是自备的，国家只供应军粮及武器等物资。本文拟结合新出土简牍材料对此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学者们认为战国时期的军服由士兵本人自备，他们经常援引的证据即云梦睡虎地四号墓出土的两封家书。它们分别写在两片木牍上，是出征在外的名叫黑夫和惊的两兄弟所写的家信。为讨论方便计，兹逻录这两封家书内容如下。黑夫在信中提到：遗黑夫钱，毋操夏衣来。今书节< 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禅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 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知>也。愿母遗黑夫用勿少。(木牍甲，M4：11)名叫黑夫的军士捎信给家里说，请寄些钱给他，不必捎夏天穿的衣服过来。请母亲看看安陆丝布价格贵贱，如果价格便宜，就买些适合做禅裙襦的丝布，请母亲务必做好，跟钱一块捎来。如果丝布价格贵，只寄钱即可，黑夫可以在驻地买。黑夫等一直在攻打淮阳的反城，伤亡不可预料，希望母亲捎的钱和衣物不要太少。“禅”，《说文》云：“禅，衣不重。”段注：“此与重衣日复为对。”......
浅议秦汉官吏法的几个特点
作者：王彦辉;于凌
自从“云梦秦律”公布以来,学术界对秦汉时期官吏法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已经发表的有关官僚制度和法律制度方面的论著不胜枚举。其中既有关于官吏的选举制度、考核制度、监察制度、奖惩制度的通论性论著;也有对惩治官吏犯罪的具体刑律如赃罪、渎职罪、矫制罪、“故不以实”罪等进行的专题研究。就在制度史研究中对官吏法的立法和执法而言,除个别问题外大体上已经基本清晰。但是,秦汉时期的官吏法与其他时代相比有何不同具有哪些鲜明的时代特征目前尚无专文进行归纳概括,因此有必要予以探讨。秦汉时代处于中国上古社会转型之后确立新型国家体制的时期,这个新型国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而它实现有效运转的保证是以丞相为政府首脑的官僚制度。中国古代刑与法的产生源远流长,最晚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体系,其中对各级官吏的职掌、行政及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以及对触犯一般法令法规行为的惩治条例就是官吏管理法规(以下简称“官吏法”)。周代社会习惯上称之为礼治社会,但秦汉以后的古代社会有法制而无法治,而是人治的社会。既然如此,治国的前提就是治吏,对官吏的选拔、管理、监督、赏罚就成......
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
作者：郭培贵
明代科举考试体系空前完善,自下而上,由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等五级构成①。其中,殿试不行黜落,只是把应试者区分为三甲,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而已①,所以其录取率自然为百分之百;而科考、乡试、会试和庶吉士考试则都属于淘汰性考试,它们各自的考试规模及其录取率又怎样呢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推动明代科举与士人出路及其与当时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此进行研究的是吴宣德先生,他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第七章《明代的科举制度》中指出:乡试录取率,永乐时“大约为10%”,景泰七年顺天乡试“为7.5%”,嘉靖末年可能“低于4%”;会试录取率“大约在1/10左右”。[1](p476,477,485)接着,钱茂伟先生在其《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中又对此设专章进行了探讨,主要利用各省直部分“乡试录序”等资料,得出了“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10%左右”[2](p87)的肯定性结论。这对于推动该论题研究的深入是很有意义的。以此为起点,笔者对以上结论进行了重新探讨,并进而对科考和庶吉士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也做了尝试性......
论中国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
作者：杨海军
在中国古代广告传播史的研究中,对广告媒介的涉及零星散见于为数不多的几本广告史著作里。陈培爱教授在《中外广告史》一书中勾勒中国古代广告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时,描述了与媒介运用有关的广告表现形态,如招牌、幌子、楹联等。[1](p18~29)刘家林教授在《新编中外广告通史》中列举不同时期广告表现时,提到了“进善之旌”、“诽谤之术”、“取谏之鼓”与“玄诸象魏”、“振木铎巡于路”等媒介运用现象,同时也涉及到了“帜”、“露布”、“布告”、“诏书”等与媒介运用有关的广告形态。[2](p8~28)但研究者并没有站在广告媒介传播技术的角度对广告传播媒介产生、发展的状况加以系统描述和研究。周月亮教授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一书中提出,人类信息交流传播媒介有三套系统,一是推理性符号系统和意象符号系统,前者包括语言文字,后者涉及绘画、音乐、舞蹈等;二是实物系统如石磬、木鼓、牛角等;三是人体系统,包括人际传播和族群迁徙等。[3](p20~21)但这里所提到的媒介泛指古代一切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而传播学者关于古代传播媒介三套系统的表述,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本文以传播学的基本理......
从《苏州商团档案汇编》看近代苏州商团
作者：朱英
商团是辛亥革命前以商人和商店店员为主体组成的准军事团体,在清末民初各类新式商办社团中十分引人瞩目。20世纪80年代初,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商团和商会都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论述商团的论文起初似乎还比探讨商会的论文略多一些①。但是过了20余年后,商会研究的成果却蔚为大观,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而有关商团的论著虽也有所增加,但却远远不及商会研究。之所以如此,固然是由于商会的作用与影响较诸商团更为突出,但也不能否认商会档案的陆续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迄今为止,天津、苏州和上海等地商会的无疑是制约商团研究迅速发展的一个客观原因。令人可喜的是,列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辅助项目的《苏州商团档案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即将由巴蜀书社出版,相信会对近代中国商团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下面,主要依据档案文献对近代苏州商团略作探讨。一苏州商团的诞生、发展及其性质《汇编》系由保存在苏州市档案馆的苏州商团档案整理编辑而成,总共约180万字左右。其具体内容分为以下12个部分:1.商团组织沿革;2.商团选举及官佐任免;3.商团训......
从海龄之死看鸦片战争时期官方与民间的英雄认同
作者：张连银
海龄是鸦片战争时期颇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海龄在镇江的活动及其死亡方式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一百多年来,学者对海龄褒贬不一。①茅海建道:“一百多年来,与其他殉国将领相反,海龄的名声不好,恰是因其口碑恶劣。”[1](p445)本文试从当时的战争环境出发,就海龄死后双方的争端作一对比,以此剖析官方与民间在人物认同方面的差异性。海龄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调任京口副都统。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7月21日),英军9000余人在军舰的配合下进攻镇江②,城内仅有八旗、青州兵1600余人,城遂陷。同日,常镇道周顼向牛鉴禀报:“镇江自初八日闭城,人心惶骇,官员出入亦甚费事,甚至兵丁城上开枪开炮,击杀平民,指为汉奸,无辜罔吁。又每日城内搜索汉奸,立时正法,每日约杀十余人,颇有冤枉。城内汉人不准街行,城外近城各处,傍晚不得行走……又该营与县令不睦,诘其由来,系因屡次拿获汉奸,钱令审为良民,即行释放……惟钱粮短绌,府库现有存银为都统所据,该府过于忠厚,又系姻亲,一切附和妄行。”[2](p677~678)海龄与镇江府道官员的关系并不融洽。周顼的禀报有所夸大,但海龄查拿汉......
重评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思想
作者：王中茂
耆英(1787~1858年),字介春,正蓝旗人,清朝宗室。自1842年3月受命为媾和钦差大臣至1848年春季离开广州,前后主持清政府外交约六年时间。由于经他之手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耆英被学术界认定为“丧心病狂地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派首领[1](p91),“中国近代投降外交的鼻祖”。[2](p67)然而,大量的史实证明,耆英为挽回中国之利权,亦尝殚心竭虑,且小有成效,其外交理论,亦出时人之上。因此,重新评价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思想很有必要。一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成效议定海关税则,降低部分商品的进出口税率,常被学者们视为耆英“卖国”、“媚敌”的罪证,殊不知,这恰恰是耆英外交活动的精彩一笔。1843年春,耆英以钦差大臣衔前往广州处理中英通商事宜。在他未到之前,已由伊里布与其助手黄恩彤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降低钟表、洋参、洋缎等冷僻货物之税,提增茶叶、棉花等大宗货物之税的交涉方略。[3](p419~420)耆英对此避轻就重之法深表赞许,认为“所事已得十之八九”,惟茶叶、棉花的税率需进一步提高。[4](p36)[3](p421)在鸦......
试论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
作者：史桂芳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其国内存在着诸多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理论,东亚联盟便是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东亚联盟不仅是系统的侵略理论,而且在日本国内和中国伪政权统治区,还成立了东亚联盟组织,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东亚联盟运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形成、发展及灭亡的过程,对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相互关系等缺乏系统研究。①本文在具体考察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的基础上,分析比较二者的特点,指出东亚联盟运动的实质。一日本东亚联盟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东亚联盟理论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提出的。东亚联盟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基本条件,鼓吹在日本天皇的领导下,首先结成日、“满”、华为核心的联盟,待东亚力量发展后,再将联盟扩大到整个亚洲、乃至更广泛的地区,最终实现日本领导东亚和世界的目的。1939年10月,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在东京成立,发行机关刊物《东亚联盟》月刊,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由此开始。东亚联盟协会的基层组织是设立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地方事务所和支部。据统计,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参加东亚联盟协会的会员达10万人,建立了8个地方事务所、57个......
1949年国民政府金融的最后一搏——银元券发行述评
作者：李金铮;徐锋华
国民政府统治大陆22年,先后发行了三种货币,即1935年的法币、1948年的金圆券和1949年的银元券。关于前两次货币政策,已有学者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而对银元券,虽然不少经济史著作有所提及,但都非常简略,有的甚至将“银元券”误作“银圆券”。笔者以为,银元券政策及其推行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包含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本文将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银元券究竟在什么背景下发行的币改方案是如何出台的有关各方对其作何反应为何银元券会迅速崩溃它给人们留下什么启示一遏制金圆券的极速溃败:银元券的发行背景正如金圆券(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的发行与法币的极度膨胀有关,银元券的发行也同样是由于金圆券的极速崩溃。当金圆券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已无任何帮助之时,他们再一次故技重演,依然考虑从发行新货币上做文章。回顾金圆券在发行之初,由于国民政府的超经济强制手段,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被迫就范,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出现了“奇迹”,资金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基本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
试析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激进策略
作者：王赳
20世纪初,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TheWomen’sSocialandPoliticalUnion,以下简称WSPU)在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EmmelinePankhurst)领导下,掀起了一场以暴力行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激进运动。这场运动与早期温文尔雅的妇女参政运动截然不同,“要行动,不要空话”的激进方式在英国乃至世界妇运史上都烙下了独特印迹。英国史学界对WSPU激进行动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很多有关该组织的暴力行动的书籍和文章,主要集中于对参与者的研究上,且对激进的方式持褒扬的观点居多。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研究高潮,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激进妇女参政运动,参与运动的个人仍然是研究重点,从媒体的新视角研究暴力行动成为热点。目前西方学者较为关注的,是WSPU所采取的暴力行动的实际规模、程度以及WSPU采取激进策略的意图,而对该组织暴力行动所呈现的特征等问题则注意得不够。国内史学界也对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陆伟芳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较为详尽地叙述了WSPU争取议会选举权的过程,王萍的《现代英国妇女的形......
试论19世纪30~40年代法国共和运动的勃兴
作者：周明圣
19世纪30~40年代是法国社会结构调整、经济飞速发展和君主立宪制再次尝试的重要阶段。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兰西国家开始了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的尝试,“法国社会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转变中的政治权力的转移,至此完成”[1](p267)。由于这一时期法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革命迅速推进,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共和主义思想日益获得发展,各种社会力量重新组合,法国社会出现了近代历史上自大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共和浪潮——共和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共和运动对1848年革命和第二共和国的建立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同时也为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的继续奋斗和日后第三共和国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财富。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共和运动的方式、共和派别的政治主张以及共和运动的实质3个方面进行论述。一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法兰西争取共和制的斗争起源于大革命之前,大革命期间得到了加强。1792年,当第一次君主立宪制尝试逐步失败后,法国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废除王政、建立共和制度的社会运动,并最终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大革命后,虽然制度变迁,但诸如“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民主权”......
清末民初华北农民市场意识研究
作者：李自典清末民初的华北农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受市场影响的程度日深,在与市场日益亲密的接触过程中,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市场意识随之滋长起来且不断得以强化。对农民经济观念的近代变迁进行研究,学界已有的成果主要有史建云的《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②,孔祥成的《试析农民离村与乡村观念变革——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江苏为例》③等文章,以及乔志强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周晓红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等著作有所涉及。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或者注意到了生产过程中体现出的农民经济观念发生的近代变化,或者分析了由于离村带来的观念上的更新,或者就农民整体思想的近代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但专门从农民日常经济活动表现方面去探讨他们的经济观念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变与不变及其原因,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即以华北地区为例,主要从生产方面对农民经济观念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变化及其原因作一初浅的探析。一农业生产中市场意识的增强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9世纪末年以后,随着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我国农产商品化的过程加速了。在华北,晋冀鲁豫......
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童年生活转型原因探析
在当今社会,儿童被看做是弱势群体之一,是学校这个“有围墙的花园”中的被保护者对象,他们的生活主题就是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但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阶级子女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童年生活主题是尽可能早地通过劳动为家庭增加收入,童工是这个时期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的代名词。对于这些普通的英国儿童而言,直到19世纪末他们的童年生活才由19世纪初的以劳动为主转变为以接受教育为主,现代意义的童年生活此时才初具模型。对于这种转型,西方史学界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①这些解释由于立足点不同而各执一词,尽管都有其合理之处,却未免流于片面。笔者认为,不能用单一的某种原因来解释这个复杂的历史转变过程,必须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分析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对这种转变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社会变迁,也有助于我们更为理性地对待当今社会中普通儿童的命运,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的儿童的生活问题。一童年观的变迁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以思想观念的变化作为先导,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童年生活的转型也是如此。在19世纪,人们看待儿童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作者：赵毅
一中国历史上的分合大势及其特点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历代的分合演进及其统一趋势的发展独具特色,启示意义昭然。夏、商、周三代,虽小邦林立,史称“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1](《用民》);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2](p410),但所有这些小邦或封国都先后统属或臣服于相继而起的夏、商、周三个中央王朝,显示出中国最早的大一统初步格局。此后,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前期,中国又先后经历了三次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发展历程: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走向秦汉大统一,第二次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走向隋唐大统一,第三次是从五代十国、宋、辽、金走向元、明、清(前期)持续三朝的大统一。总之,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始终呈现出鲜明而旺盛的统一趋势,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尽管发生过多次分裂和割据,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以秦汉以后的历史为例,总体来看,各代统治和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如下表所示,秦、西汉、新、东汉四代统治共441年,其中统一时间为273年;隋、唐两代统治共327年,统一时间为215年,元、明和清前期三代统......
塔西佗史学初探
作者：褚新国
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6~118年)是罗马帝国早期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和文学修辞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人们总是热衷于将一个复杂矛盾的塔西佗打上林林总总的标签符号:或持身守正言行如一的道德哲人,或共和政治的狂热崇拜者,或鼓吹罗马至上的帝国主义者,或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或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谎言家、反基督教分子、王权掘墓人,等等。较之其他拉丁史家,塔西佗总是享有世间最多的赞誉抑或非难,这一点即使从其作品命运多舛的传播流变史中亦可略见一斑。自文艺复兴时代被重新发现之后,他的作品就再现生机并对整个欧美世界产生深远广泛的历史影响:14至15世纪,人们阅读塔西佗的兴趣开始恢复并逐渐升温;在16世纪的西方,小普林尼的预言终于获得历史首肯性的检验。自上世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有关拉丁史家尤其是塔西佗的研究开始重新蓬勃兴起(他在19世纪曾经一度“失宠”):刚刚走出战争阴影的人们对心理学的痴迷和热衷,以及对形形色色专制主义的反感和抗拒等诸多现实因素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①鉴于学界目前尚有许多分歧有待进一步廓清厘定,本文试图对之进行一番疏浅的解读......
试论龙虎山道教文化的底蕴
作者：张香凤
泉等景点则多受儒、释等多种文化影响。象山原名“应天山,在县西南七十里,连岗叠阜自闽而来,为诸山之宗”(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金陵书局刻本,光绪八年五月刊行,第23页)。唐第18代天师张士元“居应天山四十余年。博览群书。时君闻其有道,屡以美官征之,固辞不起”(李寅生:《贵溪县志》卷二十九《宗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092页)。天师平日不出,每三元日便下山传,广收弟子。而“唐僧有所谓马祖者,庐于其阴,乡人因呼禅山”(娄近垣:《龙虎山志》卷十四《艺文·书六》,第284页)。马祖道一来到象山传授佛法,在立马石参禅授法多年,故易名马祖岩。象山岩前洞壑幽深,仰观有隙如线,岩间构筑梵宇僧舍,极俱幽邃。马祖禅师在山中岱宗讲堂讲授佛经,传授“自心是佛”之理,当时众多名山寺院的方丈来此聆听佛法。宋淳熙年间(1174~1189)大思想家陆九渊来到象山,传授陆氏心学。他结庐于象山,建象山精舍,“学徒各来结庐,相与讲习,于是称先生为象山先生”(华西植:《贵溪县志》卷一《地理》,乾隆十六年刻本,第84页)。陆九渊曾登临马祖岩的岱宗讲堂宣讲“心即理”、“宇宙便......
明代移民与昆明城市的发展
作者：乔飞
昆明是西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从2000多年前的汉代开始,先后建有且兰城、谷昌城、昆州城等,多难详考。南诏崛起后,于唐永泰元年(765年)在此筑“拓东城”,作为镇慑滇东的军事重镇。后改名为鄯阐,定为南诏东京,成为云南的又一政治中心,历大理国时期而不变。元代统一云南,改鄯阐城为鸭赤城,以此设云南行省,成为全省的政治中心。这千余年的历程,主要是作为一个边疆政治军事型城市而逐步发展的。但到了明代,昆明的城市发展出现了大的转折,其人口规模、经济基础、文化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迁,不仅成为云南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成为了经济和文化中心,一跃而为西南边疆地区综合性的中心城市。在其中,汉族移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讨论这一问题,对我们进一步加深移民对边疆开发与巩固的认识,总结边疆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今天边疆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过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明代汉族移民的方式和数量的考察上,如方国瑜先生、陆韧教授等的研究。其余苍铭、谢国先等对明代云南移民皆有涉及。但这些研究更关注于移民本身的讨论,对移民和边疆中心城市形成发展的关系,则着墨不多。对昆......
《钦定古今储贰金鉴》与乾隆帝之立储思想
作者：杨永康
乾隆年间编撰的《钦定古今储贰金鉴》(以下简称《金鉴》)以史为鉴,批判了传统的嫡长子立储原则,确立了秘密建储的家法,促进了清代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在清代官修史书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此书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但是对它进行专门介绍的文章尚未见到。本文就其成书背景、编纂动机、主要内容以及重要价值诸问题进行探讨。一成书背景与编撰动机清王朝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先后实行过四种不同的皇位继承制度,即汗位推选制、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秘密建储制和懿旨确立嗣君制。(参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2页)乾隆皇帝是清代秘密建储制度的确立者。乾隆一生进行过两次正式的秘密建储。第一次在乾隆元年(1736)七月,密定孝贤皇后富察氏所生皇二子、年近七岁的永琏为皇储,两年后,永琏病故。第二次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冬,暗定皇十五子、14岁的永琰为皇储,即后来的嘉庆帝。(参见朱诚如《乾隆建储与训政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既然乾隆帝已经于乾隆元年和三十八年进行了两次秘密建储,为何要在许多年后的乾隆四十八年才修撰《金鉴》呢立储问题的公开化迫使乾隆......
郭沫若的王安石研究及其特色
作者：马玉臣
郭沫若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革命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建树卓著,被誉为“我国现当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郭沫若集·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同,第1页)。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上,第4页),提出了我国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即所谓“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开始说”)等学说,并将曹操、武则天与王安石等历来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封建史观下解放出来。郭沫若对王安石研究着墨不多,主要有三篇,即《王安石》、《王安石的〈明妃曲〉》与《读〈随园杂记·评王安石〉》。(分别见于郭沫若《历史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同,第153页;《沫若文集》卷一三《天地玄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以下同,第408~412页;《郭沫若集》,第581页)前者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而论,后两者是针对王安石诗文而言。郭沫若是一位文史兼通的大家,对王安石政治与学术的评论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可......
俄罗斯与欧洲安全体系
作者：陈黎阳
20世纪末冷战的结束为欧洲安全体系的重建创造了一个契机。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在重建统一的欧洲安全体系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也是一个加入到欧洲安全体系中去的最好时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俄罗斯的外交举措对世界、尤其是对欧洲各国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尽管如今的俄罗斯综合国力与现实地位急剧下降,“近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页),但出于现实条件和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俄罗斯仍然希望在欧洲安全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一重建欧洲安全体系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地理疆域,其疆域主要位于亚洲部分,但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却都在欧洲,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俄罗斯位于东欧大平原,“它的地面特点是单调;整个地面几乎只有一种地形,这就是平原”(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1页)。平原大都由草原和森林组成,物产丰富,广袤无垠,但同时也缺乏抵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自公元11世纪开始至14世纪,......
《史学月刊》2006年(总第303~314期)目录索引
作者：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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