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详情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
作者：李振宏
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是3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最大亮点。在此之前几十年的中国史学界,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一个“认识就是反映”的概念式解读。有了这样一个普遍而强大的哲学认识论原理的理论预设,历史认识的问题就被扼杀在了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人们似乎根本没有必要再提出一个历史认识论的问题。所以,自从有了“认识就是反映”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就再也没有被人提起了。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无可避免地也吹拂到古老而沉闷的史学领域;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历史哲学转向的西方史学,也无例外地传导到神圣而略带陈腐的中国史学殿堂。于是人们惊讶地看到,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发展到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思想家们越来越多地把智慧和精力,从对历史本身的思考转移到对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一系列与史学研究实践中主体认识能力相关的问题,都严肃地提到了历史思想家面前。西方历史哲学话语的这一根本性转向,对历史学家的判断力、进而历史知识的可靠性,不啻是一场颠覆性的批判。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深思,......
邿国之姓考辨
作者：涂白奎
先秦时期,在今山东地,有一蕞尔小国———邿,其事迹数见于文献。然其姓失落,不见于载籍,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姓氏表》以其为无姓十三国之一。此后学者或据旧时著录的青铜器铭讨论邿国之姓而存妊、姬二说,只是都缺乏足够的依据不能定论。《文物》1998年第9期发表了《长清仙人台五号墓发掘简报》。据简报,该墓为春秋时期邿国贵族墓葬,墓主为一成年女性。在随葬物品中最具价值的是一件有铭盘,盘铭包括重文共45字,第四行第二字“它”字下脱一重文符号,如果也计算在内当为46字。对于盘铭的考释,同期载有方辉先生文。方辉先生名此盘为《邿公典盘》,无疑是准确的。不过笔者在读过《简报》和“方文”后,曾根据自己的理解,就盘铭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1]只是,凡事总有出于意外者。在笔者文章发表之前,《文物》2003年4期发表了《山东长清石都庄出土周代铜器》的简报,简报报道了1986年可能是出土于两座墓葬的8件铜器,其中有二鼎二出土于同一墓葬,二皆有铭,铭文为:“邿中媵孟妫宝其万年眉宝子子孙孙永宝用。”根据器名从作者的习惯,二可名作《邿中》。《邿中铭》明确地说:“邿中媵孟妫......
曹丕苛禁宗室政策考论
作者：宋战利
论及曹丕的苛禁宗室政策,主要源于以下记载:(1)《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陈寿评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2)《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悬)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3)《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宗室曹冏上书:“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于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
重塑皇权:洪武时期的冕制规划
作者：张志云
儒家因重视礼仪,故对冠服的象征意义非常讲究,这可谓是一种常识。《礼记》中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1](卷五八《冠义》)这是对此观念的经典表述。当儒学成为治国思想后,人们已将礼仪与服章视为华夏文明的本质所在,如孔颖达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2](卷五六)。历代王朝的冠服制度,则是儒家服饰规范思想的一种制度化体现。冠服制度中,冕服礼制乃关键之所在,帝国的合法性与皇权的神圣性皆与之相关联。冕服作为一种礼服(物件),特别符合西方人类学对物品使用及对物的文化意义的分析。例如,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认为,社会生活需要运用仪式来塑造意义,使达成社会共识,而物品的使用是仪式过程的重要方面。物品是可见的文化,“它们被安置在不同的界域与等级系统内,可以让人类智力所能企及的整个识别范围发挥作用。界域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像万......
魏源《诗古微》论《诗经》二《南》
作者：曹志敏
魏源,字默深,晚年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湖南邵阳金潭人。作为经学家,魏源在清代今文经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称其为“今文学之健者”。魏源治经,“承常州学派之余绪,著《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等,力申今文,以张公羊之说”。[1](《谱前小识》)其中《诗古微》是魏源阐发三家诗微言大义的著名今文经学著作之一,在清代《诗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凸现魏源《诗古微》的总体特色与其论说《诗经》二《南》的价值,我们把这一问题放在清代诗经学研究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一清代《诗经》学研究概况与魏源《诗古微》治诗的特色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无论是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还是金石考古、天文历算以及舆地、诗文诸学,几乎整个学术界都为考证学风所笼罩,“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代新汉学研究,在《诗经》研究方面,考据派学者说经遵循汉唐古说,注重名物训诂。道咸以后,“诗经新汉学”继续发展,今文三家诗的研究逐渐复兴,产生了大批三家诗学著作。考据派研究《诗经》,尊崇古文《毛诗》,墨守《毛传》、《毛序》、《郑笺》、《孔疏》之说,在治......
近代浙江省地方自治制度与实践
作者：丰箫
言及地方自治,有些学者往往追溯至秦汉的乡里制度。虽然汉代的乡里制度有相当的自治性[1](p62),但直至清末西学引入国内,具有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思想才露出端倪。就浙江省自治而言,学者们的研究集中于1909至1927年浙江省谘议局、省督抚和省议会的活动、省宪自治活动成败的动因、自治活动中新士绅阶层的兴起,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施的县制亦为学者所关注。①自1909年清朝政府自治之始,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自治随着其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而停止,浙江省自治已影响至县乡乃至村落。此间浙江省自治制度的演变和基层自治实践,学界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本文即从该角度着手,对浙江省地方自治作一梳理。一清末地方自治伊始与风潮郑观应、王韬等早期维新思想家,检讨中国传统地方制度的弊端,比照西方的民主政制,明确提出了地方自治的主张。浙人亦对地方自治思想的传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浙江立宪派首领、浙江咨议局议长汤寿潜曾主张采取西法,国家设立上下议院,“外省府州县事有应议者,自巨绅以至举贡生监,旨令与议”[2](p177)。19世纪90年代初,浙人陈虬主张仿照西方模式设立地方议院。[3](p2......
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民政策
作者：刘秋平
研究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民政策,以往主要是从实证的角度,这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当然,如果从其他的角度去分析,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更宽广的视野。本文试图从政府决策体系和政府过程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希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有所裨益。一武汉政府的决策体系政府的政策的制定,与政府的决策体系密切相关。因此,要考察分析武汉政府的农民政策,必须先分析武汉政府的决策系统。从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角度看,分析政府的政策产生过程,通常运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模式”。阿尔蒙德认为,政府的政策产生过程(即政府过程)一般经过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四个阶段。利益表达是把人们的愿望、要求、意见、态度转变为对政府的要求的方式,即向政治体系提出要求。在利益表达中,虽然个人可以直接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但是更多的还是通过组织(利益集团)的途径实现利益表达。利益集团分为四种类型:一是非正规的;二是非社团性的;三是机构性的;四是社团性的[1](p202)。他认为:“在欠发达的政治体系中,社团性集团的数量有限或不起作用,军事集团、公司和党派所起的突出作用就非常明......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员留学苏联述论
作者：张泽宇
在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苏联,以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名义,招收了大量国共两党的留学生。以往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共留学人员身上,①目前尚未见到专门以国民党留苏学员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著作。笔者根据新近解密的苏联档案以及国共两党留苏人员的回忆录,对国民党留苏学员的来龙去脉加以考证和研究。一国民党员留学苏联的缘起和选派国民党员留学苏联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兴起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遭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外交封锁和武装干涉,迫切希望找到可以合作的盟友。中国是苏俄的邻国,自然引起俄共(布)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不惜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攫取的土地和特权以换取中国在外交上的承认。但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北洋政府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不敢与苏俄建立外交关系。为了打开局面,苏俄在与北洋政府谈判的同时,不断与中国的地方实力派进行接触。经过数轮博弈,苏俄最终选择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作为合作伙伴。1923年3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1](p225~226)此后,大量来自苏联的人、财、物源......
20世纪30年代“读经”的主张和争论
作者：袁咏红
1930年代围绕“读经”问题发生的争论,既是民国初年和民国十四年“读经”争论的继续,但更是前两次争论的深化和发展,其中包含的意义更丰富。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对民国初年的“尊孔读经”与“孔教会”研究较多,研究者的批判态度也为人们认可;但对1930年代的“读经”问题则研究相对薄弱,①且难免囿于惯性思维,把后者与前两次“尊孔读经”活动同视。其实,对历史上某些相似甚至相同的现象,一概视为“花样翻新”、“沉渣泛起”,有可能失之简单。一读经主张和争论背景的历史考察在1935年5月1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刊载的“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中,无论是坚决反对读经的朱秉国、倪守因,还是持折中立场的任鸿隽,以及主张读经的钱基博,都曾追问或表白“主张读经的,其真正的目的”[1](p38)和“所持之理由”[1](p26、72)。这一追问不仅适用于主张者,也应适用于折中者和反对者。而且所谓目的和理由,不能仅据各方的自白,必须全面了解当时的种种历史和时代背景,进而分析各人对这些背景的认识和反应。对于193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时代背景,人们所熟知的是此时国民党正尽全力建立自己在中国的“合......
论16～17世纪中亚三个汗国与俄国的关系
作者：蓝琪
16世纪是中亚三个汗国(哈萨克、布哈拉和希瓦)与俄国国家形成时期,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论述,有利于我们了解以后中亚各国与俄国关系的发展,也有助于了解俄国最终灭亡中亚三个汗国的原因。本文在考察三个汗国和俄国国家形成初期的历史的基础上,试图对16~17世纪中亚三个汗国与俄国的关系作综合论述。一在16世纪中叶以前,中亚三个汗国与俄国的领土没有接壤。中亚西北部与俄国之间隔着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在中亚北部和东北部,西伯利亚汗国将两者分开。在这一时期,除了哥萨克人对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和希瓦西北地区的侵扰外,中亚腹地与俄国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16世纪中叶,俄国灭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此后,哈萨克汗国在西部、希瓦汗国在西北部分别与俄国东部和东南部领土接壤。1558年,沙皇伊凡四世把乌拉尔山脉地带及其以东的所有能够征服的地方作为封地赐给了原居卡马河谷的斯特罗戈诺夫家族,让他们守卫俄国的东部边界。20年以后,斯特罗戈诺夫家族成员率领一股哥萨克流寇,侵占了西伯利亚汗国的部分领土。1587年,俄国完全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至此,哈萨克汗国在北部和东北部开始与俄......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对《红利法案》的否决
作者：叶凡美
19世纪上半期,美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交通革命,并对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①在这场交通革命中,美国州与地方政府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联邦政府在交通革命中的作用却远远小于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②这并不是说联邦政府对于国家交通建设漠不关心,恰恰相反,自建国早期,交通建设就成为联邦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托马斯·杰弗逊总统执政期间,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就精心拟定了一份《关于公路和运河的报告》,力主由联邦政府统一规划和修建一个全国性交通运输体系。欧洲战事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与英国的纠纷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计划付诸东流。第二次对英战争结束后,由联邦政府主持全国交通建设一事被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的一再催促下,国会于1817年提出并通过了关于设立一项用于全国公路和运河建设的永久基金的《红利法案》(The Bonus Act)。然而,3月3日,麦迪逊总统在其卸任前一天,却出人意料地否决了《红利法案》。麦迪逊总统的这一举措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此后詹姆斯·门罗总统和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对全国交通建设问题所持的态度和......
试论格劳秀斯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关系
作者：章前明
在国际关系中,用法律方式来规范国际实践、约束国家行为的思想和做法,通常是与格劳秀斯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该传统认为,国家在构成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总是受到法律规则体系的约束,不管这些规则是来源于自然法还是成文法,所针对的对象是国家还是个人,是普遍有效还是只适用于基督教国家或欧洲国家。[1](p39)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就是在总结国际体系的政治-历史概念和国家社会的法律概念这两个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p12~13)英国学派之所以青睐格劳秀斯主义,在于它特别明显地体现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因为它与立宪政体的政治哲学有明确的联系,以及它处于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两个极端中间的特点。[3](p91)而且,格劳秀斯主义比马基雅维里主义和康德主义更贴近国际政治的一般现实,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适应国际政治现象的复杂性。近十多年来,学术界对格劳秀斯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内在联系曾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然而对它们间差异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本文拟通过对两者间关系的系统阐述,来揭示英国学派实质上是对格劳秀斯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一霍布斯主义、格劳秀斯主义和康德主义是马丁·怀特用来描述有关国际政......
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以清末至民国时期江西省寻乌县为例
作者：游海华
关于近代社会心理和观念变迁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论著、论文可谓推陈出新,相关的专题学术会议也在最近几年先后召开。①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以宏观叙述见长、或以精英阶层为认识重点、或以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为研究中心;相对而言,对于内地尤其是山区普通社会大众观念的研究,还显得不足。在近代国门大开,欧风美雨徐徐东渐、东西方市场日益接轨的大背景下,远离沿海和城市等发达地区的广大内地,尤其是山区的芸芸众生,他们对于这一席卷全球的近代化浪潮,从长时段和整体行为反①分别参见: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教育评论》1997年第1期;刘增合:《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2期;逸民:《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
铁路与近代郑州棉业的发展
作者：刘晖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的增长及贸易需求,推动了以铁路为中心的近代交通体系的建立,与之相伴,近代铁路网络的构建,亦深深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最为重要的推动力。[1]铁路沿线区域成为继沿海、沿江地区之外的重要的经济成长区,铁路交会处一批交通枢纽型商业贸易城市迅速崛起,郑州即为其典型代表。1905和1909年,京汉铁路、汴洛铁路(陇海铁路的前身)相继筑成并交会于郑州。铁路的修建推动了沿线植棉业的发展,棉花贸易的需求使郑州的交通区位优势得以彰显。郑州棉业①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成为近代工商业的重心,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原棉转运市场。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此专题的论述尚不多见,一些学者在探讨近代铁路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或是在近代河南棉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参见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67~88页;袁中金:《河南近代铁路建设与经济发展》,《史学月刊》,1993年第4期;江沛:《華北における近代交通システム......
美国独立前奴隶主人口的地区分布研究
作者：王金虎
在独立前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北美奴隶主人口的地区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总体而言,北部殖民地奴隶主人口比例和蓄奴规模较小;而在南部殖民地,奴隶主人口比例和蓄奴规模较大。奴隶主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是北美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它的存在又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既意味着南北地区社会结构差异,又对南北地区社会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尚未见有专题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撰作此文,敬祈方家教正。一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奴隶主的身份是通过拥有奴隶确立的。因此,不言而喻,哪里有奴隶存在,哪里就存在奴隶主。当然,奴隶人口数并不等于奴隶主人口数,因为奴隶主蓄奴人数存在差异,有相当多的奴隶主蓄奴人数超过1人,所以奴隶主人口数实际上远远少于奴隶人口数。不过,作为一种共生关系,奴隶主与奴隶的人数是相对应的,奴隶人口的地理分布状况还是反映了奴隶主人口的地区分布。从表1数据来看,奴隶人口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距。相对而言,南部殖民地奴隶人口数量大,占人口比例高;北部殖民地奴隶人口数量较少,占人口比例很小。表1 1680~1770年北美大陆奴隶人口数(占总人口百分比)[1](p3......
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
作者：乔治忠
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东传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域外地区,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史学文化;另外,又有在古希腊、古罗马形成和发展的古代西方史学,这是世界史学史上最有发展活力的两大史学体系。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方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制度化的官方修史活动。而中国与受中国影响的日本史学,官方史学的状况亦有显著的异同,将之予以比较,对于拓展史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一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特征的形成中国古代,具有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自创的、独一无二的官方史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特征:第一是官方制度化、组织化、历代连续进行的记史与修史活动。第二是官方史学纳入国家政治运行机制,史学与政治紧密联结一起,政治主导史学,史学辅助政治,从而形成意识形态上强烈的“政治历史观”。所谓“政治历史观”,就是政治思想多从对历史的分析中得出,并且多以历史事例来论证政治主张,形成政治见解与历史知识互动,政治判断依从历史鉴戒的观念。第三是官方逐渐形成从记史到修史的多环节纂修项目,这些史籍构成分层次、相搭配的成套体系。例如清代就形成由起居注、功臣传、方略、实录、纪传体国史、一统......
集清儒郑学之成 凿《三礼》郑注之户——读杨天宇著《郑玄三礼注研究》
作者：王彦辉
二十载潜心郑学,历时五年穷究郑注,杨天宇先生皓首磨一剑,《郑玄三礼注研究》终于付梓面世,正可谓文史学界一大幸事。作为后学,余虽在教学中为了做到“直通、旁通、会通”,涉猎过一些礼学方面的著作,也为了在习作中添些寻根溯源的彩头,曾有选择地读过“三礼”原典,但从未探究更没有涉足过礼学研究领域。尽管如此,当我拜读了杨先生洋洋五十万言的大作后,竟也萌生了忝列礼学研究队伍的冲动,更有把自己的一点感想付诸文字的迫切。一礼书难读,尤其《仪礼》最为难读,清代硕儒阮元都有此感慨,何况20世纪60后从未接触更侈谈受过小学训练的后学?正如杨先生所云,欲读懂“三礼”,不能不先读懂郑注。然读懂郑注又谈何容易?若非具备基本的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功底,读起来除了生涩难懂、令人一头雾水恨恨地放弃之外,也可能偶尔望文生义,正窃喜有所发见时,但旋即便黯然无语。常常是,我们为郑注中无处不在的术语“读为”、“读曰”、“读如”、“读若”、“当为”等搅得头昏脑胀,无所适从。要言之,读“三礼”难,难在文字训诂,难在名物制度,难在不清楚郑注术语的运用是否有规律可循。此三者,文字训诂是读懂郑注的前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武威贾氏
作者：李俊恒
武威贾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凉州名门望族之一。探析解剖这一望族三百多年中的兴衰概况与发展特点,对我们深入了解和把握士族家族文化演变的规律应是很有意义的。一根据《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以下简称《新表》)所载,贾氏得姓有两个来源:一是周康王封唐叔虞少子于贾,称贾伯。公元前678年,晋灭贾国,贾伯后裔以国名为姓氏。二是晋文公时重臣狐偃之子射姑为太师,晋襄公以贾地为其封邑,称贾季。后来贾季为避祸逃亡至翟(山西阳城西),其子孙定居于此,亦以贾为氏。从公元前678年贾国灭亡,贾伯后裔逃至今河南、山东等地,到秦末汉初,有贾回者,生子贾谊(见千唐志斋藏《唐故朝议郎河南府户曹参军柱国长乐贾(洮)府君墓志铭》),《汉书》本传记载其为“洛阳人”。《新表》载贾谊后裔的一支从东汉后期的贾龚开始,迁居武威姑臧(吴松庚在《船山学刊》2004年第3期发表《贾谊谱系考略》一文,认为迁居姑臧者为贾龚之祖贾秀玉。此论有误不可从,当以《新表》为是),其子贾诩官居曹魏三公,子孙世为显宦。在重门第、讲郡望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武威贾氏成为比较著名的大姓,即所谓“河南贾氏,世居姑臧”。由于战乱和仕......
清初土地开垦政策的双重目标
作者：景东升
清代的土地开垦主要与政府倡导有关,清初顺康雍乾四朝是其关键期。彭雨新先生在《清代土地开垦史》一书中以较多篇幅具体研究了土地开垦政策的颁布、实施及其影响,但对清初土地开垦政策的双重目标及其对垦荒实践的影响的分析尚显不足,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清初土地开垦政策的双重考虑1644年,亦即顺治元年,大清王朝入主中原,王公贵族浩浩荡荡开进京城,从奉天到北京,所经之地“土旷人稀,生计凋敝”(徐世昌著,李澍田点校:《东三省政略(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4年版,第897页),给入关的满族贵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是严酷的社会现实,顺治初年各地的奏报可为明证。这里仅以陕西和四川为例,前者为明末农民起义的发源地,后者系遭受兵祸最久的地区。据西安商雒道所属山阳县申报,“百姓十不存一,钱粮催提如旧,下吏难支”;(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白河知县刘毓实的申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于县治地方逐处步行,但见白骨遍地,草木迷天,百十里无熟地一席,鹿豕成群,行一日无居民一家。”(彭雨新:《清代土地......
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
作者：张殿兴
与抗战时期日本在华扶植的其他汉奸傀儡组织相比,汪伪政权不仅在组织上更完备,而且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以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为外衣的不折不扣卖国的汪记“大亚洲主义”。汪精卫自诩为孙中山先生思想、理论、事业的信徒和继承者。抗战时期,他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公开投入日本的怀抱。他打着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旗号,混淆视听,欺骗民众,为自己的投敌行为进行辩解。一汪精卫投敌后,为了替叛国投敌行为寻找理论根据,便将近卫“三原则”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扯在一起。汪宣称:近卫三原则正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质而言之,目前中日和平运动的基本原则和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吻合的”。“本着三民主义去做,中国固然得到自由平等,同时也有力量与日本分担安定东亚,建设东亚的责任。所以就中国来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就东亚来说,三民主义也就是大亚洲主义”。(《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伪中央电讯社编1944年出版,第71~72页)在汪精卫看来,孙中山一直将中国视为一个次殖民地,并为改变中国的次殖民地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事实。然而,在如何能够把中国从次殖民地......
论史胆
作者：龚静
关于史家素养,传统的说法是才、学、识,后来加上史德。也有提出史胆的,较早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文心雕龙》第十六章《史传》,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但史胆之说一向不大被重视,或者说在古代社会,史学被当作御用学科,史家落笔,并无自由,唯官员意旨马首是瞻。空讲史胆,缘木求鱼,有害无益。所以史家对史胆这个话题,噤若寒蝉。个中原因,刘知几在《史通》的最后一节《直书》里就说透了:“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史通》,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60~161页)难是难,说还是要说。因为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正义性,不仅来自才学知识和史德,更多的时候要仰仗史家的胆略,看当事人落笔时敢不敢说出事实真相,看研究者敢不敢寻找历史真相,也就是看史家在记载时和研究时,敢不敢守护历史的尊严,直述历史,不用曲笔,不加隐讳。“书法不隐”,是《左传》就......
《史学月刊》注释格式示例
作者：
说明：本刊从2009年第1期开始，改变注释方式，采用页下注(随页脚注)。为便于作者掌握具体的注释方式，特简要拟定注释格式示例如下，更具体的注释规范将另行发布，敬请关注。一普通图书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法]A．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1893～1897)》，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页。《中共中央最近政冶状况报告》(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胡小石：《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见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145页。二古籍类图书《论语·述而》，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页。刘知幾：《史通·书志》，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班固：《汉书·张释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07页。袁桷：《真定安敬仲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四部丛刊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