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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的反政府武装及其相关问题
作者：叶文宪
曾几何时,我们把古代的啸聚山林、邪教作乱和社会动乱统统都说成了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而且认为正是这样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种描述给人们一种错觉,好像古代的社会,清平得连一个盗贼和邪教也没有;这种理论也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似乎动乱得越厉害、破坏得越严重,社会就会越进步,真是匪夷所思。最近20年,尽管历史教科书已经不再浓墨重彩地描写农民起义了,尽管研究农民起义的学者已经寥若晨星,然而并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彻底的清算,因此在人们的头脑里对于农民起义的看法仍然是一桶糨糊,无论学者还是民众,一谈到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甚至是合法的,一谈到社会发展的动力,总觉得还是离不开阶级斗争。然而我们对历史和对现实采取了双重价值标准———在历史上被肯定的在现实中不能通用,而在现实中被否定的却在历史中得到颂扬,这样的史学理论是不能成为科学的。因为历史其实是过去的社会,而现实社会是未来的历史,如果历史与现实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那么就无法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而要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必须重新审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关于反政......
论章士钊的调和史观
作者：郭华清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正当阶级斗争史观传入中国并逐渐盛行的时候,章士钊提出了调和史观。章士钊的调和史观滥觞于1914年5月他在《甲寅》月刊上提出的调和立国论,该论主张为政者要善于宽容与妥协,尊重异己,包涵反对派,对待政治对手不要一味出以芟夷诛锄之手段;成熟于1925年他在《甲寅》周刊上提出的新旧调和论,该论反对新文化运动以西方文化(被视为“新”,即“新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旧”,即“旧文化”)的破旧立新做法,主张在文化选择上不能舍旧而专言新,而应该注意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调和、平衡,在创新和变革时不要忘记继承和保留。章士钊的调和史观就一脉相承地体现在他的调和立国论和新旧调和论(统称“调和论”)中。①一调和哲学:调和史观的哲学基础章士钊的调和史观建立在他的调和哲学之上。其调和哲学的基本思路是:任何事物的存立与发展都以能跟差异的事物(即异体)和谐共处或相互协作为条件,如果它不能与异体保持这种协同关系而是力图将异体予以损害、削弱或消灭,它就不能从异体中获得必要的补充、纠正或制约,从而变得结构单一、功能简单、生命力脆弱,迟早要归于衰亡。因此,要保持事物本身旺......
孔子泛血缘化理论在五缘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作者：胡克森
“五缘”文化是林其锬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所谓“五缘”,就是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亲缘,就是宗族亲戚关系,包括血亲和姻亲;地缘,就是邻里乡党关系;神缘,就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奉之神祇为标帜进行结合的人群;业缘,就是同业和同学而结合的人群;物缘,是以物为媒介而发生关系并集合起来的人群[1]。“五缘”文化说的提出,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据“五缘”文化研究的发起人林其锬、吕良弼先生介绍,“五缘”文化研究现已具有相当规模,出现了大量的有关五缘文化的课题研究,有的大学已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五缘文化课程[2](p18~19)。从1989年林其锬先生发表第1篇有关五缘文化研究的论文以来,现已出版了林其锬先生的《五缘文化论》[3]和吕良弼先生主编的《五缘文化力研究》及两先生共同主编的《五缘文化概论》等专著和文集,而发表在各期刊的有关五缘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就更多了。尽管如此,“五缘”文化这一概念是基于改革开放以后强调华侨华人与祖国的广泛联系而提出的,因此其着眼点也主要只在海外华侨离开祖国后的生存方式及华商在海外的成功经验。从已经出版的有关论......
南宋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的关系
作者：尚平
鱼鳞图册最早出现于南宋,后来成为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籍册形制中最重要的地籍籍册。关于南宋鱼鳞图的产生及其背景,何炳棣、栾成显等学者已有论述①。虽然南宋鱼鳞图的性质和基本特点、形式与元明鱼鳞图册无根本差别已是公认,因鱼鳞图的出现与砧基簿的演变关系密切,学者一般多将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等同起来,如梁方仲、何炳棣、赵冈、龚汝富等②。但笔者认为,南宋砧基簿的性质及其与鱼鳞图的关系问题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一南宋最初出现的砧基簿仍属于户籍性质砧基簿出现于南宋绍兴年间李椿年推行经界法时,其与以往产税籍册最大的不同是对土地的登记采用了打量画图的办法。当时要求“今欲乞令官民户各据画图了当,以本户诸乡管田产数目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丘段、声说四至,元典卖或系祖产;赴本县投纳、点检、印押、类聚;限一月数足缴赴措置经界所。以凭照对画到图子,审实发下,给付人户永为照应”[1](食货六之三十八、三十九)。所以在砧基簿中对土地的登记都采用了绘制田块图形的方式,这与后世的鱼鳞图册在形式和内容上便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因此人们很容易将砧基簿的性质视为与鱼鳞图册相同的单行的地籍。梁方仲......
清代寡妇立嗣问题探析
作者：吕宽庆
立嗣继承是中国古代身份性继承的一种特殊形式。立嗣是指无子家庭通过过继或收养他人子为继承人,继承家产,充当家庭的身份继承人,肩负宗祧继承的责任。立嗣实质上是通过人为的设计来弥补人的自然生育的不足与缺陷。清代国家成文法规定立嗣的权利主体主要有两个:需要立嗣的夫与妻。无子之家立嗣时,夫在,则丈夫是立嗣权利的主张者;夫亡而妻愿守志,孀妇就成为立嗣权利的主张者。对于立嗣问题,学界有一些探讨①,但以寡妇为中心的立嗣行为,学界关注极少,本文通过对清代地方官在审理此类诉讼时留下的判牍文字的分析,试图剖析清代寡妇立嗣的依据、方式和影响因素,并尝试着对相关的社会与法律问题做粗浅分析,以就教于方家。一清代寡妇立嗣的依据:权利本位中国古代浓厚的宗法意识使清代的人们对祖宗血食祭祀怀有类乎宗教的热情和敬畏,使祖先血食不断是每个子孙必尽的义务,孟子厉喝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植于人的心底,成为民间的信仰,这使得古代中国人对男性后代的需要已脱离了人的生育的自然本能和人伦伦理意识,上升为一种文化行为和宗教行为,甚而是政治行为。立嗣以保证宗祧继承人的方式在古代中国早已存在,西周宗法制......
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
作者：杨涛
在晚清政局和社会变动中,“民变”与“地方自治”无疑是两个重要因素。民变表达的是“乱世众生象”,是表象特征的社会行为;地方自治则由于国家与政府在推行中的主导地位,更多体现了国家行为特征。两者的相互影响折射出了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调整中出现断层和失序,加剧了晚清社会危机与动乱。史学界以此为视角剖析民变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形成原因与影响尚不深入。本文选择了在晚清民变与地方自治都具有典型性的江苏省作为主背景,对此问题尝试作深入探讨。一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困厄与反自治民变的出现从1906年清廷颁布预备立宪上谕至1908年《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地方自治在江苏已有推行。姑且不论影响较大的上海总工程局和张謇在南通推行的地方自治,在两江总督端方于1907年12月成立省自治局前即有吴县木渎镇、镇洋县、宝山县西境罗店镇等处士绅禀请苏抚试办自治,并成立议董会等自治组织,选举会员,制定章程等。[1](第三年第12期)可见绅办地方自治在1908年前是主流,是以集合国民精神,自治御侮,发展地方事业,并培植宪政基础为目标的。但宪政编查馆在奏定《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时......
《钦定宪法大纲》与清末政治博弈
作者：张剑
1906年,清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宣告仿行宪政。两年后,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然而,这部宪法性文件从颁布之日起就遭受到了诸多批评和指责。时至今日,大多法史书籍及论著在论及该大纲时,仍持批评的态度。笔者认为,《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是清末政治博弈的结果,其所构建的宪法框架以及所体现的宪法精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从宪政博弈的视角,对《钦定宪法大纲》作一探讨。一《钦定宪法大纲》的产生《钦定宪法大纲》是与清政府宣告仿行宪政、设置宪政编查馆、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耳熟能详事件的背后,《钦定宪法大纲》作为西方宪政文化本土化的一个具体例证,体现了清末社会各方政治势力的斗争和妥协。(一)《钦定宪法大纲》是统治阶级内部博弈的产物1904年日俄战争发生后,随着战局的日益明朗和立宪呼声的高涨,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派别日见明显。以孙宝琦、载泽、达寿、袁世凯、奕劻等为代表的速行派主张加快立宪的筹备步伐,以君宪政体实现“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1](p110);以孙家鼐、于式枚、赵炳麟等为代表的缓行派......
国民政府六厘英金庚款公债述论
作者：田兴荣
晚清以迄北洋末年,中国历届政府发行公债,不乏以铁路建设为名、行弥补财政亏空之实,甚至肆意挪用公债担保的先例,其影响之恶劣,以致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举国内外对铁路建设公债,无不望而却步。然而,六厘英金庚款公债却是个例外,其发行后国内人士购债踊跃,伦敦公债市场的推销也极为迅速。该项公债,是国民政府以英退庚款为基金,在国内外发行的粤汉铁路建设公债。六厘英金庚款公债成功发行与张公权及中国银行鼎力相助、庚款基金确切担保、中英共管机制建立、国民政府高度重视与英国政府合作密切相关,有着开风气之先的意义。然而学界对于六厘英金庚款公债发行状况、管理模式及其意义的研究极其薄弱,只有个别研究论文提及该项公债,并未展开论述①。显然,这是对抗战前十年公债史研究的不足。本文立足于《中英庚款史料汇编》(周?环据台北“国史馆”馆藏英庚款档案编,三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庚款卷)中档案资料,及中英庚款董事会内部刊物《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半年刊》、《教育杂志》、《申报》等杂志中的史料,阐述六厘英金庚款公债筹议、发行及其成功原因等问题。一英庚款是1901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等11国所订《辛丑条......
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借款的比较研究
作者：杨雨青;程宝元
关于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借款,学界已有较多论著,但大多针对单个债项,而且多围绕借款背景、谈判和签约过程等问题。本研究旨在对中美借款进行总体分析,并将重点放在比较上:第一,对美、英、苏战时对华借款,以及同时期美国提供给其他国家的借款进行比较研究,对一些学者所提出的美国借款时间迟、数量少、利息高、条件苛刻等问题进行分析;第二,把美国战时对华借款放在中国近代外债史视野中,从借款的抵押、利息、回扣等方面,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的借款进行对比,分析美国战时对华借款在中国外债史上的位置、作用与意义。一抗战时期美、英、苏对华借款之比较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共计从外国获取了25笔借款,其中主要有美国对华借款6笔,借款金额共计6.7亿美元;苏联3笔,共计2.5亿美元;英国5笔,共计6800万英镑(约合3.4亿美元)[1]。具体情况见下表:抗战时期美、英、苏对华主要借款统计(1938—1944)[2][3]借款年月借款名称合同金额年息实际支用额1938年3月苏联第一次易货借款50000000美元3%50000000美元1938年7月苏联第二次易货借款50000000美元3......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对分裂西藏斗争的理论与政策
作者：原思明
近代以来,随着我国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西藏也陷入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之下。此间,不仅有1888年、1904年的英军大兵入侵及《拉萨条约》等多个不平等条约,使我国统一和主权惨遭破坏,而且篡改历史将我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擅改成为“宗主权”,炮制了阴谋分裂我国西藏的荒谬理论;侵略者不仅一手导演了臭名昭著的“西姆拉会议”,将我国约9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入英印版图,而且在西藏内部培植了强钦、阿旺白桑等背叛祖国和民族利益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正是在此过程之中,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制造了如1942年的西藏“外交局”事件、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派人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等一起又一起严重的分裂祖国与西藏关系的事件。而与此同时,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也一直在进行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亲自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和平解放西藏、同伪人民会议分子斗争、平息叛乱等一系列重大的反分裂斗争,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原则,这是毛泽东西藏工作思想中十分珍贵和颇具特色的部分。总结研究这些理论与政策,不仅对做好西藏工作......
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中央财政管理机构的沿革
作者：于民
西方学界对英国财政管理机构的研究因起步较早,资料丰富,且得语言之利等原因,著述甚丰,可谓汗牛充栋。综观这些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西方学者的研究重点或在于一个财政部门,如S.B.巴克斯特的《国库的演进,1660~1702》,[1]或侧重于某一个时段,如H.E.菲斯克的《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公共财政》,[2]或注重研究财政部门的财政税收政策,如W.肯尼迪的《1640~1799年的英国税收:政策和观念论集》,[3]而从总体上研究英国财政管理机构发展史的成果相对薄弱得多。与西方学界相比,国内学界的研究相形见绌,有关研究除散见于部分政治制度通史著作之外,仅有寥寥数篇研究都铎时期财政制度的论文。因此,无论是为了在西方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还是为了弥补国内研究的不足,有关英国财政管理机构的研究都亟待加强。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英国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财政管理机构的沿革作些探讨。一中世纪英国财政管理机构的兴衰国库是英国第一个中央财政机构。诺曼征服前,王室已在温切斯特建立了国库,那时,“国库已能够较为成熟地征敛税款、审核账目和分派现金”[4](p20)。诺曼征服后,威廉一......
加拿大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探析
作者：王俊芳
1971年10月,加拿大出台了一项重大的民族文化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帮助加拿大社会渡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机;并且,该政策迅速成为世界诸多国家效仿的楷模。在这一政策的出台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双语和二元文化的讨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萌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的前兆。然而,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这样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讨论,却几乎没有探讨。某些著述虽然有所提及,但都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对该讨论的定位和评价,亦存在不实之处,例如,有的学者从该讨论出发,想当然地认为加拿大曾经出台过“二元文化政策”,①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有鉴于此,本文对“二元文化”方案②讨论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它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间的关系。一讨论之缘“二元文化”方案讨论的产生并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是加拿大社会的二元历史特征,现实需要,讨论的可能性、必要性等因素决定的。(一)历史背景这一讨论的出现首先基于加拿大的二元历史背景。英裔(文化)和法裔(文化)的并存是早期欧洲拓殖的遗产。在加拿大国家建立之前,这里先是法国殖民地。七年战争(1756~17......
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
作者：张艳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这是五四以来政治家与学者争相解说且聚讼纷纭的重要历史话题之一。很明显,在各种各样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定性中,有两种比附最为常见,即把它称为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和把它视为主张理性、反抗权威的“启蒙运动”。正因如此,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余英时先生发表的《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以下简称余文)一文,对五四“启蒙运动”说和“文艺复兴”说进行的反思和质疑,自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余先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固执于死板的比附”,反对五四诠释中的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以一个史学家的敏锐识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在对新文化运动诠释上的深刻对立;同时强调五四思想的多元特性,主张“完全抛弃比附”,“从五四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五四”。[1](p17)读之让人倍觉有一种老吏断狱般的明达和深刻。不过,在赞同该文总体观点的同时,笔者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在个别问题上与余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一是关于五四“启蒙运动”说出现的时间;二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启蒙运动”说的使用情况。本文主要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
从上海与北方关系的演变看环渤海经济崛起
作者：樊如森
清中期以前的上海,已经成为我国东部知名的沿海港口了;开埠以后,它又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工商业城市。因此,上海近代经济的发展,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然而,相对于上海城市本身的研究而言,人们对上海外部经济腹地的关注,则单薄得多。如果说在上海与长江腹地的研究方面,已经有戴鞍钢先生的专著《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1]粗奠基础的话;那么,上海与北方腹地的探索,则只有庄维民先生的《贸易依存度与间接腹地:近代上海与华北市场经济》[2]、樊如森的《论北方在近代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作用》[3]和唐巧天的《中国近代外贸埠际转运史上的上海与天津(1866~1919)》[4]等聊聊数篇。这些少量的研究,远未充分论述双方经济关系演变的过程、原因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这正是近代以来,环渤海经济得以快速崛起的根本原因。全面探析这一课题,能够为双方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一开埠早期北方成为上海的间接腹地清朝中期还是苏州外港的上海,其经济腹地主要局限在狭小的太湖平原上[1](p34)。然而,在1843年开埠之后......
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
作者：吴敏超
社会舆论,是指社会上相当数量的人对某一特定问题所表示的意见和态度的汇集,它在形式上包括新闻舆论和公众舆论两种。本文拟围绕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对政变所引起的政治分野和维新变法的启蒙意义作一探讨。学术界对于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研究极少,只有新闻史的研究者有所涉及,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本文的时间界定是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表训政上谕到1900年年初“己亥立储”事件发生。一新闻舆论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清廷为压制舆论,大张旗鼓地查禁报馆,并严拿报馆主笔。[1](p109~110)但仍有很多报纸关注着时局变化。总体而言,政变后生存下来的报纸为形势所迫,态度都相对保守,但经过甲午战后的思想启蒙,坚持变革与进步的思潮仍顽强地存在:曾是变法积极鼓吹者的《国闻报》、《中外日报》和《昌言报》积极报道政变后的情况;《万国公报》虽然没有直接对政变进行评论,但继续宣传变革和启蒙;《知新报》更从维新派的立场出发指出政变的反动性质,对遭受迫害的维新分子表示同情。就《国闻报》、《中外日报》而言,在政变发生后的一个月里发表了大量报道......
西方文化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作者：王林
一国外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的《历史》被认为是第一部西方文化史著作,内容包括希罗多德所到各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社会制度和民间传说。现代以来,国外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具有实用性、多元化、国际化的特点,研究领域从单纯的政治文化、军事文化、宗教文化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社会文化、比较文化、心理发展文化以及影视文化等,研究角度大体可分为以下6种。(一)概览性研究概览性研究是以宏观的视角整体性地考察西方文化,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和发展规律,向当代人说明西方文化的由来、演变、发展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例如,爱德华.彭斯(Edward Burns)的《西方文明:他们的历史和文化》,[1]对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古典文明到当代西方文化进行了概览性研究。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Patterson)在《塑造西方文化的自由》[2]一书中则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从古代西方社会、罗马帝国社会、基督教兴起时期以及中世纪西方社会发展的各阶段,分别论述了西方的自由观念。帕特森还从地理、文化等角度论述了为什么自由观念在西方较早萌芽并成为西方社会最......
英美医疗史研究综述
作者：赵秀荣
医疗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欧美学者已经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对医疗史的研究不但涉及医疗行业本身,也涉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府职能、国民收入分配、社会价值观等广泛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无怪乎历史学家们一般称之为医疗社会史,正如历史学家琼.莱恩所说,“医疗社会史从任何意义上都是百姓的历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出生、病痛、衰老到死亡,我们一生中都一次或数次患病,受到各种医疗机构的照顾,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1](pvii)。由于国内关于西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笔者拟以此文对西方这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尤其是欧美有关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做一简介,以便于有志研究的人士进一步深入了解。一西方医疗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医疗史的研究最初是由内科医生而非历史学家进行的,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主要是服务于他们的教学。我们今天看到,医疗史有两个源头:第一,一些内科医生热衷于叙述和讨论伟大医学家的学说,一般是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0)和盖伦的经典课本讲起。第二,几个世纪以前写的传统课本的观点———即记载医学知识的......
《周礼》“肺石”之制与“路鼓”之制考
作者：温慧辉
直诉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指某些重大案情或冤抑莫伸者,可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序的范围,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申诉。关于古代直诉制度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中的“路鼓”和“肺石”之制。《周礼.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又《秋官.朝士》:“右肺石,达穷民焉。”据贾公彦疏:“阴阳疗疾法,肺属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也。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这说明肺石是因其色红及形状如肺而得名,“原其义,乃伸冤者击之立其下,然后士听其辞,如今之挝‘登闻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沈括:《梦溪笔谈.器用》)。《周礼.夏官.大仆》中亦有类似制度,说凡是已离职的官吏,有冤屈者,可在宫廷路门外击鼓:“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郑司农云:“穷谓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若今时上变事击鼓矣。遽,传也。若今时驿马军书当急闻者,亦击此鼓,令闻此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
宇文虚中与金初文坛
作者：李禄峰;蔡东洲
女真本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建金以后才慢慢进入奴隶社会,文化上相当贫瘠,“与契丹言语不通而无文字,赋敛科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九《初兴风土》,中华书局1986年版)。然而,“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脱脱:《金史》卷一二五《文艺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版),表明后来女真人在文化上的造诣非同寻常。而这皆得益于女真在征辽灭宋的过程中对先进文化的积极吸收。宇文虚中与金初文坛@李禄峰$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蔡东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明清契尾考释
作者：陈学文
契尾是什么?多数人不太清楚,只知道在田宅买卖中有契约文书。契约文书有买卖双方签订的私契(白契)和官契(赤契)。契约经政府认可,办理过户交割手续,并需缴纳一定的契税,这种契税单称之为契尾。简言之,契尾即买卖田宅时,政府征收契税后的收税凭证。名,有些未填契尾编号,也有契尾未填写户房吏、承办人,仅填写年而不填写月日者更多。但其最基本内容如业户姓氏及用价银、该税银则必不可省。契尾必须加盖县印,一般应盖在两幅的骑缝处,但也有同时盖布政使司印的,个别还盖有兵备道印。契尾的契税率按法定契税率应是用价银每两收契税银二分或三分,但明代就已经出现收税不一的情形,有法定契税与实收契税之差异。如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休宁县未写姓名的契尾,定壹两收三分,而实收二分;同年十一月祁门县吴巴山契尾,定每两收二分,而实收三分;万历九年休宁县黄裕契尾和万历十九年祁门县吴应乔契尾,定每两“照旧例纳税贰分”,而万历三十年祁门县吴元儒契尾定壹两收三分;至崇祯八年仍定每两收三分。清代契尾契税率为每两收三分,如道光十八年文水县冯毅契尾用价银为15两,以3%的税率计,税银应是0.45两,实收0.45两。又如,......
清末陪都盛京的军政改革
作者：丁海斌;韩季红
晚清之际,面对外国列强的咄咄进攻和国内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清统治者不得不寻求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以期摆脱危机,长治久安。在这股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中,清满族统治者的龙兴之地———清朝陪都盛京(今沈阳)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由于盛京的政治与军事体制皆为陪都之制,迥异于其他地区,因此,了解和研究清末陪都盛京的军政改革,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一清末陪都首先进行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并为军事改革准备了条件。陪都,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首先是一种政治现象,表现为一种政治制度。清朝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划全国为十八行省和若干特别行政区。清统治者把盛京作为“留都”(初称“留都”,其后沿用汉制主要称“陪都”),采用“盛京特别行政区”制度。设置了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尹,对辽宁地区实行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一地两制”的旗(八旗)、民分治制度。另一方面,仿前代陪都制度,特别是明代两京制,在盛京设五部及内务府等。清朝政府实行的陪都制度,建于清初,鼎盛于康雍乾时期,衰落于晚清。到了晚清,一方面,陪都已经失去了其特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移民所带来的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
从讼师问题看清代地方司法的表达与实践
作者：高峰雁
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他专攻法家之学,先后做了34年的幕僚,遍历江浙两省14个州县的地方衙门。从乾隆五十二年开始,他先后在湖南宁远、道州等地做过几年州县官。任职期间,他关心民间疾苦,鼓励发展生产,教化民风,崇尚节俭,兴修水利,创办学院;处理民间纠纷和诉讼案件时,力主审慎公允,深得民心,有“廉明听正”之称。当其回乡经过宁远时,“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瞿兑之:《汪辉祖传述》,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5页)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乾隆帝派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傅森到宁远祭告舜陵,刚进宁远境,就有人将状词暗中扔进钦差大臣的轿子里。呈状人自称赵司空,告的是本县知县汪辉祖,状中罗列他“不理民事、不禁盗贼、纵恶殃民、浮收钱粮”等十款罪状。这位傅公一到公馆,便向陪祭的衡永道世公打听汪知县的官声如何,世公说他勤民治匪,为湖南第一好官。好在这位钦差大臣沿途体察民情,也听到不少赞誉汪知县的话,于是免于深究,将诬告书交到了汪辉祖的手里,听其自行裁决。汪辉祖通过对比笔迹,认出这状书出自三年前被自己严厉惩治过的讼师黄天桂。黄天桂在宁远做讼师已有些年头,此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