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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美国早期史
作者：李剑鸣
2006年秋天,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美国早期史知名学者阿伦·库利科夫,着手筹备在中国召开一次美国早期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与我商量邀请中国学者的事,希望我提供一个名单。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中国从事早期史研究的人相当少,如果要吸收一定数量的中国学者参加会议,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延展早期史的时间下限,二是对研究生敞开大门。当会议正式召开时,中方与会者多达40余人,其主力确实是研究生,此外还包括不少研究19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学者,而真正专攻早期史的学者则为数寥寥。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国内研究美国早期史的人如此之少,也未仔细思考过早期史在中国的美国史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很小的学科,专门研究早期史的人屈指可数,本来没有什么可怪异的。但问题是,我们从未认真对待美国早期史的概念和学科定位。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经常谈到美国早期史这个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牵涉到一系列对整个美国史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问题:什么是美国早期史?它的时段如何界定?它的主要内涵是什么?这种内涵是否发生过重要的变化?美国和国际史学界在早期史研究中的发展轨迹是什......
中国学者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即将做出的贡献
作者：阿伦.库利科夫;孙洁琼
对中国学者来说,现在真是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好时候!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早期史的兴趣正在增长。2007年5月下旬,在天津召开了“全球视野下的美国早期史(1600~1877)研究”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正是基于这种正在增长的兴趣,并促进了与会者之间跨文化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在会议结束后仍在继续。与会的国际学者向中方与会者介绍了西方常见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和主题。中国学者留给与会的国际学者的深刻印象,不仅仅是他们的学术热情,而且还有他们致力于分析一些重要的政治史和经济史问题(如国家行为的作用)的努力。这些问题对于理解早期美国具有重要意义,但近年来大多为美国史学界所忽视。在这次会议上,有40多名中国学者和高年级研究生同20名国际学者一道,报告了自己的论文。在中国与会者报告的论文中,有几篇涉及殖民地时期,关于革命时期的论文略多,而他们的主要兴趣则集中在19世纪初期至中期这一时段。国际学者的论文覆盖了整个早期,而更注重革命时期。史学成果的产生,通常是出自学科内在需要的驱动(建立在对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或对其观点提出挑战),同时还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长期以来......
美国早期史在中国:现实中的往昔
作者：迈克尔.朱克曼;周学军
今年春天,两位来自美国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天津市发起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有些出人意表:美国早期史。让他们颇为惊诧的是,到会的中国学者竟多达40余名。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很多人非常年轻,绝大部分人满怀热忱。如果说他们的出席和激情是一种征象,表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动力,那么这股新的动力将会采取什么走向,则远非那么清晰;或者说,它为什么会形成,这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研究美国殖民地时期的主要权威李剑鸣,谈到了对会议想要推动的学术研究构成制约的一些因素。中国的历史学家和任何地方的历史学家一样,也是现实主义者(pr-esentists)。他们研究的问题和视角,来自那些他们为之写作和授课的人们当前所关心的东西。其结果是,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历史一直缺乏真正的兴趣,因为从二战起美国才开始主导世界舞台。早期美国对中国的意义实在微不足道,简直与他们毫不相干[李剑鸣:《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回顾与前瞻》(Li Jianming,“Early AmericanHistory and Chinese Historians:Retro......
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以中国的美国革命史叙述为例
作者：盛嘉
由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存在着一种厚今薄古的倾向,中国的美国革命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在中国,关于美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文章数量十分有限,专著更是寥寥无几。即便是在这些有限的叙述中,还存在着不少令人遗憾的问题。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学术上的反思和讨论,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当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本文试图以对这个领域中所存在的几个具体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以期引起学界同人的讨论和批评。一突破简单狭窄的格局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美国革命史叙述一直被置于简单狭窄的格局中。美国革命仅仅被视为一场北美殖民地人民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进行的一场独立战争。用一场战争的格局去理解18世纪世界近代史上深刻改变北美人民命运并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美国革命,这严重制约了中国学者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认识美国革命历史的复杂性、特殊性和完整性。18世纪的美国革命远远超出一场独立战争的范围,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社会和思想文化革命。无论在原创性上,还是在它所取得的成就上,美国革命都是一场极为特殊的革命。这场革命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
关于培根“起义”的提法问题
作者：齐文颖
1676年,英属北美弗吉尼亚殖民地爆发的培根事件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一件大事,也是英国斯图亚特复辟王朝的一件大事。在美国出版的早期史著作中,上至大中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下至历史辞典、历史百科全书等工具书,都有详略不等的介绍,至于专门著作、专题论文更是与时俱进,不仅数量多且具时代色彩,从17世纪70年代直到今天可以说从未中止过。然而,对培根事件的提法,在中美史学家的著作(含翻译著作)中却截然不同。一般说来,美国的史学家们自始至终的提法都是培根“叛乱”;在我国,解放后的出版物除个别著作外都是用培根“起义”的提法。究竟哪种提法更贴近北美殖民地历史的实际?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首先谈培根“叛乱”一词的由来。培根“叛乱”(Bacon’s rebellion)一词首见于弗吉尼亚总督伯克莱于1676年5月10日颁布的《声明》中。《声明》称,培根未经总督同意而率众讨伐印第安人的行为为“培根叛乱”,并撤销他的弗吉尼亚大会委员一职。从此,“培根叛乱”的提法便与他反对伯克莱,特别是反对伯克莱制定的“保护”印第安人的政策连在一起。伯克莱的全称是威廉·伯克莱(WilliamBerke......
美国早期史上的奴隶主研究
作者：王金虎
在美国历史上,奴隶主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权势集团。它历经美国早期和内战前时期美国的社会变革,同时在许多方面对美国的早期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在美国独立之前,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都允许对黑人的奴役,各殖民地也都有奴隶主的存在。凭借着他们的经济财富和社会关系优势,奴隶主成为殖民地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反英独立斗争和创建美国共和政体的过程中,奴隶主政治精英人物发挥了领导作用。美国建国后,北部诸州先后废除了奴隶制,成为自由州。南部诸州则继续坚持奴隶制。这样美国奴隶主变成了一个南部的地区性社会群体。尽管如此,在内战前的半个多世纪里,南部奴隶主集团对美国国家发展的影响力仍是无可匹敌的。内战前美国的总统绝大多数是来自南部的奴隶主,来自南部的联邦议员中绝大多数也是奴隶主。南部各州的各级政府职位更是被奴隶主所把持。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下,奴隶主的利益和追求,就成了制约美国国家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奴隶主集团的兴衰历程就是美国早期史的一个显著侧面,如果在早期史研究中置奴隶主集团于不顾,就无法对美国早期史的内容做出较为均衡和准确的阐释。在美国史学史上,学者们长期一直注重对奴......
分等分类视角中的汉、唐冠服体制变迁
作者：阎步克
一“冠服体制”概念及其分等分类现代社会中穿戴何种服饰,主要取决于个人偏好和消费能力;而传统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服饰的等级性。如格罗塞所云:“在较高的文明阶段里,身体装饰已经没有它那原始的意义,但另外尽了一个范围较广也较重要的职务,那就是担任区分各种不同的地位和阶级。”[1](p81)傅克斯把性别和等级视为服饰史的两大主题:“每个时代的服装总是重新决定并试图解决两性问题以及阶级隔离问题。君主专制主义也必定要考虑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新路子。”[2](p113)这说法有些片面,服饰的主题还可能包括职业、民族、地域等等差异。但无论如何,传统王朝的冠服是最耀眼的身份标志,你拥有什么身份、处于什么地位、承担什么职事、属于什么人群,通过服饰而一望即知,且不准僭越。传统中国的绝大多数王朝,都实行等级服饰制度。冠服是组织文化的一部分,用以标示其各色官贵的等级和类别。官阶的功能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归结为二:一为官职分等分类,二为官员分等分类①。研究官阶,就是研究如何为官职、官员来分等分类。而冠服等级制是配合官阶品位的,官阶品位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冠服体制的变化。当然,二者并不是简单的一......
老吾之老:明代官吏养亲问题探论
作者：赵克生
宦游于外,如何赡养家中的父母?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官吏们常常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以“忠孝”为教。为官任职,乃尽臣子之忠;赡养父母,是谓人子之孝。而这两者之间,有时难以兼顾。本文在回顾相关历史的基础上,立足明代,看看明代是怎样解决官吏“为官”与“养亲”之间的两全问题。①一移亲就养忠孝不能兼顾,事君与事亲不得统一,直接原因在于“去乡为官”。自汉代以后,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逐渐形成,明朝继承并严格执行了历史上的地域回避制度。“国家用人,不得官于本省。盖为族闾所在,难于行法,身家相关,易于为奸,故必隔省而后可焉。”[1](卷九《议处卑官以顺人情疏》)除医官、阴阳官、学官等,一律实行“隔省为官”。隔省为官,任职多在千万里之外,此举造成孝子与父母在空间上的分离,彼此相隔,音讯久违,侍奉无着,孝道不申。这不仅有违于至性亲情,还使“以孝致忠”的政治目标落空。那么解决官吏与父母两地分居的一个办法便是移亲就养,即任官外地,父母随之前往。父母因此可以分享儿子的俸廪(是谓禄养),得到悉心的照顾(膝下侍奉是谓色养)。受历史上移亲就养制度的影响,洪武初就有......
清代江浙地区栖流所的运营实态及其近代发展
作者：黄鸿山
流民问题是中国历代都要面临和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所谓流民,泛指因各种原因流落外地、生活没有着落的人。他们是最容易爆发动乱的社会群体之一,如果流民众多而又得不到基本的生存保障,势必形成“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的局面,给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所以,中国历代政权和民间有识之士均对流民问题予以高度关注,提出过各种解决方案,并建立了各种收容、救助流民的专门机构。清代的栖流所便是其中之一。学界对于栖流所并不陌生,在灾荒史和流民史论著中,作为应对措施的栖流所常常被提起。在慈善事业史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已注意到栖流所的存在。梁其姿在讨论清代中后期施棺代葬类慈善组织时,曾附带论及栖流所的情况;日本学者高桥孝助曾有专文探讨晚清上海设立的沪北栖流公所。①不过由于关注重心的不同,灾荒史和流民史的相关论著对栖流所往往一带而过,不做详论;梁其姿侧重于考察施棺代葬类慈善组织,对栖流所的设立过程、运营办法亦未深究;高桥孝助探讨的沪北栖流公所出现于晚清,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它与之前的栖流所存在较大差异,并不能代表清代栖流所的一般情况。简言之,我们对清代栖流所的了解其实还非常......
封建买办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质新议
作者：张华腾
1912~1915年间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者说在中华民国早期历史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备受人们的关注。但人们关注的中心,多在袁世凯如何专制集权以及走向帝制的过程。对于这个政权的性质,除了极个别的文章略有看法外,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自己,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这个政权是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的封建政权、买办政权。①本文则认为这个政权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一我们之所以说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首先从政权的组成形式,即政体上说是资产阶级的。1912~1915年间的北京政府,明显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临时约法》时期和新约法时期,两个时期北京政府的政体均是资产阶级的。(一)《临时约法》时期的北京政府(1912年3月~1914年4月)1912年3月~1914年4月的2年间,即《临时约法》时期的北京政府,是由内阁制向总统独裁制转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为其间北京政府是按《临时约法》的精神组织起来和进行运作的,虽然袁世凯的行政权力在不断扩大,但中央政府的运作,前期的临时参议院和后来的......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
作者：王先明
20世纪之初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内容广泛而纷繁。本文仅仅着眼于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以此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和解析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②并试图揭示在“保甲—自治—保甲”的诡论式表象趋势中,串结着的深层历史主题。20世纪30年代的保甲问题作过探讨,但或者限于条例规则的一般性描述,或者拘泥于制度本身的历史流变,而疏于探讨现代政制下保甲的实施状况及其二者的关联性。近人论著如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1998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或侧重于近代乡村经济、社会的横向研究,或偏好于政治制度的纵向演进,于保甲制度的现代运作探讨不多。张济顺曾就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保甲作过深入研究(见张文《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但研究视角限于沦陷区“战时的非常措施”和都市资源在保甲制中的作用,而且其对上海保甲属性(徘徊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认识也与30年代的乡村保甲特性不同。朱德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作者：曾景忠
以军事统帅权独立为特征的日本军事政治体制,常常引发因军部势力侵犯外交权而形成的日本“双重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景观,在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过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当事变将起之际,日本驻沈阳领事对关东军武力袭击进行劝阻时,关东军参谋即以外交人员“干犯统帅权”相诘[1](p555)。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币原“协调外交”面临着全面的挑战。战后,随着有关档案文献资料的开放,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包括日本“双重外交”的研究得以深入。但是,有关日本军部与内阁关系的解说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一般认为,日本的著作多强调军部与内阁之间的对立,中国学者的著作则侧重于揭示其二者侵华本质的一致性。但实际情况亦不尽然。以往,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或许主要因为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有别,对于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军部与内阁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于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内阁与军部的“双重外交”的分析,就所见到者而言,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少壮派军人把持军部,坚持以武力侵吞满蒙的方针,而内阁对此局面无力控制。如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彦认为,九一八事变过程中,“内阁方面和......
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谈判、签订问题研究
作者：宋月红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实现和祖国大陆统一的完成,为西藏社会的历史性变革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正由于此,《十七条协议》及其相关历史问题一直是当代西藏地方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而且,自达赖集团流亡国外以来,国内外围绕《十七条协议》谈判代表的资格、谈判的内容和过程等问题,尤其是《十七条协议》的合法性问题,向来是研究的热点内容,也成为“藏独”与反“藏独”斗争的焦点之一。国内关于《十七条协议》的研究,最初主要表现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的著述,以及协议执行情况的评估①,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研究和当代藏学的兴起与发展,关于《十七条协议》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受到西藏史研究、民族法学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等领域的重视,在协议谈判的历史条件、签订的历史必然性、协议的历史作用和协议贯彻进程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①此类代表性的著述如:吉红:《原西藏地方政府执行了十七条协议吗?》,《人民日报》1959年4月23日;辛凡:《是谁破坏了“十七......
纪念夏道平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作者：何卓恩
为纪念著名鄂籍台湾经济思想家、翻译家夏道平先生的百年诞辰,2007年10月12~13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湖北经济学院联合主办了以“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和谐”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朱英教授主持,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先生先后到会讲话,两校校长马敏教授、许建国教授分别致辞,发表学术报告的有来自北京、台北、新竹、上海、广州、天津、河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各地的40多位学者。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有的立足于对夏道平人格和思想面貌的阐发;有的着力于研究夏道平“自由经济”之路的心路历程;有的通过纵横比较力图宏观把握夏道平思想的特质,以寻求夏道平思想的历史定位;还有一些论文结合夏道平思想和两岸现实探讨了政治文明建设的思路问题,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政治与经济、经济与文化、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企业性质的思考和企业家精神塑造问题,两岸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政企关系的合理化问题等。不少文章具有较大的启发性和开拓性,有益于夏道平思想研究的深入,也有益于祖国大陆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和谐理论的落实。纪念夏道平诞辰1......
论欧洲认同和欧洲一体化中的认同问题
作者：黄正柏
“认同”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自古就有“我们是谁”的思考,但在当代引起兴趣,又与时代背景有关,缘于强大的全球化潮流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冲击。美国学者亨廷顿写了一本《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的书,提出美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该书中译本将“identity”译作“特性/身份”)受到了挑战。事实上,不仅仅是美国,几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这个挑战,认同危机成了全球性的现象。[1](p11~12)在欧洲,“欧洲认同”也早已引起关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名为《欧洲人:我们是谁?》的著作出版,此后这类讨论持续不断。[2](p193)对“认同”问题的讨论,存在不同的出发点和视角。亨廷顿的讨论是出于对美国民族特性和认同的担心。本文有所不同,是要讨论历史上是否存在“欧洲认同”,以及在欧洲一体化中的“欧洲认同”问题,以便从一个侧面管窥“欧洲认同”并了解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一关于“认同”(英文),塞缪尔·亨廷顿说,这个词“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意义含糊”,“莫测高深”。他考察各家看法,认为在一个中心主题上是彼此吻合的,即“identity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
近十年来《共产党宣言》研究述评
作者：李军林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经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深深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历史的进程。因此,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下面笔者就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评论,并尝试着提出尚需继续探索的新方向。一关于《共产党宣言》出版和传播的研究1.关于《共产党宣言》出版时间的考证高放教授通过长期的跟踪考证,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论述了《共产党宣言》出版的精确日期。他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说法谈起,认为只凭他们本人的著述,无法解决《宣言》的确切出版日期问题,只有通过知情人的记叙和有关证实资料,才能弄清真相;接着,他列举了大量知情人的相关论述,指出:《宣言》是2月24日印刷装订完毕,正式出版,25日开始面世售出。依此确定2月24日为《宣言》出版日;最后,高放教授对《宣言》出版时间的另外几种说法(如刘师培的2月下旬说、朱执信的2月10日说、苏联的2月27日说,等等),进行了驳斥。[1]((p31~34)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麦泽尔从印刷史的角度,考证了《宣言》的出版时间。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冷战史研究的互联网资料利用问题
作者：汪婧
冷战史研究现已成为世界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也是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许多国家对冷战时期档案文件不断解密,研究者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日益丰富。除了使用传统的纸质文献外,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和利用冷战史方面的各类中英文网站和电子数据库。这些中英文网站、电子数据库的创建为学者的查阅和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如何搜集和有效利用这些丰富的网络资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冷战史互联网资料比较零散而且庞杂,需费时费力搜集整理,这方面介绍性文章比较少。①为了更好地利用冷战史研究互联网上的资料,笔者不惴浅陋,通过自身上网实践,总结和介绍一些研究冷战史通常所需的资料和档案文件网站以及网络数据库,并提出有效利用互联网资料的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一冷战史研究网站资源一般地,我们可以利用谷歌(Google)和雅虎(Yahoo)这两个广为使用的搜索引擎,输入“冷战”或“Cold War”一词,搜索出大量有关冷战史研究相关的中英文网站链接。笔者将冷战史研究经常使用到的网站列举如下。(一)综合类网站1.冷战中国网http://www.coldwarchi-na.com/这是国内唯一......
“秦、楚二国各有一个昌平君”说
作者：高敏
关于昌平君的事迹,仅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他先秦及秦汉史籍均无论述。就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昌平君的记载来说,前后仅有4条,现依次摘引如下,以便考察: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由于长信侯作乱,秦“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昌平君的记述如此简略,使我们对其人其事无从知其原委。更重要的还在于上述4条关于昌平君的记述,包含了一系列疑问或不明之处。质言之,至少有如下的疑窦待解:第一,第一条记述中的“相国”是否指昌平君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只有通过分析来加以解决。如果文中的“相国”是指吕不韦,则与当时的情况不符。因为其人及其行事,都与吕不韦有密切关系,因而叛乱后,秦王政是决不会令相国吕不韦去讨伐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秦王......
宋代饮食业中的陪酒女郎
作者：董杰;曹金发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饮食娱乐业发展迅速,两都各酒店中的陪酒女郎数量众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产生原因复杂,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宋代,从官府军营、仕宦之家到市井之地,蓄妓之风盛行,很多官僚士大夫及文人骚客并不以携妓宴饮为丑,反而以之为一种时尚。这些妓女的主要职责是以歌舞侑觞,故称之为歌妓,她们构成了市井陪酒女郎的主体。她们大都经过专门的歌舞培训,具有一定的诗词、歌舞技艺,在一般情况下,她们陪酒时只献艺不献身。她们的实际工作并不是单纯陪酒,同时还有卖酒、歌舞助兴,或者为新的产品或店铺作宣传,陪酒地点和客人不太固定,经常在酒楼之间更换。当时,东京和临安的繁华冠领全国,陪酒女子的数量相当可观,遍布各大酒楼。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二载:“街南遇仙正店……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先至十字街,曰鹩儿市,向东曰东鸡儿巷,向西曰西鸡儿巷,皆妓馆所居。近北街曰......
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史实考略
作者：贾永梅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青年会”(Y.M.C.A),1844年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1821~1905)创建于伦敦,其最初宗旨是改善青年店员的精神生活。1851年,一些美国年轻人来到伦敦参加世界博览会,他们深为青年会的活动所感动,回国后随即创建了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并迅速在青年群体中流行开来。1855年,欧美各国青年会举行第一次国际会议,组成了“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9世纪后期,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陆续在天津、上海等地建立组织,成为对中国城市青年影响颇大的一支宗教力量。然而,很多中文论著在提及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早期史实时均各执己见。笔者将查找到的各种关于青年会传入中国的论说版本列出,并结合自己收集到的材料作一初步的梳理和考订。一关于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各种版本国内一些工具书和资料汇编在述及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若干史实时,相互矛盾之处甚多,如罗冠宗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片段》(见《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9》)中记曰:中国最早的青年会是1855......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劳动立法运动
作者：李刚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发动、组织、领导全国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追求劳动者的经济改良,并于1922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在当时影响甚大的劳动立法运动。对于这一事件,目前仅有刘明达和史兵等学者在研究工人运动史的过程中有所论述,尚未见有专题性研究。在此,笔者不揣浅薄,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一劳动立法运动开展的背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主观环境和政治状况,为其领导和发动劳动立法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成熟,为中共开展劳动立法运动提供了阶级力量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大战,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短暂迅速发展的黄金期。随之,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空前壮大。到1919年前后,据粗略地统计和估算,中国约有产业工人达261.5万人(邓中夏:《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始终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过着极端贫困而且毫无民主权利和法律保障的生活,他们自发......
