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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
作者：马敏
继城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之后,城市文化史研究日益成为中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近期在活力四射的内地城市成都所召开的“第二届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则围绕“城市空间”、“大众文化”的概念,将对城市文化史的研讨,引向了新的深入。研讨会上,无论是梁元生教授提出的“书写城市五度空间”:地理空间、文化空间、权力空间、生活空间、神圣空间,还是王笛教授对茶馆、街头的叙述,或是李德英、程宝美等对公园、戏园、电影院等“空间”的探讨,就我个人看来,皆指向于如何进一步扩充城市文化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增强其活力。究竟如何才能增强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活力?我以为,首先似乎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改进研究的方法和叙事的方法,注意城市文化史中时常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之处和细微之处。如时下一些学人颇为强调“感觉主义”的历史学或历史中的“感觉主义”(杨念群、雷天:《“感觉”历史》,《博览群书》2007年第8期),其实,将“感觉史”概念引入城市文化史研究,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选择。突然便想到了姜文的拍电影。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近期的《太阳照常升起》,姜文的电影说白了其实就是......
中国近现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问题
作者：姜进
为什么要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提倡都市大众文化研究?首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国内史学界所忽略的领域。其实大众文化研究在国外自1970年代以来就开始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文学、文化人类学、史学、传媒研究等人文社科领域中的重要方面了。在国外的历史学界,法国年鉴学派提出了从环境、社会、心态全方位研究历史的模式,并针对传统政治史、思想史忽视普通人群的弊病,倡导作为心态史的文化史研究。缘自英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对英雄史观的根本立场,其代表作可以追溯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Thompson的名著The Making of the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大众文化自198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欧美史学研究的主流,成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从我们国内的情况来讲,由历史学界来组织,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都市大众文化,才刚刚开始,但是进展很快。2005年年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发起主办了第一届中国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研讨会;2007年7月,由四川大学、华东......
中国城市的微观世界——从成都茶馆个案看都市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作者：王笛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欧美城市史学者对公共聚集场所,诸如咖啡馆、酒馆、酒吧间等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那些地方陌生的人们聚集,交流信息,进行家庭和朋友之外的公共生活。虽然公共空间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种人们,特别是下层,从事日常生活活动。但是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长期为城市史学者所忽视,因此,我希望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考察,揭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的研究范围日渐缩小,从整个长江上游区域(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到街头文化,最后到茶馆。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我使用“街头文化”这个词代表街头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活动,诸如店铺的装潢、幌子、民间艺人表演、庆祝活动、以及人们在街头的谋生方式。现在,我进一步把研究的焦点从一般的公共空间,转移到一个更具体、......
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
作者：周锡瑞
被邀请参加这个笔谈,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个笔谈是根据我在2007年7月参加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的国际会议的发言。大家知道,我对城市史从来没做过专题研究。以前,我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我长期关心的是农村社会和民众运动,也写过专著。前几年,我的一些研究生对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城市文化作过博士论文研究,我是通过他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主编了《中国城市的重塑》(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JosephW.Esherick,ed.,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H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我对中国城市史的了解,多半是从这些学生或者其他海外学者(如王笛教授,卢汉超教授)得到的。我的知识和诠释上的不足之处当然得由我自己来负责。这里我想讨论的议题是现代城市物质空间的变化与现代城市居民文化之间的关系。我特别关注城市改造———即从清朝末(新政时期)到1949年这一段......
从精英到大众:近年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从上到下”取向
作者：卢汉超
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即“从上到下”取向。1990年代以后,不少城市史著作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相结合,使这个趋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这些持“从上到下”取向的学者,很多有多元的学术背景。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一开始就是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的领域,虽然研究者以历史学家为主,但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中国语言文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其间,并有重大贡献。例如在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里作开拓性工作的施坚雅就是人类学家。以写人力车时代的北京成名的史谦德(David Strand)是学政治学的,从新劳工史角度(即注重工人日常生活和文化)研究上海工人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也是政治学教授。近年来历史学本身有跨学科的趋向,中国城市史研究就更加丰富多彩,例如妇女史、通俗文化史、建筑史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1959年出版的南宋末期杭州城市生活史由斯丹佛大学于1962年翻译出版,可视为战后美国对中国城市生活研究的一个开端。在中国文化中,城市往往与一些消极的事物......
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
作者：段渝
商文明高度发达而且开放性十分强烈。有商一代,商王朝在政治上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个方国发生并保持着程度不等的广泛联系,文化上则在吸收各地优秀文化的同时,向各地作强劲辐射,因而不但大大扩展了商王朝的版图范围,还极大地拓宽了商文明的分布空间,使它盛极一时,成为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最辉煌、最有影响力的文明之一。在商王朝政治扩张和文明辐射的强烈冲击下,深居西南腹地的古蜀王国不能不与它发生深刻的联系,不能不对它作出强烈的回应。然而,要深入研究商王朝与古蜀王国的关系,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由于文献不足征,商蜀关系的研究从来就是先秦史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难点。虽然早在殷卜辞里,就有商王朝与古蜀关系某些方面的记载,但由于卜辞过于简略,加上历史文献的阙载,所以学者们对殷卜辞中关于商蜀关系内涵的解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说法。而其解读也主要集中在对古蜀地理方位的考释方面,对商蜀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等具体内容则颇少论及。20世纪,学者们曾根据四川新繁水观音和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资料,论说商末周初蜀文化所受商文化的影响[1],不过亦仅限于对青铜器形制花纹等方面的认识。近年由于......
先秦道家“道”论新解
作者：李晓
“道”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确是负载最重的语词。先秦时期的礼崩乐坏,不但导致价值的失序,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变局和时代危机,这迫使时人重新思考宇宙人生的各种关系。“道”被先秦道家重新命名而赋予新的内涵,从天的界域而转向人的视域,走向与人的沟通,并始终保持天人之间的联系。“道”发展成为一个统摄所有现象、包揽一切的概念,也成为诸子百家共同关切的时代课题。首先论及这个问题的是老子。老子取消了殷周以来的人格神———“天”的至上权威,他建立了一个超绝时空的、融通万物的形上本体:“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第25章)从而以对世界统一论的寻求,开始了先秦道论的滥觞,也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永恒课题。《管子》、《庄子》继承了老子之道的统一性思想,并对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做了说明,涉及到万物的生成过程,构成了从老子到《易传》的中介。[2]综观近百年来中西对“道”的诠释,可谓义涵丰厚,歧点迭生。后世学者分别对道提出了形上论———包括本体论和宇宙创生论、规律规则论、人生价值论和实践......
杨业之死发覆
作者：张其凡
20世纪以来,杨业及杨家将的研究一直是宋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自1943年重庆说文社出版卫聚贤《杨家将及其考证》以来,有关杨家将的研究或通俗著作迭有问世。仅统计1949年以后的著作,即有田羽、沈起炜、郝树侯、石梁、张立志、穆紫、纪振伦、常征等人的十余部专著刊行。至于研究杨家将的文章就更多。2007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蔡向升、杜雪梅主编的《杨家将研究·历史卷》一书,凡95万字,将迄今为止有关杨家将研究的论文大都收入。内中余嘉锡先生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一文,不仅年代较早,内容也最具价值,有关杨家将的史料,此文差不多已引录殆尽。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以顾全芳、李裕民先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在杨家将的研究中,杨业之死是一个重要课题。专门讨论杨业之死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篇:降大任《有关杨业晚节的一个疑点》,载《山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管建《谈谈杨业的死因及其历史教训》,载《殷都学刊》1980年第1期;邓广铭、张希清《评杨业兼论潘杨关系》,载上海《文汇报》1981年4月6日;闻立鼎《潘美陷害杨业考辨》,载《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任崇岳《关于抗辽名......
洪武朝内府官制之变与明初的宦权
作者：胡丹
关于明代宦官的专权和危害已有许多论述,然而就其制度的研究始终是个薄弱点,论者或将宦官视作附生于政体之上的“毒瘤”而嗤之以鼻,或仅仅满足于利用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诸司职掌》所记的材料。但刘氏《酌中志》记述的是明末的情况,以司礼监为首的完备的内府监局衙门不过代表了明朝宦官制度的最为典型和成熟的形态。造成宦官官制研究“热心”者不多的原因,除了某些人的歧视,不承认宦官作为制度的合法性这一原因之外,还有史料异常零散、缺略等方面的因素。以内府建制与职掌为例,明代仅洪武时期修的两种“祖训”即《祖训录》和《皇明祖训》里有不完整的记载,《诸司职掌》、《大明会典》等制书则根本不予载录,国史“明实录”所记又相当粗略,致使研究起来颇难措手。这使得把宦官放在与其他制度的相互关系中———如司礼监与内阁———加以对比研究的较多,以其本身的衍生变化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则极少,探讨明初宦官制度的文章尤不多见。这其中黄彰健先生的《论皇明祖训录所记明初宦官制度》[1]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篇。黄文首次利用《祖训录》中的材料,对明初内府制度特别是司礼监和内官监职权的变迁做出勾勒。然而那已是四十多年......
试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作者：张明富
明代宗学设置于何时,学术界存有较大的分歧。有的认为,明代宗学的正式设置大概始于嘉靖九年(1530年);[1](p427~429)有的则认为,设置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2](p187~189)然经笔者考证,明代宗学的设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从隆庆三年(1569年)明政府正式批准山西13个王府设置宗学开始,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最后一次批准山东3个王府设置宗学为止,历时49年,近半个世纪之久。其间,批准设置宗学的王府如下:表1批准设置的时间亲王府郡王府隆庆三年(1569年)晋府、沈府庆成、永和、安宁、隰川、阳曲、西河、交城、灵丘、山阴、襄垣、怀仁隆庆四年(1570年)周府、赵府、唐府、崇府隆庆六年(1572年)靖江王府万历十八年(1590年)建安、乐安、弋阳万历二十年(1592年)蜀府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楚府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益府万历四十年(1612年)韩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秦府、庆府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鲁府、德府、衡府上表显示,批准设置宗学的亲王府16个、郡王府14个。明代先后设置的宗学共30所[3],......
严复与袁世凯关系探微
作者：辛红光
严复,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袁世凯,晚清重臣、民国总统、洪宪帝制祸魁。二人的政治主张、学识乃至性格差异明显,本非同路人,然而却有着近三十年的交往经历,二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某一方面(如筹安会)研究入手涉及二人关系的文章多有,而专门以严袁关系为题系统梳理和解读二人关系的文章,代表性的共3篇。①在严袁关系的发展轨迹上,这些成果倾向于认为二人早期交谊深厚,不分彼此,戊戌后则走向疏远和对立,辛亥革命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严复开始再次走近和支持袁世凯,并且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同时,学者们还都注意从政治理想层面来索解严袁的交往,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对严袁关系进行思考,也认为,严复与袁世凯在近三十年的交往中,关系始终在或远或近之间。严复对袁世凯的态度始终是同一阶段此一问题上的赞许伴随着彼一问题上的鄙视,或者是不同阶段这一方面的支持又与那一方面的不支持形成鲜明对照,是若即若离的矛盾交织体,二人的交往轨迹更折射出二人政治思想的离合,时代印记清晰。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拟分早中晚三个时期来梳理严袁关系。这里所说的早期,是指......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
作者：左玉河
1928年正式创建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不仅是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担负着与全国其他学术机构合作研究之使命,而且被赋予促进、指导、协调全国学术研究活动之重大职责。为承担此项职责,中央研究院与国内许多学术研究机关进行了海洋学、气象学、生物学、地质学等方面的合作。但真正将中央研究院“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功能有效地发挥出来者,当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制度之建立。本文通过对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建立过程及其两届年会之考察,分析该评议会联络与指导全国学术之功能,以深化对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指导、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之认识。一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之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之性质,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为“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后来公布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正式表述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将“科学”改为“学术”,虽仅一词之改,却表明中央研究院研究范围之扩大: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研究,而且包括社会人文科学之研究;不仅仅是狭义之“科学”,更非仅仅为“自然科学”,而是指包括“科学”在内宽泛之“学术”。这样的学术定位,不仅使中央研究院成为中国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之最高研究机构,而且成为人文社会科学......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
作者：蒋宝麟
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局势较前相对承平,国内建设问题开始逐渐成为朝野上下广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乡村建设运动随之兴起。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重视对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并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这场社会运动发展历程与兴衰成败的论著①。但应注意的是,在这一场运动进行的同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伴随而来。然而,学界至今对于这场论争的研讨似乎尚少得见,相关的研究也多将注意力停留在几方言论的概念层面和观念的对立冲突点上,而对于论争的史实重建和时代语境中各方观念的异同与互渗,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关怀所指,则鲜有述及②。①郑大华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还有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李金铮:《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10月号;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等。海外中国学界对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如Hayford C......
从政治沟通的视角看彭德怀事件
作者：何云峰
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出了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酿成了一起震惊世人的历史冤案,史称彭德怀事件。彭德怀事件是建国后中共党内政治沟通不正常的一个典型个案。所谓政治沟通,是指不同主体之间所进行的政治信息的传递和交流过程、活动。其中,政治系统内部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是政治沟通的主要表现形式。[1](P110)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上书,就是政治沟通的方式之一。从政治沟通的视角研究彭德怀事件,鲜见有人涉及。本文对此作一探讨,借以抛砖引玉。一彭德怀上书是对党内政治沟通不正常的反应彭德怀为什么要给毛泽东上书?从政治学的视角看,主要是党内政治沟通不正常所致。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对庐山会议的正式政治沟通“空气沉闷”不满意。彭德怀是在访问东欧诸国后上山参加庐山会议的。他对会议的气氛感觉很不满意。在西北组他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他特别强调现在“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显然,彭德怀认为与会者多有顾虑,没有能够做到推心置腹、畅所欲言。7月12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
1957年《澳日贸易协定》签订的历史背景
作者：汪诗明
太平洋战争期间,澳大利亚与日本是敌对国家。战后,澳大利亚虽然接受了美国主导的与日“软”和平条约,但两国政治关系恢复较慢。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贸合作来带动双边交往,增进共识,不失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选择。从民间贸易的恢复与发展到最后达成互惠贸易协定,这中间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了解该贸易协定签订的历史背景,对于认识这一特殊时期澳日关系的变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此做初步的探讨。一澳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国的经贸往来已达到较高水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国贸易往来一度中断,但战后又很快得以恢复。其主要原因是,澳日两国都面临战后重建任务,澳大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农副产品需要找到一个较为稳定、便捷和有利可图的市场,而在美国帮助下经济快速恢复的日本对上述产品有着自身无法满足的需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澳日贸易协定》是战后两国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必然产物。早在20世纪初,澳日就开始了较为密切的经贸往来。日本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对玉米、大米、小麦、肉类以及羊毛等产品的大量需求,有地利之便且农副产品相当丰富的澳大......
美国西部牧区妇女在拓荒时期的重要贡献
作者：周钢
内战后在美国西部迅速兴起的“牧牛王国”,因其最具边疆特色而成为史家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但由于牧区是男人的世界,妇女很少,因此在大量关于“牧牛王国”的著作中,极少有对妇女的研究。其实,妇女是牧区社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她们对“牧牛王国”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本文试对美国西部牧区的妇女问题作些初步论析。一艰辛经营的女牧场主美国西部牧区的牧场主多为男性,但也有少数女牧场主,她们同样为牧牛王国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却要付出比男牧场主更多的艰辛。利齐·约翰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女牧场主。她的全名是伊丽莎白·E.约翰逊。1843年,约翰逊出生于密苏里州。1852年其父在得克萨斯州海斯县创建约翰逊学院,不久,她也搬到了那里。约翰逊学院是科罗拉多河以西第一所高级学校。她从16岁开始在学校教书,还靠为《弗兰克·斯莱利杂志》写小说增加收入。她边攒钱边投资。一次,约翰逊从芝加哥的埃文思、斯奈德和贝韦尔牧牛公司买了价值2 500美元的股票。3年后,她把股票卖掉后获得2万美元。1871年6月,约翰逊投资牧牛业,在特拉维斯县印记簿上登记注册。此后,她对牧牛业投入的资本和精力也越来越大......
18～19世纪英国志愿医院兴起初探
作者：桂奋权
19世纪,英国的医院主要有两种类型———志愿医院和济贫法医院。[1](p4)[2]由民间自愿捐资、自发修建的医院统称为志愿医院(VoluntaryHospitals)。这些医院一般遵照捐资者的意愿以人名、地名来命名。有的经议会审议、王室恩准,冠以“皇家”之称,如利物浦皇家医院(Liver-pool Royal Hospital,1749)。自18世纪初起,英格兰、威尔士建立起大量的志愿医院,为人们提供医疗救济。一般情况下,人们凭捐资者的介绍信去志愿医院即可得到免费治疗。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志愿医院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涵盖了工业革命时代(1760~1840年)、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直至二战结束。可以说,志愿医院为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奠定了重要的物资基础,为全民医疗服务的顺利推行铺平了道路。一志愿医院的建立18世纪初,去医院看病的人并不多,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医院和济贫院、救济所没有太大的差别。1724~1727年,英国著名作家笛福游历伦敦,写道:“在城市里,济贫院随处可见,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有这么多出于私人之手的慈善机构,可以说,为孩子......
论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
作者：党超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顾后有益于瞻前,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生态认识与实践将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智地面向未来。然而,目前对中国古代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①。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然而,与经济发展相伴而行的却是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和恶化:土地滥垦,“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1](《通有》);毁林严重,平原地区的天然森林资源已趋枯竭。尤其在一些农业开发较早、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已经明显感到了木材的匮乏。如《盐铁论》中有关于梁、宋等地缺乏木材的记载。由于生态的破坏,环境质量下降,水、旱、蝗和疾疫等灾害发生十分频繁,两汉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灾害多发期。据统计,自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425年间,共有242个年份发生了灾害,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20年次(灾害发生的次数以年计算),平均1.01年发生1次,可谓无年不灾[2]。面对生态环境破坏......
明清沙苑回、汉民的经营方式与生态环境变迁
作者：刘炳涛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经营方式,而不同的经营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也就不同,尤其是像沙苑这样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这种影响显得尤为明显。目前学术界对沙苑地区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沙苑形成的研究,如余汉章的《渭洛三角地带沙苑的沙丘地形》①、李昭淑的《沙苑地貌成因与治理的研究》②。二是对沙苑变迁的研究,如王元林的《沙苑的历史变迁》③。本文在各位研究的基础上,试从沙苑内的居民及其经营方式入手,探讨明清时期沙苑生态环境的变迁。一沙苑的位置及居民沙苑之名最早见于《水经注》,“洛水东南经沙阜北,其阜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沙苑。苑南则渭水经焉”[1](卷二八《沙苑监》,引《水经注》)。这表明至迟在北魏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时,沙苑已经形成。唐宋时期,沙苑用作牧地置监养马。金元时期,沙苑仍置牧监,但作用已大大降低。明初为郭驸马草地;明中期以后,其地渐为开垦,人类活动对其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逐渐明显。沙苑位于今陕西省大荔县境内,西起孝义镇,东至赵渡镇,东西长4 0公里,南北宽1 0公里,介于洛河与渭河之间的第二级阶地表面。从沙苑中的沙丘看,沙丘迎风坡向东,......
中华书局校点本新旧《唐书·地理志》勘误六则
作者：宋卿
两《唐书》是“二十四史”中记载唐朝历史的两部重要典籍,其中华书局校点本之《地理志》部分在记载福州都督府和营州都督府所督诸羁縻州的州县设置时,有一些词语、时间和州名出现脱、误现象,试勘误如下:一福州都督府《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福州中都督府,“隋建安郡之闽县。贞观初,置泉州。景云二年,改为闽州,置都督府,督闽、泉、建、漳、湖五州。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依旧都督府,仍置经略使。二十二年,罢漳、湖二州,令督福、建、泉、汀四州。旧属岭南道,天宝初,改属江南东道”。我认为这里的“令督”应为“今督”。该条史料中提到,开元二十二年,罢漳、湖二州,令督福、建、泉、汀四州,也就是说开元二十二年,福州都督府督福、建、泉、汀四州,其中福州原称闽州,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建州,武德四年置;泉州,隋建安郡,又为泉州。此三州在都督府设置之始,即由其都督,开元二十二年福州都督府督此三州毋庸置疑。那么依此推理,则开元二十二年应该有汀州的设置,否则何言督之?但是两《唐书》地理志却明确记载汀州设置于开元二十四年。《旧唐书》卷40《地理志》:“汀州,下,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
李觏《周礼》学述论
作者：夏微
李觏是北宋杰出的平民思想家,他既是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的思想立论者,也是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新法的思想先驱者,其提倡改革、谋功用世的思想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如此,李觏还博通儒家经典,他“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盱江外集》卷一《范文正公二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故“东南士人,推以为冠”(《盱江外集》卷一《告词》,第336页)。诸经之中,李觏“尤长于《礼》”(《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7册,第607页),而《周礼》最受其推重。其《周礼》学著述不仅包括《周礼致太平论》十卷,还包括《礼论》、《富国策》、《安民策》、《强兵策》、《平土书》、《常语》、《明堂定制图序》等带有政论性、学术性的文章。李觏经常在这些文章中援引《周礼》并加以诠释,以阐述自己的思想。《周礼》既是李觏学术思想的经典依据,也是其功利思想的理论源泉,可是学术界对李觏的研究多聚焦于他的功利思想,其《周礼》学迄今尚无专文进行论述,这无异于知标而不知本,治末而未理其源。有鉴于此,本......
清代循吏曹谨对民本思想的实践
作者：武回忆
循吏,乃治理一方且能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之官吏。在循吏中,按其功绩作为又有俗吏、才吏、贤吏之分。自太史公在《史记》中作《循吏列传》始,以后“二十四史”几乎都有《循吏列传》,各朝皆有循吏载入史册,其中以清朝最多,达115人,曹谨即为其中之一。清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读李棠阶撰写的《曹谨墓志》开头就写道:“数十年来,天下称循吏者,必曰河内怀朴曹公。”(李棠阶:《曹谨墓志》,现藏于河南省沁阳市博物馆“河内石苑”碑廊)在清人口碑中,曹谨属贤吏之列,道光十九年(1839年),时任台湾知府的熊一本在《曹公圳记》中就称曹谨是“知民之本计,而有强毅之力,真实无妄之心”的贤吏。我们循着曹谨的仕宦生涯,考察他的循吏风范,不难看出他是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思想———民本思想的实践者。曹谨(1787~1849年),字怀朴,号定庵,清朝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省沁阳市)人。据《台湾通史·曹谨传》记载,曹氏“初名瑾”,故《清史稿》曹氏本传中做“曹瑾”。但一般多写作“曹谨”,如李棠阶所撰《曹谨墓志》即如是称之,曹氏本人所作《筹议练兵稿》后也自署“卑职谨敬禀”,故本文也以“曹谨”称之。曹谨于嘉庆十二年......
南社人的生活与社会活动方式
作者：李国平
南社是发起于清末的文学团体,向来被认为是民主革命派的文化大军,而历来谈南社者也都津津乐道于南社成员的革命者身份和南社的革命贡献,比如长期担任南社主任的柳亚子在忆及南社成立时,就不无得意地说:“到会的17位社友中间,有同盟会会籍的是14人,足可证明这一次雅集革命空气的浓厚了。”(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但是,假若我们对南社的活动方式及其成员的行为方式略加探究,就不难发现“名士风流”在他们身上远比“革命空气”表现得突出,而且这一倾向到民国成立以后尤甚。确实,南社最初的成员多为同盟会会员,在政治上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但他们所理解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种族革命”,他们感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恨满人的凶横,渴望“光复旧物”。而所谓“光复旧物”,自然也包括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用南社社员冯平的话说,即是希望“爱国好古之士”,“共谋保存国粹,商量旧学,于是诗词歌曲,顿复旧观”。(冯平:《〈梦罗浮馆词集〉序》,《南社丛刻》1919年第21期)因而,尽管南社有意“作海内文学之导师”[高钝剑(高旭):《南社启》,《民吁日报》1909年1......
敬告作者和读者
作者：
一、本刊是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大型史学专业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稿件。二、来稿一般应在15 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也应控制在20000字以内。囿于经费，恕不退稿。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行×36字)打印稿，并使用较宽行距，以便于编校。投稿时，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文本同时寄送的办法。打印稿寄至“河南省开封市明伦校区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邮编：475001；电邮发送，信箱见目录页，发送时请在“主题栏”中显示文章标题。三、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凡研究性论文均应有相关课题的学术史内容，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评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状况。完全没有此类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反对一稿两投。凡发现有此类行为者，十年之内不受理该作者的任何稿件。四、文稿请务必参照本刊2004年以来栏目格式进行文章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作者简介、关键词、摘要、英译诸项目的著录。并特提请注意，为方便广大作者和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