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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评
作者：朱汉国;方艳华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沿袭多年来人们的分期称谓习惯,即关于191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其间,以1949年为界,1949年前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范畴,1949年以来为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史的范畴。所谓政治思想,简言之,就是关于政治的理论、主张和观点。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所研究的是中国现当代历史阶段中各阶级、党派、团体、个人关于国家政治活动方式、任务、内容的理论和主张。但是,1978年以前,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束缚,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长期被囿于中国革命史的分析框架中。在学人们的著作中,有关政治思想的内容,大多偏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阐释。关于其他党派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则是语焉不详,或作为批判的对象论之。学人们关于1919年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比较系统的研究,则是从1978年开始的。在1978年以来的30年中,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研究的深入,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其进展突出地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二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专题性研究日渐深化。本文在参见相关......
汉代法律体系及其研究方法
作者：杨振红
研究汉代法律体系者首先不得不面对材料的困境。汉律早已亡佚,汉代文献关于汉律的记载不仅十分稀少而且相当零散。即使是集中叙述汉代刑法情况的《汉书·刑法志》,其内容也少得可怜,后人对汉代法律体系的总体认识甚至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唐时编纂的《晋书·刑法志》等晚出文献。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等法律文书的出土,虽然使材料状况得到很大改观,但远未达到一目了然的地步。这不仅使汉代法律史充满了谜团,而且也使研究者不得不面对如下问题,并做出选择:在史料没有明确记载的情况下,我们是否需要、是否可以依据现有史料,通过挖掘其间的内在联系,对诸如汉代律令结构、法律的修订等问题进行探讨?历史学是否允许在实证之上建立假说?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利用现有的资料?对于《晋书·刑法志》这样晚出的史料,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如何将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法制史研究中是否可以运用现代法学的知识体系和概念?如何运用?张家山汉简释文公布以后,笔者不揣浅陋,撰写了两篇文章:《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1](下文简称拙文A)、《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
乌台诗案与苏轼“以诗托讽”
作者：周宝荣
苏轼作为大文豪,在诗、词、文、书法等领域均有创新,但学界历来对苏诗①评价的分歧很大。从宋人开始,对苏诗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例如,苏辙认为,苏轼的诗“比杜子美、李太白为有余,遂与渊明比”[。1](卷二○《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对此晁说之反驳道:“以东坡之诗胜李、杜而比陶渊明者,其言大可惧哉。”[2](卷十四《和陶引辨》)南渡之后,苏诗注家渐多,既有分类注,也有编年注。从南宋中期以后,江西诗派和朱熹等理学家对苏诗多有批评。明代由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宋诗受到冷落,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尊唐派文人独“于子瞻不敢轻议”[3](《东坡诗钞小传》)。清代的苏诗研究成果丰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注,主要有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沈钦韩的《苏诗查注补正》等;二是诗评,主要有查慎行的《初白庵诗评》、汪师韩的《苏诗选评笺释》、纪昀的《评苏文忠公诗》等,清末还出现了张道的《苏亭诗话》;三是研究,如朱从延的《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邵长蘅等人补注的《施顾注苏诗》。清人研......
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
作者：申万里
京城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历代政治家和各种人才施展才能的最广阔的舞台,因此对于各地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儒士来说,京城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基于这一点,中国古代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经常到京城寻求个人发展的空间和机遇。在古代文献中对这种现象的记载很多,如西汉学者扬雄[1](卷八七下《扬雄传》)、宋朝学者欧阳修[2](卷四一《释祕演诗集序》)和儒士卢稹[3](卷四四一《文苑三·卢稹传》)、金朝儒士李仝[4](卷四一《李仲和墓碣铭》)等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尽管历代对这种现象毁誉不一,但它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儒士寻求个人发展的一种方式,对历代选举制度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元朝是蒙古贵族统治的王朝,江南儒士的处境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四个等级群体中,江南儒士属于南人,政治地位最低。元朝有限的科举、荐举以及“岁贡儒吏”的选举制度,很难满足其入仕要求,①于是大量江南儒士到都城大都(今北京市)寻找发展机遇,成为大都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比较活跃的社会群体。有关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丁昆健《从仕宦......
胡适梁漱溟宪政心态之比较
作者：魏继昆
宪政,是
国时期知识分子魂牵梦绕地企盼追求的重要理念及其目标。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在介绍、探索和推动宪政民主的理想在中国化为现实。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宪政,中国能否实现宪政,在中国怎样实现宪政,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认知及态度中却不尽相同。笔者曾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宪政问题作过初步研究①。因而本文在原来思考和探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曾有重要影响的两位著名人物胡适与梁漱溟的宪政心态作一比较分析,并求教于学界的同行。一胡氏乐观主义的宪政心态之表征关于民主宪政问题,胡适曾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和探索。透析胡适的宪政思想与实践,不难看出,胡适是一位始终如一的、坚定的宪政主义者,终生信仰、探求和推动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实现。这种一如既往、不改初衷的乐观主义宪政心态,确令人敬佩。自1904年胡氏入上海读书,尤其是1910年留学美国起,他通过对美国民主宪政的耳濡目染及学习和研究,愈来愈深信宪政具有普适性,认为这一财富,不仅仅为美国所据有,应该为整个人类社会所共享。他深信在中国无论宪政之路如何曲折艰难,最终也一定能够步入宪政的正轨,并强调这是不容置疑的。因而在其此后的......
试论雷经天的司法思想
作者：赵金康
雷经天,原名荣璞,字季鲲,号经天,1904年①生于广西南宁。曾参加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广州起义。全面抗战爆发后,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事庭长,1937年9月初,中共中央任命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董必武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1](298),高等法院院长一职由雷经天代理。1939年2月3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雷经天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1941年11月7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再次选举雷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直至1945年3月9日,其中1942年6月至1943年12月,雷奉调去中央党校学习,由李木庵代理院长。1945年3月9日由王子宜代理院长。雷经天代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时间为一年零五个月,正式任职前后共4年又5个月。学界对雷经天的研究较为薄弱,现有成果主要是评价其对中国革命或对上海社会科学院或对华东政法学院(雷曾任该院院长兼书记———引者注)的贡献,较少涉及雷经天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期间的司法思想,本文拟对其关于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的性质、审级制度、改造犯人的思想试作评述,不当之处,请学界批评。一雷经天认为,陕甘宁边区......
С.Ю.维特与俄国土地改革政策的确立
作者：张福顺
国内史学界对20世纪初俄国土地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内容及其结果,①对此次改革如何在政府中酝酿、改革政策如何制定却无人探讨。实际上,斯托雷平只是俄国土地改革的执行者,改革政策的制定在维特时期已经基本完成。本文将以С.Ю.维特的国务活动为线索,全面阐释20世纪初俄国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就维特在土地改革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提些粗浅的看法。一维特和农民土地问题的提出维特1849年出生于梯弗里斯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高加索国有资产局的局长,母亲是萨拉托夫省副省长的女儿,特殊的成长环境使维特在青少年时期对农村没有什么印象。维特的大学生活是在敖德萨的新俄罗斯大学度过的,他学的是数理学,与农业相距很远。1869年,20岁的维特来到了敖德萨省长办公厅工作,几个月后转去管理敖德萨的铁路事务。在近二十年的工作中,他从一名会计助理员变成了铁路运输事务的主管。后经И.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推荐,维特担任了财政部铁路事务局局长[。1](p4~5)1892年2月,维特就任交通大臣。同年8月,维特被任命为财政大臣。长期在西南部地区同铁路事务打交道的工作经历使维特很少有机......
美国村镇制度的演变
作者：孔庆山
村镇制度(township)①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对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诸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美国独立后西部的开发与建设及其后来美国北部和西部诸州的政治建设与行政管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美国是靠村镇制度征服西部的。②村镇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嬗变过程,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这常常为大多数学者所忽略。国外学者对不同时期的村镇制度问题有一些零星分散的论述,而且主要是以村镇为载体或单位,来研究某个村镇的社会、经济、人口、教育、移民、开发和税收等问题,很少有人就村镇制度本身进行系统的研究。③中国研究国内*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A类项目(GW2006—TA—010)及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资助,特此致谢。①关于township的翻译,国内目前主要有“镇区”和“城镇”两种译法,但这两种译法都不确切。“镇区”只能反映township长期演变过程中某一短暂时段的含义;而“城镇”一译与township更是相距甚远,因为township“既不是城,又不是镇”。城或镇可以说房屋的集合......
同治回民事变后黄河上游区域的人口与社会经济
作者：黄正林
本文所说的黄河上游区域主要是指清朝时期的甘肃,1929年甘肃分治后的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同治元年(1862年),当中国南方太平天国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在西北爆发了以回民为核心的反清事变,这次反清斗争的中心在陕西和甘肃(包括甘肃所属的宁夏府、西宁府)。关于这次反清斗争,由于受“革命范式”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次回民事变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事变本身的研究,如事变的原因、经过、性质、人物等①;一是对左宗棠镇压这次事变及在西北作为的研究②。但同治回民反清事变对黄河上游区域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鲜有专门研究。本文不再描述回民反清的过程,只对回民事变后黄河上游区域人口、回民人口及居住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影响等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论述。一黄河上游区域人口锐减我们先来看这次回民事变前的甘肃人口情况。乾隆年间是甘肃人口的发展高峰,乾隆十四年(1749年)达到570.9万;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达到1 153.7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1 506.8万。此后,甘肃人口增长出现了低迷或停滞,直到同治元年(1862年)回民反清事变前夕甘肃的人口为1 ......
近代北方口岸与上海间外贸埠际转运变迁
作者：唐巧天
早在开埠前,北方口岸便与上海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埠际贸易。元代漕粮海运之时,已有上海绕山东半岛到天津的北洋航线。明代永乐年间开通大运河,停止了海运漕粮。清初因郑成功占据台湾抗清,清政府于1655年(顺治十二年)严下禁海令,至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方解除海禁,北洋航线得以重新开辟,形成了上海至天津、营口(牛庄)、烟台(芝罘)三条航线,往来密切。时人著述说:“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1]从中可见其时北洋航线之繁盛,当时上海与北方港口间的埠际贸易以上述的内贸商品为主。至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港口优势得以发挥,发展迅速,很快便取代了广州跃居全国外贸中心。五口通商时期,上海仍与北方口岸保持密切联系,并已开始有沙船从事外贸商品的转运,但仍以内贸商品的流转输运为主[。2](p16)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方口岸相继对外开埠通商,轮船也成为主要运输工具,上海与北方口岸间埠际贸易往来更为密切,由于北方口岸尚不具备直接开展对外贸易的能力,很快便形成了以上海为指向的外贸埠际转运。上海在相当长......
齐文化与道家源流
作者：王克奇
关于道家思想的文化背景,学术界多以荆楚文化许之。更有以北学、南学的区别,解释儒、道思想之差异者。综观道家源流,与齐文化关系最为密切。至于以北、南之学的区别来解释儒、道之异,乃是不了解先秦时代文化的主要分野为东夷、西夏两系,以及由此形成的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对峙,南北学术的分立是魏晋之后的事情。本文试将道家思想的源流与其母体文化齐文化的形成发展做同步考察,旨在揭示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若论及齐文化,应溯及它的源头东夷文化。“东夷”是中国远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统称,《大戴礼记·千乘》篇说:“东辟之民曰夷。”王献唐说:“中国古代民族历史,整个的是夷夏的历史;中国古代民族文化,整个的是夷夏文化。[”1](p208)道出了东夷文化的历史地位。①东夷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区之一,东夷的“天道”文化源远流长。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在大汶口文化中已反映了当时人对天的崇拜,当时墓葬出土的陶罐,往往有用朱彩绘制的太阳图案。而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尊上,也刻有日、月、山或日、云的图形[。2](P117)《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注曰:“天之神,日为......
论晚清民国时期“卫生”涵义的演变
作者：杜志章
一引论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今中外文明的交流与冲突异常激烈,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近代西方文明通过宗教、贸易、战争等途径大量输入中国,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发生了急剧变化,进而焕发出现代文明的气息。新语汇的产生和运用正是这一文明进程的重要表征。“卫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语汇,它早已存在于中国传统文言之中,当近代西方科学知识涌入中国以后,人们用“卫生学”来译介西语中的“hygiene”,从而给传统“卫生”赋予了新的涵义。然而,当新语“卫生”被引入中国以后,其涵义在频繁的使用过程中又发生了变化。民国及以后广泛使用的“卫生”,既不同于传统之“卫生”,又不同于近代从西方引进之“卫生”,而是一个融会古今中外文化的结晶体。“卫生”涵义的演变过程,正是中华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碰撞中不断演进的过程。因此,对“卫生”涵义源流的考察,是探寻中华文化演进脉络的一条路径。关于术语“卫生”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①然而多数研究者以近代术语“卫生”的生成①民国时期的著作有彭文祖的《盲人瞎马新名词》(東京:秀光舍,1915年)、陈方之的《卫生学与卫生行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等......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范毓周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也是起源和形成时期最早的文明体系之一。因此,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很早就引起学者的关注和探索。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如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unner Andersson)在发现仰韶文化后发表讨论中国文化的起源算起①,迄今已经有87年的历史。80多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分途并进、共同探讨,在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领域里已经取得许多可喜的成就,但是仍然有不少问题尚难定论,需作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在当前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全面展开的新时期,系统回顾80多年来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的历史进程,认真分析其中的得失,从中寻绎未来前进的方向,对于推动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入①安特生于1923年发表讨论仰韶文化的著名论文《早期中国文化》见An Early Chinese Culture,Bull.Geol.Soc.Of Ching5(1923),No.1,p1~68;后又收入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
民本思想对古代治国理念的影响
作者：余桂芳
作为古代政治思想重要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拥有自身的思想和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古代君主治国理念的形成有着无法替代的基础作用和指向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君主治国理念的定型与运用。深入研究民本思想与君主治国理念的关系,可以从中国政治文化自身形成的脉络中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遗产,从而为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推进当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奠定历史文化基础。一“以民为本”与“立君为公”如何看待“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古代治国者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既包含着在思想上如何认识,也包含着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是否体现了这些认识。从治国理念的角度看,“以民为本”至少包含二层含义。首先,民是国家的根本,治国就是治民。古代统治阶级对于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重视民众,爱护民众,政权才能巩固,国家才能太平。如《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桓公六年:“天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致力于神。”西汉的贾谊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大政上》)“民”被看作是自......
唐太宗武德九年分封功臣的背后
作者：张洁;赵海滨
在唐朝前期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有两批功臣集团特别引人注目。第一批是在太原拥立李渊起兵反隋的功臣,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太原元谋”或“太原元从”。第二批是追随李世民参加“玄武门之变”直至把李世民送上皇位的功臣。为了区别于太原功臣,根据他们与唐太宗的密切关系,我们把后者统称为“亲信功臣”。对这些功臣,李渊父子在不同时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褒奖。下面笔者就从李渊父子武德年间(618~626年)褒奖功臣的主要措施入手,对新旧功臣集团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并简要分析分封功臣对当时政局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一唐高祖褒奖功臣我们先来考察唐高祖褒奖功臣的情况。第一次是在武德元年(618年)的八月六日,刚刚即位不久的唐高祖李渊下诏对参加或支持太原起兵的17位功臣进行褒奖,这17人包括李世民、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赵文恪、窦琮、刘政会、刘世龙、殷开山、柴绍、唐俭、武士?、张平高、许世绪、李思行和李高迁。(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35页)太原功臣多属武人,文才武略大多平平,原先在隋朝的职位也大多低下,只因投靠李渊父子参加了晋阳起兵,才成为功臣中的一员。李渊登......
清末湖南产业经济发展的双重性
作者：曾维君
关于清末湖南经济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成果较多,本文主要对湖南产业经济的双重性进行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一清末湖南产业投资结构具有浓重的殖民性由于湖南近代产业的兴起既不是在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以加工本地资源再销于本地市场的产品,而是作为原料和初级产品销售给帝国主义国家作为工业原料,最主要是作为军事工业的原料,因而湖南近代产业的投资带有殖民地原料工业产地的性质。因为靠出卖重要原料和资源来维持生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湖南近代产业的畸形发展,其表现在于湖南产业投资不是按近代企业的投资顺序,即由轻工业到重工业,而是一开始就集中在重工业,轻工业极少。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又居绝对优势,而加工工业、机器制造业微乎其微。1895~1913年湖南创业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各类企业23家,资本总额为363.2万元,其中矿业占15家,资本额为252.2万元,分别占同时期企业总数和创业资本总额的65.21%和69.64%,而轻工业只分别占企业总数和资本总额的26.1%和20.93%,公用事业只占企业总数和资本总额的8.7%和6.17%(据孙毓棠......
伊索寓言传入中国的时间应提前
作者：余迎
伊索寓言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据戈宝权先生《谈利玛窦著作中翻译介绍的伊索寓言》一文考证,最早将伊索寓言带进中国的,当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和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1571~1618)。他们分别在其著作《畸人十篇》(利玛窦著,1608年)和《七克》(庞迪我著,1614年)中介绍并翻译了伊索寓言的少数篇章,使中国人开始接触了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由此可见,利玛窦应是于明代1608年间最早把伊索寓言引进中国来的人。可是,一块发现于河南省济源县王屋山阳台宫玉皇阁后面明代石柱上的石刻,却向专家的结论提出了严重挑战。这块石刻为高浮雕形式,质地为粗砂岩石,表面涂以朱红色保护漆,长约2米多,宽约40厘米,构图并不复杂,不过是一个上鸟下兽的图案,在鸟与兽的四周饰以山石、植物等图形,仔细看去,那上面的大鸟正在往下看,它吃惊地抬起一个爪子,眼睛也吃惊地瞪圆了,而站在它下面的兽正在往上看,嘴巴张开似要接住什么,锋利的牙齿也露了出来。虽然这块石刻上并没有明确标出这就是脍炙人口的“乌鸦与狐狸”的伊索寓言,可是它明晰的寓意,除了用这则寓言命名外,还不能使人想出更贴切......
中国古乐器之演变
作者：李长明
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音乐始终与人类相伴,乐器的产生与发展始终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政治制度对乐器的演变都起到了重要的推进和制约作用。一与生产力相适应正如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一样,艺术也起源于劳动。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只能从事简单的狩猎、采摘活动,劳动之中有了简单的打击乐器———鼓(《礼记·明堂位》,“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可以说最早的乐器是用草扎的鼓槌敲击。制陶文化时期土鼓出现,鼓被固定并安有鼓足(《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原始社会的主要工具为打磨石器,随着对火的认识和利用,陶制乐器也相应出现,这一时期的主要乐器有:磬———石制的乐器,亦称为“石”和“鸣球”(《尚书·益稷》“夏击鸣球”“击石拊石”)。离磬———把几个磬编在一起,发出不同的音。钟———土陶钟,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铃———陶铃,甘肃临洮寺洼山出土。管———现称“骨哨”,江苏吴江梅堰出土。苇簦———用芦苇管编排而成的吹奏乐器(《礼记·明堂位》,“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埙———新石代时期陶埙,山西万泉县荆村出土(......
史学月刊顾问彭明教授在京逝世
作者：
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中外政治思想专业博士生导师,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史学月刊》顾问彭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6月27日上午9时30分不幸逝世,享年83岁。彭明教授,河南夏邑人,1924年12月出生。1945年12月,入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史地系学习;1947、1948年在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先后师从胡华与范文澜先生攻读研究生;1949年担任华北大学中国革命史助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83年任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200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称号;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黄埔军校史研究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曾被国内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荣誉研究员;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理论(原中外政治思想)专业博士点的开创者,是国内公认的五四运动史研究......
《史学月刊》注释格式示例
作者：
说明：本刊从2009年第1期开始，改变注释方式，采用页下注(随页脚注)。为便于作者掌握具体的注释方式，特简要拟定注释格式示例如下，更具体的注释规范将另行发布，敬请关注。一普通图书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法]A．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1893～1897)》，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页。《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胡小石：《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见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145页。二古籍类图书《论语·述而》，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页。刘知幾：《史通·书志》，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班固：《汉书·张释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07页。袁桷：《真定安敬仲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四部丛刊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