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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借鉴国外理论,更应构建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论体系
作者：江林昌
1930年,陈寅恪先生为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一书作“序”时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进入大发现时期,有关史前时期至夏商周三代的新资料不断涌现,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契机。如何阐释这些新资料,涉及到了深刻的理论问题。学者们一方面重新审视19世纪后半叶的摩尔根《古代社会》、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的“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与“国家起源”等古典文化演进理论;一方面又积极介绍并讨论20世纪中期的怀特《文化的科学》、斯图尔德《南美印第安人手册》、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卡内尔《国家起源理论》等等著作中的“游团——部落——酋邦——国家”,以及“简单酋邦”与“复杂酋邦”等新文化演进理论。有关这些理论的讨论,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推进了有关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中国早期文明如何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但是,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以下就理论的把握、运用、创新三个方面谈点我们的粗浅意见。一对西方学者的文明理论......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作者：江湄
一般认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东渡日本写作《新史学》与《中国史叙论》的时期:笃信进化论,讲历史因果律,强调史学的科学性质;第二个阶段则是他在1918年欧洲游历之后思想丕变:怀疑进化论,强调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否定历史中的因果规律与史学的科学性质。而研究者论述梁启超史学思想之形成与变化,又大都强调当时日欧新思潮的影响,如《新史学》是风行的实证主义思潮之反映,甚至是“善抄”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以成书。至于梁启超晚年思想的变化,则多归结为他对“新康德主义”的接受①。《新史学》倡导写出国民之进化史并求其公理公例,其中所下史学定义、所主张史学方法,从字面上看的确相当“实证主义”。但是,当我们对勘他同时期相关文字,则会发现其观察、理解“人群进化之因果”的眼光、方式,其实还另自渊源、别有出处,这就是佛教“业报”观念与儒家历史意识。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历史思想里埋伏着一套关于世界、关于人类历史之统一性的“唯心论”信仰,这个信仰核心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且至老未变,信之弥坚。可以这样说,梁启超是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识的视域出发接受“社会”、“进化”、“因......
比较视野下的中古西欧政治史研究——与美国历史学家R.W.卡尤珀的学术对话录
作者：孟广林
孟广林(以下简称“孟”)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一重要问题,即如何开拓性地进行中古西欧政治史的研究。经过西方历史学家的长期搜集、整理,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应当说已经是比较充分和完备了,而且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在此情况下,用比较视野来审视和考量中古西欧政治史领域的诸多重要问题十分必要。对同类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寻找其类似和相异之处,将有助于我们对相关史料的精确解读,有助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批判性借鉴,从而对相关的历史现象做出比较贴近历史实际的判断。很多历史问题,当我们摈弃那种孤立、封闭的“个案”研究方式,将其与同类问题进行对比考察,就会觉得豁然开朗,任何晦暗的历史现象也会逐渐清晰起来。您在这方面有着成功的尝试,对此肯定有很深的体悟。R.W.卡尤珀①(以下简称“卡”)的确如此!中古西欧政治史是一个十分深奥的研究领域,其中的诸多问题,如王权、法律、政府、贵族、教会、战争、代表会议等,都显示出其特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国别史”领域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应当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没有这样的研究就谈不上比较。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诸多出色的乃至成为经典的研......
东羌与西羌辨析
作者：陈琳国
羌分西、东,其来有自。但《后汉书》仅立《西羌传》,对东羌则语焉不详。《西羌传》曰: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永和)六年春,马贤将五六千骑击之,到射姑山,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战殁……于是东、西羌遂大合[1](p2895～2896)。《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将军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没,东、西羌遂大合[2](p1689)。《资治通鉴》的这个记载显然来源于《后汉书.西羌传》。也就是说,永和六年是东羌初见于史乘的年代。对此,胡三省注曰: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2](p1689)。这是胡三省对东、西羌所下的定义。但其关于东羌的定义并未得到今日学界的认同。如黄烈先生说:“胡氏把居于陇西、汉阳的羌人与居于安定、北地、上郡的羌人分为东西羌是没有多大道理的,事实上也难于区分。范晔在《西羌传》中,虽没有对东、西羌加以介说,但从其行文叙事来看,西羌仍指原来意义上的西羌,而东羌则系指被内徙的羌人,这样的区分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进入塞内留居的羌人,即所谓......
乡土医神: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华佗信仰研究
作者：张雷
引言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与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对民间信仰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开始从地域上对民间信仰进行解读。①华佗作为东汉末年淮河流域的名医,目前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佗本人的医学成就与人生方面,很少涉及华佗信仰。②本文主要利用明清地方志,尝试对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华佗信仰做初步研究。中国古代的医神与药神信仰是一体的,所以本文所定义的医神也包括药神的含义。一从人到神:华佗信仰的形成(一)作为历史的华佗华佗,字元化,豫州沛国谯县人(今安徽亳州),大约生于汉冲帝永元年(145年),卒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①华佗年轻时就经常在淮河流域采药行医,是一位具有高超水平的医者。(佗)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1](卷二九)特别是华佗利用麻沸散所做的外科手术,成为后世对华佗的代称。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历代名......
从黔江教案看清教案的一些内幕
作者：李重华
对于晚清教案,国人向以某种特定的范式,并以此取舍史料而普遍认为,当然是“衅由彼族,屈在华民”,清政府“崇教以抑民”。可黔江教案不是这样。黔江教案乃晚清二十余起或系列重大教案之一,案发不久,法国驻华公使热福理(Geofroy,Louis Henri de)①便敦促总理衙门“函致各省大宪,饬令地方官平日先事预防,免致有川省等事”[1](p65),总理衙门立刻照办,可见所受之重视。然尽管如此,是案迄今尚无什么专业研究。张力、刘鉴唐的《中国教案史》根本没有介绍。一些草草勾勒了几笔的著作,包括1941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吴盛德、陈增辉主编的《教案史料编目》和1947年由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出版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也都偏听偏信,因此,很有必要认真考察研究。教案的酝酿黔江现为重庆市的一个区,当时乃四川省的一个县,隶属于川东道、酉阳州。1873年9月5日,法国天主教川东教区的法籍神甫余克林(Jean Hue)和华籍神甫戴明卿在此遇害②,是为黔江教案。按照教会和法国使馆所指控的黔江教案的“主谋”、时任黔江县令桂衢亨③的说法,1873年8月4日,传教士张紫兰受......
取士与取官:以筹办洋务时期同文馆学生奖励为例
作者：张季
学界对于洋务运动时期学堂的研究成果颇丰,或研究学堂本身,或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加以考究,但于学堂取士关注甚少。①本文拟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同文馆学生奖励情形的考察,理解近代新式学堂取士与科举取士的关系,并希望对把握近代学堂取士发展的脉络有所裨益。一传统学校与同文馆初创之概况中国近代学堂之设始于同治年间,大兴于光绪末年。如刘锦藻所言,“鉴于欧美日本皆以学战,以故同治初元有同文馆之设……为我国学堂发轫之始。迨光绪戊戌,朝士昌言变法,京师又有大学堂之设。辛丑以还,锐意兴学,且颁行奏定章程”[1](p8607)。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堂与科举并存,至光绪二十九年(1905年)科举制始废。科举考试是清代士子入仕之正途。如《清史稿.选举一》所言:“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2](p3099)近代新式学堂取士作为一种新的选拔人才的方式,肇始于同治年间并最终取代科举取士,经历了曲折的过程②。清廷对近代新式学堂毕业生的资格认定,并非直接移植近代西方学制所配套的学位制度,而是实行了一套脱胎于科举的奖励办法,其具体规定随近代新式学堂的地位不断变化而有所不同。与科举考试相......
评冯玉祥《我的生活》有关护国战争的自述
作者：刘敬忠;孙玉芹
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在民国初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参加护国军讨袁,逼迫陈独立等等,几乎已是研习中国近代史的同人们所公认的定论,国内出版的传记如此记述[1](p70～73)①,周恩来同志也是这样评价。[2]只有美籍传记作者薛立敦对此说持有疑义[3],但尚无有力论证。实际上,人们对冯玉祥在护国军时期的评述主要是以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为依据。《我的生活》文字生动,通俗易懂,在学术界及民众中有重大影响。但是,很多内容是不真实的。其中,冯玉祥有关护国战争的记述不仅严重失实,并编造了自己反袁及促使陈独立的谎言。笔者对此进行辨析,并对回忆录、日记等类史料的使用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一1914年10月,冯玉祥部被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1915年2月,陈(二庵)督理四川军务,并建章不愿意放弃自己这支近卫亲军,只命冯玉祥率一个团离陕。1915年5月,冯玉祥率部离陕。此时,袁世凯已在暗中进行帝制活动。1915年9月,冯玉祥率部到达四川阆中,同时接到了陕西及成都方面拥袁世凯称帝的电报,均要求他在上面签名。据说,他“随即集合官兵痛快淋漓地讲了一番反对帝制的道......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
作者：杨天宏
1924年秋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北、南两方军政实力在此期间呈现出此消彼涨的变化。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取得统治的“合法”地位之后,直系对中央的控制加强。自是以还,吴佩孚依靠英、美借款帮助,整军经武,扩充实力,进一步实施“武力统一”政策。但反直浪潮亦随之而起,并演化成奉张、浙卢、粤孙“三角同盟”共同推倒曹、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对北洋而言,可谓大伤元气的内争。战后一度形成奉军与国民军抗衡的局面,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运而出。段氏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曾企图通过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各军阀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①。然而,由于段此时已缺乏实力,不能形成新的权势重心,其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未著成效,不久军阀之间重启战端,本来被冀望于北洋体制内加以解决的中国政治问题开始转向体制之外的解决途径。国民党在北洋体系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基本置身事外,养精蓄锐,致力于自身的军政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而北方军阀却因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彼此严重削弱,逐渐走上末路。后来国民党以相对弱小的军事力量取得北伐的巨大......
论“丁家党”在南京政府建立时期的作用
作者：李文平
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所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区别于北洋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作为统治的工具。因此,利用国民党组织争夺、控制政权,打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旗号,扩大影响,是蒋介石能够在新军阀混战中取胜的重要条件。在蒋介石建立和巩固南京政权的过程中,以丁惟汾为首的丁家党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度被人们称为“蒋家天下丁家党”。然而,史学界在以往的研究中,只关注了二陈兄弟为代表的“CC派”在蒋介石南京政权中的作用,对丁惟汾及其丁家党曾经发挥的作用,则缺乏足够的重视①。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一丁家党与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的斗争,改变了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力量对比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各派尽管在反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但在权力的分配上却是矛盾重重,争斗非常激烈。在上层,以宁、汉、沪三大派为主,逐渐演变为蒋介石派、汪精卫派和西山会议派,为争夺对中央的控制权,相互攻击;在下层,一些小派别和小团体也闻风而动,时聚时散,使国民党从组织上到思想上都陷入了极度混乱状态。一些国民党人哀叹说:“现在无论中央,和任何地方,都随地随处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士兵分居补贴制度研究
作者：郭家宏;李雁
士兵分居补贴制度是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一项对参战士兵家属的战时补贴制度。这项制度几乎很少为历史学家所关注,本文试图对该制度的发展、原因及其特点略加论述。一士兵分居补贴制度的发展英国的分居补贴制度由来已久,早在维多利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给士兵家属的分居补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士兵家属补贴发放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除了由慈善机构代理提供补贴外,还受到军队中婚姻限制政策的影响。(一)军队婚姻限制政策的取消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军队中就存在着限制婚姻的严格规章制度,从而形成了极少数“列入编制的”婚姻和大量“未列入编制的”婚姻。其中,“未列入编制的”婚姻一直未得到战争部的认可,无法得到分居补贴的发放金。这种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受到了多方反对。面对种种取消婚姻限制政策的呼声,1913年,战争部授权梅.泰南德夫人(May Tennant)负责对“未列入编制的”士兵妻子和士兵状况进行调查。1913年12月3日,泰南德夫人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披露了“未列入编制的”婚姻中固有的困境:“一些作战积极、表现不错的士兵没有能力提供给家人足够的津贴,只得常常放弃自己的......
论南宋江南地区市民阶层的社会形态
作者：陈国灿
引言长期以来,围绕中国古代市民阶层问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许多学者依据马克思阶级学说中有关“市民等级”的理论,认为明清时期市民阶层已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兴起,并将其与欧洲前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相类比,实质是用以说明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由此呈现出来的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潜在发展趋向。也有部分学者引入以帕森斯、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强调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市民社会,或者说至少在古代不曾存在市民社会,因而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①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合理把握和运用有关理论,分析相关历史现象的问题。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市民阶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简单地在“理论上”加以肯定或否定。从历史的角度讲,城市的产生便意味着与乡村居民相对应的城市居民的出现。但城市居民包括了生活于城市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群,他们之间既有身份和职业上的差异,更有社会属性上的区分,因而属于地域性的组合群体。城市居民并不等同于市民,后者是具有城市意识和商业文化特征的城市居民,有着自......
近代四川猪鬃业的开发与经营
作者：陈岗
猪鬃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原料之一。近代以来,猪鬃业的发展史受到学术界一定的关注,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致力于此项研究,到19世纪40年代曾一度形成研究的高潮。在20世纪50～70年代这一研究始趋于沉寂。70年代以后,其研究再度勃兴,形成新的学术热潮。但从总体上看,宏观描述多,微观分析少。研究偏重于猪鬃之用途、种类、产地、品质、销场及工艺等事项的介绍,而有关产业开发及影响产业开发的因素大都语焉不详或失之肤浅。①清末民初是四川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开始过渡阶段,众多农产、畜产原料加工产业的出现,导致了四川历史上农业经济发展的第三次高潮。[1](136)该时期,原料加工产业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以猪鬃为切入点,探讨近代四川原料产业的变迁更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但这一研究对把握区域经济的发展及产业方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拟以有关文献及档案资料为基础,对近代四川猪鬃业进行梳理,以期对川省该产业的学术研究提供参照。一四川猪鬃业开发与经营状况猪鬃系猪脊背之长毛,因其富弹性、耐摩擦、抗酸碱等特点为制刷工业的重要原料,与猪之油、肉、肠、火腿等产品相比,商品价值......
19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生活史研究述评
作者：施义慧
在历史
儿童长期以来是一个无法表述自己的群体,他们被淹没在大众历史中而默默无闻。但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儿童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儿童和童年从研究的边缘地带走向了中心地区,成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心理学、社会政策研究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的一个中心话题。在所有关于儿童以及童年的研究中,英国19世纪的儿童生活史是一个焦点,它涉及到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这一争论很激烈的研究课题,以及这一时期童年生活模式的各个方面对其他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的儿童的影响等问题。因此,本文将重点对英国在工业革命引起剧烈社会变动时期的下层儿童生活史研究进行评述。但是,这一研究离不开童年和儿童生活史研究的总体框架,因此,笔者将首先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儿童史的总体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把视角拉向19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生活史的研究之一19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生活变迁的研究首先牵涉到人们对于童年的认识问题,它为人们探讨历史上儿童的具体生活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关于西方国家儿童和童年的研究比较少。俞金尧的《儿童史研究四十年》[1]一文,对于西方学术界关于儿童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总体性的......
林天蔚与隋唐史研究
作者：陈长琦
在林天蔚先生的学术生涯中,隋唐史研究是他重要的一个学术领域。林先生先后出版过《隋唐史新编》(香港现代教育出版社1968年)和《隋唐史新论》(台北东华书局1978年)两部隋唐史著作,还发表过多篇隋唐史、敦煌学论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隋唐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奠定了先生在隋唐史学术界的重要地位。《隋唐史新论》是林先生在隋唐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之一。一宽阔的学术视野林天蔚先生《隋唐史新论》一书出版于1978年。这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被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长期控制、压抑的学术研究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是被国内科学界、学术界誉之为“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的开端之年。长期被压抑、被隔离的史学界,此时,正以急切、渴望的心情与眼光,搜寻和注视着香港、台湾的史学界,期盼能够看到分别30年来港台同行的成果。在这种热切的期盼中,史学界的同仁终于逐渐看到了一大批港台史学界的优秀学术成果,自然,也同时看到了林天蔚先生的大作《隋唐史新论》。此时,在国内史学界,业已出版过一批隋唐史研究的学术著作。......
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天文志》正误
作者：郑慧生
《晋书》著成于唐初,为史官们奉诏因旧有资料而修,结果署名唐太宗御撰。书自问世以后,尚没有人为之作过详尽的注疏、校勘。“文革”风雨中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本《晋书》于1974年问世。这当然给死沉多年的学术界带来了一些生气,然而乱中出书,自然不能尽如人意。今就其《天文志》一篇得失粗陈拙意,以就正于大方之家①。1.277页3行:“中宫”。按:古人以星为官,故以天星为天官。钱大昕以为《天官书》中的五宫皆五官,并引“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天官书》)为证,是。当改“中宫”为“中官”。2.277页6行:“天聪明自我人聪明。”按:此语出《书.皋陶谟》,“人”字原作“民”。唐人作《晋书》,避李世民讳而改“民”作“人”。校点本当回改为“民”。3.279页13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按:此句语义不明。在多长时间内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御览》卷二引《抱朴子》郗萌之言曰:“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意谓每一天太阳运行一度,月亮运行十三度,语义明确。当据补“日”字,作“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4.280页5行:“天形穹隆如鸡子,幕其际,......
启(开)封城的性质及其存废原因
作者：葛奇峰
今开封城是在唐汴州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名字却来源于今开封市市区西南25公里的古代启(开)封城。那么启(开)封城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它为什么又名留而城废了呢?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考证,以求教于大家。一启(开)封城的沿革及形制启(开)封城始建于春秋郑国的庄公时期。《开封府志.沿革》载:“(启封)郑庄公筑,以启拓封疆为名。”它在战国又归魏国管辖,因其位在魏国南大门而成为战略要冲之地。西汉时,为避景帝刘启之违,改“启”为“开”,故启封转称开封。唐延和元年(712年)开封县治从启(开)封城迁入汴州城(今开封市区),五代后梁时干脆将汴州改称为开封。而启(开)封城却在此后日渐衰萎,到北宋初期已是残破不堪。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路经此地心生感慨,遂赋《过开封故城》诗一首云:“荒城临残日,鸡犬三四家。岂复古阡陌,但问新桑麻。颓垣下多穴,所窟狐与蛇。汉兵坠铜镞,青血为土花。”明显此时的启封城已经沦为一个一般的村落,到了元、明时期,这里更是田野一片,故城踪迹难觅。启(开)封城遗址位于今开封城西南25公里处的朱仙镇古城村附近,西距古运粮河约1.6公里。1987年,开封......
清代京畿地区满族民间萨满教祭祀考析
作者：姜小莉
由于清代满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其传统的萨满教信仰已与原始形态相去甚远,宫廷与民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京畿地区作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八旗劲旅半数驻扎于此,此处的满洲八旗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远离故土,又有一定的聚居性,同时因居于天子脚下,也最易受到宫廷的影响,因此这一地区的民间萨满教祭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仅以清代京畿地区的满族诸姓作为个案加以考察,分析该地区民间萨满教祭祀的演变特点,进而透视各地的总体情况。一清代京畿地区满族民间萨满教祭祀的内容关于清代京畿地区满族民间萨满教祭祀的情况,有四种珍贵的史料可供参考,分别是鄂尔泰的《满洲西林觉罗氏祭祀书》[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4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索宁安的《满洲四礼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5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震钧的《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在这四种史料中,作者都记载了本家的祭祀情况,内容翔实可靠,而他们所属的西林觉罗氏、纽祜禄氏、完颜氏、瓜尔佳氏均是满......
明代石恂墓志考释
作者：李森
石恂墓志刻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现藏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墓志为一合,石灰石质,方形。志盖长65厘米、宽62厘米、厚13厘米。上篆“明中宪大夫贵州石阡府知府前任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诚吾石公暨元配诰封恭人高氏合葬墓志铭”41字。志石尺寸大小同志盖。志文楷书,45行,满行39字,计1681字。志盖、志石四周均饰花草纹。兹将志文标点断句于下(“”表转行;“□”内为残缺字),并就相关问题做些考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赐正。一墓志录文呜呼!是为石阡守诚吾石公之墓,而潆为之志。公讳恂,字惟谦,诚吾其别号也。世为浙之绍兴人,曰廷秀者,初徙箸于青,因家焉。其后有庚戌进士存礼,以治状显于时。存礼生麒,麒生茂华,是为大司马恭襄公。当世庙时,儿童走卒,东夷西裔之远,无不知有大司马石公也!功烈载在国史,不具论。方司马公镇抚北庭,而公生。甫成童,即有奇表,端严不为儿嬉,见者肃然异之。凡从司马公宦游中外十余岁,其所以事司马公者,钜细咸得其心。入奉温清,出应宾客,而又日夜治经术,析文大义。司马公奇之,曰:“国器也。”欲俾就博士试,坚不应。曰:“儿幸席父业,自可读书娱膝......
民国前期使职设置考略
作者：刘迪香
一使职与巡阅使的设置及其研究现状使职官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它作为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事者必不容不究心”(吕思勉语)。民国前期使职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巡阅使制度。本文使职和巡阅使均从广义说,包括民国前期出现和存在过的各种使职,诸如名称带使与不带使,他使和自封的性质相近的各种职务。民国初年,首次设置使职是为了解决边疆危机。当时,西藏发生边疆危机,为此1913年3月后,民国政府命令四川都督兼川边镇守使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军助剿叛军,后停战和谈。民元年间亦发生外蒙古危机,在俄国的支持下,一度成立“大蒙古国”。中国政府不予承认,从1911年11月起多次谈判,1912年秋冬先后任命张锡銮、姚锡光为东三省西边宣抚使、口北宣抚使;1913年元旦,任命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1913年6月,先后任命尹昌衡、陈贻范与胡汉民、柏文蔚为川边经略使、西藏宣抚使、陕甘筹边使(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辑第44册,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77页)。均属临时性差遣,因事而设,事终则罢。民国初年第二批使职的设置是为了解决内......
读安迪·亚当斯《一个牛仔的日志》
作者：李军
《一个牛仔的日志》(The Log of a Cowboy)是美国著名西部小说家安迪.亚当斯(Andy Adams,1859～1935)于1903年出版的成名作。此书出版后多次再版,被众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视为牛仔生活最真实、最可靠的再现。历史学家沃尔特.P.韦布认为此书“风格独特、生动逼真,是有关牧牛王国小说的经典之作”(WalterP.Webb,The Great Plain.London,1959,p.426)。小说家道格拉斯.E.布兰奇曾称此书为“牧牛王国所产生的一部最优秀的文学作品”(Douglas Branch,The Cowboy and HisInterpreters.New York,1926,p.93)。鉴于我国学者很少对该书进行评价,本文拟从以下几个层面对其在美国西部牛仔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作初步探讨。一牛仔小说的新起点牛仔小说是牛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以美国西部开发为背景,以“牛仔神话”为题材,成功地反映了美利坚民族成长的历史。美国牛仔小说的创作始于19世纪80年代,但多属故事和传说之类的作品。20世纪前后,牛仔小说从安迪.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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