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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作者：陈长琦
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项颇为复杂且艰辛的工作。这不仅是由于时代的隔膜,要弄清楚制度的来龙去脉殊为不易,还在于史料的简缺,就是把一件事情的本来面貌搞清楚也相当艰难。在如此艰难的工作中,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与方法,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制度史作为一般的史学研究工作,应该遵循一般的研究规范与方法,对此当不容置疑。在一般的研究方法中,我体会最深的是,制度史研究应该具备整体观。整体观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整体观,早在古希腊时就已萌芽,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就有整体观意思的表达。在中国古代,道家思想中的整体观表达则最为典型。20世纪以来,继承、演绎并弘扬了整体观的是系统论思想。在中国史学界倡导整体观的则有吴于瑾等一批世界史学者。整体观推动和深化了史学研究。整体观所倡导的从整体把握、观察和研究事物的思想,符合客观存在。因为组成事物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存在的。只有从整体来看事物,我们才能避免局限性、片面性,更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只有从整体来看部分,我们也才能更清楚、更准确地认识部分,看清楚部分在整体中的位置。在制度......
制度史研究应重视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史研究之浅见
作者：李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族矛盾。西晋永嘉之乱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众多游牧于边地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量汉人流徙江南、河西、辽东与雁北等地,导致社会的产业状况、政治局势和文化形态发生巨大的改变。农耕与畜牧并存、胡族与汉族分治、胡风与汉俗交融,成为当时社会的显著特征。这个时期的民族关系,经历了从冲突到纷争、从纷争到共处、从共处到融合的过程。伴随民族关系的演变,旧有的和新建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均要受到社会的检验,从而决定保留或弃除,修正或发扬。虽然政治和经济制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但是无论旧制度的沿用还是新制度的建立,无论其沿用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演变的过程是繁还是简,都是为了调整民族或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平衡各种势力之间的政治关系,解决或缓和社会矛盾,因此都要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和文化形态的影响。所以,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项制度的建立和演变状况,绝不能忽略作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既存在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于少数民族相互之间,总体上看,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东吴、东晋与南朝(包......
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关于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作者：卢向前
陈寅恪先生尝揭出学者在研究中应注意三个重要方面的内容: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我认为,在有关隋唐五代制度史的讨论中,这三方面的内容,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仍然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新材料的发现历史研究首要的以材料说话,一直以来研究者都注重于材料的挖掘与利用,除正史、志书外,野史、笔记小说、石刻墓志等都是学者们经常利用的材料。就唐代墓志碑刻史料而言,“千唐志斋”、“鸳鸯七志斋”藏石等,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从20世纪初开始,敦煌石室和吐鲁番墓葬中封闭埋葬的文书被陆续发现,改变了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的格局,多方面拓展了隋唐史学术研究领域。百年来,中外学界对这些文书,从缀合、定性、刊布到文书内容的研究等方面,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如今,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仍在深入开展,其材料的利用空间依然巨大。就唐朝制度研究而言,最贴近的新材料是戴建国先生1999年于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宋天圣令并附唐令”。他在《历史研究》、《文史》上发表4篇文章(《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
从宋代财政史看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地方化
作者：包伟民
本文所讨论的“制度”,指以国家法令或政令形式确定的规范,可称之为国家制度或狭义的制度。本文不讨论社会习俗意义上广义的制度,如“租佃制度”等内容。国家制度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因此是构成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基本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江南塞北,大漠海滨,不同区域间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经济生活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对区域差异已有相当的认识,表现之一就是在这些领域区域史研究成果丛出,蔚为胜观。但在国家制度层面,传统的观念却还较多地影响着我们的认识。历来研究对传统国家制度之中央集权体制的强调以及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学术界在教条主义“历史理论”的影响下,重视“放之四海而皆准”,强调研究“规律”,都从不同角度影响着我们形成在对国家制度认识中重全局而轻局部的倾向。数年前,笔者曾就制度史研究的议题,延集高明,专题讨论。(参见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当时也有不少议论涉及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地方化问题,然未能深入。......
制度史研究应强调“官民互视”
作者：王日根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史的研究,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正史、志书,梳理制度的内涵、制度的演变和制度的兴废,总结制度的优劣与因革的脉络。上世纪80年代前的许多研究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较深,存在片面否定封建王朝一切制度的偏向,当时只有少数学者去研究传统社会许多制度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傅衣凌先生研究厘金制时发现,厘金是清廷在已无法再从田赋、捐输、征商、发钞诸方面打开财政出路的背景下向手工业者摊加的负担,它借用了会馆抽厘的互助鸠资方式;绅商阶层把抽厘劝捐作为报效政府、跻身官场的重要手段,同时又以之作为体现自己在基层社会拥有权力的重要途径,积极推动着厘金制度的执行,结果各省所设厘金局“自数十处至数百处不等,有曾经报部者,有私自设立者,非委员督办,即绅士经理,其中洁己奉公者,固自有人,而营私牟利之徒,更指不胜屈”。(傅衣凌:《清末厘金制起源新论》,《社会科学辑刊》第2卷,1946年)可见厘金制是一项充分调动官方和民间已有的资源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应该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许多进步是由制度带来的,如牙行制度本身亦起源于民间,目的在建立秩序,只不过这项制度被贪官污吏、奸民和地方恶霸给......
论陆逊
作者：朱子彦
陈寿著《三国志》,除三国之主外,凡将相大臣诸人物为数人合为一卷,唯诸葛亮、陆逊两人是单人独占一卷,由此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孙吴四英将”条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并称为“一时英杰”,誉为孙吴立国之柱石。周瑜、鲁肃、吕蒙三人诚为超世之杰,然他们大功初建之时,即患重疴,后皆不幸英年早逝。惟有陆逊出将入相,享年最永,卒时已六十三岁,在三国时代可谓长寿。顾雍死后,陆逊代为丞相。孙权在拜逊为相时,下诏曰:“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1](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将陆逊誉为商汤之伊尹、西周之吕尚,可谓推崇备至。汉末三国之时群贤云集,英才辈出,但真正才兼将相者仍屈指可数。曹操帐下,荀?、荀攸、郭嘉、程昱、贾诩临阵画计,算无遗策;典韦、许褚、张辽、徐晃武功盖世,勇冠三军,但皆非文武全才。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既能理政又能带兵打仗,算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但诸葛亮北伐曹魏,未建寸功,故陈寿批评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1](卷三十五......
近代天津会馆房地契约与诉讼习惯研究
作者：宋美云
当前,国内外学者正将房地交易契约的研究由单纯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法制史等研究领域,并依据其本身蕴藏的丰富内容向广泛的学术领域延伸。因此,它在史学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研究价值被众多研究者所认识。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全国已经出版的房地契约文书汇编中,很少有天津民间房地契约文书收录在内。在编纂档案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有幸接触到一些会馆房地契文书和因房地产权引起的纠纷案例,并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本文拟以近代天津会馆的房地契约和商民诉讼习惯为切入点,探究当时商民房地产交易契约的形式、种类、习惯,以及民法与民间习惯之间的协调,以便了解我国近代民事法律制度发展的进程。一商民房地交易契约的形式与种类清代至民国年间,天津会馆房地契约文书包括官府颁发的土地执照,商人买卖土地的白契、红契、借据、分产契证等。具体说来,天津商民房地买卖契约大致分为二种:一种是会馆本身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房地契约文书;另一种是以会馆外的商人买卖房地产形成的各类契约文书。时间最早的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孀妇王门罗氏同嫡姪王梦弼卖畦地契,最晚的是1945年黄渤臣裁典房并地基契。据......
中国旧海关统计的认知与利用
作者：吴松弟;方书生
近代中国海关的基本职能是监管进出口贸易、征收关税、查缉走私、编制进出口贸易统计,为了及时地掌握口岸贸易与其所在地区的情况,从1860年起海关就开始按照西方的管理与统计理念,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和出版体制,并基本持续到1948年。所以,海关出版物以其编制时间之长,内容之广泛,表达方法之科学、严谨,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的一套最为系统完整的史料。2005年吴松弟与方书生曾系统地梳理与总结了旧海关出版物系列的纲目,呼吁学界发掘利用晚清至民国这一项最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去拓宽、深入近代口岸以及所在地区的贸易经济、社会变迁和区域现代化等方面的研究[1],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海关出版物的六大系列中,规模最系统、最庞大的当属Statistics Series(统计系列),其中,统计系列的主体为贸易统计,殊为珍贵,但是在涉及到具体利用时,由于旧海关统计体例的演变颇为复杂,当人们开始仔细地审读海关统计时,就会遇到很多疑难问题,例如,统计数字看起来没有连续性、模棱两可、缺乏可信性,甚至难以理解。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时期海关的职能有所不同,对于贸易统计的定义、方法、格......
日军在华军事谍报活动与七七事变的爆发
作者：许金生
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间谍活动,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话题。从研究现状看,至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以前尤其是甲午战争前后,对辛亥革命以后的研究,一般只注重特务机关以及一些著名特务的谋略活动或事件。①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七七事变前夕日本的军事谍报活动,国内外史学界的论著极少系统言及,缺乏应有的探讨。日军每次对华侵略行动的背后,都隐藏着大量的间谍活动。同样,七七事变前日军的此类活动,与事变的发生和扩大必然有着密切关系。弄清事变前夕日军军事谍报活动的详情,无疑可以进一步究明事变发生的背景和本质。那么,七七事变前日军的谍报活动有什么特点?日军的谍报人员在这段时间内获取了中方的哪些军事机密?掌握到了何种程度?日军的这类活动与事变又有什么关系?距离事变的时间越近,越容易看清日军间谍活动的本质。本文以1936年至1937年7月临近事变的这一年多时间为中心,就以上问题展开探讨。一日军军事谍报活动的强化日军对华谍报活动由来已久,早在甲午战争以前,日军间谍就已开始向中国各地渗透。甲午战争以后,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其间谍活动更是变本加厉,无孔不入。经过数十年刻意经营,至19......
“跑警报”: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生活研究之一
作者：闻黎明
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军队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曾对广大民众的战时生活秩序产生过严重影响。关于日军空袭与轰炸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和伤害,虽然在众多新闻消息、书信日记、往事回忆中有所记录,但专题性的研究,就笔者所知似乎较有分量者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着重就日军空袭对西南联合大学(按习惯,简称“西南联大”)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该校师生员工的对应措施作一初步梳理与考察。一日军对昆明的轰炸及其伤害对于抗战时期生活在昆明的人来说,1938年9月28日和1937年7月7日一样,是个无论如何不会忘记的日子。这天,日军首次对昆明发动空袭,一直宁静的春城切切实实感受到战争的来临与残酷。其实,尚在1938年1月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广西,2月18日轰炸重庆广阳坝,嗣后大举轰炸武汉、广州、桂邕等地后,云南即已感到空袭威胁。9月17日,我驻河内总领事来电,称日军已占领海南岛及北海间的围州岛,有轰炸云南省之企图。至9月21日,即“九二八”大轰炸前的一个星期,第一次空袭警报就在昆明上空响起。不过,那天敌机并未飞到昆明,以至有人认为这是“虚警”,不免思想麻痹。但是,也有......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
作者：罗平汉
1959年至1961年,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此后又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全国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的急剧膨胀,作出了大幅度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1 800多万名职工被精简到了农村,以其个人利益的牺牲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复苏。对于此次国民经济调整,虽然近年来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但专题研究调整过程中职工精简工作的成果还很少见,①本文试图就此进行一点粗浅的探讨。一工业“大跃进”导致职工队伍急剧增加1957年11月,时值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受苏共中央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同时参加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6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地提出苏联“在15年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这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征得国内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在11月18日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提出了中国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既然......
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从体系与单位双重视野出发的论述
作者：时殷弘
事物的起源往往特别重要和意义深远,因为这起源一方面最直接地关系到现象系统的重大质变,另一方面创生了某些历史“基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事态未来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就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而言,前一方面涉及对当代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研习者来说相当陌生的欧洲中世纪国际秩序与其衰微,后一方面涉及若干对于把握现当代国际体系至关紧要的核心性范畴。已逝的往昔甚为久远,导致有关史料相对稀薄,兴趣或关切相对淡漠,而大有助于历史理解的同代情感和经验更是完全缺失。因此,在现今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中间,对其研习的最大对象———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了解最为薄弱。在讨论现代国际体系起源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多从体系视野出发,对全局性的体系结构模式较有认识,然而不仅他们对这结构的认识过于抽象,而且他们对体系内的单位的具体性质和具体行为方式更是所知甚少或知之甚浅。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史学家大多从单位视野出发,形成的理解和展示的图景与理论家们的相比在单位层次上丰富和准确得多,但缺乏足够的对总体结构和总体机理的揭示。不仅如此,面对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这非常丰富和庞杂的现象系统,无论是国际关系......
论美国文官群体的历史演变
作者：石庆环
1883年美国文官制度建立以来,文官作为以政府“行政主管”为基本身份的一个群体,其政治角色、经济待遇、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评价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官群体的发展使其有能力掌控行政机器的运转并影响政治的实际运行,提升经济地位并形成带有现代官僚特点的价值观念,逐步朝着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个独立阶层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文官群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某些极端倾向也逐步凸显。关于美国文官制度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①但是,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政治层面或制度本身,而缺少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①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弗莱德里克·C.毛舍:《民主与公共管理》(纽约,1982年版),戴维·H.罗森布鲁姆:《1883年〈彭德尔顿法〉颁布百年纪念:文官制度改革遗产问题》(纽约,1982年版),戴维·A.舒尔茨等:《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政治》(纽约,1998年版),保罗·C.莱特:《政府的真正规模》(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9年版),爱德华·西德洛:《争执中的美国》(加利福尼亚,2002年版),李道揆:《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定河:《美国政治......
略论冷战后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
作者：李世安
冷战结束后,美国流行着“冲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霸权稳定论”等国际安全理论。美国政府的国际安全政策深受这些理论的影响。美国披着反对“非传统安全因素”和维护“国际安全”的外衣,在使世界“民主化”和“消灭世界上的暴政”的口号下,行霸权主义之实,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因此,对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而对美国霸权主义对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更不应低估,应予以充分揭露和认真对待。一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国际安全理论冷战结束后,西方出现了各种新的安全理论,其中最主要的安全理论是:新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西方领导下的国家间合作,而建构主义理论则公然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要求建立西方统治下的国际安全模式。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最关心的,并不是权利和能力的无限扩张,而是安全本身。因此当追求更大权力、可能冒更大的风险时,国家之间就可能选择有限合作,并使相关国家组成安全体制,以对国家间的权利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的限制。但是国家间的合作,应在西方民主基础上进行。新自由主义理论鼓吹,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深化和普......
宋人汉史学述论
作者：燕永成
随着北宋官府对《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校订刊行以及新的刊误之作的相继面世,两宋学者围绕“前三史”进而对汉代历史的探究兴盛一时,先后出现的有关研究两汉的专门性史著就不下90余种。其中以颜师古注《汉书》为标志的唐代《汉书》学,到了宋代继续得以发展,学者对《汉书》的喜好与研究兴趣有增无减,以至黄庭坚说:“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1](卷十《与宋子茂书》)故明人徐中行认为:“历代之宗《汉书》,至宋尤为盛。”[2](《序》)同样,随着《史记》的刊刻传世,宋代始开评论《史记》的风气,如欧阳修、曾巩、“三苏”、郑樵、洪迈、吕祖谦、叶适、黄震和王应麟等都对《史记》作过认真的分析评论,而《班马异同》一书的出现,更使得“马班异同”从此成了一门学问。宋末王应麟在汇总前人研究《史记》的成果时,首次还以“《史记》之学”名之[。3](卷四六)此外,为中兴王朝提供鉴戒的《后汉书》,亦随其刊布同样受到宋人的重视。对于宋人的汉史学成就,今人虽有一些较深入地论述,①但仍不够系统全面,为此特撰此文。......
《天演论驳议》:科学与宗教视野中的进化论批判
作者：王天根
严复译著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尤以《天演论》及其传播的社会进化论为最。甲午战后至五四运动前后,以《天演论》为重要源头的进化思想在众多繁杂的社会思潮中占主流。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一书在“论清朝革命与革新”一章中称:“此时重要之著作,如康有为之孔教论,严复所译之《天演论》,当首屈一指。自曾国藩时代所创始之译书事业,虽有化学、物理、法律各种类,然不足以唤起当时之人心。至此二书出而思想界一变。《天演论》发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之说,四方读书之子,争购此新著。却当1896年中日战争之后,人人胸中,抱一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之观念。若以近代之革新,为起端于1895之候,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想之源头,而注以活水者也。”①稻叶君山对《天演论》传播及其影响的评价颇有道理,严复译著《天演论》一直是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热点,也是难点、重点。《天演论》传播与中国近代进化思潮的关系,尤受学界重视。王认为,《天演论》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代表资产阶级文化而有学术价值的译著。赫胥黎是杰出的科学家及散文家,①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卷下第四章,第30页。转引自贺麟:《严复的......
近十年来国内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研究述评
作者：谭宝刚
郭店楚简自出土以来已经有十多年,自1998年被整理出版至今也近十年。这期间研究郭店楚简的论文和专著可以说是连篇累牍,蔚为大观,而对《太一生水》篇的探讨尤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太一生水》是一篇阐述宇宙生成的佚籍,因为它不见于传世文献,并且其论述宇宙生成的图式非常精致和独特,从而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诸多学者纷纷撰文,从不同角度阐发自己的认识。下面笔者就近十年来国内学者研究《太一生水》的状况作一综述和评论,并提出今后有待继续探索的新方向。一关于作者、时代和学派属性较早在这一问题上对《太一生水》进行厘定的有李学勤先生。在他看来,《太一生水》是对《老子》第42章(谭按:指王弼注本《老子》。以下凡涉及《老子》各章文字,若非特别注明,均指王弼注本)的引申和解说。他认为,文本中说太一是万物之母,此语是袭自今本《老子》第1章“万物之母”。太一生水一章晚于传世本各章,证据是“太一”一词在《老子》中并未出现。《老子》不少地方讲“一”,却不见“太一”;《老子》也很推崇水,但并不曾有“太一藏于水”的观点。因此太一生水章在思想上和《老子》殊有不同,只能理解为是《老子》之后的一种发展。......
印度绿色革命国外研究:路径、观点和问题
作者：王立新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一场极其重要的农业变革———绿色革命,其中印度的农业变革曾被塔里克·尼阿兹称为“绿色革命亮点”[1](p243)。无论是对于绿色革命,还是对于作为其“亮点”的印度的绿色革命,国内学术界的研究都很不够,对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情况了解得也不够深入。笔者希望通过这篇研究综述能让我国学术界对国外有关印度绿色革命研究的主要路径、观点和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绿色革命”这个术语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主任威廉·高德于1968年首先使用的。它最初的含义仅仅是指农作物品种的改良,特别是水稻和小麦等主产粮食作物的高产品种种子的培育和应用。但历史证明,绿色革命引发了一次重大的农业变革。与传统的农业变革倾向于增加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集约度不同,以绿色革命为基础的农业变革倾向于提高农业的资本集约度。就此而言,绿色革命代表了农业的现代化,即农业的资本化。然而,就绿色革命本身而言,它只是一种农业技术变革,因而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适宜对象。绿色革命之所以成为多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它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
建构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谱系——评何晓明著《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
作者：王艳勤
殷海光曾经指出:“在思想方面,无论有何严重毛病,中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思想。”[1](p19)何晓明教授集多年努力,开掘文化保守主义思想遗产的新著———《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版,以下简称“何著”),可以说是对保守主义这一成熟思想的系统梳理。何著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路径和叙述方式,将文化保守主义置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和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宏阔背景中,在探源溯流的长时段叙述中,对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了全景式俯瞰,建构了从19世纪60年代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完整思想谱系。一缘起何处: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开山长期以来,学术界多以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为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发端期。如郑师渠以“国粹派”为中国近代第一个保守主义的文化团体;[2]欧阳哲生以康有为为首的“今文经学”派和国粹派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3]卢毅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源头;[4]胡逢祥认为中国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应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为代表[。5]何著认为,这些观点忽视了......
汉代乡村农业经济管理探析
作者：成玉玲
“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作为古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而作为一项重要国家经济政策至迟在秦汉就得以确立。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经济基础,尤受重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仅是汉代集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也是其政权巩固的重要基石。因此,汉代乡村农业经济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乡村农官“力田”的设置及其对广大乡村百姓农桑风化的作用,就显示出特别的意义。一力田本指努力耕田,如《战国策·秦策》云:“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馀食。”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汉书·召信臣传》)。两汉时期,“力田”开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它与三老、孝悌一起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劝导乡里、助成风化”的基层“乡官”系统(《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汉代乡村农官的设置是战国以来历代政府重农政策和小农经济理论具体实践化的必然结果,有着很深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吕氏春秋·上农》篇明确指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可见,乡村农官的设置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嵇康与汉斯立克的美学相似性
作者：余冰
一嵇康(224~263年),字叔夜,今安徽宿县人,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一,精通文学、玄学、音乐等。他娶曹操曾孙女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司马昭想拉拢嵇康为己所用,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站在曹魏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因为嵇康有着广泛的影响,所以他临刑前,有三千学生向司马氏要求“请以为师”,但未被允许,使“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嵇康临刑之际,“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在一曲《广陵散》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广陵散》是古代一首大型琴曲,描写战国时代铸剑工匠之子聂政为报杀父之仇,刺死韩王,然后自杀的悲壮故事。夏野在谈到该曲时分析说:“《广陵散》的旋律显得非常丰富多变,感情起伏也较大。它在表达‘怨恨凄感’的地方,曲调幽怨悲凉;在表达‘怫郁慷慨’的地方,又有雷霆风雨,‘戈矛纵横’的气势。《徇物》段以清越徐缓的旋律,反复吟叹,并伴以离调手法,传达出一种沉思而略带激动的情绪,描写聂政决心为父报仇的内心活动。接下去的《冲冠》,由前段的C宫调转入同宫系统的羽调式,曲调保持在高音区,速度较快,情绪悲愤激越,预示出一场......
明太祖教化思想对戏曲道德化倾向的影响
作者：陈国华
研究明代戏曲史的人们常常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所困惑:为什么洪武朝剧坛有着严重的宣传道德之倾向?本文拟就明太祖的教化思想对戏曲道德化倾向的影响略作叙述与分析,以就教于方家。明太祖认为:“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215页)从而形成了“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五月甲寅条,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的治国思想。即是说,明太祖治理天下的基本方略就是礼法并重,相辅相成,一方面施之以礼、德、仁与教化,为臣民确立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引导、劝谕、感化的方式正人心、厚风俗;另一方面制定法律,对教化无效、作恶为害者绳之以法。但在礼与法之间,太祖认为,“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洪武御制全书》,第219页)。因此礼义教化为本是他治国的基本方略,明确宣布要“行先圣之道”(《明太祖实录》卷三十,洪武元年二月丁未条)。因此,儒学是太祖为大明王朝选定的用以统一全体臣民观念和言行的思想武器、维系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戏曲,它既是艺术传统共时性的纵向......
史笔日本考语述略
作者：王铁钧
一中国典籍最早见有日本述笔的是出自西汉初年的《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北经》,曰:“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借此,人们始知幽燕域外、东南海中尚有倭人存在。但是,《山海经》用笔毕竟过于简略,仅是一笔带过。史籍最早就日本娓娓道来的乃是晋人陈寿撰的《三国志·魏志》卷三○《倭人传》,亦称《三国志·魏书·倭人传》,留心一下“二十五史”即不难发现,两汉之后史家对日本的用笔少有不以此为据的。乃至今日,它仍被视为研究古代日本最有价值的史料,“不仅是研究中日交通史中唯一可据的资料,而且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仅有的文字资料”(汪向荣:《关于〈日本考〉》,中华书局2002版)。《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对弥生时代后期日本列岛的描述,所及范围之广、所道物事之详,既是之前的两汉述笔不可比,亦为之后的两晋、南北朝史载所不及,史家的日本考语最早也是见载于斯。《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赞古代日本民风淳朴,曰:“其风俗不淫”,又“不妬忌、不盗窃、少诤讼”。自此,经两晋及南北朝至隋,史笔一脉相承,对日本多有褒美之辞。比《三国志》晚出的《后汉书》亦是,其卷一一五《东夷·倭传》曰:“东夷通以柔谨为风,......
何日章《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及学术思想形成
作者：王霞
何日章1934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与袁涌进一起编制了《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比较著名的图书分类法,曾先后被国内几十家图书馆采用,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分类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部图书分类法是何日章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及其研究的结晶和主要学术成就,也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的编制背景及内容20世纪初,由于外国列强入侵的不断加深,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戊戌变法所提倡的兴办新式学堂、报馆、图书馆等措施亦成为其主要内容,一批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相继成立。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东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及其著作的涌入,使传统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已无法适应变化的需要,而直接套用国外的分类法,又无法对我国传统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古籍图书进行类分,为此,图书馆界前辈们尝试研制各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图书分类法。这时出现了许多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是当时比较突出的一种。《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编制的基础是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其编制的理论基础是杜威法的架构,参照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