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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王树枬及其《欧洲族类源流略》
作者：乔治忠;刘芹
清末民初的史家王树,为今河北省人,在清朝曾任多种官职,颇有政绩。民国时期,亦曾参与多种社会文化活动。他参修和自撰多种史籍,包括几部评述西方史事的著述,其中所纂《欧洲族类源流略》一书,虽然部帙不大,却反映出他在清朝季年如何认识与评论西方世界,是当时传统文人和旧士大夫阶层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对此,学界尚缺乏研究。一王树事略及其著述王树(1852~1936)为直隶(今河北)新城人,字晋卿。清光绪朝进士,最初曾任户部主事,后派到四川任县令等官。时值清季,政治腐败日甚一日,王树早年在四川担任青神、资阳、新津、富顺等县县令,虽政绩卓著,但仍遭诬告,并且因他事牵连而罢官,随即应邀入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时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张之洞幕府,王树既是一位行政事务的得力助手,又受到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的影响,沿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对西学有了更多的理解。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促使王树的思想进一步转变,救亡图存观念日益强烈,因此格外关注外国的历史与国情。1896年,王树经张之洞举荐到陕甘总督陶模府内为幕僚,经办政务,因干练精明,深得陶模赏识。由于颇具......
《晋纪·总论》的史学价值
作者：李传印
史论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形式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史家的历史认识特色。正是史论这种历史认识形式的存在,使得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论著。[1](p178)因受时代变化的激发,辩论王朝的兴亡是晋代史学的重要主题,也是晋代史家历史认识的重要特色。干宝《晋纪》成书以后即受到学界推重。《晋书·干宝传》说:“(《晋纪》)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何法盛《晋中兴书》称赞《晋纪》“评论切中,咸称之善”。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也说“干宝述记,以审正得序”。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承认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但是,这部重要史学著作亡佚于唐末宋初。清代学者对《晋纪》做了认真的辑佚,汤球、黄都有《晋纪》辑本。乔治忠在清人辑佚成就的基础上,钩沉抉隐,精校精注,出版《众家编年体晋史》,其中对干宝《晋纪》用力甚多。干宝的《晋纪》全书虽然亡佚,但有四篇史论留存至今。①附于《晋纪》全书之末的《总论》,作为一篇重要的历史评论被许多文献收录或引录。其中有把《总论》作为史论加以收录的,如萧统把《总论》收入《昭明文选》“史论部”。唐初史臣修《......
孟子的实践哲学及其特征
作者：张彦修
学术界曾经充分研究了孟子哲学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仁政学说和性善论,但尚没有人专门探索他的实践哲学①。近年来,有人探讨孟子的道德实践和人格理论实践问题,却疏忽了孟子哲学的整体实践性质②。美国学者华蔼仁先生撰文提出“孟子哲学的精神并没有脱离实践性,恰恰就在他的实践性(practicality)中并与他的现世性(this-worldliness)关联”[1](p120)。确实,孟子的哲学思想自始至终充盈着立足于现实世界的实践精神,但是这种实践精神不仅仅局限于“自信与怀疑”[1](p120)、“现世性和实践性”[1](p122)、“宗教的实践性”[1](p123)等宏观框架的构建,而是以人为主体,以仁政王天下为最终目标,以打造伦理道德和扩充人性善端为主要内容的实践哲学。这个实践哲学体系,张扬了人的主体价值,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统一,达到了人性与实践精神的完美结合。一实践主体的指认孟子虽然不可能清晰地认识到实践是主体存在的根本表征,肯定人能够通过实践使外部世界以及人自身发生变化,产生实践主体性效应,但是他确信“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p290),......
说赵高不是宦阉——补《史记·赵高列传》
作者：李开元
赵高是毁灭秦帝国的主要人物。由于司马迁著《史记》[1]没有给赵高立传,历史上有关赵高身世的疑团甚多。笔者根据《云梦秦简》[2]和《张家山汉简》[3]的相关材料,参照秦始皇陵的出土文物,尝试解读赵高身世中的一些疑问,并力图根据考察的结果将他的身世作一补充和完整的描述,以求填补《史记》无“赵高列传”之缺。①一赵高出仕关于赵高的仕宦,根据现有文献的记载,他一生担当过三种官职:一,中车府令;二,郎中令;三,丞相,并受封为安武侯。赵高任郎中令,是在秦二世元年。《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世元年“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1]。赵高任丞相受封安武侯,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二世皇帝条:“赵高为丞相、安武侯。”[1]该时间是二世二年。是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下狱,赵高出任丞相。赵高在出任郎中令以前,也就是二世元年以前的官职,是中车府令。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七月载,秦始皇病重,为玺书赐公子扶苏,“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1]。赵高担任中车府令,出于秦王政的举任。《史记·蒙恬列传》说:“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1]秦王,指秦王政。强......
秦汉“生子不举”现象和弃婴故事
作者：王子今
秦汉时期有关于“生子不举”即对初生婴儿不予养育的礼俗迷信,民间弃婴行为也多见于历史记载。这些反人性的现象,反映当时婴幼儿的生存权利受到漠视和侵犯的严重程度。认识到由此体现出的当时社会生命意识的薄弱,使我们对于秦汉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进一步加深理解,都是有意义的。服中生子不举应劭《风俗通义·正失》有“彭城相袁元服”条,说到民间传言的袁元服身世,涉及服中生子不举的民俗:“俗说:元服父字伯楚,为光禄卿,于服中生此子。时年长矣,不孝莫大于无后,故收举之。君子不隐其过,因以‘服’为字。”袁元服的父亲袁伯楚官任光禄卿,服丧期间生了袁元服。吴树平先生校释有这样的解说:“汉俗以为服丧期中所生之子,犯礼伤孝,不能养育。”[1](p96)然而袁伯楚已经年长,从“不孝莫大于无后”的意识出发①,于是违例收举,又不愿意掩饰自己的过失,所以以“服”为其字。应劭就此以为传言失实,应予澄清。他写道:“元服名贺,汝南人也。祖父名原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会贺,临严,垂出,而孙适生,喜其嘉会,因名曰‘贺’,字‘元服’。原父安为司徒,忠蹇匪躬,尽诚事国,启发和帝,诛讨窦氏,中兴以来,最为名宰。原......
唐代土地私有权问题研究
作者：柴荣;柴英
北魏均田制颁布不过二三十年,均田户的破产、逃亡问题即十分突出,北齐、北周、隋、唐无不如此,以至于每个王朝都不得不重建田制框架,而每次重建,土地私有权都有所深化,国家干预也相应减弱。一直以来,关于唐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很多,但是对于唐代土地所有权的属性学界却存在争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唐代的土地从所有权上考证,大多具有公有和私有两重性,具体表现为制度层面力图维护土地国有和实际发展中的土地逐步私有化,土地所有权在唐代经历了从公有到私有的动态演变过程。①实际上,从秦商鞅变法即首次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产权,但在中唐以前,由于国家干预较强,这种私有产权受诸多限制。土地主要是一种等级的体现,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物,这一点我们从均田制中可明显看出。从表面来看,“计口授田”无疑具有平均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口”就是“人”,而人是具有等级性的。所以,均田制下的土地授受,从本质上说是按等级授田,反映了在当时土地资源的分配过程中,政治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均田制崩溃的必然性。下面我们试图从制度和实际两个层面考察唐代土地私有权问题。......
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
作者：刘保刚;郑永福
是否有权利意识,是现代公民与传统臣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关于中国近代公民权利意识问题,学界有所论述。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近代之人权觉醒》一文中,就主要讨论了晚清时期人权的觉醒。大陆法学界的学者也有所讨论,夏勇在《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从法学、政治学角度,对中国近代权利问题有所分析。大陆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对该问题也或多或少论及。本文则在前人基础上,对其演变和特点进行阶段划分和系统考察。一权利意识觉醒时期(甲午战前～1899年)中国近代权利意识觉醒主要得益于西学的输入。严复在《主客平议》一文中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1](p373)事实上,民权、人权概念的提出,都是受西学启发的结果。据学者考证: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1875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2](p9)此说还不敢确定。康有为仿照几何原理编著的《实理公法》(1887年)一书中称:“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
清末城市自治思想及其对近代城市发展的影响
作者：赵可
开放基层政权、实行地方自治是清末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也是清政府筹备立宪的重要举措。考察当时的舆论倾向以及自治活动的实施,可以发现侧重城市推行地方自治的明确轨迹。思想界更是依据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将城市自治视为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根基所在,积极要求推进城市自治,改革城市政治。作为寻求社会政治改良的方案,城市自治思想还与20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相伴随,成为城市近代化在政治诉求方面的主要内容,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走向。尽管城市自治的实施效果与理想相去甚远,但客观上有助于近代城市的发展,成为推动近代城市发展的主观精神动力。一地方自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地方管理制度,是西欧封建社会城市自治传统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变。鸦片战争前后,地方自治思想随着对西方议会制度的介绍传入中国。近年来,学界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对清末城市自治运动也多有涉及①,但是对清末城市自治思想的形成、流变及其对20世纪较长时段内中国城市发展走向的影响尚缺乏梳理,本文拟在此宏观角度作些努力。城市自治思想尽管形成于清末,然而对西方城市自治制度的介绍却开始于19世纪50～60年代,与西洋......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
作者：臧运祜
五权宪法,本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学说,后来发展成为与其三民主义并列的一个重要思想。自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逝世以后的80多年来,学界关于其五权宪法思想的研究论著,数量多如过江之鲫,质量则参差不齐;且这些研究多是关于五权宪法思想体系本身的“学理性”探讨,而较少着墨于该思想的演进过程之“历史性”探讨。①笔者生晚不敏,拟在此前几篇拙作①的基础上,参酌邹鲁先生《中国国民党史稿》的笔法[1](p637～644),继续研讨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思想的演变过程。一孙中山早年和同盟会时期的“五权宪法”思想关于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思想的提出,学界一般认为是“在1906年民主革命浪潮高涨的日子里提出的”[2](p175)。但是,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有思想来历的。孙中山自己就说过:“讲到他底来历,兄弟可以讲一句实在话,就是从我研究所得思想中来的。”[3](p485)关于五权宪法的“思想来历”,孙中山先生在1921年间的演说中,曾经两次谈到:一是3月20日,在广东省教育会所做的《五权宪法》演讲中称“兄弟亡命各国的时候,尤注重研究各国宪法,研究......
16～17世纪西欧社会的“猎巫”
作者：陆启宏
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是个长时段的渐变过程,是由一系列的社会转折组成的。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16～17世纪时的西欧社会都经历了剧烈的动荡,甚至可以说当时的西欧社会正处于极度的无序之中,而“猎巫”的程度正可以度量这种社会无序的程度。在西欧历史上,对巫术的诉讼一直存在,而到了16～17世纪,巫术诉讼演变成了对巫师大规模的搜捕。可以说,每个巫术案件都是社会整体或局部混乱的表征。当时西欧社会正处于混乱之中,这给所有阶层以巨大的冲击,他们必须找到某种途径排解这种不稳定,于是巫师成了替罪羊。一16～17世纪西欧社会的“猎巫”有它的历史缘由,“猎巫”的发生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按照一般的定义,巫术(witchcraft)是指用玄秘的方法导致他人不幸。中世纪时的西欧扩展了巫术的涵义,指“与魔鬼或精灵的交往”,这是以前的概念中所没有的。当时的魔鬼学专家们认为巫师是“与魔鬼交谈,向魔鬼讨教,或施演魔法的人”;“背弃上帝,沉迷于草药和毒药的人”;“谴责耶稣基督及其教义,投身于魔鬼的人。”[1](p66)因此,这些巫师是上帝的敌人,必须被处死。10世纪时的一份《主教教规......
美国内战时期南部邦联政府的财政政策
作者：王金虎
美国内战期间,南部邦联政府为筹措战争资金,采取了多种财政政策,但成效不佳。一一般而言,税收是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常规途径。通过征税取得财政收入,也是内战时期南部邦联政府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内战前美国没有征收重税的传统,因此在南部邦联创建初期,并没有确立通过征税来获得财政收入的政策。1861年2月16日,组建南部邦联的蒙哥马利代表会议通过了继续执行1857年制定的美国关税法的决议。“大会主席指示邦联各港口征税官员,执行现行的财政收入法律。”2月18日,又决定对属于食品和军需用品的一些商品免征进口关税。2月28日,邦联国会通过的《发行债券法令》第5条规定,自1861年8月1日起,对于出口的棉花每磅征税1/8美分,用以支付发行债券的本金和利息。[1](p92,28,43)这些决议和立法表明,在战争正式爆发前,南部邦联领导层并没有通过征税获得财政资金的思想。内战爆发后,南部邦联政府的税收政策很快就发生了改变。其一,南部邦联政府制定了自己的关税法。1861年5月21日南部邦联国会通过《关税法》,决定对一系列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该法将产品分成几类,每类实行不同税......
论河图洛书与八卦起源
作者：史善刚
“河图洛书”问题,被认为是一个千载难解之谜。这个“谜”之所以扑朔迷离,难分难解,乃历代学者,特别是宋代一些权威学者,各自以其所编或所创的“河图洛书”故事及其图式所造成的。数千年河图洛书的源流史,构成了一部纷纭的嬗变史。“河图洛书”嬗变的历程,集中在三个历史时代:1、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2、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3、两宋时代的“河图洛书”。就此三个历史时代的“河图洛书”来讲,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说,是一种由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说,则变成一种“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两宋时代的“河图洛书”说,则又一变而成为“图九书十”和“图十书九”的一种图式,即如黑白点数。如此黑白点数,以“假”乱“真”,流传至今而不衰。自两宋始,历代学者研究和创制以黑白点数为图式的“河图洛书”,其数可达数百种之多;与此同时,反对自制(伪)“河图洛书”的学者亦不断涌现。然而,无论如何,“河图洛书”的本来面貌已经全非了。现当代的诸多学者,仍不间断地对“河图洛书”进行或寻根探源、或阐微揭秘的工作。如有的学者从“河图洛书”的源流来......
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与宋代儒学转型
作者：周淑萍
宋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确立了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宋代孟子升格运动是周予同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此后,杨志玖先生撰有《王安石与孟子》(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夏长朴先生撰有《尊孟与非孟》(载于《中国哲学》第20辑),徐洪兴先生撰有《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对宋代孟子升格运动进行了多方面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学者们多认为宋儒尊孟、朝廷最终选择孟子、升格运动之所以在宋代形成,其主要原因在于孟子扩前圣所未发,承道统、说仁义、辟异端、谈心性、辨义利,为宋代学人提供了思想依据,这一结论符合当时的事实,是极有见地的。但是荀子与孟子一样同宗仲尼、同归儒家,他也认为唯有自己秉承了孔子之道,也说仁义、辟异端、谈心性,与孟子齐名近千年,甚至有时还名高于孟子,可是为什么宋儒和朝廷最终选择了孟子而没有选择荀子?何以在宋代孟子荣宠有加,而荀子备受冷落?笔者认为,除了孟子学说为宋儒振兴儒学提供了思想资源的支持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孟子“辟异端”的方法、“以意逆志”的解诗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读书观对于宋儒振兴儒学、完成......
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
作者：刘晓东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可以说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引人瞩目的课题。早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以“党”、“社”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活动,就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主要对象,其尤著者当属谢国桢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①与朱倓先生的《明季社党研究》②等。进入80年代以后,研究更为深入,诸如“士商关系”、“士人心态”、“社会出路”、“社会交往”与“士风”等问题也被更深入地纳入到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其中影响尤大者当属美国学者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③一文,他通过对士、商关系变化的梳理,着重揭示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心路历程。其他还有李洵先生的《说“卢楠之狱”》④,对16、17世纪士子社会地位与际遇、出路的探讨;陈宝良先生的《论晚明的士大夫》⑤,对晚明社会变迁中士林的文化生活与人格演变的考察;左东岭先生的专著《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⑥,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明代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文化心态演变的研究;赵园先生的专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⑦,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对“遗民社会”与“遗民学术”的解读等,可谓成果不菲。不过大体而言,以往的研究多主要地集......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作者：曲洪波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协办的“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与会学者94人,分别来自全国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出版单位,提交学术论文70余篇。著名学者金冲及、李文海、胡绳武、龚书铎、刘桂生、张海鹏、耿云志等出席了会议。研讨会以“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为主题,在“近代文化思潮和观念、近代学术、近代中外文化关系、近代文化与社会、近代书报与出版机构、近代文化人物与知识群体、近代社会风俗与宗教、近代教育、近代文艺与科技等方面展开分组讨论,会议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一、以“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为主题,对近代文化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如耿云志的《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一文,认为近代的政治觉醒带动了文化趋新,而文化觉醒给政治以重大影响。二、讨论内容广泛,对近代文化研究中重要的文化思潮、文化人物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观、近代学术、教育、社会风俗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三、对以往研究中涉及不多的问题,如文化价值观、文化理论、文化思潮形成的心理因素等也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四、会议......
清代山东周村镇的商业
作者：许檀
周村是清代山东重要的商业城镇之一,不过目前所见文献资料不多。官美蝶先生曾于20世纪80年代赴周村调查,并于1990年发表《清代山东的周村镇》一文[1],笔者在撰写《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2]一书的“周村”部分时多有参考。近日笔者有机会前往周村考察,在周村关帝庙和魁星阁等处抄录了几块清代的碑文①,其中尤以道光四年《关帝庙重修碑记》价值最高,为我们了解清代中叶周村的商业规模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本文依据这些碑文,并结合其他文献,对清代的周村商业再做考察。一周村,清代属济南府长山县,位于县城以南18里;地处鲁北平原与鲁中山区交界之处,为交通要隘,明代即“设巡逻防守”。明代中叶周村已有“居民三百家”,称周村店;其后日渐发展,清初因“商贾辐辏”而成为流寇劫掠的目标。康熙年间有两件事对于周村镇的商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一,由省城至青州的东西干道在长山改线。明代由省城赴青州的东西干道系由济南府治历城出发,经章丘折向东北,绕长白山北麓抵长山县城,再东行至青州。康熙年间改筑新路,不再绕经长山县城,而改由长白山南麓向东穿过鲁中山地与长白山之间的山峡,经周村东行直抵青州......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作者：赵新平
生活方式的研究在我国几乎与社会学的重建同时开始,不过其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活方式概念的涵义、结构、构成要素及生活方式社会学研究对象等基础理论问题方面,而对乡村生活方式研究较少,尤其对民初①乡村生活方式的区域性研究几属空白。②民初乡村生活方式作为传统的以农业为载体的生活方式,有其自身的许多特征。特别是晋北的乡村生活方式更具有独特性。本文试图以崞县为例来探析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一晋北乡村的生活方式(一)日常生活方式所谓日常生活,就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1](p80)而衣、食、住、行是其最基本的层面。1.衣衣服的材料主要是棉布,另有人造丝、毛呢、绸缎等。棉布完全取给于外来,最初只有手工所织之土布,来自靠近山西之察哈尔蔚县(州)及河北省之高阳、平山、获鹿、栾城等地,每匹约宽一尺四寸,长三丈六尺,质厚而结实,穿起来比较僵硬。后来渐可买宽幅之洋布、府绸等棉织品以及带有彩色与印花之制品,还有华丝葛、明华葛、双丝葛等人造丝织品,以及种种毛呢制品。蚕丝所织之绸缎,虽属国产品,但制成的衣服,只能当作会客或做客时礼服之用,很少家常穿着的。衣服的款式......
20世纪30年代江南市镇的经济社会实态——以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作者：安涛
自从1964年傅衣凌先生在《历史教学》第5期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后,江南市镇的研究便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中展开,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斐然。囿于资料和研究路径的不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段上,民国时段的研究成果较少①。本文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朱泾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的考察,以窥江南棉纺业这一类型市镇在民国时期的基本面貌。“朱(泾)以姓得名”[1](卷一,疆域),又称朱里。现隶属上海市金山区,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位于浙、沪两省市交界处。朱泾在元代设大盈务后,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成镇。据载:“朱泾为金山巨镇,昔年尝议垣之矣,邑侯莅于斯,仓库置于斯,四境人民集于斯,未筑崇城居然壮县。”[1](卷一,疆域)明末清初,随着土纺土织等手工业的兴起,商品交易日益扩大,至清乾隆时已“有城市气象”[2](卷一,镇市)。“惟茸城(松江)巨镇,朱里为冠”[1](卷三,水利)。明代的陆宝在其《行嘉善道中宿朱泾》诗中这样描写朱泾:“春潮覆草半江青,长水分涂客未经。少理蚕丝多织布,百家烟火傍朱泾。”[1](卷一,物......
浅议唐代的乡村养老
作者：刘兴云
养老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先秦时期得到发展,其措施包括致仕、学校养老、减免赋役、减轻刑罚、赐杖等内容。(甄尽忠:《先秦养老制度论析》,载《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汉代每年仲秋依旧于辟雍行躬养“三老”、“五更”大典,奖赏孝事老人者。汉代养老的具体措施是给老人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赐王杖。(王宏谋:《汉代尊老养老制度探微》,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自北朝开始,对高年实行版授。(夏炎:《论唐代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载《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唐代继承了前代的尊老传统并有所创新。唐代养老制度包括免除课役、版授、量赐粟帛、分给侍丁等内容,这些内容在唐代一定的历史时期大都得到贯彻执行。关于唐代养老问题,学界已取得丰硕成果,如陈明光的《唐代的侍老制度》(《文史知识》1991年第11期)、张国刚的《关于唐朝的老人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8日)、王先进的《唐代的家庭养老》(《固原师专学报》2006年第1期)、牛致平和姚二团的《唐代的敬老风尚》(《琼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以及盛会莲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五代社会救助研究》......
我国近代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宗法性
作者：唐仁郭
我国古代、近代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处处渗透着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只肯定宗法制度在汉民族社会中的广泛存在,忽视了其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存在。笔者认为,由于受汉民族的影响,我国近代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存在较明显的宗法制度。少数民族社会组织具有明显的宗法性特征就是一例。一我国少数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与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宗法特点鲜明的社会组织。满族的“穆昆”,是由氏族血缘群体分散到各地并以同一地域内若干家庭结合而形成的具有较近血缘、联系密切的社会组织。它是家长制大家庭析解氏族之后而发展形成的产物。正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说:“穆昆是来自占据的地方。”它实际上与汉族的宗族组织的性质是一致的。穆昆内同姓禁婚,每个穆昆都有一个穆昆达即穆昆之长,管理其内部事务和对外关系。哈萨克族的“阿吾勒”,是哈萨克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一个阿吾勒即一组毡房,其内的各牧户多半由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或有较亲近血缘关系的人组成,实为一个家族,虽然演变到后来,渐渐有少数宗族外的家庭和牧工家庭加入,但核心仍是那个家庭。阿吾勒的头人称阿吾勒巴斯,一般由牧主......
试析马寅初对中国“劳资问题”的论述
作者：牛林豪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政府任职多年,并且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的经济学论著。他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劳资问题”即是其中之一。本文对马寅初关于“中国劳资问题”的有关论述试作梳理,欢迎批评指正。一“欲救中国之穷,非加资本不为功”马寅初在1918年至1928年间撰文中多次明确提出,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缺乏。他说:“中国是没有资本的,要是有资本,中国何至于穷到这样地步,以至八校停课、发行九六公债等种种穷策。”(《马寅初全集》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中国“生产之不发达原因,虽非一端,而资本之不足,殆其最著者”。(《马寅初全集》第3卷,第381页)他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缺乏资本,导致了外国资本的入侵,他指出山西、河南各地煤矿“皆用外人之资本。凡此皆为中国缺少资本之影响”;茶商“资本全系借用于人”。而中国商业“收缩”、商人“失败”,资本缺乏“实为一极大原因”。上海的纱厂、丝厂“实由于资本之不足”,而“甘受损失”;中国的银行业、外贸......
试析俾斯麦对俄外交政策的基础
作者：靳艳
一对于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前的对俄政策,大多数论者认为,是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后地位衰弱的需求,但对于德国统一后的对俄外交,则颇多歧见。(参见王鹏飞:《俾斯麦是怎样充当俄国外交奴仆的?》,载《世界历史》1982年5期,第26～35页;邱凯淇:《俾斯麦外交再讨论———兼与王鹏飞同志商榷》,载《世界历史》1983年6期,第34～45页)恩格斯曾赞叹马克思预言历史事件结果的惊人才能,在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说:“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喘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马克思的)这一预言难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证实?”“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20年内徒劳地巴结沙皇,为他效犬马之劳,其卑躬屈节不是甚于小小的普鲁士在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以前常为‘神圣俄国’卑躬效力之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俾斯麦是俄国的奴仆。据此,有学者在研究中将俾斯麦的20年对俄政策分解为反仆为主、遏制胁从、羁縻笼络3个阶段。(邢来顺:《德国的统一与俾斯麦政府......
论抗战时期美国的援华政策及其实质
作者：周韬
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得到美国的援助,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3年这个阶段内,美援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抗战初期。诚然,在此期间美援确实起到了援助中国抗战的作用,但是,美援的真正目的不是纯粹为了帮助中国抗日,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立足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其在华利益。一从“门户开放”政策到“援华”政策的演变1899年9月6日和1900年7月3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两次向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的照会,照会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列强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和各列强在华“商业机会均等”,这两点成为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门户开放”体现的是美国的利益,其实质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在中国与英国、日本展开了更激烈的角逐,并在经济方面显示出强劲的实力,逐步取得在华领先地位。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在华利益却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威胁,即在经济竞争中渐趋颓势的日本力图以武力来关闭中国门户、蚕食中国的领土和资源,这无疑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直接挑战。但是,在国家安全没有受到威胁时,经济利益的追求必然使美国不会因中国而开罪日本。......
《史学月刊》引证信息分析
作者：王琼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3]、《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4]、《中国期刊引证研究报告》[5]所采用的各项评价指标有其科学的客观标准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已成为科研管理部门评价学术成果的参考依据。围绕学术期刊的质量和发展这一主题,本文从《史学月刊》在报告中所测度出的被引用程度,来看该刊的学术影响力。表1《总览》2004版在2000版基础上取消了载文量,增加了被引量(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全部次数);它引量(在统计当年被引用〈不包括自引〉的全部次数);影响因子(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评价当年每篇论文被引用的平均次数)的权重值,以强调被引刊在相关研究领域内的活跃程度、水平和质量,被引指标平均值的含量;减少了被索量(在统计当年被索引的出版物收录的全部题录数);被摘量(在相关学科文摘刊物上被摘的次数);被摘率(在期刊中每篇论文平均被其他相关学科文章所转载几率)的权重值,以体现权重指标(定性)为主的评价功能。表2《要览》在评价时显示了3项主要指标:学科总被引(被来源期刊中某学科论文所引用的总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